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家庭的不稳定性

可以说，要想真切地分析中国人社会生活与家庭生活中不统一的内在原因几乎是不可能的。即使是真实、典型的事实，也会由于不成比例而给人不正确的印象。每个家庭自身都含有不统一的因素，如果说这些因素并不总是导致相应结果的话，那只不过是由于它们在随后的发展中侥幸地遏制或抵消了。

在各个家庭中，一半人具有或将具有与另一半人不同的旨趣。作为妻子的女人从另外一个家庭非自主地嫁到她丈夫家来，既突然又不可更改。正如我们已经了解的那样，她的到来不会受到热情的欢迎，更不用说什么温馨了（中国人心中没有这种温馨的理念），至多是温和的容忍，而且，寻衅性的挑剔并不少见。她是家庭中另一半分离旨趣的核心。大多数中国小孩对母亲的感情非常真诚和持久。尤其对于女儿来说，母亲的亡故是现实生活中最大的灾难。就比较原始和比较实际的层面而言，孝心一直促使着已婚女子想转移一部分丈夫家的财富到娘家去。这样做的诱惑常常是不可遏止的，甚至绵延一生，尽管要受到许多严厉的审查。中国人将此比喻为“底漏”。显然，如果那个容器底部有漏洞的话，岂不是一“泄”不可收拾？俗话说：“十女九孝。”我们还经常听到人们说，这种孝顺是使家庭濒于贫困边缘的一种原因。作者曾经认识一个中国朋友，当时他的一个女姻亲死去不久，他认真地对我说：“死得好，她不但好吃懒做，还为娘家偷东西！”至今为止，回娘家一直是中国年轻妇女生活中的主要乐趣。她总是尽量设法多次回娘家，而她丈夫家则尽量地进行限制，因为她一回娘家就同时减少了对丈夫家的服务。为此，她常常不得不加倍地带上针线活，如果她已经早早地成为一群孩子的母亲，那么她还得带上这个小孩伴随团。对于这种入侵，她的父亲和兄弟们当然不满意，因此，还有什么比她想通过从丈夫家带来一些战利品以平息他们的怒气更自然的呢？

一旦她的母亲去世，情形就发生了实质性的改变。嫂嫂们将肆无忌惮地指责她及其一群饥饿的小孩，她要待下去，很可能就得为维持自己所谓的权利而进行斗争。这就好比是努力保存煤炭中眼见即将逝去的火花一样。诸如此类的悲哀在中国处处可见。对于一个已婚妇女来说，没有娘家可去是非常悲惨的事情，这等于宣布说：如果她受到虐待，将不再有任何人支持她。在某种程度上说，终止回娘家是一种丢脸的事情，每个中国人都对此很敏感。我们知道这样一个故事：有一位孤独的老妇人，94岁了，还不得不自己拾柴火、自己烧火、自己洗衣服等，当然，打水是例外，这个活由一位远房亲戚帮她干。她是这样的贫穷，以至于平时只得将细土掺和到饭里来补充食物的匮乏，以此坚持更长的时间。然而，尽管如此，这个可怜的人还是不时地回她的“娘家”，不过，这个“娘家”只是由那些她在年轻时就已知道的孙子辈所组成的而已！

当一个已婚妇女到达中年的时候，她对于娘家的旨趣可能会大大地削弱。这时她自己的闺女们已经长大到可以出嫁的年龄了，该轮到她们每个人重复母亲的经历了。对于她们的父亲和兄弟们来说，这些姑娘们立即成了问题和威胁。如果女孩的出生率由男人投票决定的话，可以说，几代之后中国人种就会灭绝。“白花钱商品”常常用来暗指女子，因为她们一旦学会一点针线、烧饭等家务活，就立刻被嫁出去了。而且众所周知的是，嫁出去的女儿就像泼出去的水一样，覆水难收。正所谓“麦不必负担谷税，女儿从不供养母亲”。

女子通常没有什么机会与其他人培植友情。尽管她们一直准备在有利的条件下营造并保持这种依恋之情，但事实上不大可能。通常，每个中国家庭不仅由男人和他的妻子及他们的孩子组成，还有已经成婚的儿子以及儿媳妇们。每个儿媳妇都是以同样的强迫方式进入这个圈子里来的，她们每个人都有自己强烈而又难以抑制的意志，可除了尖刻的言语和坏脾气，她们一般无权表达自己，于是，其结果显然不可能达到统一。

