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劳动力流动的变迁与社会认知

（一）流动变迁史

固始县和新县每个村庄的劳动力流动，既有其自身特定的历史变迁过程，又具有某些共同的结构特征和历史节点。20世纪80年代初，最早开始外出的农村劳动力，带有一定的冒险成分，时处改革开放初期，政策的缝隙里透露出流动的希望和生存的另一种可能，但同时也有太多的未知和不确定性。这种流动亦带有某种传奇色彩，一如固始县太平村村民和村干部津津乐道的“老板”曾某，他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带着“出去转转，看能不能挣点钱”的心理最早踏出村庄的。

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大部分的调查村庄相继开始有了小规模的外出流动。当时流动的推力被当地人直接解释为“穷”，而且往往越是在人多地少、农业收入微薄以至于无法维持家庭基本生活的情况下，这种驱动力越是强烈。首先被推向城市劳动力市场的主要是成为“剩余劳动力”的青壮年男性，其次是青年女性。同一社区人口的外向流动具有某些特定的方向，这与早期外出者在城市获得的就业机会和建立的关系网络有很大的关系。一些村民回忆道，“打工地要人，他们就回来带人去，能干活的都带出去”。社区原有的网络关系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通过熟人的介绍和推荐，后期的流动者得以顺利进入新的环境中，寻找就业的机会，因为很多时候“没人介绍没人要”；原有的网络关系也成为后来进入城市的打工者得以适应务工环境的缓冲空间。

20世纪90年代初，原本几乎没有外出流动的村庄（如固始县前楼村和叶台村、新县泗店村）也开始躁动起来，人们纷纷加入这场打工大潮中。沿海城市的工厂和大城市的建筑工地成为这些农村劳动力的主要集中地，其中拆迁、建筑、装潢等行业吸纳了大量的男性劳动力，还有一部分男性进入电子工业领域；女性大都进入针织厂、制衣厂、毛纺厂等就业。在这些村庄中，也有少部分人从事废品回收、服务行业等工作。

进入21世纪以来，劳动力的流动更加势不可挡，不论男女均大规模外出，村里剩下的青壮年劳动力越来越少。年轻人不再像其父辈那样主要依赖老乡帮带和熟人介绍在城市立足，他们的流动也不再局限于一些特定的区域和城市，而是遍及全国各地。新县更是出现了较大规模的跨国劳动力流动。这也使劳动力流动与留守的现象呈现出更多的复杂性。新生代农村外出务工者大多出生在1980年以后，他们一般在务工之前接受过中等教育，缺乏务农经历，从校门直接走上外出务工的道路，有些甚至没有基本的务农常识（罗霞、王春光，2003）。但是，他们有更广泛的务工信息和网络，对他们自己的打工地点和从事的职业有更多的考虑。与父辈“外出看看，能不能挣点钱补贴家用”的想法相比，新生代农村务工者，也可称为“留二代”，其外出动机趋于多样化。“介于生活者与生存者之间”和“介于回归乡土与定居城市之间”（王春光，2001）的漂泊者身份，也使这种流动中蕴藏着紧张、愤怒与抗争（Chan, 2010; Ngai et al. , 2009）。劳动力的代际更替也意味着第一代务工者由于年龄的增长和疾病等诸多原因正陆续返乡，这些变化将深刻影响外出务工和留守的社会图景。

（二）城市化、工业化需求与性别视角

劳动力流动的变迁，同时也折射出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城市化和工业化对劳动力需求的变迁。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城市人口不愿从事的一些工作向农村进城务工者放开，这触发了最早的劳动力流动。这些相对繁重的、工作环境较为恶劣或危险的、不体面的工作，创造了一种选择性的准入机制（Knight et al. , 1999）。同时，对农村劳动力非正规的雇用方式和对农村劳动力再生产过程的剥离，为此后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分割与农民工半无产阶级化（Pun and Lu, 2010）的境地埋下了伏笔。

随着制造业的发展，在规训体制下成长的年轻女性成为企业的首选。这些“女性可以做的活和工种”的出现和增加，使得更多的女性选择外出成为“打工妹”。这在改变传统的家庭性别角色建构的同时，又强化了劳动力市场中劳动分工的性别特征。尽管如此，女性的外出务工仍未使她们摆脱传统性别角色的束缚，传统的社会性别关系仍然在影响着家庭的外出决策。尽管10个研究社区中几乎找不到未外出务工的未婚女性，但是她们在婚后的某些阶段，依然实践的是“一般能出去肯定先男的出去”这一性别分工。女性在其生命历程的不同阶段所承担的家庭角色义务，仍然在其流动决策中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很多妇女由于结婚、生子、哺乳、照顾孩子、陪读、照顾老人等原因而返乡或者将要返乡，同时“有流动经历”会逐渐变成留守妇女的一种共同特征。农村社区中也有极少数已婚女性外出而丈夫留守的情况，但通常是由于丈夫伤病等特殊原因，且往往给丈夫带来一定的社会压力。

（三）常态化和普遍化的外出务工

目前，外出务工已从最早只有少数农村家庭为维持基本生存而采取的特殊路径，演变成农村社区普遍化的现象和趋势。对于年青一代而言，在升学的通道之外，进入城市务工几乎是生存的唯一可能途径，或者唯一合乎常理的选择。外出务工的常态化和仪式化，使得社区形成了“应该或必须外出”的概念和意识，即不出去打工是不正常的，是“懒惰”“没出息”“不争气”的表现。在新县刚店村访谈时，村干部直言道：“现在大家都认为打工是件自然而然的事情，谁有本事谁就出去打工赚钱。待在家里没事干的，都让人家瞧不起。”

同时，常态化和普遍化的外出务工所导致的将不再是拥有明显参照系——所谓的“非留守群体”的留守群体，而更多的是社区的一种整体性的留守图景，即整个村庄大部分家庭在或长或短的时间里都因为其成员的外出具有“留守”的某些特征，而“留守”和非“留守”群体的界线将日渐模糊。常态化的过程使得村庄对留守群体社区支持的态度，接近普遍主义的取向——“谁家都有困难，谁家都需要帮助”。但是，留守社区与留守群体本身就缺乏自助和互助的能力，虽然“谁都需要帮助”，却又“谁都爱莫能助”，因此，特定的外部支持就显得非常必要。

因“穷”而“不得不外出”的早期外出务工者，尚能通过外出使其家庭境况相对于依靠单纯农业收入的家庭而言具有较为明显的改善；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外出务工，且同一个家庭中可能会有多人同时在外务工，这样普遍化的外出对于个人及家庭而言已经不再是经济改善型的家庭策略，而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无奈之举，是在一个商品化的社会里无法抗拒现金需求压力之下维持基本生存的必然选择（叶敬忠，2011）。面对外出所带来的种种问题，留守群体常常给出“没办法”“在一起穷待着不如有人外出去挣钱”这样的回答。这反映了现有劳动体制中，成本最小化与效益最大化驱动下所形成的劳动分工以及劳动生产与再生产的分隔；从“改善”到“基本生存”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打工梦”的幻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