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华南经济中心的历史地位

在区域经济中，经济中心是相对于经济腹地而言的，它既是特定范围经济区域内的经济运行枢纽，通过自身的聚集和辐射功能为广大经济腹地服务，同时又依靠这个腹地经济的滋养而产生、发展和壮大。广州地处珠江三角洲的北缘，其作为华南经济中心的初始形成，正是在珠三角这片土地上，在与腹地经济相互促进、长期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完成的。

一 珠江三角洲的开发与广州历史地位的形成

广州所在的珠江三角洲开发较早，如果从围田古平原的开发算起，距今已有5000多年的历史。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围田平原的多处地区曾相继发现大量新石器中、晚期的文化遗迹，而从广州、佛山以及香港等地出土的先秦时期的铜器则说明，在秦统一岭南之前，珠三角地区已进入青铜文化时期。

秦统一中原后，为开发南越，开凿兴安运河（即今广西灵渠），连接长江水系与珠江水系，沟通了岭南地区与中原的水路交通。公元前214年设置南海郡（包括今广东大部分地区和广西一部分地区），郡治设于番禺即今天的广州市。秦之后，南海尉赵佗自立为南越王，“汉与南粤通关市”。据《史记·货殖列传》记载，到公元前111年汉武帝出兵平定南越时，番禺已是“南越一都会，珠玑、犀、玳瑁、果、布之凑”。东汉末年，广州附近已多种桑蚕，开始出现印染、丝织等手工业。而广州汉墓出土的船模则证明当时该地区造船业与船运交通发达、商业和对外贸易繁荣。及至汉后三国吴黄武五年（226年），划交州东部为广州，番禺为广州治所，“广州”一名由此开始，其作为经济中心也具雏形。

唐开元四年（716年）由张九龄主持重修了大庾岭陆道，从而使北江航道成为岭南地区与我国内地联系的主要交通干线，汉人南迁更多。据考证，隋代广东有人口13万户，占全国总户数的l.5%，以每户4.5人估算，约有人口近60万；到唐天宝年间（742～756年）发展为近22万户，占全国总户数的2.2%，人口估计已达100多万。唐代除重开汉时的西域陆道之外，又加强了南海的海上交通，与西亚、东非以及东南亚一带的许多国家建立了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并于唐开元二年（714年）在广州设立市舶使，这是我国封建社会首次设官员专门管理海外贸易。广州成为当时最大的通商港口和全国的对外贸易中心。

宋代我国社会的政治经济重心逐步南移，同时由于北方战乱的影响，中原汉民大量南迁，珠三角地区人口迅速增加。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珠三角已成为广东人口分布最稠密的地区，珠江三角洲由此进入大规模开发时期。宋朝实行鼓励围垦的政策，珠三角耕地面积不断扩大，粮食产量大幅提高，经济作物和手工业也比唐代有所发展，尤其是新兴的制糖和棉纺织手工业日显突出。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使出口物资日渐丰富。971年北宋在广州首设市舶司，比唐时又进了一步，促使广州“对外贸易额几占全国的90%以上”。

明、清时期珠江三角洲经济有了长足发展，特别是明初基塘生产方式的出现，使其成为国内重要的养蚕区和蔗糖产地，以及花果、塘鱼、蒲葵、种香等经济作物的集中产区，促进了广州的手工业、商业和对外贸易规模进一步扩展。清代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清政府正式解除海禁后，在广州设立了中国第一个海关——粤海关，取代唐代以来的市舶司，负责税收和发展对外贸易。正是在珠三角经济开发的长期历史过程中，广州作为华南经济中心的地位逐渐形成。

二 广州的地缘经济优势

一个城市是否能够成为经济中心，除取决于所在区域经济的发展外，还与该城市拥有的自然条件有很大关系。广州的地缘经济条件有独特优势。

（一）历久不淤、连通河海的港口

广州地处珠江三角洲北缘，远古时期本是珠江入海口，海船由狮子洋顺潮使用风帆能直接驶入广州。1976年在今广州市区中山四路发现一处规模较大的秦汉造船工厂遗址，表明船台所在地原是一处浅海滩。唐宋诗文中大量关于海舶的记述，表明广州曾是海港。由于西、北江及其岔流挟带泥沙不断流入，大量泥沙淤积，使出海口南移至黄埔以东，海港也就渐渐转为河港，开始产生“外港”问题。广州城自唐代以来，除兰湖、东澳、西澳、玉带壕等内港的建设外，外港扶胥港亦已兴起（见图4-1）。外港扶胥在明代以后，海岸日浅，渐为琶洲新港代替。鸦片战争后，广州的外港从琶洲港区逐渐向东移，海舶集中到今天黄埔港一带。这一方面是由于来广州的外国商船越来越多、越来越大，港阔水深的黄埔比航道淤积、沙洲范围不断扩大的琶洲好；另一方面是由于清政府不准外国商船沿江下舶，而指定其舶于黄埔，故琶洲不能再成泊位。按武堉干《中国国际贸易史》统计，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黄埔进口值达1971多万银圆，占广东进口值2348万银圆的83.9%，可知这时黄埔已是广州的首要外港。

