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北大派与南高派
内容摘要 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国立北京大学与国立东南大学（后改中央大学）因学术文化上立异与竞争，不断成为时人与后人指认“学分南北”的重要指标，其中的关键不仅在场域（大学），更在人事（派分），即北大派与南高派学人的观念歧异与人事纠葛。北大派与南高派形成于新文化运动时期，因文化观念的差异，南北学人分别以北大和东大为聚合点，以现代新式传媒报刊为载体，在思想文化与学术研究众多领域展开论战与竞争。其后随着北伐、迁都等政局的变动，在南北大学地位升降的背景下，南高派和北大派凭借不同的社会资源和政治资源，在人事与观念诸方面，又出现新动向。以胡适为首的北大派借助中基会的资助，以新文化理念重整北大文学院，努力实现北大的中兴。北伐后南高派与太炎学派日益走近，在九一八后民族主义勃兴的浪潮中，南高学人倡导新孔学运动，表现出强烈的文化民族主义色彩。20世纪20—30年代北大派与南高派的立异，既显示出现代学人借助大学平台传播其文化观念的种种努力，也体现出复杂的人事纠葛，其实质在于对中国文化出路的“话语权”之争。北大派与南高派的竞争不仅成为民国“学分南北”的重要派系表征，而且背后所呈现的文化难题，更为今人重新理解民国文化史提供一个重要视角。
关键词 北京大学 东南大学 中央大学 北大派 南高派
一 引言
1954年在美国作寓公的胡适得知南京高师出身的张其昀出任台湾“教育部长”，就对南高老校长郭秉文戏言“南高征服了北大”，郭秉文却严正地回应：“学术为公，再不可有门户之见。”胡、郭二氏一谐一庄，语及“南高”、“北大”及“门户”等语，实牵涉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一桩公案，即民国时期“北大”与“南高－东大－中央大”学风的歧异与竞争。
众所周知，北京大学与东南大学—中央大学是民国时期两所地位特殊的国立大学，它们之间的学术文化立异，随着政治中心的变动而变得更为复杂，正如任以都教授在《剑桥中华民国史》中所言：“北京大学作为第一所国立大学的地位，明显标志着高等教育与国家建设的关系。更全面地进行研究时，南京的国立东南大学（后改名中央大学）等其他主要大学的发展应能提供启发性的比较和对照。”近些年来，笔者沿着任以都教授所提示的路径，对中央大学与国家的关系做了一些初步的探讨，更多的比较研究有待深入。
需要说明的是，从大学机构角度切入的探讨更多展示的是近代学术文化的地缘因素；此外，还有更为复杂的人员派分值得关注。现代学术文化史上的北大派与南高派的形成与演进，往往与民国时期“学分南北”关联在一起，这一问题越来越受到学者的关注，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两岸学者对民国以来的“学分南北”的现象进行了一些研究与讨论。在台湾地区，王汎森、彭明辉、杜正胜等教授是少数比较直接点出南北之争的学者，他们多从现代中国史学的发展过程入手，将“新派”与“传统派”一起放入20世纪20及30年代“新史学革命”的脉络中进行论证。如王汎森教授将以中央大学为首的史学派称之为“传统派”。而彭明辉教授早年的研究多从历史地理学的兴起说明近代史学上南派的兴起，近期他发表专文，从学术网络的角度提出“学分南北”问题。而杜正胜教授则明确揭示近代中国学派有趋新的“北大”和守旧的“南高”之分，并以此说明近代中国学术新与旧、北与南的对立。此外，年轻学者王信凯则提出进一步的意见，指出所谓的“学分南北”，并不纯然属于二分式的区域、机构、学校、学风等区隔问题，实际情形则复杂得多。
