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关于粮食安全问题的研究综述

中国关于粮食安全的研究文献相当丰富，但是多数研究都将粮食安全保障措施作为总体研究的一个部分，只有少数研究专门以粮食安全保障体系建设为研究对象，并形成了一定的政策框架。因此，如果对现有研究进行概括，可以大致分为粮食安全保障体系构建的研究，以及某些具体的粮食安全保障措施的研究。

一 关于粮食安全概念界定的研究

我国粮食安全概念提出的背景和性质均不同于其他国家，国外对粮食安全的界定并不能完全为我所用。国内学者结合我国实际，提出了国内粮食安全的内涵。

从生产角度出发，雷玉桃等（2003）认为保障我国粮食安全的首要目标是保护和提高粮食生产能力。龙方（2008）认为从粮食安全程度考虑，实现中国粮食安全目标的理想模式应该是适度安全型粮食安全模式，就中国目前的状况来看，其标准是：人均粮食占有量为390千克左右，粮食储备率为20%左右，粮食自给率为92%左右。

从消费视角出发，娄源功（2003）认为中国粮食安全是指国家满足人们以合理价格对粮食的直接消费和间接消费，以及具备抵御各种粮食风险的能力。更多的学者则是综合阐述粮食安全的内涵，包含宏观层次和微观层次，涉及生产、流通和消费等环节。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马九杰（2001）提出的粮食安全概念框架，认为宏观层次的粮食安全可通过全球及整个国家的食物获取能力来反映，影响因素包括全球的粮食生产总量、一国的粮食生产量、粮食储备量、食物净进口量等；微观层次的粮食安全反映在家庭和个人的粮食获取能力上，影响因素包括收入、市场流通等；最微观层次的粮食安全还涉及个人的营养安全。汤美莲（2002）认为粮食安全的内涵包括粮食及其转化食品在数量上能满足人口增长和消费水平提高的需要；在结构上能适应人们消费高级化对食品提出的新要求；在质量上能确保食品无污染、无残毒、无激素，让人们吃得放心；在储备上能确保因天灾人祸造成重大损失后的紧急需要；进出口贸易方面要做到不破坏国内生产，不降低国内消费水平。鲁靖等（2004）认为一国的粮食安全应该在“安全性”和“经济性”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以合理的成本满足对粮食的需要，应具备以下两种能力：一是我国政府的平衡能力，即政府保证总供求和国内区域间的粮食平衡，纠正粮食市场失灵产生的扭曲信号；二是粮食生产的伸缩能力，即粮食生产能力可以根据市场的需求及时调整。

同时，马九杰等（2001）还指出，宏观层次的粮食安全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微观层次的粮食安全，宏观粮食安全是家庭和个人水平粮食安全的基础和前提，因而实现粮食宏观安全仍然是至关重要的。

可以看出，我国粮食安全的内涵从最初宏观层面的国家与区域的粮食生产与储备，逐步向微观层面的家庭和个人粮食获取发展，并且形成了相对完整的概念框架，涉及粮食的生产、消费与流通等诸多方面。

二 关于粮食安全供需的研究

莱斯特·布朗（Brown, 1994）曾提出中国将威胁世界的粮食供给。他声称，到2030年中国的粮食产量将比现有水平下降至少1/5，单人口增长这个因素就会使中国的粮食消费增加1.44亿吨，如果再算上粮食产量下降0.6亿吨，中国到2030年就需要进口2.16亿吨粮食。中国需要以进口来弥补的粮食缺口将高达令人吃惊的3.05亿吨。布朗的预测引发了国外学者对于中国粮食供需问题的研究。例如，罗斯格兰特等在1995年国际食品政策研究所（IFPRI）发表的题为“2020年全球粮食预测：投资的作用”的研究报告中，预测中国粮食需求到2030年为6.8亿～7.17亿吨，缺口为0.4亿～0.57亿吨。