就中国的法律而言，兄弟之间差不多是平等的，尽管年长者有稍许优势。有时年轻的夫妻可能被提供一些基本的物质准备，比如说可以用车纺织的棉花，从此，他们就被期望着依靠这些“本钱”以及自己的劳动来养活自己。父亲在世的时候给几个兄弟分配的土地常常是不太平等的，这种偏差除了规劝没有别的补救办法。如果不是父亲想完全剥夺一个儿子分得土地的权利，还是可以调整的。

如果按照中国传统，家产由家庭成员共同拥有，那么，在这些拥有者之间不可能不经常产生身体上的、心理上的和道德上的摩擦。

中国人的理想是家庭成员模模糊糊地共同拥有家产。不过，中国人自己也意识到这样的生活空间并不是个理想世界。因此，家里的家产迟早是要分开的。事情常常是这样，某个儿子对于现状不满意了，于是，他就委托某位邻居告诉父亲该分家了。这时，家庭事务交给被认为是利益不相干的第三者，但有时候家庭自身控制得比较好，可以免除这种重要的帮助。一般中间人要将土地、房屋的名称和数量编制成一个清单，然后大致地进行评估，并按照要求分成若干份额。不过，其中某一部分土地可能要拨给父母“养老”，另一部分财产或许要留作小儿子或闺女结婚之用。剩下的财产就被分掉，每一份额土地、房屋的名称和数量都写在几张小纸片上，这些纸片被卷成团状放在一个饭碗里，摇匀后，家庭成员开始轮流抽签。最小的儿子被谦让作第一个抽签者，纸片上所写明的东西就是他分到的家产，依此类推，直到所有的签都被抽完。家具、水罐、各种器皿，以及所有既有的谷物和柴火，都必须公开提交给中间人，以确保没有任何东西被隐藏。我们听说，有一个特别爱吵闹的儿子在分家后的第二天就来到父亲的屋子里，假装寻找自己丢下的什么东西，将所有的坛坛罐罐都摸索了一遍。其实他是想确定一下，有没有什么豆子或小米被遗漏了。当然，在一个和谐家庭里不存在诸如此类的麻烦，但这种家庭比较罕见。精明的中国人估计，大家庭分家，十有八九要伴随一场家庭“风波”，这种“风波”小至短暂的骚动，大至灭顶之灾。

按照中国人的理论，父母老了由子女共同或轮流赡养。但大多数情况是，年老的父母自己有一份财产，自己做饭，自己做各种必要的家务。西方人印象深刻的是，中国人的分家似乎意味着解除了亲人之间的责任感。当我们问到一个中国人为什么不帮助他一贫如洗的儿子或兄弟时，回答常常是“我们已经在前段时间分家了”。真正的原因或许在于平时积累的怨恨，一旦某人从中解脱出来，他就感到自己能够明智地专注于自己的利益了。

据说，如果家里某位成员在分家时不在场，那么大家总是优先考虑分给他某一特殊的份额。可以肯定的是，倘若他在场的话，他绝不会心平气和地接受这个份额。这种情况尤其发生在负债累累的家庭里。有时，一个年轻人被迫背负着巨额债务开始生活，这种情况可能要延续好多年。

另一种非常讨厌但可以避免的财产是“空头谷税地”。这是一种地税债务，该地实际上并不存在，但由于早年有意无意的错误测量，名义上却还有这样一些地存在。譬如，假如某家有一百亩地，这些地不时地被卖出去一小块，每次测量都以老树桩作为不明确的边界，结果自然有很大的出入。买地的人总是尽量使测量有利于自己，反正这不关测量者的事情。谁都不知道剩下的地究竟有多少，直到最后有必要对所有的地进行测量了，大家才发现已经损失了相当多的地。这种亏空就导致了“空头税”的债务，尽管税本身相当坚固和实在，但中国人不知道如何在实际行动中纠正这种不公正。可以肯定的是，发现自己被加上了这种负担的儿子，是不可能在未来的日子里为家庭和谐出力的，即使他想忘记这种事情或当作吃了“哑巴亏”，他的妻子绝不会停止唠叨，除非她自己碰巧是哑巴。应当说，如果将所有可能和必定导致家庭疏离和痛苦的情形描述出来，其本身就可以构成一大卷本了，不过，上面描述的情形足够作为它们的样本了。

值得提到的是，当紧张达到爆发点时，特别是当受委屈者很难远走高飞以逃避他的不幸时，他常常产生想给自己所憎恨的人下毒的念头。如果中国人很容易弄到毒性物质的话，中毒的情形肯定比现在多得多。就这样，我们还是到处听说诸如此类的事情，偶尔，外国人都成了牺牲品。

