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国内外有关创新和自主创新的研究综述

（一）国外研究

创新（Innovation）一词来源于1912年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约·阿·熊彼特（J. A. Shumpeter）的《经济发展理论》（The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英国经济学家弗里曼（C. Freeman）将创新定义为“第一次引进一个新产品或新过程中所包含的技术、设计、生产、财政、管理和市场诸步骤”; 罗森堡把不确定性看作讨论技术创新与创新文化的一个起支配作用的关键词。

1．有关创新动力的研究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理论界先后出现了五代具有代表性的创新动力模式，分别是技术推动、需求拉动、技术与需求交互作用、一体化、系统集成与网络（远德玉等，2001）。近年来，Teece、Pisano和Shuen（1990）将企业资源基础理论统一于企业能力基础理论之中，提出了动态能力理论，认为企业是“能力（capability或competence）的集合体，资源是企业的重要能力之一”; 同样，Nonaka（1994, 2000）构建了一个企业内部知识创造螺旋的动态模型，在该模型中，企业知识创新与知识积累过程被具体描述为4个知识转化模式；此外，R. Garnaut（2002）从企业视角拓展至国际视角来分析创新的动力，提出了通过国际创新分工，后发国家可以提升其创新能力的理论；Chesbrough（2004）、Tether（2005）和Hughes（2007）研究了国际产业间的转移给新兴工业化国家带来的创新动力。

2．有关创新途径的研究

曼斯非尔德（Mansifield, 1968）第一个提出了模仿创新的定义，认为技术创新的扩散过程就是个模仿过程；日本学者斋藤优等（1979）提出了连锁式和螺旋式的创新途径；Nancy Staudemyer（1998）把集成创新界定为按照社会和市场需求，系统地组织内外部优势资源而产生具有功能倍增性技术发明和创新产品的过程；Sheremata和Willow（2004）也提出了创新的技术标准战略。Malerba和Franco（2005）提出了网络化的创新扩散过程；Frost和Sullivan（2006）、OECD（2009）则强调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合作创新；Forbes、Naushad和Wield、David（2008）分析了如何通过创新增加竞争力，认为可以通过过程和产品的创新以及专有能力的提高来发展创新能力；Luoma－aho等（2010）认为可以通过创新生态系统中各种各样的创新主体，相互传授思想，从而推动创新发展。

3．有关创新能力的研究

从结构的角度，Larry（1981）给企业技术创新能力下了定义，认为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是组织能力、适应能力、创新能力和技术与信息的获取能力的综合。从技术创新构成要素的视角，Barton（1992）认为，技术创新能力由掌管技术的人所具有的创新管理、技术系统、科技意识等组成，因此，他把技术创新能力视为由技术人员和高级技工的技能、技术系统的能力、管理能力、价值观等要素构成。他的观点突出了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所能渗透的要素。从企业竞争力的视角，Adler和Shenbar（1990）定义了4种技术创新能力，包括通过发展新产品满足市场需求的能力、通过运用相应的流程技术来生产产品的能力、通过发展和引入新的产品和新的生产过程来满足未来需求的能力、应对由对手和未知的环境所带来的没有遇见的技术活动的能力。此外，Rogers（1996）基于技术和知识两个维度，从技术传递、技术交换、知识管理和知识创新的角度评价企业的绩效、结构、人员、流程与技术5个核心领域；Terziovski（2001）基于系统集成和网络模型，从创新投入、创新流程、创新产品和创新战略4个方面，分别测评了企业技术创新能力。近年来，世界经济论坛的创新能力评价（2003）、经合组织的创新能力评价、美国佐治亚大学的高技术竞争力评价（2006）也引起理论界关注。Richard等（2011）以中国台湾地区高新技术产业的企业为样本，研究了全面质量管理和组织学习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并通过产品创新、流程创新和组织创新3个视角来衡量企业的创新绩效。Daniel等（2011）将451家西班牙企业作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创新和绩效的关系，并推断出组织学习和创新与绩效的正向联系，并认为创新绩效可以由产品创新、流程创新和管理创新3个指标进行衡量。Gurhan Gunday等（2011）基于土耳其184家制造型企业的调查分析，探讨了组织创新、流程创新、产品创新和市场创新等不同创新类型对企业绩效的不同影响，并指出这种影响是正向、积极的。Lin（2012）认为，组织在运作过程中面临着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了解客户需求和竞争者战略对组织而言异常重要，并从动态视角提出了将市场导向、市场知识和消费者知识转化为企业绩效的方法。