与此同时，粮食供需问题长期以来一直是我国学者关注的焦点问题，许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采用不同方法对此进行了大量研究。肖国安（2002）采用趋势外推法和非线性拟合对中国未来十年粮食需求、供给、供求均衡的情况进行了全面预测，并得出了我国粮食的产量处于供大于求。迟灵芝（2004）曾运用单指数平滑方法首先对我国1991～1999年的粮食产量进行拟合，计算结果平均相对误差为0.1%，效果还是比较理想的。黄季焜（2006）利用自行开发的CAPSIM模型，分几种不同情景方案进行了开放贸易环境下未来我国粮食供求形势的模拟分析，其基准方案模拟结果显示，2010年和2015年我国粮食自给率将维持在90%以上，国内缺口达到4400万吨和5000万吨。何忠伟（2005）通过我国粮食生产的历史数据，利用不同的回归模型，分析了我国粮食的供求情况，并指出了我国从2010年以后，粮食的总产量将会超过我国粮食的需求总量，同时指出了政策的不稳定性是造成该现象发生的原因。梁仕莹、孙东升和杨秀平（2008）利用HP滤波分析方法将我国1988～2007年的粮食产量分离为波动序列和时间序列，并在此基础上利用三次抛物线模型、灰色预测模型和组合预测方法拟合估计了我国这20年的粮食产量，并分析了三者的拟合精度，结果显示了组合预测模型能够提高预测精度，并利用这一方法对我国2008～2020年的粮食产量进行了预测，得出了结论：2015年和2020年我国的粮食产量分别将达到4.93亿吨和5.03亿吨。李波和李海鹏（2008）通过把粮食需求结构分解为口粮消费需求、饲料用粮需求、工业用粮需求和其他用粮需求，对每一部分粮食需求在历史数据的基础上利用时间序列外推法和平均值法进行了中长期预测，最终推出了我国2015年的粮食需求总量为55420.83万吨，2020年的粮食需求总量为57455.83万吨。孙东升和梁仕莹（2010）利用时间趋势和周期波动模型分析我国粮食产量的历史波动情况，并对未来粮食的长期变动趋势进行模拟预测，最后指出了我国粮食在未来基本处于自给自足状态。

朱希刚（2004）采用定量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依照特定时期的粮食产销形势，对我国粮食分项目测算，把政府的惠农政策、粮价波动、三大粮食种植面积纳入考虑范围，认为到2020年人均消费量将达到410千克，总需求量将不会超过6亿吨。李志强、吴建寨和王东杰（2012）在分析我国粮食消费变化影响因素的基础上，基于EMM模型对我国未来粮食消费趋势进行了预测。预测结果表明，我国未来粮食消费的总需求仍将平稳增长，2015年消费量将达到5.48亿吨，2020年达到5.78亿吨，2030年为6.06亿吨。其中，口粮消费稳定下降，饲料粮和加工用粮为我国粮食需求增长的主体。

三 关于粮食安全影响因素的研究

李岳云（1997）指出宏观政策、粮食生产、市场发育程度、粮食贸易与储备是造成粮食市场波动的主要原因。同时，在中国，农户的粮食储备、地区壁垒也是影响价格波动的重要因素。随着中国粮食进出口贸易依存度的增加，中国粮食的进出口在各年份之间表现出了较大的波动性。

吕耀（1999）则认为影响食物可持续性的因子在各个区域是不同的，样本间食物保障可持续指数存在很大差异，从而得出中国区际食物保障可持续水平有较大差异的结论。

程亨华等（2002）认为衡量一个国家粮食安全与否，不能采用单一指标进行考核，应该应用多项指标综合分析。他们通过对我国最近50年来的粮食产量波动系数、粮食库存安全系数、粮食外贸依存系数及贫困人口的温饱状况等反映粮食安全状况的主要指标进行定量分析得出结论：我国的粮食安全水平在逐年提高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近期国家粮食安全是有保证的。

殷培红等（2008）综合考虑了粮食供需平衡、粮食安全储备、经济补偿能力等因素，认为粮食生产能力是粮食安全的基础；通过经济手段弥补粮食生产能力的不足是保障粮食安全的重要方面。与此同时，粮食生产能力也得到了其他学者的关注，对此也有更具体的专门性研究。如李靖等（2011）认为，粮食播种面积和粮食单产是影响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最主要的两个指标，在耕地面积刚性减少的背景下，未来保障粮食安全主要依靠单产提升。魏剑锋（2009）认为，提高粮食单产的基本途径是改造中低产田，提高科技贡献率和农户的科学种粮水平；粮食的实际产出是多种生产要素配置的结果，提高粮农收益是关键环节。刘玉海等（2011）则运用农业劳动、农业机械、土地面积、有机肥料等7项变量，基于DEA模型在全要素生产框架下衡量了我国现有耕地真实利用效率。