正当作者准备这个章节的期间，一位中国朋友来访，他想听取作者在下面这件事情上的一点意见。他的一个朋友的侄子，已经36岁了，一直没有结婚，由于既呆滞又贫穷，从来没有人认为他适合娶老婆。大约5个月前，媒人介绍了一位16岁的姑娘，这位姑娘由于肢体残疾也一直找不到婆家。媒人安排男方付给女方家里8贯钱作为“聘金”，届时，婚礼如期举行。不出所料，这个婚姻确实是一个不幸。在当年1月26日，这位丈夫吃了一碗自己特别爱吃的粟米饭，直到吃完了，看到碗底的砒霜，才知道自己中毒了。一阵猛烈的呕吐之后，他总算活了过来。隔了一天，同样的事情再次发生，这一次，他受害的症状严重得多。为此，他表示了强烈的抗议，而他的新娘则去了几里之外的娘家。他叔叔照料了他一段时间，现在基本上脱离了生命危险。这位当叔叔的想问作者如何处理这件事情。既然在这个国度关于离婚方面的“多嘴”属于合法范围，那么对于一个西方人来说，重复一遍别人的话就是自然而然的了。但这个当叔叔的解释说，有一个当嫂子的反对离婚。为什么？显然是因为已经在娶媳妇上投入了8贯钱，据说仅仅为了这样一件小事就失去她殊为可惜！事情最后委托给了纠纷调解人，他的安排是，要求那个给新娘带来砒霜的亲戚给中毒的青年磕头，而且，新娘的家里必须付给受伤的丈夫15贯钱以作恢复健康的补偿。以后，新娘仍留在娘家，据说在那里有个女人已经打了她一顿。她没有离婚，她的丈夫也勉强维持着这种极度的窘境，一部分原因是当初已经投入了许多钱，另一部分原因是怕别人笑话。到时她可能被送回来，假定她试图使这个家庭幸福的话。

至此，我们谈到的中国家庭的不统一，主要是由强烈的主观因素引起的，即所谓的私心。然而，还有其他许多与基本习俗和民族特性相关的因素值得考虑。

断言每个中国人都是天然的说谎者肯定是个让人难以忍受的谬误。相反，我们相信，中国人至今是最诚实的亚洲人。但毋庸置疑的是，诡诈是中国人的第二本性。这种本性贯穿于他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在中国官司中，证人（这种情形下的诚实远比一般情形重要得多）通常带着三分真实七分虚假地说：“我不骗大人。”其实他这样说的时候，大人非常清楚证人在说谎，而证人也明白大众知道他在说谎。唯一的问题是接下来的陈述中虚假的成分占多大比重。同样原则也适合于家庭生活。大多数丈夫都懂得不向妻子完全吐露真情。子女也经常对父母隐瞒一些父母本应知道的事情，他们自己也随时受骗。作者知道这样一位中国妇女，她还是小孩子的时候，有一天母亲对她说，今天不要再上街玩耍了，得待在家里换衣服，就这样，她还没有明白怎么回事，就已经被塞进轿子里，踏上了去她“丈夫”家的路，因为这就是她的出嫁！滋生此类事情的环境，自然会导致许多令人生厌的现象。流行的格言说：“懂得如何做媳妇的女人在双方家里都能左右逢源，而不老练的媳妇知其一不知其二，随时会遇上无穷无尽的麻烦。”

尽管她们处于不利地位，妻子们还是可能设法对丈夫隐瞒她们手头上有一小笔作为娘家成员时的财产。作者熟悉一位中国人，他都差不多60岁了，已经儿孙满堂，可是他与妻子相互之间却好像没有什么关系似的。在他们三四十年的婚姻生活中，他一直怀疑她有一笔相当大数目的私房钱。如果说所有的中国人都相互欺骗，这肯定不真实，但无疑这种危险总是存在的。随时随地产生不安定和猜疑。一个相关的现象是，一桩事务中的主要人员可能完全不能确定事情的真相，尽管其他每个人都非常清楚，但没有人会说出来。

孟子曾经说过：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如今这种情况与他那个时代相差不远。不过，现在这种恻隐之心与孟子那个时代存在很大的差别。每个中国人不仅适应了生活的竞争，而且习惯了各种形式和程度的痛苦场面。遇到这种情形时，他的第一反应不是“我为什么不对此做点什么事情”，反而可能是“我为什么要对此做什么事情”。长期传承下来的经验教导他不要冲动地感情用事，否则会导致讨厌的后遗症。作者听说，有个中国人遇上另一个人在离家较远的地方悲惨地死了，他对着尸体说：“这玩意真难搬运。”可以说，他连一点点同情心都没有。若干年后，这个人被他所在的县衙门抓起来了，既没有明确的指证，也没有任何审判，就被推进了死牢（这种惩罚远比砍头要恐怖得多，因为凡人是在极度痛苦的状态中活活地被饿死或渴死）。熟悉他的人对此的唯一评论是“不出所料”或“罪有应得”。