4．有关创新与企业发展的研究

在企业规模与技术创新方面，Cohen和Klepper（1996）认为大企业规模生产对工艺创新投入的补偿优势以及通过技术溢出效应（spillover）对企业集聚的主导作用，在产业升级过程中往往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而Mansfield（1984）采用美国和日本共200家企业的R＆D和企业规模数据进行对比分析，结果表明并非企业规模越大越有利于创新。然而，两者之间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Scherer（1965）采用1955年全球500强企业中的448个企业的样本数据，以R＆D人员为被解释变量，用销售收入及其平方项和立方项为解释变量，实证研究得出技术创新与企业规模呈倒U型关系。不同行业之间的关系也不一样，Schere（1984）运用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1974年196个产业的经营单位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研发密集度的差别在不同行业之间要比同一行业不同规模企业之间大得多，所以当对行业变量不加控制时，很难得到一个一致的结果。

从企业R＆D投入与创新方面来看，Hall等（2002）对加拿大生物技术产业的R＆D投入强度、创新产出进行了分析研究，认为R＆D投入强度有助于企业专利产出的增加，创新产出主要来自内源，自身研发投入是推动创新发展的重要助推器。Thomhill（2006）也是从企业层面出发，认为在自主创新的环境下，高素质的R＆D人员投入对创新绩效有正向的促进作用。此外，G. Brown和A. Svenson（1998）、Los和Verspagen等（2009）也分析了R＆D投入与创新、牵动效应、溢出效应和扩散效应以及企业本土化之间的关联。

从企业创新战略上来看，Steven等（2005）把技术创新战略分成领先创新战略、跟随创新战略、模仿创新战略和合作创新战略4种；Veugelers（1999）通过收集和分析企业创新过程中的各种信息和资源，得出当企业处于不同生命周期阶段时，通常会交替选择自主研发策略和外部合作策略的结论；而Fagerberg和Verspagen（2007）则更多强调企业创新中的跟随战略。

综上所述，国外的研究成果极大地拓展和丰富了创新理论，为我国相关研究提供了新方法和新思想。但是，这些理论假设是建立在国外复杂的产业环境之上的，而非中国的环境。本书正是基于这个背景，从我国复杂的实际出发，把高新技术产业创新作为由诸多相互作用的经济元组成的动态演化系统，全面、准确地解释了自主创新系统与经济发展的机制。

（二）国内创新理论

1．有关创新定义及内涵理论

陈劲教授最早将创新定义为在引进、消化以改进国外技术的过程中，继技术吸收、技术改进之后的一个特定的技术发展阶段，自主技术创新概念也是由陈劲（1994）最早提出的。他研究了从技术引进到自主创新的学习模式，认为在自主创新过程中，主导学习模式是研究开发中学习的主要内容，提出了研发学习的重要性，指出研究与开发是掌握技术本质的主要途径。谢燮正（1995）、傅家骥（1998）也分别给出了创新的定义。同时，谢燮正认为创新不仅包括技术创新，还包括组织管理方面的创新，也包括选择发明和科技成果。杨德林、陈宝春（1997）认为自主创新具有3个显著的特点：一是在核心技术上的自主突破；二是关键技术的领先开发；三是新市场的率先开拓。

2．有关创新和R＆D理论

国内对创新和R＆D理论的分析主要是通过两者之间的促进关系、方式和测度进行的。肖利（2002）通过对R＆D投入的分析表明，R＆D经费投入在影响技术创新和经济增长上有巨大贡献率，它的快速增长与技术创新及经济增长正相关；唐清泉（2008）论述了企业创新与政府研发经费的关系，认为政府间接的研发投入更有助于企业创新；刘丽萍、王雅林（2011）对R＆D投入与专利申请量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发现R＆D投入、科研人员投入及企业数量等因素均对企业创新能力存在显著影响；张景云（2005）认为创新的动力源于企业的研发能力，在技术更新速度加快和技术创新难度增强的条件下，技术联盟成为企业进行研究开发首选的组织形式，成员间形成良好的社会资本可以提高联盟的创新效率并有效地防范道德风险和机会主义行为；杜群阳（2007）的研究扩展到国际，认为有选择地获取跨国公司转移的R＆D机构、人员和信息，开展“技术获取型对外直接投资”具有重大意义。当然，R＆D不能简单地等同于技术创新，王伟光和唐晓华（2003）就指出了R＆D作为技术创新指标的利弊。