起晓星等（2011）运用故障树法，基于自然灾害、资源约束、投入约束、消费需求、国际贸易五个因素，对影响中国粮食供需安全的风险因子进行了定性识别。吴文斌等（2010）在综合考虑自然、社会和经济等因子对粮食安全的影响基础上，选择了人均粮食占有量和人均GDP两个指标来评价全球粮食安全状况。朱晶（2003）则认为，粮食生产国际竞争力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共投入的数量。

吕新业等（2005）通过VAR模型和主成分分析方法选取反映我国粮食安全状况的指标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给出了我国1980～2003年粮食安全指数值，指出粮食安全包括宏观和微观层次的粮食安全，培养整个国家的粮食获取能力是实现粮食安全的基础。只有消除贫困，解决微观层次的粮食安全问题，才能真正实现全局的粮食安全。

李玉平等（2007）将耕地压力指数作为测度粮食安全程度的指标分析了陕西省自改革开放以来粮食安全状况的变化特点，采用灰色预测方法对未来15年的粮食安全状况进行了预测。他指出2005～2020年，耕地压力指数将持续增大且大于1，说明粮食供需差距加大，粮食安全形势更加严峻。

郑鹏等（2008）运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法和时间序列分析方法，采用1991～2006年国内粮食产量、播种面积和零售价格指数数据，分析了粮食价格、播种面积和粮食产量之间的内在联系，指出在粮食市场化越来越明朗的背景下，市场风险和粮价波动会对农户的生产决策行为产生重要影响，从而影响到粮食的播种面积和粮食产量，进而对粮食安全产生一定的影响。

吴文斌等（2010）提出了一个综合了自然、社会和经济的多因子粮食安全评价方法，文章选择了人均粮食占有量和人均GDP两个指标来描述粮食安全状况，其中人均粮食占有量的变化反映了粮食供给性和稳定性的变化状况，而人均GDP变化则反映了粮食可获取性和购买能力的变化。然后将这两个指标分别与EPIC模型、作物选择模型和IFPSM模型这三个空间模型进行关联，模拟作物单产水平、播种面积、作物价格与贸易变化。最终研究表明粮食供给短缺与贫困是危及粮食安全的最主要因素。

四 关于粮食安全评价与预警的研究

国外对粮食安全的评价主要有三种方法。①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采用每个国家（或地区）营养不良人口所占的比重衡量世界粮食安全，在计算过程中，首先将当年可获得的粮食总量折算成卡路里量，根据人口总量计算出人均卡路里；接着依据人口结构情况计算出人的最低卡路里需要量，并考虑粮食的不平等分配情况做适当调整；最后将上述两个数据进行比较，计算出食物摄入量低于需要量的百分比，将其乘以人口总数，即得出营养不良的人口总数。②美国农业部经济研究局对于粮食安全的评估以家庭或个人为基础，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进行。问卷包含有关粮食消费和粮食短缺行为的问题，依据受访者的回答可大致对粮食安全的状况做出评价。按照2003年调查报告，在2002年，美国有11.1%的人口处于粮食不安全状态；但FAO的计算方法则表明美国不存在粮食安全问题。可见，美国对于粮食安全的评价标准更高。③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International Food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 IFPRI）编制的全球饥饿指数也常用来衡量发展中国家和转型期国家的粮食安全程度。利用加权平均营养不足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5岁以下儿童中体重过轻者比重和5岁以下儿童的死亡率三项指标，可大致评价一国的粮食安全度，其局限性在于没有一个确定权重。

此外，Christiaensen等（2000）、Doocy等（2005）、Gilligan（2007）将人们应对粮食不安全时采取的措施及其频率作为粮食安全的衡量标准。Smith等人（2000）、Kropf等人（2007）引入身体健康检查指标评价粮食安全度。但以上研究由于主观性强，指标难以量化，或是由于指标代表性差，均存在较大的争议。Chung等人（1997）、Shaikh（2007）等用粮食消费量以及粮食获取能力满足其家庭成员基本生理需求的程度作为粮食安全的衡量标准，方法更加科学，但数据搜集难度大。

根据许世卫（2009）的研究，粮食安全预警就是应用预警理论和方法，通过对能够反映粮食安全状况的相关指标进行科学的分析和评估，对粮食安全现状、风险程度及发展趋势进行准确评判，以预测粮食安全趋势的发展变化，及时发出警报，并且做出决策的过程。可见，粮食安全预警的实质是分析、评价、预报和应对决策。