在大陆，讨论学派与学分南北这一问题的重要学者有桑兵、罗志田、沈卫威等教授。桑兵教授专门从近代学术的地缘与派分的角度，指出近代学术文化史上的北大派与南高派多是以居处而论，若是以籍贯分疏，则多为南方人士，并提示南北学派之分，虽有习惯的指认和叙述的方便，不免抹杀事实，尤其不能以新旧归纳南北，因为近代中国的变化日新月异，新旧的界线变动不居，先锋落伍的现象更是屡见不鲜。同样，罗志田教授在研究民初中国学术界关于“国学”的论争时，就指出二十年代的北京大学和东南大学的学术文化之论争实为教育界的“河洛之争”。沈卫威教授对于学衡派有专门的研究，并从场域的角度明确提出南北大学在学术上的“学分南北”问题。
本文试图在前人提示的基础上，对20世纪20—30年代的北大派及南高派形成与演进的历史脉络作一粗线条的梳理，对于前人研究比较充分的领域（如新文化派与学衡派、胡适派学人群、《独立评论》等）则大体一笔带过；本文的着力处在于尽力指出两派的渊源与形成脉络（他指和后认），注意历史语境下的人事与观念、行动等多维表现，尽量避免主观强指（完全避开恐怕较难），注意同一派别他指和后认下的差异，换言之，本文只是对前人研究相对忽略的地方稍稍用力补充而已。
另外，需补充说明的是，本文中的南高派，是泛指时人与后人对南高－东大－中大一系的指认。不同历史时期曾有不同称谓，如南高派、东大派、中大派等。五四时期“东大派”说法较多，后因南京国民政府上台后曾宣布东南大学为“反动的大本营”，“东大派”成为一个政治上的贬义词，其后社会上“东大派”的说法虽还零星存在，但“南高派”已成为中央大学学人自觉的选择了。因此，本文中一般论中以“南高派”来统称，涉及具体史料和特别语境时，则一仍其旧。
二 五四时期北大派与南高派的指认
1. “北大人”与“北大派”
何谓“北大派”？这似乎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因圈内与圈外有别，圈内与主流派又有亲疏远近之分，各自感受差别很大。要弄清民国时期出现“北大派”这一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回到历史现场，将“北大派”放入具体的历史脉络中，整理其形或过程，厘清其与前后左右之间的关系，则可明了其具体的内涵与外延。联系前后左右不同人士的指认，可以推衍出“北大派”一词的内涵。事实上，自“北大派”一词出现以来，其内涵与外延从来没有一个明确的指称，这一概念不过是五四后不同评论人，在不同的场合，针对不同的现象所做的评论罢了。
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北京大学一跃而成为中国新思想的先锋大本营，引发了南北不同大学的学人关于历史、文化与现代民族国家关系的讨论，开启了中国现代史上学术地缘与派分的先河。30年代初《大公报》就有一评论：“民五以前，教育界原无党派之分，从事教育者，共皆纯洁自守，孜孜以熏陶青年为职志。别无利用青年之念产，更不杂些政治意味。民六以后，北大声誉日著，渐有笼罩全国之势。当时东南学阀，虽在地方崭露头角，隐操学权，而与北方之北大领袖人物尚能保持协调，维持南北策应之局面几及十年。”显然将教育界派系之争的出现，归因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北大势力的扩张和东南“学阀”“隐操学权”。
