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佛山城市研究文献综述及述评

（一）佛山城市研究文献综述

从研究文献的时间发展逻辑来看，佛山研究自20世纪50年代即有学者进行关注，陈学文讨论了佛山明清时期的经济发展[236]，叶显恩和谭棣华发表的论文《封建宗族势力对佛山经济的控制及其影响》重点讨论了佛山地方宗族势力对佛山地方经济的控制和影响问题。[237]蒋祖缘对清代佛山的商业发展及商人团体做了分析讨论。[238]90年代后，关于佛山的专著和论文逐渐增多，而且呈现出内容多元化的趋势。

1．研究著作方面

由广东历史学会编著的《明清广东社会经济形态研究》对明清时期佛山社会经济发展情况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分析[239]; 《明清佛山碑刻文献经济资料》收录了数十万字的佛山历史碑刻和历史文献资料，给研究佛山历史提供了十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240]；林乃燊编著的《佛山史话》对佛山历史发展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总结和梳理[241]；罗一星的《明清佛山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对明清佛山的社会经济做了深入的研究，该书也是迄今为止佛山城市历史、社会学研究的扛鼎之作[242]。

2．研究论文方面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佛山社会经济的发展进步，佛山城市发展也进入破旧立新的新阶段，与此相应，对佛山及佛山城市的研究文献也逐步增加，不仅体现在数量上的增长，还表现在研究话题、研究视野和关注点更加广泛、深入。

（1）佛山社会经济和传统产业发展研究。陈春声讨论了清代前中期广州和佛山在广东米粮贸易中的中心地位[243]；朴基水（韩国）就清代佛山城镇发展、扩展与手工业、商业的关系进行了深入探讨[244～245]；谭运长研究了佛山传统文化与佛山人的现代化，指出佛山的市民社会及商业精神是佛山传统文化的精髓，也是佛山现代化必须始终保持的文化精神[246]。冯雷对明清时期佛山的陶瓷产业发展进行了系统研究[247]；韩建对民国时期佛山市区的工商贸易活动进行了讨论[248]；申小红对佛山明清时期的家族铸造业、墟市进行了探讨和分析[249～250]。

（2）佛山地方文化研究。对佛山地方文化的研究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第一，地方文化和特色民俗文化的研究。谭元亨讨论广府文化定型的阶段问题，指出广信期是广府文化汉化定型的首要阶段[251]；冯江讨论了佛山城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问题[252]；郑莉的学位论文研究了佛山嫁娶屋产生、使用、发展、消失等相关问题[253]；陈恩维对佛山在广府文化中的地位进行了深入思考[254]；彭伟文对佛山的武馆及武馆从业者互助组织在清代至民国时期的发展问题做了比较深入的思考。[255]谢中元、陈恩维分别就佛山剪纸和传统手工业的传承和发展问题展开了思考。[256-257]

第二，宗族祠堂文化研究。较早开展该地区宗族研究的是叶显恩和谭棣华，他们的论文主要讨论包括：①封建宗法势力是佛山城市从经济性向政治性、从生产性向消费性转化的重要原因；②清中叶以后，珠江三角洲豪族赋役征解的变化，标志着宗法势力的日益强大；③探讨了族田的来源、管理、地租形式、租佃关系、用途及作用。[258-260]刘志伟、陈春声等探讨了赋役制度和宗族的关系[261-263]。进入21世纪，更多的学者基于不同学科视角，对佛山宗族祠堂的发展和文化景观流变展开了深入研究，邹卫东、李凡分别从祠堂视角讨论佛山明清至民国初期的宗族文化景观的流变和社会文化分异，快速城市化背景下，佛山传统祠堂文化景观变化以及地方认同的建构。[264-266]

第三，宗教文化研究。黄晓蕙讨论了佛山祖庙北帝诞祭祀仪式及其价值。[267]李凡等分别讨论了明清至民国初年佛山神庙文化所反映的民间信仰文化景观时空演变及其对社会文化空间的整合。[268～270]

（3）佛山城镇空间和城市发展研究。周亮亮讨论了佛山城市景观的空间演化与文化衍变[271]；邱衍庆借鉴城市史学的研究成果、城市社会发展变迁等理论，对明清佛山城市空间演变规律进行解析。[272]周毅刚博士研究了明清时期珠三角城镇的发展过程和形态。[273]李凡、李玉霞、郭程轩等分别讨论了佛山城市文化景观、城市化进程中的城市记忆信息资源整合、景观格局变化及其动力梯度问题。[274～276]黄滨指出，明清时期，在中国封建小商品经济高涨的推动下，广州城市经济辐射能力陡然增强，其经济运行地理空间向外延伸，直接促进了附近地带崛起，使珠三角地区出现了第一个历史上的城市集群——广州—佛山—澳门，其具体的分工组合是：广州城为城市集群的母体和轴心，澳门为外港，佛山为内港，构成一个大广州城市集群。[277]

