宗教研究的心理学视角：历史、理论与方法

陈彪

摘要：宗教心理学在西方已有100多年的历史，在中国还是个“新学科”。本文从宗教心理学的定义、历史、代表人物、重要理论及研究方法几方面，简要勾勒出西方对宗教现象进行心理学研究的概貌，希望以此启示中国宗教心理学研究的起步和发展。

关键词：宗教 心理学 宗教心理学 历史

宗教心理学是个新兴的交叉学科，在西方至今已有100多年的历史，而在中国，其研究才刚刚起步，可以说几近空白。但宗教心理学作为一个专门的学术领域在正式独立前，有着悠久的前史。宗教是极其复杂的人类现象，个性各异的心理学大师为宗教研究提供了独特的分析视角，立场不同的研究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传统。虽然方法论问题引起人们对宗教心理学学科独立性的怀疑，但谁也不能否认这个学科对个人灵性深度挖掘的丰富成果及光辉前景。宗教心理学一直在试图回答：潜伏在每个人心之深处的灵性究竟是什么？

一 宗教心理学定义问题

一个学科的定义，是学科研究和规范的首要问题。定义往往是为了限定或廓清学科的内容和边界。宗教心理学作为宗教学的分支，是宗教学与心理学之间相互交叉的边缘学科。按宗教心理学家伍尔夫（David M. Wulff）的定义，“宗教心理学”（psychology of religion）是“把心理学的理论和方法系统地运用到对宗教传统的内容，以及运用到对相关的个人的经验、态度和行为的研究中”的一门学科。按这个定义，宗教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是宗教现象，研究方法是心理学的方法，研究工具是心理学的理论，研究的出发点和特点是信仰者个人。之所以强调这些，是因为还有一种所谓的“宗教的心理学”（religious psychology）是与之不同的。这种“宗教的心理学”与宗教心理学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它是站在宗教信仰的立场上，来研究个体的宗教，往往是为某一种宗教信仰作辩护，比如西方社会中的教牧心理学。这也就是说，“宗教的心理学”是指不加批评地附属于一种特别的宗教世界观的心理学，它不同程度地隐含在历史上的宗教传统中。而宗教心理学则站在所有的宗教传统的立场之外。这也就是说，相对于任何宗教信仰的传统和立场而言，宗教心理学应该是中立和客观的，中立与客观至少是宗教心理学追求的目标。

笔者比较同意以上伍尔夫对宗教心理学下的定义。但定义问题在学术界往往不会只有一种观点，它往往会因为学者的出发点不同或研究的内容有异，而形成不同的看法或表述。例如，英国伦敦大学心理学教授罗文莎尔（Kate M. Loewenthal）就认为，既然心理学是有关人的行为、思想和感情的研究，那么宗教心理学可以简单定义为“有关宗教的行为、思想和感情的研究”。不过，这个定义似乎太过宽泛，即使作为“宗教学”的定义，好像也没什么不合适。

二 宗教心理学发展简史

宗教心理学作为一门交叉学科，包含了丰富的内容。它的发展直接受到了心理学和宗教学发展进程的影响，并形成了宗教心理学早期研究的三大传统。这三个传统是按地域和研究的语言环境来分的，它们分别是英美传统、德语传统和法语传统。它们以各自不同的关注焦点和研究方法对宗教现象进行探讨，从而极大地拓展了宗教心理学的研究范围。在此后以时间为序的纵向发展中，仍然可以发现这三大传统的痕迹。

美国心理学家惯于把威廉·詹姆斯和斯坦利·霍尔（S. Hall）看做是宗教心理学的奠基人物，认为是他们的心理学专业训练以及对宗教的兴趣，再加上个人的宗教背景，使得他们最初对宗教的两个方面尤感兴趣：宗教经验及宗教成长，因而促成了宗教心理学的起源。如宗教心理学家伍尔夫就认为，宗教心理学的起源可以从1882年霍尔发表关于道德和宗教教育的演讲算起，也就是说，可以把1882年看成是这门学科的创立时间。当然也有学者有不同的看法，例如我国著名宗教学家吕大吉先生，他认为宗教心理学的创立应该从冯特发表《民族心理学》（1900～1920）算起，因此冯特便是“宗教心理学之父”。