的确，五四新文化运动使北京大学在全国范围内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力，“北大”二字作为北京大学的简称，开始在社会上流行。北大教授马寅初在北伐后的一次演讲中明确指出：“五四运动以后，北大二字，乃名满中外，故五四运动之精神，不断在校中不可丧失，就在社会服务，仍须保存，随时运用出来，那时的精神，就是为国牺牲，是为牺牲精神。”“北大人”这一概念的最早使用，并不是外界对北京大学知识界精英的指认，而是北大新文化派的自我体认。据北京大学教授李璜回忆，“北大人”这一概念的使用是当时新文化派领袖胡适有意为之，其目的最初不过是为团结北大内部不同派别而已。李璜回忆说，1925年左右北大教授中的新旧、中西之争早成过去，但“仍感到有种分野之争，这是根据当时国内政治见解的有异与留学国度所受学术熏陶有所歧出之故。我愿以胡适之为论点中心来说明我对北大当时教授思想分派的看法。在北大当时国民党左右两派都有教授为政治的宣传与活动，右派是以三民主义为号召，左派是以社会主义为宣传，而适之则以‘少谈主义，多谈问题’的主张歧出于其间，故左右两派对适之都不大高兴。但适之自五四前后新文化运动以来，其在北大的影响力，七八年间还在继续增高。并且他既任中美庚款分配于文化教育（中华文化教育基金董事会）的董事，而在十五年又兼任中英庚款顾问委员会的委员，好象他比别人大有办法，可以呼朋引类，不免遭受嫉视。幸适之为人，性格开朗，虽自己的思路是本于美国的实验主义，然而并不排斥在欧洲大陆德法两国留学而略有成就的学人，一视同仁，十分合作。并且适之提出一个‘北大人’的口号，以标榜北大为全国学术的中心，颇见其团结同事的技巧。”这段文字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胡适提出“北大人”的口号首先是为了团结北大同人；二是“北大人”的提出是要表明北大人引领全国学术、在北大建立全国学术中心的意愿。从这个层面上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此时胡适说北大作为最高学府是不妨做学阀的。由此可见“北大人”是五四后期的一个新名词，它的含义与新文化运动后北大在全国学界的领导地位是紧密相连的，且有强烈的排他性，所以有研究者称“北大人”的起源最初大概是从宗派的角度使用这一名词，显然触及到了问题的实质。饶有意味的是，五四新文化时期出现的“北大人”一词，很快即在社会上广为传播，并逐步被“北大派”所取代。
如果说“北大人”一词的出现是北京大学教授寻求内部团结与自我认同的一种方式，那么后来出现的“北大派”一词，则多是社会上对北大新势力的一种认知和概括，包含的意义则超越了群体自我认同，而具有地盘、门户、势力等多种贬义了。鲁迅是较早提及“北大派”一词的学人。1925年北大举行二十七周年纪念，鲁迅写下《我观北大》，回顾了北大的光荣历史，重申北大精神的两大要点：一、北大是常新的，是改进运动的先锋；二、北大是常与黑暗势力抗战的。其中有一段话颇具深意：“我向来也不专以北大教员自居，因为另外还与几个学校有关系。然而不知怎的，——也许是含有神妙的用意的罢，今年忽而颇有些人指我为北大派。我虽然不知道北大可真有特别的派，但也就以此自居了。北大派么？就是北大派！怎么样呢？”就其本意而言，鲁迅并不真正认同所谓的“北大派”，他之所以用“北大派”来标榜其归属新文化阵营，矛头所向当是与北师大风潮关系密切的教育总长章士钊，与其他从学术上立论颇为不同。不过，鲁迅以这种非居北大主流身份来回应社会的观察与评判，也足以显示在世人眼中“北大派”已经成为社会上（尤其是知识界）一支不能忽视的势力了。