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一
记忆与文化
主持人语
记忆研究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最具特色、最富深意的学术及文化现象之一。伴随着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整体性改变和人们对社会变革的深度反思，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文学、哲学、生物学、心理学等多个学科从不同视角进入人类记忆的世界，探究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心理机制与文化建构、文学书写与历史反思等之间的复杂关系，为我们深入了解传统、时代精神及现代人的思想变迁提供了崭新的启示和开阔的视野。
本辑文章的主题是“记忆与文化”，重点探讨在文学、历史学、社会学及艺术学 (尤其是影视) 等不同学科视野下记忆的生产和表达方式。其中，历史记忆与文化叙事的关系是核心中的核心。
因叙事而导致的记忆危机，是赵静蓉《记忆危机的伦理学阐释和社会学分析》一文所要梳理的关键问题。记忆的危机本质上源于语言论转向及分析历史哲学的兴起，虚假的记忆对峙真实的历史、虚伪的记忆挑战人类的信任底限、渐趋脆弱的记忆力叫板日益强大的记忆设备或“记忆之物”等问题已到了我们不得不去应对的时候了。
冯筱才的《“科学家的悲剧”：周行功故事的生产、传播与记忆》描述了一个故事从谣言到新闻再到文学，最终进入历史的过程，这个过程最具反讽意味地揭示了中国人的某些历史知识，或所谓国民历史记忆的生产过程，也令记忆的叙事性无比凸显，乃至历史真实和虚构的关系变得更加暧昧不清。正因为构成国民历史记忆的“知识”往往脱离基本史实，因此20世纪中国人的文化价值也可能因此发生潜在的扭曲变化，作者据此探讨了20世纪文学与历史、政治之间纠缠不清的复杂谱系。
与记忆危机研究相关的，还有忏悔、谅解、创伤、记忆遗产等多面相的问题。凌海衡的《战争创伤及其艺术再现问题》以美国当代小说家提姆·奥布莱恩的《他们背负着的东西》为切入口，深入探讨了“越战”小说的再现手段与伦理意义之间的关系。作者认为，奥布莱恩在小说中运用了各种后现代的叙事手段，但奥布莱恩的写作并不是要帮助读者 (以及他自己) 在某种创伤叙事中寻找事情的真相，而是借助于对创伤体验的书写，聆听叙述者的痛苦，从而体会后者竭力摆脱创伤阴影的艰辛。在此，写作不是我们辨析真实与虚构的工具，而是承担起了康复与治疗的重任。
“个体或民族的创伤记忆如何被书写”，或曰“艺术如何表征历史记忆”，这一问题既是对记忆与文化之间关系的视觉表征，也是对记忆影像的话语分析。本辑贺桂梅、盖琪和陈雨的文章皆围绕此主题展开。贺桂梅的《记忆的消费与政治》一文从电影叙事媒介、影片叙述结构与性别秩序、城市空间书写、国族身份的政治修辞、国族叙事的历史符码五个层面，分析了《南京！南京！》与《金陵十三钗》这两部影片的意识形态内涵，将关于民族创伤记忆的书写与当下中国的文化认同及国际性的文化市场运作紧密连接起来，得出“文化消费与政治想象、国族叙事与性别秩序、民族主义与跨国认同及西方中心主义等，共同构造了话语场”的结论。
盖琪的《民族创伤记忆的影像重建与价值反观》一文以近年来抗日战争题材的影视创作为例，剖析了对民族创伤记忆进行影像重建过程背后所蕴含着的政治无意识，即民族主义价值观。作者认为，近年来，中国内地有关抗日战争的影视创作在数量上达到畸高的程度，在价值层面上也越发陷入激进民族主义的窠臼，整体上逐渐呈现一种仇恨传播下的“影像复仇狂欢”态势。作者由此呼吁全社会认真关注和反思全球化语境下的战争叙事问题。
陈雨的《性别叙事与历史记忆的建构》则通过考察高满堂年代剧作品中的性别表述策略，阐释霸权性的历史记忆与模式化的性别场景之间的同构关系，并试图从一个批判和反思的立场去破解影视文本中语言秩序的运作机制及其带来的政治暴力与压迫。
记忆是借助符号来再现和表述的，记忆不得不是关于记忆的陈述。但在这种陈述和符号化的再现行为中，记忆是否可靠？记忆究竟缺失了什么？我们该如何面对和挽救因为记忆的再现而导致的记忆危机？也许我们应当重新找回对记忆的信任，确信“人们还有要铭记过去、清算责任和避免破坏再次发生等的重建需要。在此之上，还有……表达真相的需要”，不论这个寻找的过程有多么危险和痛苦，甚至充满了欺骗和谎言。记忆必将是现代人的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