可见，广州由海港变为河港经历了平稳的渐变过程，始终保持着河海连通的特点，使内河和海外交通长期不中断，使之不仅成为岭南最大的商品集散流通中心和我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发源地，而且发展成为华南地区最大的中心城市。

（二）“三江总汇”的经济腹地

广州素有“三江总汇”之称。北江原为西江的一大支流，西江称为牂柯江，可直达广州，而东江由新塘汇入狮子洋后，也可顺潮入广州。三江总汇的特点使广州与三江流域广大城乡相连，拥有辽阔的经济腹地。西江全长1992公里，流域面积约25万平方公里。从梧州到三水，丰水期可通行1000吨的船只。从广东溯西江而上，可经柳江、郁江、桂江等支流直达柳州、桂林、南宁等地，还可通过红水河上溯至南盘江，进入云南、贵州。北江全长582公里，流域面积约4.65万平方公里，广州的经济腹地可以通过北江延伸到内陆（见图4-2）。东江干流全长530公里，连同支流和三角洲上的水道，全部通航里程为1963公里，流域面积约2.8万平方公里，是广州与粤东城乡联系的主要通道。

三 广州对外贸易的地位和作用

（一）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地与枢纽港

在公元前4世纪中国的丝绸便已传入印度和地中海沿岸，出现在古希腊城邦，这些丝织品除由西北陆路输出外，经由番禺（广州）等越地输出者不在少数。有研究引述菲律宾学者的考证，“约在周秦时代，菲律宾的统治者履朝中土，而中国商人亦常运绸、米于菲岛贸易，经三月而返”，认为广州当时已通过海路与南洋诸国进行贸易。有专家指出：“珠江口以西一段航线是通往中南半岛和南洋群岛各地最古远的航线。……实际的存在比文字正式记载要早，从各方面推算，早在先秦时期已经开通了。”《淮南子·人间训》曾指出秦始皇用兵岭南的经济诱因是“秦又利越之犀角、象齿、翡翠、珠玑”，因为这时的番禺等岭南各地，已经成为海内外珍品的集散地。

秦统一岭南之后，据文献记载及广州南越王墓出土文物中丝绸套色印模的发现等，可见当时已出现了纺织作坊，丝织业已相当发达；而多处秦汉时代造船遗址和西汉墓葬中出土的木船、陶船模型等，表明造船业及航海业已有相当的发展，广州已逐渐成为中国当时重要的外贸港口城市。商船从番禺（广州）起航，出珠江口，向西沿南海北岸西行，过麻六甲（马六甲）海峡，进印度洋、印度半岛南部海域，到达已不程国（今斯里兰卡），这一航线是中国已知最古老的海上丝绸之路航线。秦汉以后，交、广两州分治和设置广州，客观上加强了广州在华南地区的政治、经济地位。这期间，由于造船业的发展及航海技术的提高，一条由广州经今海南岛东北角七洲洋进入南沙群岛海面再到达东南亚的新航线得以开辟，缩短了广州到东南亚诸国的航程，使其作为外贸港口城市的优势得到进一步发挥。

隋唐两代实行允许各国商贾往来的开放政策。一是开辟了被称为“广州通海夷道”的航线，由广州经南海、印度洋沿岸到达波斯湾各国，这是当时世界上最长的远洋航线，也是自秦汉时代开辟的南海海上丝绸之路的延伸和完善（见图4-3）。二是唐朝政府为鼓励各国商人来中国进行贸易，于唐开元二年（714年）专门在广州设置了市舶使管理对外贸易，同时为了加强对外国商人的管理，在广州城西南濠东岸藩船（外国商船）码头区设立供外国商人集中居住的“藩坊”。据当时文献记载，每日到广州的外舶约11艘，全年到港舶数达4000余艘；由于侨居的各国商人很多，语言、风俗各异，广州也成为对外文化交流的中心，尤其是东西方宗教汇聚的中心。许多外国商人不仅来广州进行贸易，而且往往把广州作为进入中国内地开展贸易活动的基地。唐代修治的大庾岭道，也为内地通过广州进行对外交往提供了便利。在种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广州作为全国对外贸易中心的地位得以确立。

（二）全国第一外贸大港

在鸦片战争前的2000多年中，广州基本居于全国第一外贸大港的地位，其间只有南宋到元约百年间被福建泉州取代。

宋元时代，中国社会经历了唐后五代十国的分裂割据后重新实现了统一，中国的对外贸易也进入空前的繁荣时期，971年北宋首次在广州设立了市舶司，有了正式管理对外贸易的官方机构。随着全国对外贸易的繁荣，北宋先后在五个港口城市设立市舶司，南宋又增加了四个（见表4-1）。但直到宋末，广州港的对外贸易额仍占全国的90%以上。

