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导论

一 城市化与城市发展问题

自19世纪资本主义工业化及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掀起城市化浪潮以来，到20世纪前半叶，欧美各主要国家城市流入人口都超过50%，实现城市化。20世纪后期，技术革命及全球产业经济的调整、转型和重新布局，进一步推动全球化和城市化，全球城市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体现为城市化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蔓延发展，世界进入普遍城市化时期。某些地方，甚至出现“逆城市化”“过度城市化”等现象；“快速城市化”和“再城市化”等产生相应的城市和社会发展问题。

（1）城市空间正义问题凸显。城市化过程即城市空间的生产过程，主要围绕外部空间拓展和内部空间更新两个维度展开。城市空间生产过程除了由本土工业化进程以及现代市场经济推动之外，也受到资本全球化及其转移、集聚所推动，在这一进程中，资本和权力主导着空间生产的逻辑和路径，使旧城改造和新城建设中出现“以资本为核心，以利润最大化为指向”的城市发展模式，这种以权力与资本共谋，制度公正缺失的空间生产模式，造成对公众空间权益的多重损害。（2）经济重组诱发城市重构。在全球经济重组过程中，世界城市体系和城市内部空间均发生重大的重组和转型[1]，旧的制造中心随着全球产业转移引起的第二产业衰退而逐步衰退，人口衰减、就业不稳，失业增加等问题显现。而在全球生产和贸易网络中承担重要节点功能的城市，经济重组带来产业结构升级、转型，城市内部社会结构极化加剧等现象。因此，针对旧制造业中心城市的后工业化转型和全球产业经济的服务化与创意文化转向，实现对衰败旧工业城市经济复兴，以及通过创造更多就业机会，改善居住环境，解决内城衰败以提高大都市中心区经济活力与多样性的一系列城市策略，成为西方国家城市更新的主要内容。（3）城市地方文化和记忆面临丧失和破坏。全球化导致制造业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在此背景下，欧美城市普遍面临内城衰败以及城市经济结构性调整，各国据此纷纷推出对旧城中心区的更新计划。一方面，以全球化和现代化为导向的旧城更新，对城市社区和中低收入阶层生存空间产生日益加剧的压力，使以历史积淀和传统街市生活为特征的旧城中心区空间形态趋向解体；另一方面，随着旧城改造力度逐年加大，城市地方历史文化面临更新危机。同时，对城市历史和文化资源尊重、保护不够，也产生“建设性破坏”现象，历史城市和城市历史文化街区逐渐失去其特有的文化脉络、历史记忆和地方传承，城市地方历史与文化之根，成为城市现代化、全球化和城市产业调整升级的“殉葬品”。那些具有鲜明地方特征和地域特色的文化渐趋衰微，“全球范式、现代范式和国际化范式”粗暴地取代了传统个性风貌，城市更新成为少数人攫取经济利益或政绩的机会，本该受保护的建筑遭到破坏，城市文脉被切断，特有风貌也在逐渐消失。

就中国城市化和城市更新情况来看，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加速推进工业化以及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过程中，中国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快速发展的城市化，在拉大城乡差距的同时，也促进了城市之间的竞争。城市为发展向资本妥协，特别是向强大量能的跨国资本屈服，全球化、现代化和城市化成为中国区域发展的共同选择。同时，由于历史原因，中国城市旧区建筑破旧，基础设施超负荷，土地利用效率低，城市亟待更新。而不断提升的城市经济发展诉求、全球化憧憬、产业转型和结构调整的现实压力等，也对城市旧区改造提出更新的要求。然而资本、权力的复杂作用机制，导致历史文化名城在进行城市更新改造时，历史保护、文化保存、居民利益、社区传统等受到破坏和毁弃，城市更新和改造在塑造新景观、构造新地景、造就新居民的同时，也形成了多种割裂和伤害：历史和现代、地方和全球、原居民和新移民、旧社区和新小区……大规模旧城改造和拆迁，不但引发了历史文化遗产保护问题，也引起开发商和原住民之间频繁的冲突，极端的案例如各地多有报道的拆迁冲突和流血事件等。另外，城市更新和旧城改造，正逐步改变人们传统的消费观念，新的消费文化和消费空间正在成为城市更新和空间生产的手段和方式。[2]

这些城市化和城市更新表现出的问题，值得深思，如城市更新和改造的目标导向为何？路径和策略是什么？如何合理协调多主体利益？如何合理均衡传统与现代、历史与当下、全球和地方、宏大和微观的关系？城市的更新发展究竟应基于何种视野和标准来审视与权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