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法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关键环节

刘明芝

【内容提要】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是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重点内容，但要顺利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需要一定的方式方法。本文认为，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关键环节，是推动中国社会发展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有力工具。对这一问题毋庸置疑，毛泽东和邓小平是最好的表率与典范，他们丰富的方法论思想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强有力依据。当今中国要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就必须通过正确的途径，采取一定的方法。精通马克思主义、熟知中国文化、把握时代脉搏、深入调查研究、进行科学抽象思维等是最有效的方法。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 转化 关键 方法论

如何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是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这项工程的实施有许多重点，但首要任务是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本文欲对此作一探讨，一方面欲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研究的深入，另一方面也使方法论思想推而广之，使其对中国社会发展发挥有益作用，成为推动中国社会发展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有力工具。

一 方法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不可忽视的中介环节

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及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指导中国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武器，是被无数实践反复证明了的科学理论。但作为通过抽象思维而形成的理论形态，马克思主义及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与具体指导工作的立场、观点、方法、措施相比，离现实距离毕竟还是远些、间接些。因此，要使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功能在实际中不教条不落空，与现实有机联系，那么使其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就成为不可回避的话题。可是，究竟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呢？

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深入研究和解决中国革命与建设以及社会主义改革的不同历史时期的实际问题，总结中国的独特经验，形成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使之紧跟时代步伐，不断吸收新的时代内容，科学回答时代课题。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用简单质朴的语言讲清楚，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说明白，使之更好地为广大党员和人民大众所理解与接受。简而言之，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科学回答时代课题、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说明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内涵与根本要求，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本质与生命力之所在。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是指导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与马克思主义自身生命力之所在。但作为站得高看得远、能指导实际而又不等同于实际、离社会生活似乎远些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必须经过转换或内化才能过渡到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就像一座桥，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分别是桥的两端，要使这两端连接起来，没有桥或中间环节则是妄想的。既然如此，那么能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连接起来的“桥”或中间环节究竟是什么？一句话，方法论。亦即马克思主义要在中国实质性地发挥作用，必须具体化为贴近实际、贴近生活、通俗易懂的能为广大群众接受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

把马克思主义变为方法论，是一个陈旧的，而且在现实中往往被忽略的，特别是被领导干部忽略的问题。现实中出现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怀疑与否定，对马克思主义的非难，均因为我们的干部及一些理论工作者在指导思想的贯彻上不愿动脑筋思考，不愿在将马克思主义转换为方法论上下工夫，把具有深奥道理的马克思主义简单化、教条化。因此，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并将其转换为实际工作中百姓喜闻乐见的科学方法，是理论工作者及领导干部当下必须引起高度重视的大问题，否则马克思主义这面旗就会丢掉，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就会偏离方向，马克思主义就会远离现实。所以，笔者认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过程中，方法论的应用显得尤为重要。

要想使马克思主义化为方法论，使其更好地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首先必须说明白什么是方法论。方法论是一个同马克思主义哲学紧密联系的概念。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角度，方法论与世界观密切相关。一般地说，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会有什么样的方法论，世界观指导并最终决定着人们对方法论的选择和研究。反过来，方法论又支持和影响着一定的世界观。

方法论与世界观固然密不可分，但仔细分析二者也存在差异与区别。其差异与区别主要表现为：从研究对象上看，世界观研究的对象是外部客体，方法论研究的对象是方法，它不仅要研究客体的规律，而且要研究客体对主体的价值关系，研究主体实现自己的目的应当采取怎样的方法；从表现形式上看，世界观回答外部客体“是什么”和“不是什么”的问题，方法论则告诉人们“怎样做”和“不怎样做”的问题；从评判标准上看，世界观评判的标准是真假对错问题，方法论评判的标准则主要是适用或不适用。

