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哲学创新

于炳贵

【内容提要】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断创新发展的过程。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创造性地运用于党的全部工作之中，形成了具有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新时期进一步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必须植根于中国当下实践，回答时代提出的问题。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哲学 中国化 创新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相结合，不断创新发展的过程。我们党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程中，创立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了毛泽东哲学思想、邓小平哲学思想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理论成果。这些理论成果的相继形成，不仅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不断发展，而且指导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总结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经验，在新世纪新阶段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大任务。

一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过程

所谓“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一个动态的转化与发展的过程，有三个方面的含义：其一是指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具体实践相结合，指导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胜利的过程，即由理论向实践的转化过程，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内化于中华民族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之中，为中国人所掌握和自觉运用的过程；其二是指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形式与中国民族文化相结合，不断被民族化，转化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形式的过程；其三是指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内容在与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具体实践相结合中不断被中国共产党人丰富、发展、创新的过程，也就是在指导中国实践的历史进程中，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中所取得的经验进行哲学概括和升华，进而在内容上得到充实和创新。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这一实质内涵中，不难看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内蕴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必然要求，换言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科学的理论能够有效地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发展的中国实践会遇到新问题、新矛盾，对问题和矛盾的解决又会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体系，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以满足对新实践指导的要求。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又会进一步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正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发展的双向互动中，二者才能达到具体的历史的统一。

二 中国共产党人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主要成果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结合中国各个历史时期的具体实践，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作出了积极而有益的探索，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创造性地运用于党的全部工作之中，形成了具有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

1．提出“实事求是”这一核心范畴，突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功能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范畴是实践，基于实践范畴的重要性，马克思和恩格斯将自己的哲学称之为“实践的唯物主义”。

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阐述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经验与要求时，将这一经验和要求概括为“实事求是”的态度，并对实事求是作出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规定，赋予它崭新含义。这就在客观上为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提供了一个新的核心范畴。

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更加注重发挥毛泽东所提出的实事求是的思想，并在此基础上特别强调了实事求是作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核心范畴的地位，明确指出“实事求是”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将实事求是作为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核心和本质，这样一种概括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还是第一次。邓小平不仅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概括为实事求是，而且深刻揭示了实事求是与解放思想的辩证统一关系，把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结合起来，使之成为实事求是这一核心范畴的重要内容。

2．在实践中深化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矛盾观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革命的长期实践中，积累了处理复杂矛盾的丰富的经验和教训，在对这些经验和教训进行哲学升华的基础上，发展和创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矛盾观。首先，毛泽东在继承马克思列宁思想的基础上，系统地发挥和论证了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其次，毛泽东创造性地把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问题提到了矛盾问题精髓的高度，认为“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再次，毛泽东还系统阐述了矛盾特殊性理论。他认为，特殊的矛盾是世界上诸事物之所以千差万别的内在原因和根据，认识矛盾的特殊性，是我们认识事物的基础性的东西。毛泽东指出矛盾的发展具有不平衡性，从事物的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深入、系统地分析了矛盾特殊性问题，强调要辩证地把握它们的关系，既要看到主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的决定作用，又不能忽视次要矛盾、矛盾的次要方面的制约作用。最后，首创性地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学说。

邓小平结合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实践，对马克思主义矛盾观作了进一步的发挥。首先，邓小平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相互关系的理论创造性地运用于对社会主义的分析中。他指出，马克思、恩格斯所论述的是具有一般和普遍意义的社会主义，具体到中国，就要结合中国国情和实践，探索一条适合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离开中国国情和时代发展特点照搬照抄，是违背马克思主义一般和个别、普遍与特殊的辩证关系原理的，只会给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带来巨大危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是邓小平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当代中国和时代特点相结合的具体产物。其次，邓小平坚持了两点论和系统论的统一。他十分重视两点论的辩证思维方法和工作方法，并将之运用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实际，形象地提出有所侧重的“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工作方法。不仅如此，邓小平还把系统论思想引入辩证法，要求我们不仅要看到事物的“两点论”、事物的“一分为二”，而且还要从多因素多层次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相互协调上来考虑问题，要着眼于事物的整体和系统。再次，用改革发展的方法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邓小平敏锐地看到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并以此为依据，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提出改革是第二次革命的观点，通过变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合生产力发展的环节，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通过发展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