“北大派”一词的出现，显然视北京大学为一股势力，说明“北大派”已成为人们认知中以北京大学为阵地的一种教育派系工具。在20年代中期，就有人观察到“今日在北京学界中要批评蔡元培或北京大学，那人家客气一点，不骂你是非圣无道，大概学界蠹贼，某系走狗等罪外，和‘反革命’、‘开倒车’等徽号，总不免是要加在你头上的。因此，这个问题日久也就无形中变成一种太怖（Taboo），不能随便提及了。今人只知军阀势力之下言论不能自由，而不知学阀势力之下言论更不能自由了。”这足以想见当年世人眼中“北大”的威力与影响。
钱基博是较早研究现代学术的学人（他自己则称之为现代文学史，不过与今日的文学史大不相同，比较接近学术史），在1926年他就总结盛极一时的“北大派”的形成过程：“其实胡适新游学美国归，方以誉时髦后起讲学负盛名，以为‘清儒之所谓汉学者，一名朴学，对于宋儒之理学而言，不外文字训诂校勘考订之学’。而其治学方法，不外两事：曰‘大胆的假设’，曰‘小心的求证’。假设不大胆，不能有新发明。证据不充分，不能使人信仰。此欧儒之所以治科学；而吾国惟治朴学为得其意焉！（见《胡适文存·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于是言古学者，益得皮傅科学，托外援以自张壁垒，号曰新汉学，异军突起！而其所为不同于东汉古学者；盖以《周礼》为伪托，目《尚书》非信史，又谓‘六籍’皆儒家托古，胥同今文学说也。惟今文家意在经世，而新汉学主于考古，议论虽同而归趣不一，此新汉学之所以异于今文，而与东汉古学同其归者也！然东汉古学，欲以信古者考古；而新汉学，则以疑古者考古；此又新汉学之所为不同于东汉古学；而要其归，在欲考见‘古之所以为古之典章文物’，则又无乎不同者耳！万流所仰，亦名之曰‘北大派’，横绝一时，莫与京也！”
在钱氏看来，所谓“北大派”既是以胡适为首的新汉学派，亦是后来长期处于民国学界主流地位的要角。钱氏所论，显然是从学术流派的角度来立论的。
可以说，近代中国从来没有出现过一个统一、明确而固定的所谓“北大派”的概念。但时人的观察与评论中的“北大派”，对今天的研究仍然有意义，可以从其前后左右的评说中，把握北大各种复杂人事，可以从其他各派言说中把握相关史实与脉络。如前所论“北大派”不过是后五四时期外界对于北大内部新派的统称。如同桑兵指出，正如不能将所有在北京教育界和北大任教授的浙江人都视为某籍某系一样，也不能将北大教授都视为“北大派”。根据当事人的观察，不同时期，北大内部则又可分为若干不同派系。这种人事上的派中有系直接影响到学校的后来发展与学术的走向。进入20年代中期后，北大内部的派系之争由原来的太炎门生与桐城文士之间的新旧之争，演变为留学生中的英美派与法日系之争。1924年，刚从柏林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陈翰生，应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之邀，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不久就发现“北大教师当时分为两派，一派是英、美、德留学生，以胡适为首；另一派是日、法留学生，领头的是李石曾，这两派明争暗斗，互不相容。”由于奉系张作霖在北京实施高压政策，北大教授纷纷南下，特别是胡适与“现代评论”派学人另谋他就，留下来的北大两派人员到1927年则“李派与胡适之派人数平均”, 而胡适一派对于校政的影响力大不如从前了。这一北大内部派系力量的分化与走向，为北伐成功后以北大为焦点的北平教育改革，埋下了人事派系纷争的伏笔，亦是30年代初以胡适为首的“北大派”重返北大的一大因素。