综合门可佩（2009）、苏晓燕（2011）、雷勋平（2012）的研究，预警指标的设定应遵循代表性原则，即要选择建立与粮食生产、粮食需求密切相关的指标；全面性原则，即选取指标应尽可能全面、综合地反映粮食安全状况；可操作性原则，即根据统计工作的现状，所设计的指标必须能够获得数据。

根据李志强（1998）、马九杰（2001）的研究，粮食安全预警指标体系可以分为警情指标和警兆指标两类。其中，警情指标是反映粮食安全与否的指标，如粮食生产、需求、储备、价格、进出口等；警兆指标是与粮食安全相关的先兆性指标，警兆指标的现状或发展趋势预示着粮食安全警情指标的情况，如先导指标国家财政支农资金增长指数、有效灌溉面积指数，以及一致性指标粮食种植面积指数、化肥投入量指数等。

一般而言，由于警情指标与粮食安全直接相关，绝大多数学者都是从警情指标层面设计指标体系，警兆指标则是用来预测警情指标的变化和进行辅助分析。

很多学者曾尝试构建粮食安全预警体系，但由于粮食安全问题的复杂性，指标的设定难以形成统一的认识，不同的学者对于粮食安全预警指标的选择不尽相同。比较简单的指标体系如刘晓梅（2004）采用的人均粮食占有量、粮食产量波动、粮食储备、粮食自给率4项指标，肖国安（2006）采用的粮食产量增长率、粮食需求增长率、粮食总库存率、价格指数、粮食自给率5项指标等；比较复杂的如苏晓燕（2011）采用的粮食产量、粮食播种面积、人均播种面积、农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耕地有效灌溉面积等11项指标，大多数学者采用6～10项指标。其中，使用频率较高的指标有以下几种：粮食生产波动率（粮食产量），代表性文献包括马九杰（2001）、肖国安（2006）、李梦觉（2009）等；粮食储备率，代表性文献包括程亨华（2002）、肖国安（2006）等；粮食自给率，代表性文献包括刘晓梅（2004）、高凡（2005）、肖国安（2006）等；人均粮食占有量，代表性文献有刘晓梅（2004）、高凡（2005）、龙方（2008）、陈静彬（2009）等；粮食价格指数（粮食价格波动率），代表性文献包括吕新业（2005）、肖国安（2006）、龙方（2008）以及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2005年的调查研究；粮食国际贸易依存度，代表性文献包括马九杰（2001）、苏晓燕（2004）、高凡（2005）、吕新业（2005）等。

此外，还有一些其他的预警指标，如游建章（2002）提出的低收入阶层粮食保障水平，马九杰（2001）、李梦觉（2009）提出的食物及膳食能量供求平衡指数，甚至一些警兆指标，如起晓星（2011）采用的有效灌溉面积比、单位面积化肥、农药施用量，以及陈静彬（2009）采用的成灾面积占受灾面积的比重等，也在研究中得到了应用。

顾海兵（1994）提出了粮食趋势产量增长率预警模型，该模型选择粮食趋势产量增长为单一指标，可操作性强，但也因指标单一而不能完整地评价粮食安全状况。顾焕章（1995）设计了粮食供求预警模型，选择收购价与粮价差距率、种粮与其他种植业收入差距率、种粮与养殖业收入差距率种粮与工副业收入差距率4项警情指标，该模型以价格为核心分析粮食安全状况，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朱泽（1997）采用粮食安全系数预警模型，对粮食总产量波动系数、粮食自给率、粮食储备水平、人均粮食占有量四项指标的安全系数进行简单平均，得到粮食安全度，但没能考虑相关指标的权重。李玉珠（1997）的粮食周期波动预警模型，通过比较人口增长率、粮食净出口率、必要的粮食储备率的历史数据及相互关系，也能得到不错的预测效果，但没有考虑市场因素。李志强（1998）的景气分析预警模型将警情指标与警兆指标分别预测，并运用ARIMA模型分析粮食生产增长与警兆指标的时差关系，给出景气循环曲线，其综合性强，预警结果直观，但因模型的内在缺陷导致预测能力有限。马九杰（2001）的粮食安全综合预警模型，除了在指标设计方面具有较强的综合性，还对各指标设置权重，对各指标的安全系数进行加权平均，其方法更加科学，但指标权重的设置主观性较强。