典型中国人的性情是平和的，他们随时准备在生活中尽自己的职分，绝不逃避，唯一的要求是给予公正的对待。但是，正如许多表面平静的湖水经常被突然来自峡谷的狂风刮起怒涛一样，中国人平静的心情也容易被猛烈的激情所扰乱。于是，一个良好社会秩序中的文静成员立刻变成了一个典型的现实恶魔。一般来说，生命的成活被认为“依赖于肝”。但是在中国，生命的重心却附在脾上。我们的一些读者不会不熟悉这样一个故事：一位杰出的美国人在童年的时候，他仁慈的父亲送给了他一把小斧子。结果，他用这把小斧子将一棵可爱的樱桃树砍得乱七八糟。当父亲发现之后，询问是谁干的，这个孩子坦率地承认了错误，父亲赞许地拉着他的手说，他宁愿失去许多樱桃树，也不愿他的儿子说谎。整个事情的发生过程不过10分钟。为了说明前面已经提到的不统一性的一些物质，我们下面介绍一个与此相对照的故事。

华兴敦先生是一位富裕的农夫，他的院子里有一棵漂亮的石榴树，他常常为这感到非常自豪。一天，他的小儿子拿到一把镰刀，这把镰刀已经磨好，准备第二天割麦子用的。可这个小儿子拿着镰刀，看什么就砍什么，自然，那棵石榴树在劫难逃，砍不到三下，这棵树就倒下了。看到自己已经闯下了大祸，他跑到村子的另一头玩去了，在这里，他告诉一起玩耍的小孩，他的一个堂弟（他四叔的三儿子）将那棵石榴树砍了。这话恰好被一位从这儿路过的邻居听到了，他已经知道那个华某正在暴跳如雷地追查谁损坏了他的宝树。在华某刮起的一阵暴风骤雨过后，这位邻居来到那个院子看热闹，并告诉另一位邻居，是华某那个侄子闯下的祸。不久，邻居们都离开了。由于查不出什么线索，华某再次狂怒，对着院子外面高声叫骂，诅咒那个毁坏了他的石榴树的人。他的一个大一点的儿子从外面进来，正好听到那两个邻居讲的话，就将这话告诉了父亲。得到这个线索，华某气冲冲地来到他四弟的院子里，发现除了弟媳妇之外其他人都不在家，他开始用最狂怒的方式责骂她。她一下惊呆了，在明白缘由之后，她开始尖叫起来，以更加恶毒的语言反骂对方。华某不得不撤退出来，而弟媳妇则一路追着，尖声咒骂。正在这个节骨眼上，那个倒霉的被认为是肇事者的侄子也被喧哗吸引着回家来，华某一边怒声责骂他的不端行为，一边用棍子将他敲昏了过去。这就使得孩子的母亲发狂了，她猛然抓住华某的辫子，不过，很快就被另一个兄弟和其他的领导拉住。这时，围者已经超过50人。几个妇女将老四的媳妇架回她自己的院子，可是，她尖声地反抗着，最后，她用指甲将自己的脸划了一道长长的口子，当即血流满面。这时，她丈夫回来了，对自己媳妇和儿子所受到的侮辱大为恼火，一边痛斥兄长（及他的祖宗），一边声称要立刻去衙门告状。他带着一贯钱就上路，可没有走几里路就被六个邻居追上了，他们花了两个小时劝说他回来，答应给“讲和”。大约到了半夜，他们一起回到家来。接下来，和事佬们花了将近5天的时间和冲突双方谈判，最后达成一致。华老大必须拿出不少于10贯的钱来请一顿筵席，筵席上他要承认自己当时辱骂弟媳是不对的；老四则在有其他14个曾经卷入此事的人在场的情形下，接受老大的道歉。吃完筵席，“和谐”就恢复了。但肇事者怎么办呢？哦，“他只是一个孩子”。就这样，整个事件结束了，也将被人们遗忘了。

中国人的吵架之所以令人讨厌，就在于它的突然性、猛烈性和公开性。其中最后一个特征与西方文明最不一致，它表明中国人还没有学会如何避免家庭自身的争端。由于每次争吵都要马上被公开，“脸面”的因素就立刻涉入进来，它要求给予调整，即通过事后创设具有批评意味的活动，使受害者的一方恢复名声。

