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区域合作与中日韩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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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日本对东亚区域功能性合作的理论探索

区域性公共产品的供给和消费是区域功能性合作的重要方式。所谓区域性公共产品是指为了满足区域内各国各方为谋求繁荣、维护稳定的共同需求而由域内国家联合提供的产品和服务。这些产品和服务通常表现为有关国家之间制度性的安排、协议、机制或相互之间的默契,以及由此建立起来的区域性国际组织,体现出实物表征和制度载体的双重性。区域合作行为是一国国内政策的延伸。区域性公共产品在很大程度上是国内公共产品的外化。一个善意的领导国的存在通常被认为是区域一体化的重要条件,为了使域内其他国家克服集团行动的困境,这一领导国将提供全方位的区域性公共产品,包括协调规则与政策、创设机制、缓解紧张等。Walter Mattli, The Logic of Regional Integration: Europe and Beyo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功利主义和福利导向是区域性公共产品供给的重要原则,工具理性是区域性公共产品视角下区域合作的核心哲学,对成本与收益的合作绩效评估是区域性公共产品研究的重要指标。区域性公共产品是东亚地区对于传统的以欧洲经验为基础的区域一体化和国际一体化理论的新贡献之一。毛里和子‘‘東アジア共同体’を設計する——現代アジア学へのチァレンジ’、山本武彦、天儿慧編 “東アジア共同体の構築(1)新たな地域形成”、岩波書店、2007年、25~27頁。

在大部分的已有研究中,经济安定、安全保障、环境保护、信息共享、疾病防治等内容被认为是区域性公共产品中应该优先供给的重要项目,即其主要形态。从东亚的实际来看,由于域内各国在意识形态、政治制度、社会文化、经济发展水平、宗教信仰等诸多方面呈现多样性,区域性公共产品的供给和消费相比欧洲和北美等地区更为复杂。结合东亚区域合作和日本经济外交的实践,日本政府和部分学者较早地开始了对区域功能性合作和区域性公共产品的研究,开发援助和金融合作成为其研究的重点。早在1989年,京都大学经济学教授吉田和男就提出,作为替代“美国治下的和平”的新的国际协调和世界体系,包括日本在内的各国应共同分担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吉田和男‘国際公共財試論-パックス=アメリカーナから国際協調時代へ-’、大蔵省財政金融研究所 “フィナンシャル·レビュー”、1989年12月号。2003年日本内阁制定了新的ODA大纲,新的大纲对1992年的旧大纲进行了修订,进一步突出了应对非传统安全等全球问题的紧迫性。与公共产品(public goods)相对应,环境污染、资源枯竭、温室效应、越境犯罪、传染病防治、恐怖主义、人权问题等冷战后凸显的所谓国际公害(public bads)日益引起日本政府的重视。2005年梶山直己提出,鉴于汇率稳定有助于促进贸易、增加直接投资、降低利息,从而实现经济的内外均衡增长,地区性的汇率安排也应被视为一种区域性公共产品。梶山直己‘東アジアにおける成長のための為替制度は何か——地域公共財としての為替制度—’、“開発金融研究所報”、2005年3月、第23号、56~74頁。2006年3月,日本国际协力机构(JICA)发表了《东南亚区域援助研究会报告书——区域一体化与发展援助》,主张在应对跨国界问题(如能源、环境、治安)、深化区域一体化(促进人财物及信息的自由流通,减小贫富差距)、促进人才培养三方面加大对东南亚各国的援助,将其作为促进地区一体化、提供区域性公共产品的重要途径之一。独立行政法人国際協力機構(JICA)、国際協力総合研修所 “東南アジア地域援助研究会報告—地域統合と開発援助—”、2006年3月。2007年,毛里和子提出,亚洲货币机构、气象观测机构、防灾机构、信息网络等区域性机构作为区域性公共产品的中间形态,应在构筑东亚共同体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毛里和子‘‘東アジア共同体’を設計する—現代アジア学へのチァレンジ’、山本武彦、天儿慧編 “東アジア共同体の構築(1)新たな地域形成”、2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