3．始终坚持理论与实践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

毛泽东的《实践论》明确提出：“我们的结论是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反对一切离开具体历史的‘左’的或右的错误思想。”这一重要论断具有丰富的理论内涵，集中体现了毛泽东对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辩证关系的深刻理解。同时，毛泽东对如何实现“具体的历史的统一”也作了深刻的分析。首先，从认识发展的实际过程来看，必须遵循认识运动的规律。认识以实践为基础，从实践到认识，从认识到实践，是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前进的辩证运动。毛泽东说：“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是对人类认识运动的总概括。只有自觉遵循这一规律，才能达到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其次，从认识运动的秩序来看，必须正确处理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坚持把一般和个别、普遍性和特殊性结合起来，克服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再次，从认识的主体来说，必须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努力改造主观世界，不断提高认识能力，使主观符合变化了的客观实际，防止和克服主观与客观相分裂的主观主义。

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并发挥了毛泽东的这一重要思想。他针对“两个凡是”，重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他指出，由社会实践中产生的思想是否正确地反映了客观外界的规律，只有放到社会实践中去，经过实践的考验，才能证明它究竟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此外再无别的检验真理的办法。建设社会主义没有现成的经验可资借鉴，我们只有在实践探索中解放思想，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上创新马克思主义，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中国实践。

4．人民群众观凸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价值取向

毛泽东在总结革命时期斗争的历史经验过程中，形成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即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毛泽东指出：一切为了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是共产党人从事一切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要实现这一宗旨，必须一切依靠群众，调动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此外，毛泽东还把认识论应用于群众路线，指出实践、群众在本质上是同一序列的范畴，尊重实践和尊重群众是一致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就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

邓小平在新时期继承了这一群众路线，并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进一步丰富和深化。他反复强调，社会主义事业是人民群众的事业，我们党要密切联系群众和依靠群众，充分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一切相信群众，一切依靠群众，最终要落脚于一切为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答应不答应”是我们制定各项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江泽民将这一思想概括为，中国共产党要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把满足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最高价值取向。胡锦涛提出以人为本为核心的科学发展观，强调必须把以人为本作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核心立场，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尊重人民的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5．综合运用马克思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及当今的时代特点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突出强调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生产力和文化的先进性要求，指出党要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和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以推动经济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此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高扬了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和价值主体地位，强调党要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鲜明地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和崇高价值取向。

6．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开辟了新的理论空间

科学发展观包括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全面发展观、协调发展观、可持续发展观，其核心理念是以人为本，强调在经济社会发展中要处理好人与人、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实现社会的和谐发展。这就给哲学研究提出了新问题，开辟了新领域，即哲学应当从总体上关注人，深入研究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与人的关系问题。科学发展观始终贯穿着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唯物辩证法普遍联系观点、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基础、人的全面发展和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主体的基本观点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

三 新时期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根本路径

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与发展的根本路径是，植根于中国当下实践，回答时代提出的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给予我们的深刻启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每一次历史性飞跃，虽然是种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但其根本是在对中国所处的时代背景和中国具体实践给予密切关注所取得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就是一代又一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完成时代赋予的使命，解决中国实践面临的问题的过程中，用新的理论观点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

在当代中国，要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研究当代中国社会现实背后的深层问题，寻求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新的生长点。21世纪是急剧变迁的时代，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遇到了一系列新问题、新情况，社会发展出现了许多新特点、新规律。这对我国的影响也是深刻的、长远的。作为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不能不关注这个时代的重大变化和新的历史语境。另外，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筑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实践，也孕育着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历史契机。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前提下，一定要以我国在构筑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践中遇到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

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进一步创新，需要对中国传统文化重新审视和理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出发点是中国现实的国情，同时也涉及中国历史的发展。中国的现实存在是中国历史发展的结果，不了解中国的历史，就不可能真正认识中国的现实。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特有的民族文化和民族心理，形成了伟大的民族精神，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提供了原材料，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提供了启迪和理论支点。应该从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上进行反思，全面地评价中国传统哲学，发掘中国传统哲学的当代人文价值和伦理价值中的积极内容，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优秀遗产会通，深入民族文化的语境中，获得新的重要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