关于哲学上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紧密相连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曾作过许多精辟的论述。马克思说：“新思潮的优点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式地预料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所以我不主张我们竖起任何教条主义的旗帜。”恩格斯说：“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列宁也说：“马克思的哲学是完备的哲学唯物主义，它把伟大的认识工具给了人类，特别是给了工人阶级。”在这里，列宁所讲的“认识工具”，也就是指哲学的方法论功能。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精辟论述深刻地阐明了发挥哲学方法论功能的重要性，不过那时候他们还没有具体地说明如何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转化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各种方法，他们的贡献是在于提出了问题。

二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光辉典范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实现的客观依据

前人没有做到的，后人不一定做不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由于条件所限提出了“方法论”问题，但只是学术上的提出，未能在实践中结合实际展开具体的研究和阐述。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不同的是，以毛泽东、邓小平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及新的中央领导集体，一方面精通马克思主义理论，另一方面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应中国革命与建设所需，急社会发展之所急，做到了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成为把马克思主义化为具体方法指导中国社会发展的光辉典范。

毛泽东与邓小平的方法论思想内容是很丰富的。比较起来，二者既有共同性也有不同特色。其共同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实事求是。“实事求是”一语出自于班固撰写的《汉书·景十三王传第二十三》，说河间献王刘德“修学好古，实事求是”。说的是一种治学的态度和实证的方法。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的实践中，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确立实事求是为党的思想路线，给古老的实事求是范畴赋予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实质，进行了科学阐述，使“实事求是”从原有的治学态度上升为我党的思想路线及基本的科学方法。在这一科学方法指导下，我们党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初步胜利。

邓小平的一大理论贡献是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在马克思主义中的地位，其创新之处是把实事求是同解放思想联系在一起。邓小平说过：“我读的书并不多，就是一条，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过去我们搞革命所取得的一切胜利，是靠实事求是；现在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要靠实事求是”；“过去我们打仗靠这个，现在搞建设、搞改革也靠这个”；“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在做人方面他也把实事求是作为堂堂正正做人的根本要求，指出“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干老实事，就是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是邓小平伟大人格的生动体现，实事求是贯穿在他整个革命生涯和“三落三起”的人生经历中。正如他自己所言，“我可不是那种两面派的人”，“比较正确地说，我是实事求是派”。

第二，辩证的思维方式。在思维方式上，无论是毛泽东还是邓小平都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思维方式，来分析和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遇到的具体问题。

分析和综合是辩证思维的基本方法。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长期斗争中，毛泽东运用分析和综合的方法解决了许多基本的理论问题，为党制定了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十分强调并多次号召全党要学习辩证法，指出“要照辩证法办事。这是邓小平同志讲的。我看，全党都要学习辩证法，提倡照辩证法办事”。在整体与大局问题上，毛泽东常常以惊人的力量预见事物的变化发展过程，可以说政治预见贯穿了他的全部革命活动。毛泽东认为矛盾的特殊性是认识事物的基础，把握事物的总体，要从分析矛盾的特殊性入手，并提出了“用不同的方法解决不同的矛盾”这一高度灵活机动的整体解决矛盾的总方法。

邓小平无愧于“辩证法大师”的称号。“照辩证法办事”既是他的一句名言，也是他形成和发展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一个基本方法。他总是从当代世界和当代中国的大局整体出发，把视角集中放在全局或战略高度，从总体上研究和把握矛盾的统一体，真正从对立的两极思维中解放出来，从而使他的预见不再带有偏见，总是比较准确。如在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过程中，邓小平总是把对问题的认识和阐述与整个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紧密联系起来，作为一个整体，系统地考虑。在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中，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与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紧密联系起来，认为四项基本原则是“四化”建设的“根本前提”和“根本保证”。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他强调必须把党的事业看做是一个整体，小局服从大局，小道理服从大道理，树立全国“一盘棋”的思想。

第三，群众路线。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斗争中，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人民群众历史作用的理论进行了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不仅在指导思想上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的理论观点，而且在实际工作中形成一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把群众路线作为党的根本路线，贯穿于我党的全部历史之中，引导中国革命和建设走向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邓小平面对已经变化了的有别于毛泽东时期的历史条件，在其执政时期对毛泽东创造的群众路线作了重要发挥。他认为，群众路线是立场、观点和方法的统一，人民群众的利益是党的一切政策和工作的标准，是党一切行动的价值取向。各级领导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坚持党的宗旨，一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制定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伟大社会主义实践中，邓小平总是尊重实践权威，尊重群众首创精神，热情鼓励群众“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善于及时概括和总结群众的经验和创造。这突出地表现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乡镇企业的崛起、深圳特区的试验、市场经济的探索等方面。