相对于传统的粮食安全评价方法，采用统计学方法设定指标权重，合成粮食安全度的方法客观性更强，预警结果也更加科学，具有较强的说服力。对于设置指标权重，常用的方法有熵权法或AHP层次分析法，在模型运行过程中均需要一定的主观因素与客观因素相结合。两种方法的代表文献分别为雷勋平（2012）和刘凌（2007）。在设置好指标权重的基础上，可采用灰色多层次综合评价模型或信息融合法合成粮食安全度。两种方法的代表文献分别为门可佩（2009）和苏晓燕（2011）。

总结学者们所采用的粮食安全评价与预警方法，有的学者尝试抓住最关键的指标，采用单一指标预警模型；有的学者设定各指标权重，采用简单平均或加权平均各指标权重的方法衡量我国的粮食安全现状；还有的学者利用统计学方法设置指标权重，并通过不同的数据处理方法得出我国的粮食安全度。总体来说，这些指标基本可以涵盖粮食安全的内涵，可在粮食安全评价与预警体系中发挥重要的作用。但是，应当注意的是，不同指标之间，如粮食供给、需求相关指标与粮食价格，粮食自给率与粮食国际贸易依存度等，存在一定的关联性，使得模型在运用过程中出现统计偏差。

五 关于粮食安全保障的研究

这类研究主要是在研究中国粮食问题的大背景下，作为结论性的政策建议提及粮食安全保障相关的某些具体措施。由于研究粮食问题的视角不同，因此，政策的侧重点也有很大差异。

（一）粮食安全保障体系研究

王雅鹏（2005）提出了与粮食安全保障具有相同内涵的粮食安全保护的概念。在对我国粮食安全保护的必要性、政策演变轨迹进行评析的基础上，指出我国粮食安全保护应该包括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保护、粮农收入保护、粮食进出口贸易保护及粮食生产资源环境保护等主要内容，并且论证了粮食安全保护与农民增收、农业结构调整、水土资源利用等问题的关系。其中，战略保障主要是指粮食供求平衡的保障，包括粮食生产能力、储备管理、市场建设三个方面的保障措施。食用保障主要是指在满足量的平衡基础上，保障食用安全无害及营养均衡等更高级目标。物流保障被定义为连接战略安全和食用安全的必要措施。肖国安等（2009）在进行国家粮食安全战略研究时，提出要建立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保障体系、粮食生产科技创新支撑体系、粮食市场宏观调控政策体系、粮食安全动态预警体系、粮食安全的国际化战略体系、重大农业自然灾害防御体系、特殊群体粮食安全援助体系七个体系。洪涛等（2010）也进行了粮食安全保障体系建设方面的研究，其粮食安全保障体系包括粮食生产性基础保障体系、消费保障体系、物流保障体系、交易市场保障体系、进出口保障体系、金融保障体系、财税保障体系、储备保障体系、价格风险保障体系、信息预警保障体系等多个子体系。

（二）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研究

许多粮食安全问题的研究对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都十分重视。刘晓梅（2004）在研究我国粮食安全战略时，重点分析了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保护和储备问题，包括耕地资源的保护和储备、水资源保护利用、农业科技进步对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作用，她还指出农业结构调整与粮食安全之间存在特殊的“跷跷板”关系。黄汉权、蓝海涛（2007）提出应该提升中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分析了可能面临的矛盾及对策，并专门论证了构建粮食科技支撑机制的措施。王姣、肖海峰（2007）以及梁子谦（2006）均侧重于对近期国家粮食生产支持政策绩效的评估，并以评估为基础提出保护耕地水资源、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力度、提升科技支撑能力、完善补贴政策、完善储备制度、加大宏观调控等政策建议。

