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亚洲价值的崛起
随着亚洲经济在当今世界的崛起，亚洲价值也正在随之崛起。
从经济和价值观念关系的角度说，经济的发展通常会先于并且快于作为一种精神现象的价值观念的发展，因此，在当今的亚洲世界中，经济首先发展起来。在最近30多年的时间里，在日本经济崛起之后，亚洲很多国家的经济随之先后崛起，其中包括中国、印度、韩国和新加坡等国经济的崛起。中国和印度作为当今世界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它们经济的崛起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它使得亚洲经济在世界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大为增加。当前，中国已被誉为“世界工厂”，它的经济规模逐渐超越法国、英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而成了当今世界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随着亚洲特别是中国、印度经济的增长，亚洲的价值观念不仅在客观上大大地增强了自己的影响力，而且它在主观上也需要在世界上拥有更大的话语权。所以，在亚洲经济崛起之后，学界开始积极探讨亚洲价值崛起的问题，包含何谓亚洲价值，它有什么特征，如何对它做出价值判断，它如何崛起，以及它对未来世界将会产生什么影响，等等。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印度阿萨姆邦博斯科（Assam Don Bosco）大学和湖北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于2015年7月7～9日在印度古瓦哈蒂联合主办了以“亚洲价值和人类未来”为主题的国际学术会议，让来自亚洲、欧洲、南美洲、北美洲的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共同讨论亚洲价值以及它对人类未来发展的影响问题。这次会议是湖北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举办的系列“世界文化发展论坛”国际会议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此次论坛是继2013年9月在中国湖北大学举行的以“当代世界主流文化的现状与未来”为主题的首届“世界文化发展论坛”（2013）和2014年7月在美国圣托马斯大学举行的以“经济不平等与世界公正”为主题的第二届“世界文化发展论坛”（2014）之后的第三届“世界文化发展论坛”。会议共收到50多篇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论文，这里，我们围绕“理论前沿”、“论坛专题”、“问题探讨”和“比较研究”四个领域收录了一批论文公开发表，以期引起国际学界的进一步重视和讨论。
在“理论前沿”之中，我们收录了《构建超越西方价值观的亚洲价值观》、《核心价值观教育与终极美德实践研究》（A Study on the Education of Core Value ＆A Practice of Ultimate Virtue）、《倡导确保安全未来的价值观：指向世界未来的亚洲价值观》（Encouraging Values to Ensure A Future: Asian Values for the Future of the World）、《和谐与和平视域中的宗教多元化》（Religious Pluralism as A Proper Ideology for Harmony and Peace）等数篇学术论文。这些论文分别探讨了价值、中西方的价值、亚洲价值，以及核心价值观、伦理、宗教方面的理论前沿问题，特别是探讨了如何构建亚洲价值的理论问题。
在《构建超越西方价值观的亚洲价值观》中，江畅教授认为现代西方价值观“伴随着强大的现代西方文明逐渐流行到全世界，深刻影响着世界发展的进程，导致整个人类价值观日益一体化和趋同化。然而，西方价值观存在着一些不可克服的根本缺陷和弊端，西方价值观假如世界化就会加速人类的毁灭”。基于这样的理解，他说：“……整个人类特别是具有丰富历史资源和诸多独特优势的古老亚洲，应该努力构建超越西方价值观的更先进的价值观，从根本上改变今天西方价值观日渐全球化的世界格局。”为此，他探讨了试图超越西方价值观的亚洲价值观的构建问题，指出“在非西方世界中，亚洲具有诸多构建先进人类价值观的独特优势”，这些优势除了人口数量的优势之外，更是包括了下述四个方面的优势，即：其一，亚洲有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和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其二，亚洲人都是土生土长的本地居民，他们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这里是他们的家园，因而亚洲人有强烈的民族认同感和独特的民族性格，很难全盘西化；其三，近代以来，亚洲思想家和政治家对构建具有本民族特色的发展模式做出了艰难的探索，积累了丰富的思想理论和实践经验；其四，亚洲意识正在觉醒，亚洲迅速崛起，亚洲命运共同体正在形成之中。在这篇论文中，江畅教授从一个新的角度提出了问题，并且给出了自己的观点，他的文章将会引起进一步的思考。
