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转岗民政

问：您什么时候来民政局工作的？

答：1997年。

问：来了以后就着手组建社会团体管理局（以下简称“社团局”）？

答：是。

问：当时上海的社团局是全国最大的？

答：是。全国省级民间组织登记管理机关中规模最大的一个。

问：有多少个编制？

答：八十个。五十个公务员编，在社团局；三十个参公事业编，在监察总队。

问：一下子从做研究的变成一个管人的，这个转换对您来说是个巨大的挑战吧？

答：这个转换是很大的。那时没有思想准备，我很热爱研究室的工作，可组织要我做这个转换。人生如果可以让我重新挑选的话，我绝不会选择出来做官员。

问：您当时从市委研究室到民政局的背景是什么？

答：在我来上海市民政局之前，时任上海市委书记就已经有了建设大民政的意向和思路，他提出大民政就是大保障。应该这么说，当时上海经济社会的发展已经要求上海市委、市政府领导要超前地，具有前瞻性地去思考和谋划上海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体制框架与运作机制。

所以，我们（同一天去民政局任副局长的有三位）到民政局工作实际上和市委、市政府领导对民政工作的高度重视是分不开的。在国外，政府职能主要是财政、市政和民政。我在市委研究室工作的时候就已经感受到市领导对社会管理、社区建设的高度关注，包括提出大民政就是大保障的思想。当时的体制设想是想让劳动力走向市场，劳动局并到民政局，民政工作要把就业作为社会保障的重要内容。后来由于大体制的原因，劳动局变成了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现在是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从民政的角度而言，上海市（20世纪）90年代初基本思想就是“大民政、大保障”。

在这种大环境下，1996年，时任上海市民政局局长的施德容请市委副秘书长兼市委研究室主任黄奇帆派一批人帮民政局做上海民政发展规划研究。施德容是一个能力很强的人，他曾在国外留过学，又是博士，学术能力、研究能力很强，而且有实践经验，无论是思维能力还是操作能力，都有很强的超前意识、创新意识。更难能可贵的是，他的操作能力也很强。他感觉到今后民政事业的发展一定要有一批能干事的干部（他提出需不同特长的干部），要有理论的支撑，民政事业发展的规划要具有前瞻性。黄奇帆同志让我带队去完成这一工作。于是我带着市委研究室的一位同志以及市体改委的两位同志到民政局去调研。按照施德容同志思路要求，我们四个人和民政局法规处等同志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完成了课题报告。到现在为止再回头总结，可以说，课题报告提到的很多内容已经成为民政事业发展的现实，有的还在实际工作中运作。

当然，当时很多人觉得课题报告提出的方案不可行。如黄奇帆同志在审课题报告时提出，按上海GDP发展的比例，上海发行的福利彩票规模至少要达到二十亿（元）。当时很多人感觉是天方夜谭，因为当时平均每年发行只有四千万（元），但到现在已经近四十亿（元）了。此外还包括养老设施、儿童福利院等设施的建造，等等。实际上，到民政的调研也让我对当时的社团有了一定了解。

问：做完这个报告后不久就来民政局了？

答：是的。在调研之前，我对民政局不怎么了解，但做完这个课题，对民政工作（有了）了解，与民政同志也相互有了些了解。1996年我正好在中青班培训，培训完以后，市委就有意向让我到民政局来。原本我说我不要去，但领导说民政工作很重要，要走向大民政。既然领导都很重视，而且发展蓝图也有了，所以我就去了民政局。当时市委同时安排了三个同志去民政局，一个是我，另外两位，一个是区里抓国有资产和城建的，另一个是抓经济搞大企业集团公司的。我们三个人同一天到民政局报到工作。

问：这主要是与当时上海市提出来的大民政思路有关？

答：大民政，就是想通过建立大保障（社会福利、社会救助、优抚安置、社会保险、慈善事业）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同步。我到民政局就按照市委大民政的要求来做好分管工作。在民政局工作时，我切实感受到市领导对民政工作非常重视，包括当时市委分管民政工作的副书记孟建柱同志、副市长冯国勤同志都非常非常重视，上海率先成立社团局就是两位领导直接抓的成果。我去了以后，民政局也很重视我，特别是施德容同志。