（三）提高粮食生产抗灾、防灾能力的研究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学者针对自然灾害对我国粮食生产的影响进行了大量研究，特别是近十几年来较为突出。总体来看，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类是从静态角度研究全国以及各地区粮食生产受特定自然灾害的影响，重在说明自然灾害对粮食生产的影响。刘明亮和陈百明（2000）通过对粮食产量时间趋势项与波动项分解，探讨了主要自然灾害对粮食生产的影响，同时研究了我国主要粮食作物生产的波动性及其区域差异状况，结果表明受灾状况对我国粮食生产影响显著。马九杰等（2005）运用计量经济学的相关研究方法，重点研究了农业自然灾害风险及自然灾害抵御能力对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影响，指出自然灾害对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稳定性的确有显著影响。王道龙等（2006）研究指出，干旱、洪涝、风雹和低温四大类主要气象灾害已经成为限制我国粮食增产的主要障碍，并对此提出了改善生态环境、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农业防灾减灾体系等相关减灾对策。彭克强（2008）通过对1978～2006年我国粮食生产波动状况与自然灾害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指出我国粮食生产受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但自然灾害无疑是现阶段影响我国粮食生产的关键因素，二者呈现明显负相关，并提出了强化水利设施建设的建议。颜晓飞和邵源春（2009）利用计量经济学模型对干旱和洪涝灾害对粮食产量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显示，干旱和洪涝对粮食产量的影响弹性系数分别为 -0.04和 -0.02。张丽丽和王建军（2010）通过建立1979～2007年我国粮食生产函数并结合贡献率分析得出自然灾害对粮食产量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进而用计量方法证实了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与我国自然灾害成灾率的关系，提出了完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对策。任育锋（2011）通过建立误差修正模型、VCR模型，定量分析了自然灾害对我国粮食生产、居民粮食消费的影响，认为自然灾害对当年粮食生产影响较大，对居民粮食消费影响时间较长。江丽和安萍莉（2011）基于我国自然灾害的时空分布特征，重点研究了各主要自然灾害给频发地的粮食生产带来的损失，并对我国2020年自然灾害可能带来的粮食减产风险进行了评估。高茂盛等（2012）运用数理统计方法对陕西省1971～2010年旱涝灾害和粮食生产的数据进行了统计分析，通过对陕西省粮食生产受旱涝等自然灾害本身的影响进行研究发现，20世纪90年代，旱涝灾害的发生强度对粮食产量的影响最大，进入21世纪之后旱涝灾害对粮食生产的影响强度较20世纪90年代有所缓解。

另一类是从动态角度出发，研究自然灾害变化及其诱发因子的变动趋势对我国各地区粮食生产的影响。史培军等（1997）着重分析与讨论了1980～1993年中国气候变化、农业自然灾害与粮食生产的关系，阐述了降水、气温及气候变化对粮食生产的不同影响。于静洁和任鸿遵（2001）指出，随着工业和城镇化的发展，农业用水份额将继续减少，加之受频繁旱涝灾害的影响，要继续保证或扩大华北地区粮食生产规模，该地区农业用水情势则会有恶化之势，进而指出应研究并制定解决粮食生产与水资源供给不足矛盾的办法。成福云（2002）在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旱灾的特点之后，从社会需求和水资源短缺以及干旱发展趋势的角度分析指出，21世纪初我国干旱对农业发展影响可能进一步加重。李茂松、李章成等（2005）根据我国最近50年的粮食产量统计资料，分析了50年来我国自然灾害变化对粮食产量的影响，总结了粮食产量与耕地资源、化肥施用量、自然灾害等因素之间的关系，指出自然灾害对我国粮食产量影响最大，因此，要积极进行防灾减灾。朱大威和金之庆（2008）通过建立4种效应模型（SOYGRO、CERES-Maize、CERES-Wheat和CERES-Rice），分析指出，随着全球变暖，当二氧化碳和气候变化率增长时，未来气候变化可能分别对东北地区大豆、玉米、小麦等粮食作物产生影响。杜顺义（2009）研究指出1960～2005年气候变化所引致的山西省气温升高趋势、降水量下降趋势使得该地区气候变化更加强烈，对该地区农业生产的影响更大，并提出了应对气候变化、促进农业生产和保障粮食安全的对策建议。庄道元等（2010）通过整理31个省（区、市）1979～2007年粮食生产的面板数据，引入了变截距双对数模型对不同阶段自然灾害对粮食产量的影响进行计量分析，得出了自然灾害对粮食产量负面影响程度呈不断下降趋势的结论。王亚伟等（2011）深入研究了2000～2009年河南自然灾害的特点和变化趋势，指出河南省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变化与自然灾害之间具有很强的负相关性，特别是与水灾之间具有很强的负相关性。马建勇等（2012）通过分析东北地区1979～2009年干旱、洪涝、风雹及低温灾害的受灾面积数据，结合粮食单产资料，研究了东北地区农业气象灾害的变化趋势及其对粮食产量的影响，指出在旱涝灾害作为该地区主要气象灾害对粮食生产产生影响的同时，低温灾害的影响随着纬度的升高也不断增长。许朗等（2012）指出，受人为和自然因素的影响，近年来我国旱灾有加重的趋势，因此，应提高警惕，在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的同时，增强自身的抗旱能力。秦剑（1999）、蔺涛等（2008）分别基于气候变化及气候因子的变化，对昆明市、黑龙江省自然灾害对粮食生产的影响进行了研究。