南宋迁都至杭州（古称临安）后，给靠近杭州的泉州带来了繁荣的机会。由于泉州地处南海和东海两条航线的交叉点上，所在的晋江流域又是丝、茶、瓷器的主要产区之一，在宋朝政府加大对泉州外贸业扶持政策的支持下，宋末泉州港逐步呈超越广州港之势。元初，由于广州仍为南宋军民抗元的最后据点，至元十五年（1278年），元军才攻占了广州，故元朝政府也对泉州市舶给予特殊扶持，在泉州最早恢复设立市舶司，并规定全国各地港市的税收均以泉州为例，全国性的军事行动和使节出航都从泉州起碇等。泉州一度取代广州成为全国第一外贸大港。广州港此时虽屈居第二位，但仍然是我国对外贸易的主要港口。据《岛夷志略》所记，1286年广州恢复设立市舶司后，丝绸出口所到国家和地区达50多个，其中由广州直接出口的就有16个，占比超过32% ，其出口范围广阔，包括东南亚各国、印度和非洲的多个国家和地区。据13世纪初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泰图的游记所载，“广州是世界大城市之一，市场优美，为世界各大城市所不能及，其间最大的莫过于瓷器市场”。

元末以后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由于晋江的淤浅，泉州港逐渐衰落。明洪武三年（1370年）在广州、泉州、宁波（古称庆元）各设市舶司时，泉州已从国际外贸大港降为只接纳琉球贡使的小港口，而广州港仍“通占城、暹罗及西洋”。明中期以后（1474年）泉州市舶司迁到福州。嘉靖元年（1522年），明政府撤销福州、宁波两市舶司，只保留广州市舶司，此后实行长达43年的海禁。广州虽然受到海禁的种种限制，但毕竟保留了对外贸易（官方贸易，即史称的“朝贡贸易”）的权力，成为全国唯一的对外通商口岸，恢复了全国第一外贸大港的地位。

清代康熙、乾隆年间实行一口通商85年，粤海关为唯一的对外通商口岸，由此迄鸦片战争，广州一直是中国和亚洲最大的国际贸易港口。“中华帝国与西方列国的全部贸易都聚会于广州，中国各地物产都运来此地，各省的商贾货栈在此经营着很赚钱的买卖。东京、交趾支那、柬埔寨、缅甸、麻六甲或马来半岛、东印度群岛、印度各口岸、欧洲各国、南北美各国和太平洋诸岛的商货，也都荟集到此城。”以广州为起点和目的港的海上丝绸之路进一步延伸，覆盖了大半个地球。

（三）鸦片战争以后的变化

1840年爆发的鸦片战争是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转折点，也是广州在外贸地位上逐渐弱化的转折点。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后，清政府被迫开放广州、厦门、上海、宁波和福州五处通商口岸，并割让香港给英国，广州外贸地位发生了重大变化。从1853年起，广州作为全国第一外贸大港的地位为上海所取代，对外贸易的中心从此转移到上海。以中国当时最大两宗出口商品生丝和茶叶为例，1844年以前中国生丝全部经广州港出口，但从1845年开始部分生丝转由上海港出口，一年后上海港生丝出口占中国全部出口量的81%，至1854年以后中国生丝全部改由上海港出口。同样，1843年前中国茶叶完全经由广州港出口，而从1844年起，开始有少量经由上海港出口（仅占当年出口量的1.6%），到1852年经由上海港出口的茶叶已占全国总出口量的61.8%，而到19世纪60年代初福州的茶叶出口也占33%，广州已无足轻重。从进口情况看，以当时我国自西方主要贸易对象英国进口的商品为例，在19世纪40年代我国进口的6种主要英国商品中，广州港都超过了上海港；而从1852年起，在我国进口的8种主要英国商品中，广州港只有两种超过上海港。图4-4说明了这一时期英国经广州和上海进出口商品总值的变化，显示了广州对外贸易中心的地位逐渐被上海取代的过程。

鸦片战争后，广州对外贸易中心的地位发生了变化，其主要原因一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扩大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并将这一侵略的重心由广州向中国东部和中部推移，特别是向上海推移；二是英国占领香港后直接损害了广州港的对外贸易的结果。但是，上海港之所以能够崛起，与其经济发达程度、资源条件、有广阔的腹地，以及地处全国海岸线的中心且扼长江入海口等优势是分不开的。尤其是1857年西方国家取得了长江航运权后，上海取代广州成为中国第一贸易大港就更属必然。此外，1850年太平天国运动也在很大程度上阻断了内地通往广州的商路，使内地输往广州港出口的外贸商品锐减。

即使如此，由于广州当时已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商业基础牢固，外贸历史悠久，在华南地区仍然居于中心地位。在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虽然广州对外贸易在全国的比重逐步下降，但广州港的进出口货值，除1878年略有下降外，则一直在上升，1868～1898年经广州关的进口货值由1833.65万海关两上升至3257.88万海关两，到1928年达到11342.2万海关两。换言之，60年间广州的对外贸易增长5倍多，即每年平均递增3.1%左右，这在当时也应算不低的增长速度了，由此可见广州对外贸易的重要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