3．有关创新动力理论

国内学者对自主创新动力系统的研究可分为两大类。

第一类研究侧重分析创新动力系统的要素构成。徐维祥（2002）认为，技术创新动力系统主要由创新的外在拉动力、创新的外在压力、创新的内在前提条件、创新的核心保障力、创新的内在持久力、创新的外在诱导力等要素构成；陈晓阳（2002）认为，技术创新动力系统由技术创新的外因动力因素和内因动力因素构成；武德昆（2004）认为，企业及时创新动力形成的内在动力在于，企业在通过技术创新满足社会需求的过程中可能获得的超额利润和相对竞争优势；潘海英（2011）以荷兰生物燃料技术发展为个案，通过对该技术发展历程和主要影响事件的分析，设计了可再生能源技术创新动力系统的构成要素，并进一步分析了要素之间的作用机理。

第二类研究则从系统学的角度对技术创新动力系统的构成、系统内的相互作用和运行机制进行了全面分析。孙冰（2003, 2006）将技术创新动力系统分为两大子系统——企业外部创新动力子系统和企业内部创新动力子系统；孙祥斌（2004）对企业技术创新系统的原动力，从个体、竞争与协同、个体与环境相互作用以及系统自组织4个方面对此进行了分析；向刚、汪应洛（2004, 2007）提出了企业持续创新动力内源论和企业持续创新动力模型；张杰（2007）研究了产业技术轨道与集群创新动力的互动关系；任元彪（2007）认为，解决原始创新动力缺乏问题的出路在于科技金融创新；刘明霞（2007）构建了新的技术创新动力模型；10孙冰和张敏（2010）通过对企业的实地调查，构建了企业自主创新动力系统，运用协同学的理论，对企业自主创新动力系统的协同机理进行了研究，并根据该协同机理，提出了保障我国企业自主创新动力系统协同运行的对策；陈勇星等（2013）认为，各种企业技术创新动力及其因素共同构成了一个企业技术创新动力系统且共同形成了一个空间汇交力系，所以通过理论力学的空间汇交力系合成法，可以对企业技术创新动力系统的合力进行有效的测度和分析。

4．创新与企业发展的研究

企业是创新的主体，国内学者对此研究主要集中在创新绩效、R＆D、技术标准战略、联盟共享核心能力、企业集群与区域创新网络关系、复杂系统理论等方面。曹霞（2004）构建了高科技创业企业创新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确定了评价指标等级划分的标准，建立了模糊综合评价模型，为高科技创业企业的创新管理提供了科学的依据和有效的决策借鉴。娄策群、高鹏（2005）认为企业R＆D和创新相互影响：企业R＆D的层次决定着企业新产品的生命力、竞争力和R＆D收益率；企业新产品开发数量、周期和模式决定企业R＆D活动的频度、速度、广度和深度。张化尧、万迪昉（2005）引入了技术外溢和创新偶然率，进而讨论了非合作的企业R＆D投入和竞争行为以及合作R＆D的影响因素。罗欣、张京成（2006）提出了不同技术创新战略下高新技术企业标准体系的运行模式。罗剑宏、李笑（2006）认为我国高新技术企业应组建战略联盟，从而形成一个系统来进行合作技术创新。张正玉（2007, 2008）通过研究高新技术中小企业集群与区域创新网络形成之间的关系，指出了提高高新技术中小企业核心竞争力及区域整体竞争力的途径。胡恩华（2006）从复杂适应系统角度对企业集群创新行为展开研究。近年来，李剑力（2010）把环境不确定性、冗余资源、组织结构特性等权变影响因素纳入分析框架，构建了一个多要素互动的整合研究模型，从多个角度挖掘探索性创新和开发性创新两种创新方式在不同匹配条件下的企业绩效影响水平，并提出相关研究假设，为未来实证研究提供了基础框架。陈修德、彭玉莲和卢春源（2011）以2005～2007年连续披露R＆D支出信息的107家中国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基于Q值均一假设与Q值非均一假设两种情况，分别建立计量模型对技术创新与企业价值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海本禄和聂鸣（2012）认为，虽然创新是企业发展的内在动力和源泉，但并非所有企业都能够从创新投入中获益，他们从国际化的角度解释了创新收益的差异性，通过对湖北省49家工业企业面板数据进行的实证研究，得出国际化程度的提高可以增强企业通过创新提高绩效能力的结论。杨眉（2013）通过对知识扩散与合作创新的相关关系研究，分析了在不同知识扩散影响因素下，中小企业的创新收益，提出了中小企业的合作创新模式。周佩等（2013）认为，协同创新与企业多元不断互动，形成多元互动、开放式、立体化的联合创新网络模式，打破协同创新与企业多元互动的壁垒，进一步增强协同创新中心的组织功能和竞争优势，做到产、学、研协作。