中国人生活中最令人伤感的一个现象是，自然的温情和友好的关系会在某种情势下突然地、自发地、无情地消解。如果一个宗族的一位成员与长辈甚至直系长辈发生冲突，那么，他的祖父、父亲、叔祖、叔叔、堂兄和哥哥经常会声称要打断他的腿，或用生石灰弄瞎他的眼睛，等等，而且这些威胁付诸实施的情形并不罕见。其本意倒不是要杀死他，只不过是要打断他的几块骨头，让他再不能闹事。

除非闹到打官司的地步，也就是说，不到对方扔掉最后一块阵地，就不可能达成妥协。这种威胁能否实现当然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是悬而未决的，可许多中国人习惯于在这样的状态中生活，换了西方人，不是变成疯子就是自杀，或者疯子加自杀。风暴般的谈判结束时，常常是这样的暗示：“我们等着瞧。”

中国人坚信报应的法则。一个恶行昭彰的家伙遇上任何麻烦都不会赢得大家的同情，他只是身处陷阱的老虎。曾经有一个这样的恶人，在浑身皮肤溃烂、生蛆的时候，拖着脚步来到本村庙宇的平台上，在这儿他不时地处于昏迷状态，并痛得向其他人叫唤。对此，路过的邻居们一边辱骂，一边评论道：“真是老天有眼！”

中国人在遇到一眼看过去似乎无法容忍的情形时，常常会自己在心理上予以缓和。与我们一样，中国人的心里也总是充满着希望。根据对自己和他人经验的概括，他大概可以确定：时间一长，什么都可能出问题。他期待着适应不诚实、猜疑和忽视，而且，他很少失望。他将经常依赖那些乐意摆脱他并不断让他意识到这一点的人。他一开始就明白：他不得不借出去的钱，不可能按时也不能如数归还；别人承诺的帮助，如果实施的话，也是非常吝啬，或许还会转化为公开的敌对。众所周知的是，他心里得有“两百个明年”，但他常常能清楚地意识到，没有哪个“明年”足以使他达到那个“明年”的世界。然而，在这期间，他一般得保持一种安宁的愉快心情，这对我们来说，就好像在一个恶臭的卧室里不可能舒适地呼吸一样。可他对此已经习惯，我们则不能。有一个这种典型的男人，就这样一直处于自己凶悍的媳妇的重压之下。他的一个做了20年鳏夫的兄弟最近出人意料地再次结婚，这大大地激怒了他的媳妇。接下来，家里整个地被她掀起了狂风暴雨。他对作者说，他在过去的三个月里几乎没有“一次平静的呼吸”！他说到这一点，并不是在抱怨，只不过提到家里的一点小麻烦而已。许多中国人在这种情形下都表现出一定程度的自我克制，这在西方是难以想象的，西方人的个人权利绝对不会淹没在家庭之中。通常，这种自我克制的人被认为是“吃哑巴亏”，他们的数量显然是无穷无尽的，因为这个阶层永久存在。

熟悉中国人真实生活的人都不会夸大其中的问题，因为最可靠的描述常常最接近真理。但是，每个人都会问：通过什么手段可以避免其中的一些问题？由于许多这样的问题都与贫困联系在一起，这种贫困显然是中国人不和的关键所在。人们很容易想到，如果这种贫困得以消除，那么家庭的不统一也会大大地减少。这种说法或许有一定的道理，不过，它不能解释一个确切的事实：与那些普通穷人的家庭一样，这些有待纠正的问题在富裕的中国家庭也很普遍，甚至更加显著，更加不可遏制。

对于道德的不统一性，只能从根本上进行纠正，而不是治表不治里。然而一个有别于道德类型的经济方案是，大规模地通过一代或两代人的经济改革，中国将焕然一新。如果婚姻被恒定地推迟到男女双方都达到成熟的年龄，如果每个儿子结婚时家产已经被分开，因此不再有利益冲突，那么，所有的问题都将被抑制在萌芽之中。

当一艘载着乘客和货物的大轮船在台湾海峡失事时，主要原因是船体遭到了强大暗流的袭击。中国人在一个领头人下面多人聚成一堆的传统习俗构成了不统一和分裂的基础。我们坚信，中国人性情上的倾向，容易形成多人机械地配置在一起的混合家庭，世界上没有哪个社会能够容忍这样的建制，因为它超过了人类本性可以忍受的限度。无疑，由此产生的弊端是不可避免的、不可忍受的，而且无论如何只属于不可救药的中国人。

（午晴 唐军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