2．东南学风与“东大派”
何谓学风？30年代初即有人专门对“学风”做出解释，有的说法比较具体明确：“学风这个名词，也就是同一时空之教者与学者的行为、意态、思想、倾向，同时同地教者学者内外生活之综合的表现，就是学风。”这里强调学风是“同时同地”的综合行为思想表现。东南大学创办后，秉承南京高师一贯淳朴的学风，形成了一种自认的学风。后被学人尊为东南学界领袖的柳诒徵在20年代中期的《送吴雨僧之奉天序》中明确指出“东南学风”的形成与特色：“晚清以来，学校朋兴。士挟
走绝域，求一长以自效于国者无算。独深窥欧美文教之阃奥，与吾国圣哲思想之翕丽，以祈牖民而靖俗者，不数数遘。……梅子迪生，首张美儒白璧氏之说，以明其真。吴子和之，益溯源于希腊之文学美术哲学。承学之士，始晓然于欧美文教之自有本原，而震駴于晚近浮薄怪谬之说者所得为甚浅也。梅子吴子同创杂志曰《学衡》以诏世。其文初出，颇为聋俗所诟病。久之，其理益章，其说益信而坚。浮薄怪谬者屏息不敢置喙，则曰，此东南学风然也。”
柳氏文中专门提及梅光迪、吴宓创办《学衡》是“东南学风”激荡的结果。何谓“东南学风”? 30代中期，南高学人回忆南高－东大这段历史，对其思想、学术风格进行总结时，将这种学风称为“南高精神”，具体而言指的是：（1）保持学者的人格；（2）尊重本国文化；（3）认识西方文化；（4）切实研究科学。北大与东大表现出不同的学术风格，“世人或以为民国以来学风有南北两派，北以燕都为中心，南以金陵为大宗，北派趋于细针密缕，南派趋于崇楼杰阁。”
大体而言，南高学风的形成多少有直接针对北大学风的深意。北大新文化派之所以能迅速取得全国文化领导权，关键在于以群体运动的方法提倡文化，并在全国的青年中引起巨大共鸣。事实上，东南大学的学衡派即对北大新文化派提倡新文化（尤其是新学术）的动机与方法提出了激烈的批评。就动机而论，梅光迪称新文化派“非学问家，乃功名之士也”。他认为：“今之所谓学问家则不然，其于学问，本无彻底研究与自信自得之可言，特以为功利名誉之念所驱迫，故假学问为进身之阶。”就方法而言，学衡派尤其反感北大新文化派用所谓群众运动的方式，鼓动青年学生传播伪学，认为这种学术平民化的趋势只会导致学术文化倒退：“彼等以群众运动之法，提供学术，垄断舆论，号召党徒，无所不用其极。”而事实上学术之事则多依赖于少数个人天才大师，“今之学者，非但以迎合群众为能，其欲所取悦者，尤在群众中幼稚分子，职中小学生之类。吾国现在过渡时代，旧智识阶级渐趋消灭，而新智识阶级尚未成立，青年学生为将来之新智识阶级，然在目前则否也。而政客式的学术家，正利用其智识浅薄，无鉴别审择之力，得以传播伪学，使之先入为主。”言论锋芒所向无不针对北大新文化派。
针对北大新文化派的活动，梅光迪提出真正学者的标准：“真正学者，为一国学术思想之领袖，文化之前驱，属于少数优秀分子，非多数凡民所能为也，故欲为真正学者，除特异天才外，又须有严密之训练，高洁之精神，而后能名副其实。”其后柳诒徵专门撰文，批评当时学者多专营“术”而忽视“学”，并对当时学者产生之法进行分类：“学者产生地有两种，实验室、图书馆一也，官厅、会场、报纸、专电、火车、汽车二也。前者有学而无术，后者有术而无学。潮流所趋，视线所集，则惟后者为归。故在今日号称不为官吏，不为政客，不为武人，不为商贾，而自居于最高尚最纯洁之地位之学者，其实乃一变相之官吏，特殊之政客，无枪炮之武人，无资本之商贾，而绝非真正之学者。官厅所见此等学者也，会场所见此等学者也，专电所登此等学者也，终日奔驰于火车汽车而不息此等学者也。此等学者愈多，教育愈坏，学术愈晦，中国愈乱，乱而学者之术愈进步。”