5．有关创新能力评价的研究

目前，我国主要有中国区域创新能力报告（2003）、国家统计局自主创新能力（2005）、中国人民大学自主创新能力（2008）等几个较著名的创新能力指标体系。创新能力测度方法主要有：中国区域创新能力报告指标体系、国家统计局的非等权权重加总法、中国人民大学的等权权重加总法、魏江（1997）的指数连乘法分阶段法、孔令丞和谢家平（2002）的灰色系统评估原理、宋河发和穆荣平（2009）的灰色综合关联法。冯缨、滕家佳（2010）采用因子分析法对产业技术创新能力进行评价；王鹏、李健和张亮（2011）通过构建自主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对中部地区2007～2009年各省自主创新能力现状进行分析，认为中部地区各省自主创新能力偏弱，提升中部地区自主创新能力应从完善区域协调发展政策，加大研发投入，推行产、学、研合作战略以及合理承接国际及东部产业转移等方面入手；宁连举和李萌（2011）基于因子分析法，建立了评价大中型工业企业创新能力的模型，找出了影响企业创新能力的关键因素，从而为大中型工业企业利用该模型客观认识自身技术创新能力，并通过横向比较企业自身与其他企业的差距为实例，验证了该模型的有效性，进而为企业提升技术创新能力和制定更加科学的技术创新决策提供了依据；杨道现（2012）根据协同创新能力评价的不可定量性和不可知性，提出利用语言标度与灰度相结合的评价标度进行评价，从而建立了一套科学可行的双集群协同创新能力评价方法，最后给出了提升学科集群和产业集群协同创新能力的对策；李艺（2013）以技术创新投入能力、技术创新产出能力、技术创新支撑能力三类指标，构建安徽省17个城市的技术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采取因子分析方法、聚类分析方法对其技术创新能力进行综合评价，并且对各个城市的技术创新能力进行排序、分类和比较分析，然后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对策措施；刘慧岭（2013）通过对武汉市制造业的发展历程与现状进行分析，建立了由制造业投入能力、研发能力、产出能力3个方面组成的因子分析模型，对武汉市制造业行业进行因子评分，得出武汉市制造业创新能力的行业排名，最后分析了武汉市制造业发展存在的问题，并给出提升其创新能力的建议与对策；陈蕾（2014）以创新系统理论为基础，着重探讨区域创新系统中大学和研究机构的功能、定位及其与其他创新行为主体的互动关系，对我国高校和研究机构的自主创新能力进行了客观评价，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我国高校和研究机构自主创新能力提升和发展对策。

综上所述，我国学者就自主创新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但是存在若干认识上的误区，例如，以为自主创新就是追求技术领先、追求高、精、尖；自主创新是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创新，就是搞原始性创新；自主创新主要是技术部门和研发人员的工作；专利越多，自主创新能力越强；等等。同时，我国学者的研究也存在“四重四轻”的问题。一是重理论引进，轻理论创新。缺少批判地吸收并加以创新，原创性的理论就更少了。二是重理论论述，轻实践调查。缺少对各种创新问题具体实践的调研，缺少典型案例分析。三是重宏观研究，轻深度分析。很少有合理的激励制度设计，大多数是泛泛而谈。四是重行业整体，轻行业案例。缺少对子产业和亚行业进行深入的研究，研究成果可操作性较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