虽然究竟哪一年定为宗教心理学独立之年，学者们可以争论，但无可争议的是，宗教心理学成形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从创立到今天已有100多年。一个多世纪以来，随着世界形势和学术兴趣的变迁，宗教心理学也经历了上升、衰落、复苏这样一个过程。也就是说，宗教心理学的发展可以大致分为三个阶段：1880～1930年，为上升期；1930年至20世纪60年代，受到战争及其他因素的影响，迅速衰落而陷于停滞；20世纪60年代以后，开始复苏并进入新的创新期。下面就以此为线索，简述这三个阶段的进程。

在宗教心理学发展史上，1880～1930年是最重要的时期。因为，这一时期的研究奠定了整个学科的基础，宗教心理学最有创建的思想大家以及他们的作品几乎都出现在这一时期。伍尔夫认为，以斯坦利·霍尔和克拉克学派为起点的这一时期，是宗教心理学创立后发展的上升期。这时的“宗教心理学”（psychology of religion）主张在一种方法（心理学）和某种系列的文化现象（宗教）之间有一种特殊的关系：宗教心理学就是对宗教理念和实践的心理意义、心理来源及心理模式进行研究和分析。这一思想在弗洛伊德和荣格的深层心理学中，在威廉·詹姆斯对宗教经验的描述性研究和实证性评述中，在威廉·冯特对民族心理学的尝试性研究中，以及在其他欧洲和北美的相关学者，如霍尔、威廉· E．霍金（William E. Hocking）、詹姆斯·柳巴、皮埃尔·雅内（Pierre Janet）、西奥多·弗卢努瓦（Theodore Flournoy）、弗雷德里克·迈耶斯（Frederick Meyers）、布克（R. M. Bucke）、詹姆斯·普拉特（James Pratt）等人对宗教的研究中都表现出来。而研究的主题涉及祈祷、皈依、超感觉、神秘主义经验以及对宗教的比较研究、宗教与社会的关系等相关的广泛领域。

宗教心理学发展的第二阶段是在20世纪30年代后，学科研究急剧衰落，直至20世纪60年代。论其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自由福音派神学失势；二是辩证神学敌视对宗教进行心理学研究，特别是在德国一直有这种倾向；三是世界大战及其带来的经济危机的影响；四是心理学内部行为主义的兴起，等等。衰落突出地表现在，受到战争的影响，大学里宗教学的研究受到忽视，没有多少教师和学生对宗教心理学感兴趣，没有经费的支持，也不可能设立与此相关的教席，学科的研究陷入停滞。分别创刊于美国和德国的《美国宗教的心理学和教育学刊》（The American Journal of Religious Psychology and Education）、《宗教心理学研究资料》（Zeitschrift fur Religionspsychologie, 1907-1913）相继停刊，发表作品的平台缺乏。一直到20世纪60年代，随着人们对宗教重新重视，且行为主义心理学也渐渐失势，宗教心理学才开始复苏。

宗教心理学开始复苏的标志，被认为是美国著名的人格主义心理学家奥尔波特（Gordon Willard Allport, 1897-1967）的研究及其发表的作品。奥尔波特对宗教与人格的关系做了集中而深入的研究，并在1950年发表了一部重要的作品，即《个体及其宗教》（The Individual and His Religion）。奥尔波特认为，旧有的心理学理论未能从心理学的角度注意到健康的宗教信仰（宗教性）的地位，因而对之大加批判。不仅如此，奥尔波特还在内在的（或成熟的）宗教与外在的（或幼稚的）宗教之间作了重要的区分。在奥尔波特作品的带动下，美国及德国的学者们又重新开始关注宗教心理学的研究。大量的心理学家开始研究宗教问题，也有大量的牧师以及神学家开始重视心理学学科的进展以及它们对信仰问题的帮助和解释。宗教心理学的研究开始复兴，学者们不仅关注西方的宗教心理以及研究成果，而且不少人开始关注东方的宗教心理，如佛教、印度教等蕴含的丰富的心理学智慧。如美国心理学会的第36分部就以宗教作为他们最主要的研究主题之一，后来还专门创办了《国际宗教心理学》杂志（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for the Psychology of Religion）。宗教及信仰问题开始受到美国学院派心理学家的重视，例如，马斯洛、奥尔波特、罗洛·梅等。他们的研究和理论，深深影响了整个心理学界对宗教的重新关注和看法。尽管对什么样的具体方法才是适合宗教心理学的研究存在争论和分歧，但“宗教与人格的关系”“宗教与心理健康的关系”这样两个由奥尔波特提出的研究主题，仍是当今美国宗教心理学界研究的热点。