（4）历史街区和文化名城的更新改造研究。①佛山历史文化名城的城市更新和旧城改造研究。吴满强讨论了佛山城市发展中的新区建设和旧城保护问题；[278]黄耀丽等以佛山的旧城改造为例，讨论了历史文化名城改造中的视觉形象及其空间结构；[279]陈可石等（2011）提出实现历史文化保护核心区再现传统城市文化价值和意义。[280]围绕着“三旧改造”概念运用及其在历史文化名城旧城改造和更新中的适用性和局限性等问题，杨俭波分别以岭南天地（祖庙东华里片区）和普君新城的改造为研究案例，对“三旧改造”在案例地的适用性和局限性等问题展开研究。[281～282]②历史文化核心区的保护更新研究。郭昊羽、刘管平等对佛山建新路街区的保护和更新规划展开讨论；[283～284]郑力鹏等对佛山福贤路历史街区的保护和更新问题进行了思考。[285]同时学者还将关注的视野集中到佛山老城的另一个关键历史文化节点：南风古灶片区的更新改造问题。王扬等以南风古灶片区保护规划为例，思考了历史街区中产业历史建筑的保护和再利用；[286～287]曹磊对南风古灶的历史和现状进行了深入考察。[288]刘秀华（2014）就南风古灶的保护和石湾陶艺的发展提出了个人见解。[289]③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研究。何小坚讨论了佛山旧城保护与历史文化名城建设的关系问题。[290]周霞等分析了经济发达地区城市历史文化资源的保护与利用；[291]陈穗嘉、刘辉对佛山老城历史文化保护的规划管理举措提出了建议。[292-293]李凡以景观生态学理论分析方法，分析了佛山历史文化名城文化多样性保护。[294]

（二）佛山城市研究文献述评

对上述研究文献进行系统梳理和分析，不难发现，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佛山城市的研究文献，其在研究倾向、领域和侧重等方面，呈现为以下几个主要特征。其一，大量研究文献将研究视点集中于明清时期，盖因明清时期，尤其是前清时期佛山独特的地理位置及当时朝廷推行的“一口通商”国策，使佛山与广州成为当时中国海上通往国外的唯一贸易、交流口岸，佛山更因为地处西北江交汇之地的便利条件，形成其在国内贸易交流网络中的独占性地位，因此，佛山城镇进入高速发展时期，并发展成为全国“四大聚”和“四大名镇”。此一时期也是（帝制时期，甚至是民国时期）佛山城镇发展的第一个巅峰阶段。因此学者们纷纷开展对该阶段佛山兴盛、发展原因及特征的讨论分析。然而过于侧重对佛山明清时期的讨论分析，导致过往研究缺乏针对历史时期系统梳理的完整成果，表现在民国至新中国成立后的20世纪90年代，有关佛山城市研究的成果不多。其二，研究佛山社会、经济、文化方面的论文丰富。由于佛山城镇发展的起源和成长，一直以产业（传统手工业等产业形式）、商业和贸易的发展为主要推动力量，因此过往研究文献在讨论佛山城市（镇）成长和发展导因、特征和模式等方面时，往往总是以商业、经济、贸易以及这些因素牵涉的佛山地方社会结构、氏族豪强、商团组织的经济社会特征作为思考和讨论的重点。这当然也是佛山城市时空发展的基本事实，然而，过于偏重于对商业、产业、贸易等单要素的分析讨论，而忽略基于国策、区域定位、地方文化及传统等更宏大和深层的综合考量，也使得现有的研究成果往往陷于就“历史”而分析“历史”，就“事实”而阐述“事实”的怪圈，有关成果在理论通识性总结和提炼等方面，缺乏系统总结和实践指导意义。其三，在佛山城市（镇）的具体研究方面，对佛山城镇形态的研究多着重考虑外向扩张，而不太重视针对佛山城市（镇）核心区时空发展和演变方面的深入研究，忽略了每个阶段里所呈现的现象以及街区内部所发生的改变。同时，由于历史时期在佛山历史文化名城发展定位上的“摇摆”，也使得佛山城市研究更多着眼于对城市新区（大佛山市乃至佛山城市新区等）的关注和讨论，而对老城核心区的研究，没有基于时空发展、区域互动及社会政治经济方面相互影响的思考认知，而只是仅仅将之视为历史文化名城的老城区，从物质层面和物质与空间相结合的视角来进行单维度的讨论分析，研究成果的理论高度和实践指导能力有限。其四，由于国家在历史遗产和文化名城保护方面的认知，从早期开始就更重视对有形实体建筑和纪念物等的保护，佛山城市（镇）研究在微观形态研究上，也往往将关注点放在街道空间和建筑单体上，以城市规划、城市设计和建筑学视野关注佛山城市（镇）“空间”和“实体”之间的对比以及在美学上的隐喻，鲜见将街区作为一个形态整体进行全面系统的分析。而街区内部的结构与形态构成要素方面，较少关注各个要素之间的关系，更缺乏将佛山城市（镇）核心区视为一个要素整体，从区域、城市和街区关联发展的视角来综合分析。在建筑、遗产等方面的研究，也缺乏对佛山局部地域乃至当地社区历史、文化及在地性特征的综合思考，就“建筑”而谈“建筑”。同时，研究过于强调现代主义、城市和全球化、现代商业及大岭南文化等对佛山城市个性及特色的诉求，而忽视佛山乡土地方意义和地方怀旧情怀下的城市文化意义和特色维护。其五，过于注重物质形体方面的思考和讨论，而欠缺以“人”为中心的关怀和重视，重实体而轻人文的研究倾向明显。城市的发展、更新和转型，总是离不开城市中居住的“人”，因为城市不同人群，阶层、阶级的客观存在，城市才具有多样性和异质化，所以对城市的更新、改造和发展的讨论，如果不重视对城市“人”的关怀，无疑就是重其“表”而轻其“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