问：您原来是在市委研究室工作，对社团工作应该不是特别了解，但是我发现您的风格很鲜明，到民政局工作以后您很快就转型成为一个专业性非常强，有思考、有研究的管理者。您的这种转型能力是如何形成的？

答：嗯，到民政局之前，我只知道民政工作管的是所谓“盲聋哑痴呆傻”，也就是现在讲的弱势群体的工作。但我善于学习，所以转型能力强。我性格有一个特点：到一个新的地方，我就不再注意以前工作的事情了，只专注新单位的工作，钻研这项工作。这可能是我在市委研究室工作的时候养成的习惯。在市委研究室做调研的时候我们不仅要研究经济，还要研究党建；不仅研究宏观经济的股票，还要研究微观经济的企业改革。市委是统揽全局的，我们是为领导服务的，领导需要什么样的稿子，我就必须按领导要求带队进行调研，调研后要把报告写出来。一般交稿的时间都很短，且要有深度，因为那是为市委决策服务的！在市委研究室这一高平台上工作的长期经历让我掌握了一种学习和工作的方法：融入基层，做好文字的基础工作。

所以一般我到一个新的地方，首先会深入基层开展学习调研。到民政也是，首先要了解民政工作做什么。在市委做研究使我对各方面的体制都比较清楚。我经济也研究过，党群也做过，工青妇我也接触过，企业家协会我也有过研究，包括校友会等一类社团，我也都有所了解。因为有所了解，我就关注这些社会组织的作用。当然，社会组织真正发挥什么作用？在来民政局以前，我的认识还是不高的。刚到民政局，我还真有点盲聋哑痴呆傻，于是我就潜下心来开始学习研究。

问：我对您这一点印象很深。当年我来调研的时候，您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我觉得谢局长与众不同，一是很重视我们的研究，给我们提供了许多支持；二是上上下下几乎人人都在做研究。这是不是您从研究室带到社团局的风格？就是人人都要搞调查、写报告？

答：对，那会儿我们每个处都有课题，到现在我还留着一本本的成果。民政系统的所有人员对此评价都很高，就连现在的市委常委徐麟同志也说：“谢玲丽，你真的在那边打下很扎实的文字基础。”我觉得这些报告到现在都不过时，包括我在市委研究室写的和组织写的报告，比如：《上海发展研究——现代企业制度论》《上海发展研究——国有资产管理论》《上海市深入开展再就业工程的战略构想、试点方案与有关政策》等。由于在市委研究室得到锻炼，所以我跨领域研究的适应能力很强。我非常感谢党组织，如果组织不给我平台，我根本就无法锻炼自己、提升自己的能力，也就不知道自己还能做很多事情。

我感觉党组织很好，多岗位培养我，一会儿让我到企业处，一会儿到党群处，一会儿到民政局。为什么后来到社团管理局开展工作的时候会比较全面？为什么经济、社会、政治这几个关系我能把握得比较好？这都和党组织的培养是分不开的，这是我的深切感受。

问：当时社团局成立时的队伍情况如何？

答：当时社团局成立的时候就是靠我们民政那些同志。刚开始做课题研究时，很多人说不行，并说我们是“老弱病残”，因为那些同志认为自己学历不是很高，也不擅长做课题。我说，什么行与不行？大家把这个情况翔实地记录下来，再一提炼就可以了。结果社团局成立的那个方案恰恰就是我们这些人做出来的。

问：你们中的很多人是转业军人？

答：是。

问：当时团队的学历基础不高，研究能力也不很强？

答：是。但是恰恰这一本本报告就是我们这些人写的，报告写出来有的成为规范性文件的时候，我真为这支队伍自豪。我和他们的感情非常深，当时大部分人的学历是中专、大专，很少有大学生。但我清楚，每个人都会提高，这个社会是学习型社会啊！我也真看到这些同志在不断成长，这些人中的很多人后来都成了民政系统的写手了。

问：现在还是这种氛围？

答：对，他们到现在也是这样，这些人还都被请出去讲课。什么叫行与不行？我看都挺行的。实践证明这些人都很强，不仅能写报告，还拼命工作，退了以后，现在到处都有人请他们过去。

问：最早什么时候开始做调研？

答：社团局成立以后，我们从1998年开始做调研报告，1998年开的国际研讨会。我1997年到民政不久，1997年底到1998年，施德容局长安排我做了一件事，到美国去学习，这对我后来的工作影响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