第四，独立自主。独立自主的原则和方法是毛泽东从中国实际出发，依靠群众进行革命和建设提出来的。独立、自立和自主是构成毛泽东独立自主思想的三要素。所谓独立性，就是坚持自己的独立存在，根据自己方面所特有的情况和问题进行独立思考和独立活动，不受他方和外界的支配。自立，就是自力更生，依靠自己的力量办事。自主，就是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对此，毛泽东都逐一做了论述。

邓小平虽然提出了改革开放的总方针，但他与毛泽东一样，也同样强调“走自己的路”和独立自主。他说：“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走自己的路，是邓小平对独立自主原则的另一种表达形式，其内涵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这就是说，要从中国的国情出发，从中国的历史和现状出发考虑问题。二是中国的事情“要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的力量来办”。中国人民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主体，社会主义事业是群众自己的事业。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集中群众的智慧。三是独立思考，走自己的道路。中国的国情与中国的特点，决定了中国革命和建设不能照抄照搬别国经验与别国模式，必须独立思考，走自己的道路。从中国特点出发，依靠中国自己的力量，走自己的道路，是邓小平思想方法论的主体性原则，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正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

第五，矛盾分析法。毛泽东和邓小平都对马克思主义的矛盾分析理论和矛盾分析方法作出了创造性发展。毛泽东的《矛盾论》，作为他的唯物辩证法的代表作，集中体现了他对矛盾分析理论和矛盾分析方法的独创性，是中国特色矛盾分析方法创立的标志，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矛盾分析理论的实质即矛盾特殊性理论，它是将矛盾分析作为一种理论，作为一种指导思想，转换为一种可操作的方法。毛泽东对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所作出的一个杰出贡献，就是在空前未有的规模上和深度上，将辩证法原理转换为一系列科学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由理论形态转化为实际形态，变成广大干群手中锐利的哲学武器，主要包括：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两分法”和“结合法”“弹钢琴”“胸中有数”等方法。

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作为“总设计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立者，在思维和实践中又对毛泽东创立的中国特色矛盾分析方法予以继承和发展，同样显示了其创造性的理论品格。邓小平的创造性发展表现为：在运用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关系原理方面，成功地找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道路；在矛盾发展不平衡性原理方面，准确地把握住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设计出“一个中心”的最佳总思路，实现了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战略“转移”与“转轨”；在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原理方面，提出以全面、系统的改革解决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思想；在矛盾同一性和斗争性关系原理方面，更多地强调和注重从对立中求同一，创造性地解决了人民利益关系可协调性、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矛盾可结合性、资本主义文明可借鉴吸收性和“一国两制”的祖国统一原则等；在重点论和两点论统一原理方面，创造性地提出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战略方针。邓小平理论方法论中所凝聚的矛盾分析即对立统一思想，突出地体现在“实事求是与解放思想”的辩证统一、“一个中心与两个基本点”的辩证统一以及“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等一系列重要思想中。在《邓小平文选》中，经常出现“关键”“核心”“最主要”“最根本”等充满强烈色彩的限定词，这充分反映了邓小平十分善于将事物间或事物内部主要矛盾和问题的主要方面显露出来加以强调，形成指导和解决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所产生的一系列问题的科学方法。例如，把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第一位”工作、“关键问题”确定为“党政分开”，使党摆脱行政事务工作，集中精力解决事关全局的方针政策问题；在强调思想政治教育问题上，突出了对青年一代进行教育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多次提出“首先”“特别”“尤其”教育好我们下一代下两代，把教育人的问题与中华民族的未来、社会主义的发展前途紧紧联系起来。另外，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刚恢复工作，就自告奋勇抓科技和教育工作，他认为实现“四化”建设，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始终把科技教育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来强调。这些重要思想，不仅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合乎逻辑地展开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且对正确指导社会实践产生了重要的效应。在此，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邓小平的辩证法思维方式虽然继承了前人，但又不拘泥于前人，有着自身鲜明的个性特征。