宗教心理学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后的复苏和发展得益于心理学理论本身的发展，特别是一个世纪以来积累的丰富的元心理学发展成果被这个领域整合并运用。这包括：实验和实证研究的进展，20世纪中期自我心理学家（ego-psychologists）、对象关系理论家（object-relations theorists）、现象学、实存主义（existentialism）以及人本主义心理学的倡导者们的研究成果，以及更近的超个人心理学（transpersonal psychology）、社会生物学和神经认知（neurocognition）的进展。同时，这个领域通过与其他学科的结合，本身也变得更边缘学科化。它吸纳了其他社会科学如社会学、人类学和政治学的理论，用来解释宗教现象。这有利于人们将与宗教和个人生命有关的问题，联系到更宽泛的历史和社会文化环境中来思考。再后来，后现代分析和性别研究的兴起，以及有关思想和文化模式的研究，都促进了这个领域的发展。特别是后者，激发了人们从认识论和文化角度，对心理学理论中的规范的、民族心理学的层面进行自我反思，最后甚至导致其声称的有关宗教的价值中立和客观的立场受到某种程度的怀疑。帕森斯和琼特—佩斯认为，从根本上说，在心理学与宗教的互动中所有解释性的研究都可以归到“宗教心理学”这个知识领域。

三 宗教心理学的重要理论

综观宗教心理学的发展，虽然因其脱胎于新近独立的心理学和宗教学，历史并不长，但这个学科也出现了很多理论大家，他们以自己独特的研究，从不同的侧面为宗教心理学作出了贡献。如詹姆斯、普拉特对意识经验与宗教关系的研究，深入探讨了宗教经验问题；弗洛伊德、弗洛姆、埃里克森从心理分析的观点出发，研究了宗教发展的无意识动力以及信仰发展的心理和社会文化因素；荣格、弗兰克尔从心理健康和治疗的角度，研究了宗教的作用和意义；马斯洛、梅、奥尔波特等对人的完满实现与宗教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提出了乐观的自我实现、成熟人格与成熟的宗教情操等学说。这些人中，大部分都不是主流的学院派心理学家，但他们通过学术研究或医学实践提出的有关宗教的理论，互相补充，构成宗教心理学领域理论发展的主线。笔者认为，从逻辑上看，有关宗教的心理学理论，有一个从片面到全面（涉及宗教范围）、从部分到整体（与人的心理的关系）、从肯定到否定再到充分肯定（对宗教的态度）的趋势，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受到普遍欢迎的人本主义心理学家对宗教的研究及其理论居于这一趋势的后端，代表了宗教心理学复兴阶段的开始，也是这一理论链条上的重要一环。以下极为简单地点评一下这些大家的重要观点和主要贡献。

威廉·詹姆斯是19世纪下半叶20世纪初美国著名的哲学家与心理学家，在政治学、伦理学及宗教学等领域都有充满智慧的著作和影响。在宗教心理学领域，他的《宗教经验之种种》已成为不朽的经典。詹姆斯说，人有“相信的意志”，他是要“为信仰作辩护”，因为宗教正遇到科学实证主义的挑战。詹姆斯对宗教的个人性非常强调，这是与他的心理学强调情感因素联系在一起的。虽然他也要揭示宗教信仰背后的心理动机，但他更注重意识经验本身的状态、丰富性和意义。在他看来，宗教经验本身也是一种寻找和掌握真理的方式。他对神秘主义宗教经验的收集和分类以及充满智慧的分析，给宗教心理学提供了一种描述性研究的典范。