在《倡导确保未来安全的价值观：指向世界未来的亚洲价值观》中，印度的托马斯·梅纳帕拉皮尔（Thomas Menamparampil）教授探讨了指向世界未来的价值观问题。该论文的触角十分广泛，在它十分广泛的触角中，作者表达的是一种综合、和谐的思想，他想要通过综合亚洲文化中的各种价值乃至西方价值中的各种各样的合理因素，追求亚洲以及全球的团结与和谐。首先，他提出了全球化影响下的弱势社区如何对待全球化的立场问题。他说，在全球化的影响下，弱势社区（例如亚洲）通常采取两种相反但又都很极端的立场，即：或者是对自己的文化感到自卑，特别是在分析自己的文化不能帮助自己在这个善变的世界中解决任何问题的时候更是如此，因此，他们简单地认为传统价值已经过时，直接拒绝传统并且如饥似渴地吸收新型文化；或者对自己的文化极度自信，对传统文化表现出前所未有的迷恋，甚至对传统文化中的糟粕也是如此，因此，他们拒绝接受任何他们不熟悉的对象或者异质文化的内容。作者认为，这两种立场都是错误的立场。在他看来，正确的立场应是这样的立场，即：既对自己的文化具有信心，又以开放的态度学习和吸收对自己有益的新的文化。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让各种不同的思想融合并取长补短，从而形成新的观念世界，为我们的后代找到希望。因此，作者基于这样的立场对亚洲价值观进行了反思和共享。在论文中，作者广泛地讨论了市场问题、腐败问题、经济中的不平衡问题、后殖民的焦虑问题、暴力抗议问题等一系列重要问题，在这些讨论的基础上，作者反思了中国传统文化和印度传统文化中的合理价值，并且以宽容的态度吸收西方的文化，探讨指向未来的亚洲价值观，作者进一步认为，这才是确保未来安全的价值观。此篇论文的思路开阔，观点开放，值得推荐。
韩国的金英硕（Kim Young Suk）教授在《核心价值观教育与终极美德实践研究》中探讨了为什么要改进教育，特别是在教育中如何培养核心价值观从而实践终极美德的问题。在他看来，从根本上说，学习的目的是“格物致知”，也就是说，掌握事物的原理。宗教的目的是追求不变的真理并使其成为现实。因此，哲学和神学一样，源自揭示人类的起源和基础，并寻求上天的智慧来回答“什么是正义的生活？”然而，在众多教育学派中，却没有人能够发现真相和幸福。迄今为止，无知的学习与教育固定了所有人的思维模式。人们想挣脱意识的精神牢笼，但却被自身错误的意识所束缚，被欲望牢牢捆绑住，最终缓缓消亡。他说：“我已经在学校教学29年，但从来没有见到过公共教育体系能使学生满意或使他们幸福。”在他看来，这是因为学校没有优先教授学生共同利益的伦理观、共存共荣的道德观，也没有教会学生尊重生命。这样的教育使学生把别人视为对手而未将其视为爱的对象，它使人们之间的关系变得冷漠和无情……“换句话说，学校并没有去教那使学生在自身内部认识到无限的快乐并在自己的自我意识中解放出来的真正的哲学和核心价值。这就是学校教育的现状。现在，学校应该避免会培养自私主义的竞争性的教育，而要教育如何促进人类的共同利益。此外，教育还迫切需要专注于培养正直的人乃至圣人，从而在地球村中开启一个新的和平年代。”作者认为，现在正是学校通过教育帮助学生获得重生成为正直的人乃至圣人的时刻，它应开导学生走向真理，并且实践终极的美德，而这种终极的美德就是公共利益。因此，在本文中，作者集中讨论了核心价值的重要性，并且认为这是全人类走向和平、真正幸福的选择。论文充满了浓浓的向善的情意和深切的对于世界和平的渴望，它大大地增加了论文的意义。
在“论坛专题”中，我们收录了《亚洲价值观和伦理秩序探微》、《大学外拓项目对区域发展及亚洲价值的现实意义》（Relevance of University Outreach Programmes for Regional Development and Asian Values）、《亚洲精神传统：孕育一种跨文化精神》（Asian Spiritual Traditions: Birthing A Trans-Cultural Spirituality）、《儒家伦理的情感特征及其作用》、《中国诚信价值观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以家庭为纽带的可持续发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 Vie the Family）等数篇学术论文。这些论文主要围绕亚洲价值、中国伦理和家庭伦理探讨了一个共同的专题，即：亚洲价值及其作用。
在《亚洲价值观和伦理秩序探微》中，刘可风教授指出，从纯粹学术的意义上说，亚洲价值观的提法似乎有些偏颇，也就是说，用洲际、国别来界定价值观其实没有根据。不过，他说，我们现在讨论亚洲价值观时已经超越了纯粹学术的范围，它与亚洲人讨论洲际的命运和未来密切相关，所以就此而言，我们还是可以把亚洲价值观作为一个有意义的问题来进行探讨。在此意义上，刘可风教授认为，“亚洲价值观不是所有亚洲人和亚洲国家一致认同的价值观，而是起源于亚洲的并且可能对亚洲的未来发展有益的价值观。”尽管我们十分需要一种亚洲价值观，但是，“我们必须明确，以国家为本的亚洲价值观是否已经完成了由传统身份制国家观向现代契约论国家观的转变；亚洲价值观中与威权主义的肯定的国家观相反相成的无政府主义的否定的价值观的强大作用力是否被我们认识；在儒家传统伦理所维护的 ‘三纲’秩序被打破以后，我们能否建立起不同于 ‘丛林法则’的 ‘园林法则’伦理新秩序”。在他看来，只有“认清和解决这些问题，亚洲价值观才能成为亚洲发展的未来价值目标，反之则可能成为亚洲发展的障碍”。刘可风教授在指出了人们在探讨价值观时通常忽略的三个方面的问题之后强调，我们应该跳出纯亚洲人的视角来客观地看待问题，从而解决相关的问题。