（四）优化粮食区域布局的研究

农业区域化布局是农业专业化生产区域的空间安排，区域专业化是区域化布局的核心和实质。这些都是商品经济条件下社会分工加深和经济联系加强的结果，是农业资源配置和生产项目经营由分散向集中的转变过程，有利于发挥区域优势，提高生产单位的经济效益，提高农业作业的机械化水平和劳动者的技术熟练程度。杨世义提出我国农业区域化布局与专业化生产、一体化经营、社会化服务相互依存，相互作用。高产、优质、高效是我国农业的发展方向和途径，农业区域化布局势必以此为方向和内容。我国目前研究的是家庭承包制下的区域化布局，农业种植存在分散、“小而全”、发展水平参差不齐等问题。从区域看粮食生产，我国专业化生产早已存在，粮食集中产区的粮食商品率一般都大于自给率。20世纪60年代粮食专业化程度已经很高，专业作物面积占耕地25% 以上，专业生产收入占农业总收入的40%以上。区域化、专业化、社会化，是世界各国农业发展的共同趋势，中国也不例外，充分利用和借鉴区划成果，可避免重复劳动。区域化布局绝非现成区划的机械套用和增删改写所能完成，必须进行新的思考与研究（杨世义，1995）。

王舜卿以美国、苏联和印度为例，阐述了发展农业专业化的优越性，并进一步认为发展农业专业化必将成为中国农业生产的发展趋势（王舜卿，1994）。吴殿廷利用系统科学方法探讨农作物优化布局的数学表达方式，给出了在资源有限、市场容量一定的情况下，不同经济效益含义所对应的农作物优化布局的数学模型体系，并讨论了考虑间（套、复）种和不考虑间（套、复）种两种模型体系的应用和改进方向（吴殿廷，1998）。赵修卫提出，区域核心竞争力由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共同组成，比较优势赋予核心竞争力以独特性，这是基础；竞争优势突出了区域经济的内生能力，这是主导方面；发展核心竞争力应突出比较优势的经济市场价值，同时大力发展区域特色产业的创新力（赵修卫，2001）。唐华俊阐述了我国种植业生产和贸易的区域格局，分析了我国主要农产品区域综合比较优势，根据比较优势论述了区域主导作物配置和作物生产集中地带，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培育农村市场、优化农产品空间结构等结构调整的政策建议（唐华俊，2001）。

2003年农业部根据确定优势农产品的主要原则和确定优势产区的主要依据，发布了《优势农产品区域布局规划（2003～2007）》，提出优先发展专用小麦、专用玉米、高油大豆等11种优势农产品，优先规划优势区域，重点予以扶持建设，尽快提高这些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实现抵御进口冲击，扩大出口的目标。周旭英根据中国东、中、西部地区不同的环境条件，对调整中国粮食生产的区域布局进行了探讨（周旭英，2003）。丁文恩指出面对加入WTO后农业市场化、国际化进程加快的局面，建立合理的区域产业结构是中国提高农产品竞争力，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前提（丁文恩，2003）。邹凤羽在对优化粮食生产布局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研究中认为，沿海和经济发达区要重点发展外向型农业，并保持一定的粮食生产能力；粮食主产区要调整优化粮食品种和品质结构，培育优势粮食产业区和产业带，建设优质高产高效的商品粮基地，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生态脆弱区要加强生态建设，开发粮食增产潜力（邹凤羽，2004）。

王玉斌阐述了发展我国粮食生产可以实施“南扩、北稳、合理布局和适度进口”四个方面的战略措施，应加快南方沿海发达地区农业土地集中，提高土地规模效益，恢复东南沿海地区粮食生产能力，力争实现口粮基本自给，减少南北粮食大量远程流动，努力实现区域内粮食的相对平衡，依靠科技进步稳定和增强北方的粮食生产能力（王玉斌，2008）。