普拉特作为詹姆斯的学生，同样对宗教经验做了研究。普拉特和詹姆斯一样，对宗教持一种少有的同情态度，认为个人情感和意识的边缘是宗教经验的主要来源，他们做的都是一种精妙的、相当个人化的研究，都把宗教看作是个人的生活和整个世界可以因此而转化的手段。但普拉特和詹姆斯又有根本的不同，那就是，詹姆斯在研究中只注重异常宗教经验而轻视一般宗教经验，认为只有异常的宗教经验才值得讨论；而普拉特则认为，真正重要的正是广泛存在的一般人的宗教经验，尽管平淡无奇，但深刻而直接，同样蕴含宗教信仰的丰富价值，而那些神秘主义的异常经验不是宗教中最重要的因素。他用丰富的材料和明晰的分类论证了他的观点。他的《宗教意识》一书出版后，很快就被认为是宗教心理学中最好的著作之一。

心理分析是从神经症和精神病的治疗实践中发展出来的一个非学院的心理学派。这个学派用临床观察法研究人的病态行为，探索无意识、情欲、动机等人的深层心理，并以此对人的心理和人格做出解释。心理分析的大师们正是在人的病态心理中发现了宗教的重要性，并使宗教成了他们学说中重要的主题。这个学派可谓人才辈出，影响深远，许多人对宗教心理学作出了贡献。我们熟悉的代表性人物有弗洛伊德、弗洛姆、埃里克森等。

弗洛伊德用本我、自我、超我、心理性学阶段、意识、前意识、潜意识、焦虑和防卫、压抑和投射、性驱力和俄狄浦斯情结等独创性的概念建立起一个心理分析的模型，并以此对信仰背后的人格结构中的动力因素进行分析。弗洛伊德代表一种解释性的研究路线，即通过对信仰的心理分析和对宗教传统的历史考察，力图对宗教的一切内容（如观念、行为、仪式、情感等）做出系统的心理学的解释。他的独特贡献不在于指出宗教是幻想、是心理投射，这种观点在其前辈休谟、费尔巴哈那里早已提过，弗洛伊德的独特贡献在于指出这一幻想的动机（motivation）源于儿童早期的本能被压抑的历史，而最基本的是性的本能。正如帕默尔所说，他的影响不是来源于他的观点和结论，而在于他为其观点找到的丰富的证据。

弗洛伊德深受那个时代实证主义的科学观的影响，用一种生理学的决定论和还原论的观点来分析人的心理、来解释宗教现象，同时用一种类比的方法、象征的语言来揭示个人心理和人类历史文化（包括宗教）之间的关系。他不相信宗教本身是独立的实在，认为它只不过是其他事物的呈现和表达，所以要引导人们去发现隐藏在宗教背后的更为深层的实在。他用怀疑的眼光和无畏的精神开辟了许多新的领域，揭开了很多谜底，虽然他的许多结论性观点都很难用科学方法证实，但对宗教心理学却是一笔巨大的财富。

弗洛姆对宗教的看法，已与弗洛伊德大不相同，这不仅表现在他对宗教有正面的观点，认为宗教是人的普遍的需要，对人的成长有利；而且他完全抛弃了宗教与性本能有联系的观点，更重要的是，他不再只在个体的本能中去寻找原因，而是从社会的取向来分析宗教；不光从生理学的观点，而是同时强调文化和社会环境在人的发展中的作用和影响，这是新心理分析学派与弗洛伊德的一个最根本的区别，这在弗洛姆对宗教的分析中表现得异常明显。弗洛姆的另一贡献，在于他用其心理学理论对宗教历史的广泛文献进行了分析和研究，这包括世界上的各种他认为有宗教性的传统。而且作为激进的人文主义者，他有鲜明的伦理态度和价值判断。在形式上，他与弗洛伊德都对宗教持批判的态度并对人的未来有一种乐观的看法；但实质上双方又有明显的不同。弗洛伊德否定的是整个宗教，寄人类的希望于科学；弗洛姆否定的只是偶像崇拜，而赞颂他认为的真正的宗教，而且要发展和建设一种人本主义的宗教，认为这是人真正获得自由的途径。