根据有学无术与有术无学，他将学者区分为二类，前者难而不显，后者易而实惠，批评锋芒所向，尤指北大新文化派胡适一系有术无学。学衡派诸人对北大新文化派学风的批判，得到东南大学史地系学生的极大响应，他们批评说：“近来自号新文化运动者，大都浮浮在信，稀为专精之研究。即其于所常谈之文哲诸学，亦仅及表面，而于专门学科，益无人过问；循是不变，将使名为提倡文化，而适以玷辱文化”，故他们决定组织中国史学会，以“促进实学之研究”。
就东南大学内部学人而论，学衡派的主将之一梅光迪在1932年回忆东南大学的刘伯明时，有这样一段话：“民十一年，《学衡》杂志出世，主其事者，为校中少数倔强不驯之分子，而伯明为之魁，自是对内对外，皆难以应付如意，而其处境益苦矣。”梅氏称其为学衡派“魁首”点明刘伯明在学校中的地位与影响。这一论断与学衡派的成员之一、当时尚是南高学生的张其昀的观察也颇一致，张回忆称，“吾师刘伯明先生是‘学衡’杂志的创办人，当时有‘南高与北大’之说法”，似乎隐隐然以胡适与刘伯明为代表者。不过南高时期，张其昀身为学生，并非处于南高学派的中心位置。直到三十年代后，他才逐步从边缘走向中心。晚年的回忆只是他一己之见，或多或少掺入了后来的观念，并且也有前后冲突之处，他在纪念其师柳诒徵的文中称，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后南高北大有南北对峙之称，“柳师以能挺身而出，领袖群伦，形成了中流砥柱的力量，可以说是南菁书院求是学风的发扬光大。”这一说法显然将柳诒徵视为南高学人的领袖。
作为南高派重要成员之一的吴宓与柳诒徵的关系比较特殊，正如吴宓对柳诒徵的评价：“平生风义兼师友，三载追陪受益多。论学长才通宙合，阅人巨眼昭修罗。文明启钥成新史，正气盈科发浩歌。两度江干劳伴送，云天怅望思如何。”吴宓甚至将柳与当时声望极高的梁启超相提并论，称：“近今吾国学者人师，可与梁任公先生联镳并驾，而其治学方法亦相类似者，厥惟丹徒柳翼谋先生诒徵。……比而论之，梁先生名较大，而柳先生则有为梁先生所不及之处。梁先生生前亦甚推重柳先生。宓为清华国学研究院主任时，拟增聘柳先生为教授。梁先生首极赞成。若言私谊，则柳先生对宓较亲切。宓诗集之序文及题签，惟请柳先生为之，宓盖泞思而后行焉。宓与柳先生始相识，即同为国立东南大学教授。故宓云‘平生风义兼师友’，然柳先生乃实宓之师也。”
吴宓的这种认定自然有其个人理由，柳诒徵是南高的元老派之一，先于《学衡》创办的《史地学报》也得其指导而成立，时间为1921年11月，柳与徐则陵、竺可桢同为三位教师指导员。当时这两份杂志的发刊辞——《史地学报》的《序》和《学衡》的《弁言》均出自于柳之手，足以显示其在南高中的地位和影响力。称柳为“东大派”的领袖也得到部分社会人士的认可。1926年钱基博称“独丹徒柳诒徵，不徇众好，以为古人古书，不可轻疑；又得美国留学生胡先骕、梅光迪、吴宓辈以自辅，刊《学衡杂志》，盛言人文教育，以排难胡适过重知识论之弊。一时反北大派者归望焉；号曰‘学衡派’。世以其人皆东南大学教授，或亦称之曰‘东大派’。”在钱基博的眼中，“东大派”即等同于“学衡派”，俨然视柳诒徵为“东大派”的首领。其实，学术风格（尤其是学派）的形成，多是在与其他派系的立异纷争中逐步为世人所知，其边界与内涵也逐步明晰起来，20年代北大、东大学术文化之争亦不能外。
三 北伐、迁都与北大派和南高派的重聚
1．北大派重返北大与北大“中兴”