（五）完善粮食市场体系的研究

部分文献着眼于粮食市场体系整体，从其现状入手，分析了现存粮食市场体系在运行过程中的弊病，针对问题提出适合我国国情和粮情发展需要的完善粮食市场体系的对策建议。在对策建议的阐述方面，进一步完善粮食市场体系建设的建议大体分为两种，一种是完善粮食市场体系“硬件”方面的建议，所谓的“硬件”，即粮食流通、交易、加工等环节的场所、设施的建设。闵耀良（1995）认为，对各类型粮食市场的建设需要科学规划、合理布局，提高其综合服务能力；同时，基础设施要与相应的市场配套。另一种则是完善粮食市场体系“软件”方面的建议，所谓的“软件”，即市场主体、市场运行规则、政府调控等方面。侯立军（1999）认为，在粮食市场体系的建设过程中，如果能充分发挥政府的作用，那么将会加快市场体系的建设进程。丁声俊和朱玉辰（2003）认为完善粮食市场体系的措施是培育成熟的市场主体和进一步规范市场秩序。祝业辉、朱显平和刘笑然（2004）认为，要建立健全我国粮食市场体系，就需要培育多元化市场主体、规范粮食市场、搞好市场管理，从而提升市场功能。肖国安和王文涛（2009）关于粮食流通市场体系建设的建议是建立初级市场、批发市场和期货市场。何蒲明（2011）主张建立以期货市场为先导的粮食市场体系。由此可见，硬件和软件建设对于完善粮食市场体系都是不可或缺的。

部分文献分析粮食市场体系中的某一部分，发现粮食市场体系中的具体问题，为粮食市场体系的完善寻找新的思路。邓大才（2002）的论政府与市场在粮食经济中的分工和协调，深刻剖析了粮食作为一种特殊商品单凭市场力量抑或是政府力量都无法保证粮食安全，只有市场解决粮食具有的经济性质问题、政府解决粮食具有的社会政治性质问题，两者共同发挥各自作用，粮食市场才得以高效运行。朱琴华（2003）单从粮食市场主体入手，阐述了粮食市场主体在解决粮食市场存在问题时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并从如何培育、整合市场主体等方面提出了对策建议。冀名峰（2004）以独到的视角发现我国粮食市场上存在过度的同步性问题，他认为，由于市场主体发育不够完善、市场机制效率低、宏观调控滞后等诸多问题导致市场严重的同步性问题，影响了市场的稳定和效率。要发展粮食市场，就需寻求相应的解决方案。

（六）粮食市场稳定政策的研究

粮食市场稳定方面的研究主要包括供给、需求、流通和储备等环节的分析。刘颖（2008）进行了基于国际粮荒背景下的中国粮食流通研究，分析了中国粮食价格形成机制，对粮食流通的财政金融支持政策及粮食储备体系建设进行了评价，并提出了完善的政策建议。聂振邦（2008）在其主持的现代粮食流通产业发展战略研究中，从市场结构、运行机制、市场主体等要素入手，探讨了符合安全优先原则的粮食市场体系建设问题。马晓河、蓝海涛等（2008）分析了农资价格变化对中国粮食安全的影响机制，对若干农资粮食政策进行了评价，提出了相应的改革措施。中国粮食培训研究中心（2009）分析了我国的粮食价格政策以及粮价水平波动、粮价与粮食生产成本的关系，粮价对市场稳定的影响。还提出实施“开放、稳定”的粮食进出口政策。

从现有的研究文献看，粮食安全保障体系构建的研究仍处于初始阶段，为数不多的研究对保障体系构建的切入点不同，因此，大的框架有较大差异，但是如果对他们的研究进一步细化分析，可以发现其构建的粮食安全保障体系基本上都较全面地涵盖了粮食生产、流通、消费各个环节。因此，在具体政策层面给出的建议有近似之处。粮食安全保障的具体措施研究开展得比较充分，研究的对象也更为具体和专一，但是，这类研究都是在对整体粮食问题研究中得出的具体结论，而多数研究的重点都集中于粮食安全状态的分析，粮食生产能力或粮食市场稳定性的判断，因此，当提出政策建议时反而比较宏观，多为概括性的结论，对政策效果及如何完善进行深入分析得不多。当然，现有文献已经为构建我国粮食安全保障体系提供了丰富的研究资料，为进一步深入研究提供了多样化的理论视角，其现存的不足也为后续研究提供了广阔的进展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