埃里克森作为从德国移民到美国的儿童心理分析师，被认为是心理分析学派在20世纪中期的中兴人物。埃里克森继承了弗洛伊德心理分析的精神，接受了他的基本方法和某些核心概念。埃里克森和弗洛伊德一样，强调儿时经验对人生发展的重要性，他特别提到人在婴儿阶段获得“基本信任感”（basic trust）并取得“希望”（hope）品质的重要性，且是以后发展的基础，而它的取得，除了父母的培养外，社会有一种制度和文化的支持系统和资源，那就是宗教。他认为，宗教不仅为幼儿的成长提供一种最高的仁爱力量的最后保障，而且用有魔力的语言、重要的姿势、抚慰的声音等提供一个“婴儿的世界”。更重要的是，宗教同时将个人取得的信任或不信任感普遍化，产生一种共同的信仰和共同的对恶的观点。至于老年阶段取得的品质“智慧”，埃里克森认为其本质不是个人能够取得的，而是由一种有生命力的宗教的或哲学的传统提供的。在他的生命周期完成时，人不是绝望而是希望的实现，基本信任感也发展到它的最成熟的形式，那就是信仰。他对宗教心理学的另一贡献，就是用心理历史分析法去研究一些宗教伟人的传记及其人格成长过程，如对路德及甘地的研究，找到他们宗教成长的轨迹。

在宗教心理学的领域内，心理分析的影响怎么估计都不过分。在这个学派内部，弗洛伊德的许多后继者虽都固守老师的传统，但基本都抛弃了负面的宗教观。还有一些人，也是精神病学的医生，他们早年与心理分析学派有较密切的关系，但后来却创立了自己独立的治疗学派。有两位著名的大师便是分析心理学的开创者荣格和意义治疗学的创立者弗兰克尔。他们的共同点是认为，宗教在总体上不仅对因信仰原因患病的精神或神经病患者有治疗作用，而且对正常人，对所有人的心理发展和人格成长都有一种治疗（healing）作用。

荣格创立的分析心理学（analytic psychology）和心理分析一样，属于深层心理学。有人认为，他的心理学本质上是种宗教心理学。荣格对宗教持一种同情的态度，认为它是一种必要的有治疗作用的心理功能，对个人和社会都有益处。荣格的理论本身充满了神秘色彩，在宗教界和神学界得到相当程度的接受甚至推崇，至今仍是研究的热门主题。

荣格认为，所谓宗教，是一种“人的心理的奇特的态度”，其中“有某种能动的因素”被视为和被认为“其美丽和意义足够让人献身崇拜和爱戴”；而且这种态度具有“最高的和最重大的价值”，并有一种“重要的、甚至压倒性的心理的强度”。在荣格看来，上帝是一种原型，是潜意识心理、集体潜意识的最深层的表达。荣格的论述分为两个层面：一是上帝作为原型的形式，它是不可知的，是无时间性的、永恒的；二是上帝作为原型的内容，它呈现给我们无限多样的宗教的形象和象征。荣格的思想对我们的时代是一个挑战。荣格提倡一种开放的态度，特别是对非理性和神秘的世界、对那些深藏于哲学家的逻辑和科学家的工具之外的东西，人必须承认无限及其力量是超越于我们的理解和控制之上的，所以那是一种谦卑和敬畏的态度。荣格的挑战在于，最终我们人达到完善（fulfill）是不可能的，但我们却有那种本能的倾向，他称之为“原型”。如果个人不能应对挑战，就会得神经症和精神病；如果社会不能应对挑战，就会变得不和谐甚至毁灭。所以经过二战的荣格认为，在他那个时代，自我反思应成为绝对必需和唯一正确的事。在今天看来，人类虽然已进入新的世纪，毁灭的阴影并没有抹去，荣格的提醒仍然适用于我们。