第六，调查研究。毛泽东是在我们党内大力倡导调查研究的杰出代表。毛泽东说：“马克思、恩格斯努力终生，作了许多调查研究工作，才完成了科学的共产主义。列宁、斯大林也同样作了许多调查。”又说，“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调查就是解决问题”，“离开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在这里，毛泽东把调查研究问题提到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来考查，明确指出调查研究对马克思主义的创立和发展，对无产阶级政党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在调查研究方面，毛泽东不仅以身作则亲自搞调查研究，在调查研究实践方面作出了很大贡献，而且还在调查研究理论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反对本本主义》《〈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等，是其理论贡献的代表。对此，邓小平同志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毛泽东同志从参加共产主义运动、缔造我们党的最初年代开始，就一直提倡和实行对于社会客观情况的调查研究，就一直同理论脱离实际、一切只从主观愿望出发、一切只从本本和上级指示出发而不联系具体实际的错误倾向作坚决的斗争。”

邓小平同志不仅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也是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成员。在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中，他非常尊重毛泽东同志关于调查研究的意见，十分重视调查研究，一直强调要把调查研究作为领导工作和领导者决策的前提条件和首要问题。当新中国成立后一些干部不再认真坚持调查研究，滋长了官僚主义作风的时候，邓小平同志于1956年9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对不重视调查研究、不了解工作中的真实情况的领导干部提出了严厉的批评。1962年2月，邓小平同志《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再次指出不注意调查研究的危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同志在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更加深刻地认识到调查研究的重要性，经常深入到全国各地视察，亲自开展调查研究，指导工作，为各级领导作出了榜样。他非常强调领导者特别是主要领导者要深入到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第一线，在实践中发现典型，总结基层和群众创造的好经验。“摸着石头过河”，“拿事实来说话”，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确立“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明确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三个有利于”标准，兴办经济特区，开放沿海城市，扩大对外开放区域等。这都是与调查研究密切相关的，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调查研究的结果。

关于毛泽东和邓小平的方法论思想我们择其上述几个共同方面进行了论述，但还有许多特别是在各具特色的方面未加阐明。所述内容只是想说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是可以而且完全能够做到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只不过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实现是个复杂的问题，不是仅凭喊几句口号就能简单完成的。对此，我们要以毛泽东和邓小平为光辉典范，在思想内容、实践和语言上进行全身心地投入研究，有效地将其理论过渡到方法论。

三 精通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和中国实际相结合：马克思主义转化为方法论与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主要途径

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必须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转化为普通大众所能接受的具体方法，而且这个转化需要下很大气力才可以实现，只有像毛泽东和邓小平这样的伟人才能做到。既然如此，我们是否就对“转化”动摇甚至放弃？答案是否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建设的艰难探索、改革开放30多年的实践都证明了这一点。坚持马克思主义并不是将马克思主义生吞活剥，而是要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内化为中国人民的思想观念并用以指导实际的自觉行动，在当代，也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现时代能担当起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化为具体方法的任务，除了政治家和思想家以外，一般的就是理论工作者及主要领导干部。马克思主义转化为方法论的主要途径或要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以下几个方面的努力不可缺少。

一是精通马克思主义。理论能够指导实践并给实践带来一定效益，但是如果对理论本身或者对其精神实质把握不好，则其指导实践就会有误。要学习马克思主义，接受马克思主义，就要读懂马克思主义，精通马克思主义。所谓读懂马克思主义，就是要认真领会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来源、发展与作用，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在学习中，还要结合实际，融会贯通，那种死记硬背的教条式对待马克思主义态度是不可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博大精深，下工夫研究但方法不得当都未必能理解好，对其一知半解却还要与现实结合只能是妄想。