强以华教授在《儒家伦理的情感特征及其作用》中分析了儒家伦理的情感特征以及这一特征的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在他看来，儒家伦理学的情感特点是它区别于西方伦理学的一个根本特征。尽管西方伦理学中也包含了情感主义伦理学，但是，从其主流观点而言，西方伦理学主要还是一种理性主义伦理学，因此，若要正确地把握儒家伦理，重要的是把握它的情感特征，尤其是基于亲情的家庭情感特征。论文指出，在作用伦理对象的时候，由于情感伦理与理性伦理之间存在着作用范围狭小和作用范围广大、内容比较丰富和内容比较贫乏的不同甚至对立的特色，所以，儒家伦理作用于对象的方式也有自己的特色，即：它更加适用于私人领域但却更少适用于公共领域。在当年日本的经济奇迹中，儒家伦理就曾经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它构成了日本企业文化的重要价值基础，增强了企业的凝聚力，并且随着日本经济的崛起，带有儒家情感色彩的文化也对国际社会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并且是正面的积极作用。“这种情况就与当今整个亚洲，特别是中国的情形十分相似，即：中国的经济腾飞毫无疑问也有着中国儒家情感伦理在其中起的推动作用，同时，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中国儒家的情感伦理也必将会对国际社会起着越来越大的积极作用。”但是，由于儒家带有情感特征的伦理广延不大从而更少适用于公共领域的特色，我们也不能无限地夸大它的作用，在公共领域中，它只能起到辅助性的作用。
吴成国教授和曹林的文章《中国诚信价值观的过去、现在与未来》考察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诚信价值观，分析了它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他们在对于“诚”、“信”两个概念释诂的基础上考察了诚信的起源和历史演变，指出中国古代“对诚信观念的推崇和引导，其道德价值是远远大于其他任何一种价值的”, “即使今天看来，这种将诚信的表现本身与著名历史人物进行叠加的组合也是宣导价值观的有效方式。它表达了对一种美好品格的肯定，并希冀未来的人们能够效仿”。总之，“两千年来儒家思想的发展，将诚信理念由一种实际操作上升为道德标榜”，它与逐渐道德化的儒家思想史的演化历程是息息相关的。作者进一步指出，在当代社会中，中国传统的诚信价值观遇到了困境，这种困境主要表现为中国传统诚信价值观赖以生存的土壤发生了变化，这种土壤由农业社会转向了现代化的工业社会。作者强调：“儒家传统的诚信伦理主要是基于地缘、血缘的人与人交往过程中的诚实守信，主要依靠个人良心和无字无据的 ‘君子协定’来约束各自的行为，缺乏相应的制度的保障。……这种基于血缘、亲缘、地缘的信用，其约束力、约束范围都极为有限。如果说在传统社会由于交换范围的有限性，社会在缺乏公共生活伦理和制度伦理层面的信用伦理的条件下依然可以维持下去的话，那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的交往日益普遍和复杂，交往的范围日益扩大，不再局限于有限的范围和熟人的圈子，非人情的交易也越来越多，传统的人伦信用已经无法满足市场秩序的需要，必须借助于以法律为保障的契约信用来维持。”正是由于诚信价值观在当代中国社会中存在着这样的困境，所以，作者在文章的最后对当代的诚信提出了反思和展望，试图找到消解诚信价值观当代困境的办法。我们认为，该论文对于儒家诚信价值观当代困境的分析十分到位，因此，我们相信该论文所提出的消解儒家诚信价值观当代困境的方法也一定会具有某种启发性。
在“问题探讨”中，我们收录了《以新人类文化和未来学为核心的一体化新生命文化运动研究》（A Study on New Life-Culture Movements for Oneness Focused on Neohumans'Culture＆Futurology）、《网络舆情事件传播与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国际法视域下的中国法律文化发展》（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Legal Culture in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national Rule of Law）、《人类未来的传统“希望”》（The“Hope”of Traditions for Human Future）、《〈泰凯尔〉知识分子关于中国的想象》（The Maoism of Tel Quel around May 1968）、《理性机巧与人类自由关系辩证》、《杰文斯悖论的价值论根源》等数篇学术论文。在这些论文中，学者们根据自己的研究领域和面对的现实情况探讨了各种不同的问题。这些问题的探讨扩展了关于亚洲价值和人类未来问题的讨论视野。