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之初，即有舆论称“北大派”势力大盛，“迨至国民革命成功，国府奠都金陵，曩时北大师生因缘时会，学优则仕。上自首都教育行政机关，下至大学专门校务，并及各种国立学会图书馆等事业，靡不兼容并包，极一时之盛”。这一则评论，实与当时学人的观察默合。张尔田1929年在报刊公开发表声明，民国以后凡讲北京大学，就有“所谓赫赫有声之北大派”, 语气中不无讽刺之意。曾任教于南开大学的何廉晚年撰写回忆录时，称20年代后期正是在北京陶孟和的帮助下，南开的经济研究委员会得以建立，他们也成了亲密的朋友，“然而我们都不自觉地成了同行间嫉妒的牺牲品。‘北大’派（他是成员之一）控制中国高等教育的‘唯我独尊’的政策及其某些领导成员党同伐异的作风使得教育界中的‘少数派’（我是成员之一）忧心忡忡，深为不安。”北大派因北伐成功，无论是蔡元培、蒋梦麟等老师辈（包括胡适，胡亦被蔡延引为大学委员会的委员），还是学生辈的罗家伦、傅斯年等，纷纷出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门和学术机构的要职。
与北大派“极一时之盛”比，此时的北京大学却极度衰落。经历北伐、迁都等一系列重大政治变动，三十年代初北京大学“最高学府”的地位遭到极大挑战，除了奉系张作霖时代的改组和北伐统一初期北平大学区试验的折腾外，更为重要的原因是南北统一后首都南迁，北京大学失去了作为首都最高学府的这一巨大政治光环。五四时期的老北大人此时仍星散各地，北京大学的经费等极度短缺，受经费与人才短缺的困扰，北大已严重衰落。老校长蔡元培对迁都后的北大所面临的境况有清醒的认识，他专门为《国立北京大学卅一周年纪念刊》写了一篇不长的“序”。不同于其他序言类文章的客套与委婉，他在“序”中异常冷峻直接地告诫北大同人：“今则首都既已南迁。一市之中，大学林立，一国之中，大学更林立，北大不过许多大学中的一校，决不宜狃于已往的光荣，妄自尊大。”话中对北大“全国最高学府”的地位几乎全盘否定。事实上，由于首都南迁，到30年代初，北大已是一个各方面均亟待振兴的大学。
30年代初，蒋梦麟出任北京大学校长，胡适、傅斯年等北大派重返北大，在北大中兴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其主要办法可归结为两点。一是通过胡适等运作，成功促成了中基会与北大的合作计划，解决了北大中兴的经费难题。正如傅斯年在抗战胜利后对胡适所言：“先生当年曾有一妙计，以中基会助北大，今日更须有妙计。惜中基会已不成也。”胡适所想的“妙计”即为中基会与北大合作计划，具体而言，就是中基会与北大每年各提供20万元，以五年为期，双方共提供200万元，作为合作特别款项，专作设立研究讲座、奖学金，聘请专任教授以及购置图书仪器和设备之用。中基会对北大的特殊照顾，不免引起其他学校的抗议，当时有一个自称“京平津沪各大学读书联合运动会”的组织，即以揭穿中基会“黑幕”为宗旨，发表宣言，称中基会自成立以来，始终把持在几个野心勃勃的“北大派学阀”手里，“如蔡、蒋、李、胡、赵、任者流，当他们征服了国内大部分大学的领域之后，更肆无忌惮，为所欲为。奖励文化，文化荡然；提倡教育，而教育反遭摧残。”面对攻击，中基会置之不理。有研究者明确指出，姑且不论中基会是否真正掌握在所谓的“北大学阀”手里，胡适等人的影响的确是北大得到中基会优厚待遇的重要因素之一。
二是通过老校长蔡元培的关系，打通北大与中央研究院的人事网络，得到了后者人力方面的大力支持，从而解决了人才的困扰。在北大改革之初，蒋梦麟曾专门南下与蔡元培谈及北大的改革计划，蒋对外界表示：“蔡先生最为关心北大，对于余之计划，表示完全赞成之意，并嘱努力做去。”具体到人才的支持，既有地质方面李四光等在北大兼职，又有史语所所长傅斯年直接同北大历史系开展人才培养与学术研究多方面的合作。