二是谙熟中国文化。中国文化是一个浩瀚的海洋，传统的、现代的、当代的，是撷之不尽的思想宝库。甭说马克思列宁主义是非中国土壤里产生的西方理论，即使在中国大地上产生的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也是基于中国不同时期的背景、条件而产生的，亦即是说无论“西马”还是“中马”，要指导现实与现实结合都存在一个转换问题。要转换好除了要精通马克思主义理论外，还要学习中国人自己的文化即中国文化。现在学习外语与外国文化是一种时尚，许多人认为不学外语、不学西方的东西就不上档次，就低人一等。诚然，我们现在发展必须要有世界眼光与世界胸怀，不会外语、不了解西方文化就无法进行国际交流，就无法拓宽自己的学术视野。但是学习西方并不是要忘掉自己民族、自己国家的文化。作为一个中国人，只有把自己的文化学好了，才能底气足。中国在世界地位的提高、汉语在世界的普及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由于中国的强大，许多西方人对中国文化、中国模式感兴趣，“中国热”是目前一个不争的事实，也是外国人所赶的一种时髦。而作为一个中国人，自己的语言即汉语说不好，自己的文化即中国文化不了解，既立不起来也会被外国人嘲笑。所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除了要精通马克思主义、研究马克思主义这粒种子到底怎样才能在中国发芽外，更为重要的是要读懂自己的文化即中国文化，把自己的中国文化底蕴即土壤培育好。种子只有撒到肥沃的土壤里才能生长和结果。毛泽东与邓小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楷模，原因在于他们对中国文化精通了解，从而在解释、运用及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时运用了中国语言，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变得通俗易懂，为中国的老百姓喜闻乐见。

三是把握时代脉搏。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和我国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当代中国的前途命运同世界的前途命运日益联系在一起，如果我们对世界发展大势认识不清，甚至茫然无知，我们的事业就难以有新的开拓。同时，作为世界性学说的马克思主义，其本身也是放眼全球的，它只有把握时代脉搏，与世界紧密结合，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在中国，要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赢得比资本主义更大的发展优势，必须牢牢把握发展的主动权，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在内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和管理方法。这就需要广大理论工作者特别是领导干部，要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光观察世界，多掌握一些国际问题的基本知识，多了解一些国际社会的基本情况，正确把握时代发展的趋势，不断增强各项工作的战略性与前瞻性，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实现具有浓郁的时代气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不但根扎得深，而且经得起风浪撼动。

四是深入调查研究。前有所述，马克思主义是桥的一端，客观实际是桥的另一端，桥的两端要打通，必须彼此走近交流。精通马克思主义、谙熟中国文化、与时代紧密结合，只是为马克思主义化、为方法论指导具体实践奠定了一定基础。马克思主义要能够指导实际，给实际生活带来利益，必须深入实际生活，了解人民群众的丰富实践活动，采撷人民群众丰富多彩的语言，把人民群众的活动需求与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有机地衔接起来。只有深入生活实际，进行调查研究，倾听群众呼声，虚心向群众请教，马克思主义才能有价值，实现其最终目的。实践背景发生变化，实践内容发生改变，作为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的理论工作者及领导干部，要及时深入社会生活，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

五是进行科学抽象思维。用马克思主义及中国文化武装头脑，把握时代，走近生活，但并不等于就获得了方法论。它们只是为方法论的形成奠定了一定基础。要使理论化为方法，必须进行认真的思考，进行抽象的思维活动，考虑怎样在语言与行动上把具有西方特色、史味浓厚、理论性强的马克思主义表现得具有中国性、时代感、大众化，为中国现实及大众百姓所接纳，然后化为自己的行动。必须指出，思维活动是一种创造性的活动，把马克思主义化为方法论，用恰当的语言加以表达，要付出艰辛的思考与劳动。马克思说：“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形成也是如此。

总之，在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是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它的完成需要采取正确有效的方式方法。要想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将其转化为方法论效果会更佳。要运用方法论并推进方法论的研究，除了必须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外还必须做更多的工作，花费更大的气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与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相互促进、共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