曾丽洁教授在《国际法视域下的中国法律文化发展》中分析了中国的法律文化如何在国际法视域下发展的问题。在她看来，人类历史的发展其实就是人类交往的发展，并首先是经济交往的发展；其中，法律作为规范交往秩序、保护交往安全的工具在人类交往和经济交往中起着关键的作用，从而导致了法律文化的交流并且进一步促进了法律的发展。在此基础上，作者继续分析法律文化以及中国如何在国际法视野下发展自己的法律的问题。她说，法律文化作为文化系统的一个分支，它像文化系统中的其他分支例如宗教文化、道德文化和政治文化一样具有文化的一般本性、特征和功能，这使得它与它们之间相互作用、相互补充；但是另一方面，法律文化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它又具有自己的不可替代的内容。一般来说，法律文化由一套观念和价值系统构成，它们通常会内化在法律思想和法律体系之中，成为人们的行为模式，制约人的发展。根据上述法律文化与其他分支文化，以及法律文化与法律、人的思想和行为之间的关系的理论，作者指出，在全球化的今天，在不同的文化，特别是法律文化交互作用之中，正处于伟大的社会转型和法律系统变革之中的中国应该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注重法律文化的相互影响，让自己的法律文化的发展能够与国际法律文化以及其他国家法律文化的发展相互同步。
在“比较研究”中，我们收录了《东西方伦理文化差异比较》、《东西方经典著作中的不同处世方法之比较》（Different Methodologies of Life Indicated in Eastern and Western Classical Works）、《东方智慧和西方文化可以回答“何谓人类尊严”这一问题吗？》（Does Wisdom of Eastern and Western Cultures Respond to the Question: What is Human Dignity?）等数篇学术论文。这些论文从不同的角度比较了东西方文化、伦理，以及蕴含于其中的东西方的价值观念。
在《东西方伦理文化差异比较》中，葛晨虹教授分析探讨了东西方伦理文化的差异，并且揭示了造成这些差异背后的深层的历史原因和现实理由，她试图通过这种探讨更好地理解中西方文化，并且融通东方伦理文化和西方伦理文化，从而促进人类伦理文化的发展。论文首先对于东西方不同的历史道路进行了比较，指出西方的以古希腊为代表的“古典的古代”和以古代东方国家为代表的“亚细亚的古代”是两条存在着巨大差异的历史道路，前者是“从氏族到私产再到国家，个体私有制冲破了氏族组织，国家代替了氏族”，后者则是“在没有摧毁原始氏族组织的情况下直接进入奴隶制国家，血缘氏族制同国家的组织形式相结合”。正是在不同的历史道路的基础上，才造成了中国宗法（氏族）国家的特点，并且由之“引发出一整套天人合德、德性天赋，以及仁礼治世的思想，形成了儒家独特的以仁义道德为价值核心的德性思想体系”。这套思想体系就是儒家的伦理文化。在此基础上，论文进一步分析了东西方关于理性文化的两种取向，以及东西方关于社会治理的两种模式。就前者说，论文认为，西方文化更加重视“科学理性”，东方文化更加重视“价值理性”，前者主要回答世界“是什么”的问题，后者则主要回答世界“应当是什么”的问题。其实，西方早期的科学理性和价值理性也是结合在一起的，但是，它在从古代走向现代的历史中，逐渐过分注重科学理性而忽视了价值理性，所以，唤醒东方的价值理性在当前具有重要意义。就后者说，“相对来说，西方社会治理传统具有比较独立的法制特点，而东方社会治理传统则具有德主刑辅的特点”。其实，人类历史都是由道德走向法律的，东方社会长期没有像西方那样由伦理法走向成熟的独立法，就其原因来看，主要有两个历史因素，即：第一个因素是东方社会缺少深植于西方传统中的“契约精神”；第二个因素是“平等”观念的历史差异。所以，东方社会应该随着人类文明向工业社会的发展以及商品经济社会的发展，逐渐建立更加独立、更加完善的法律体系。该论文具有深厚的历史基础，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此外，李家莲教授的论文《东西方经典著作中的不同处世方法之比较》也值得一读。该论文通过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德经》和西方传统文化中的《创世纪》比较了东西方社会两种不同的处世方式。李家莲指出，《道德经》与《创世纪》作为中西方道德哲学的经典著作，阐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处世方式，《道德经》重视“知常”，而《创世纪》强调“谦卑”。不同的文化经典演绎了不同的文化内涵并奠定了不同的文化底蕴，前者孕育了中国文化中的乐感成分，而后者孕育了西方文化中的罪感成分。作者试图通过这样的比较研究给予读者某种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