弗兰克尔以其意义治疗学著名。这一学说抛弃了弗洛伊德对人的原子论、机械论和本能驱动论的观点，其宗教观自认为深入到一个新的层次，真正的深层，即潜意识的精神学层次。他把宗教与良心联系起来，把宗教看做是人对意义和超越追求的一种倾向。他也反对荣格集体潜意识的宗教原型的观点，在那里个人的宗教是被决定的。他认为，宗教虽然不是在我们里面的东西，但却是我们在生存中自由选择的、个人化的、趋向一种超越的倾向或关系，而且它对人有一种普遍的治疗作用。他的学说强调生活意义对个人生存下去的重要性，也看到了宗教作为意义之根基的地位。由于意义治疗学不仅是种学说，还发展成为一种治疗实践且有广泛的正面效果，使其在临床心理治疗、神学、教牧心理学等领域都受到重视并发生影响。弗兰克尔说：“尽管宗教对病人可能有非常正面的心理治疗效果，但它的目标并不是心理治疗。尽管宗教可能促进人的心理健康和内在平衡，但它关心的并不是心理上的结果，而是精神的拯救。”宗教的目标比心理治疗更远，尽管心理治疗也可以为宗教所用，但那只是从附带效果来说的，它不能成为宗教或神学的附庸。弗兰克尔说，如果说心理治疗或意义治疗学是医治人的灵魂，那么宗教或神学就是拯救人的灵魂。

宗教心理学发展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从整个学科来说，已从低谷进入一个中兴时代。宗教及信仰问题逐渐受到美国学院派心理学家的重视，尤其人本主义学派的研究表明，从个体自我实现的角度看，宗教信仰是健全人格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个人的信仰是否成熟直接影响到他的人格发展和完善。赞成这一观点的心理学大家有马斯洛、罗洛·梅、卡尔·罗杰斯和奥尔波特等。马斯洛认为，个体的高峰经验是人格完善的成功者的一种指标，其实质就是一种宗教经验。奥尔波特则认为，个体人格成熟的标志就是成熟的宗教情结，而成熟的宗教情结有其特征，我们可以根据一定的量表对其进行测评。他们的研究和理论，深深地影响了整个心理学界对宗教的重新关注和看法。

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奥尔波特这位美国宗教心理学家。奥尔波特作为哈佛大学的主流心理学家，运用自己的心理学理论系统阐述了个体宗教发展的全景。他全面分析了个人宗教寻求和需要在生理、心理、社会及文化上的根源；从发展的角度剖析了信仰发展的不同阶段和过程，特别调查了青年人的宗教信仰状况，以此论证成熟宗教情操与不成熟宗教情操的区别；对于个人宗教生活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如怀疑、信仰的确定、信仰与偏见、信仰与良心、信仰与健康等都做了心理学的系统分析，最后从价值论上论证了怀疑以及信仰的本质。所有这些，构成了奥尔波特有关个体宗教的一套系统的心理学理论。他认为，旧有的心理学理论未能从心理学的角度注意到健康的宗教信仰（宗教性）的地位，他的理论是对过去理论的一种校正和补充。笔者认为，奥尔波特的宗教研究及其学说为学院派心理学提供了一种解释宗教的独特的理论范式，这也是20世纪中叶至今宗教心理学领域最为系统的理论。

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宗教心理学虽只有100多年的历史，但它不仅从一个独特的角度对人类认识复杂的宗教现象作出了贡献，而且也极大地推动了宗教学学术研究的发展。纵观这100多年的历史，我们可以从群星灿烂的宗教心理学家那里，看出这个学科发展的线索：宗教心理学有一种从探讨人们信仰的深层动机到越来越注重外在行为表达及其测量的趋势；有一种从最初把宗教看作个人精神病的致病原因到把宗教看作健康人格成长的核心要素的转变。因而，关于宗教信仰对个人成长的作用，宗教心理学从开始的负面否定越来越趋向正面肯定；宗教信仰开始只被看做是个人的意识经验，后来在人文主义心理学家那里，它越来越倾向于成为一种治疗哲学。

四 宗教心理学的研究方法

宗教心理学的发展表明，其范围在扩大，主题在扩展，所采用的方法也越来越丰富和多样化。首先是早期的三大研究传统为这个学科积累了方法。英美传统基本是经验实证的传统，突出地表现在克拉克学派对宗教的心理生物学的研究以及行为主义心理学的实验室研究中，多采用实验、问卷、访谈等方法，这是由研究者特别是心理学家决定的；德语传统的主流是描述性的研究，重视内省的经验和现象学解释以及历史分析的方法，这表现在奥托及其深层心理学的研究中，这与研究者们的神学背景不无关系；法语传统可以说是病理学的传统，他们把治疗经验和解释传统结合起来，利用个人资料、访谈、个案研究等方法进行研究。这种总结显然只是从整体特点来看的，并不能涵盖全部，其实每种传统中都有与主流不同的研究兴趣和方法，如英美传统中的詹姆斯、德语传统中的冯特、法语传统中的皮亚杰。正是这种多方面的研究，使得宗教心理学的思想和方法异常丰富。

具体来说，这个学科的研究方法有：实验、问卷、访谈、临床个案研究（clinical case study）、自然观察（naturalistic observation）、投射技术（projective techniques）、个人资料、现象学的解释、经验的反省（experimental introspection）、历史—人类学的方法。但正如我们前面谈到的，方法的采用，不仅取决于研究者个人的学术背景，也取决于他们对宗教及其现象不同的认识。总的来说，早期宗教心理学的研究不外乎两种类型：描述性的研究和解释性的研究，詹姆斯和弗洛伊德是其典型代表。而从方法上看，也有两大倾向：重客观实证和重主体反思，这也代表了不同作者对交叉学科不同侧面的强调和偏向。

但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宗教心理学一方面沿袭了以前的研究和方法，另一方面受到心理学学科日趋实证化的影响，其研究也越来越重视实证方法的运用。这包括定量研究方法和定性研究方法。定量研究方法就是通过一种方法论上的还原论或简化论，把复杂的关系简化为不同的关键变量，然后考察这些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并用精确的数值来对相关性划分等级。例如，在研究个人的宗教虔诚度（religious commitment）时，由于其极为复杂，难以数量化，研究者就将其简化为一个重要的变量，如星期天去教堂做礼拜的频度，这样就更容易进行测量。当然这会有一个关键的问题，即变量设定的方法如何定义和操作会直接影响到它们相互间如何相关。另外，当没有类目能准确表达被调查者的观点时，定量调查会迫使个体只能按照实验者设定的类目或选项来回答。

定性研究方法是另一种与定量方法相互补充的方法，它对社会情景的反应更为灵敏和多变，常被用来关注真实生活状态中的行为和意义，提供一种定量方法无法提供的总体描述和理解。当对一个不熟悉的领域进行研究，或需要建构某类现象的初始意义时，这个方法尤其有用，对遇到复杂现象时或考察某种经验的个体理解是否有效时，这个方法也很有帮助。

总之，由于宗教心理学关联到心理学、宗教学、灵性学等领域，研究对象丰富而特别，借用的方法也是异常丰富，可以说，只要适合，均可为我所用。所以某些自然科学的方法、社会科学的方法甚至人文科学的方法，都在这个领域得到运用。有人攻击说，宗教心理学没有自己独有的研究方法，所以其学科独立性值得质疑；有人反对对人的宗教经验进行研究时采用科学的方法、实验的方法，认为这不太可能且是对神的冒犯，而另一些强调科学方法的心理学家更把宗教领域排斥在“作为科学的心理学”研究之外，这些纷争由来已久。究竟什么方法是适合宗教心理学的，或者宗教心理学能否有自己独特的学科方法，一直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笔者把这称之为方法论上的纷争。但方法论上的纷争，并没有阻碍这个领域的研究和进展，宗教心理学的研究成果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人及其灵性的认知，这一点是不容否定的，或者说是没有争议的。

（原载于《世界宗教文化》201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