进入30年代，傅斯年开始主持北京大学历史系，并力图打通北大历史系与史语所这两个学术机构的人脉联系。钱穆观察到：“孟真在中国史学上，实抱有一种新意向。……凡北大历史系毕业成绩较优者，彼必网罗以去，然监督甚严。”后来傅斯年在给胡适的信中特别强调国文与史学的“学风”问题：“北大出身，不可多拉，但国文、史学有学风关系，地质有特殊情形，难避。”可见其当初打通北大史学系与史语所的人脉关系，更多看重的是“学风”上一脉相承。
正是凭借“北大派”和中基会与中央研究院合作这两大关键因素，北大实现了中兴。当代有研究者称：“在民国教育史上，隐然存在一个‘北大派’。蔡元培、蒋梦麟、胡适以及傅斯年等人打通北大和中央研究院，掌控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等实力部门，其影响非同寻常。”这一观点显然更多是针对此时的“北大派”。
有了中基会的款项，胡适等人便放手聘请教授来北大了。1931年1月中基会第五次常会后，干事长任鸿隽及北大校长蒋梦麟共同聘定胡适、翁文灏、傅斯年、陶孟和、孙洪芬为顾问委员，负责议决教授人选以及各项经费的分配，其中胡适起了主导作用。这也是蒋梦麟对胡适、傅斯年所言“聘请新教授‘你们’来做，辞退旧人由‘我’来做”。不过“梦麟此时尚不愿与旧人开火，故此时文科事，梦麟主张暂时搁一搁再说”。所以胡适等人最初的工作主要是聘“新人”。
值得注意的是，胡适等人请回的主要是老“北大人”，即主要以北大的老教授尤其是以新派教授为主。北大文学院中，胡适主张以新派教授来重振北大的国文系，主要还是以聘请新人为主，认为辞退旧人时机未到，加之校长蒋梦麟也有所顾忌，因此真正辞退旧人直到两三年后才大力推进。胡适此时改革北大文学院国文系的主旨，与其他学校明显有别。以国文系的课程说明为例，1930年中央大学出版的课程说明中，将中国文学系的培养目标定为：（1）以文学声韵训诂为研究一切国学之根底；（2）欣赏高等文学之能力；（3）阅读古书的能力。显然中央大学中国文学系以传统的“国学”为基本目标，与胡适主政后的北大文学院中的中国文学系有较大差异，引起其他学校的注意。1931年四川大学文学院在讨论中文系课程时，发现国内关于中国文学的标准并不相同：“中央大学、东北大学等校则以研求本国学术为主脑，至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校则以研求纯文艺、以期创造此时代之新文学为主脑。”胡适等拉拢徐志摩进入北大即表明“以研求纯文艺为主”，徐志摩飞机失事后，他极力拉拢梁实秋来负责北大文学院，依然是他一贯思路的结果，也可反映出30年代胡适力图借助引进新人来改变文学院学风的急迫心态。1934年胡适等在北大国文系实行课程改革，其中心就是“以研求纯文艺为主”，这其中涉及的人事难题，就是通过辞退旧人、引进新人来完成的。当时决定辞退的旧人有国文系林损、许之衡，并波及国文系主任马裕藻，其为辞退林损还闹出一场风波。
2．南高派重树南高学风
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后，新文化派逐步在北大取得领导地位。太炎学派在北大失势后，影响力转入北平其他高校和江南等处，其中东南大学一直是其重要阵地。研究者多注意学衡派与北大新文化派的对抗，而相对忽略了太炎学派在东大－中大一系的影响力。《学衡》杂志在一开始与北大新文化派的论战中，文化精神上继承了晚清“国粹派”的文化观念，就人脉关系而论，可谓承其余绪，不仅“国粹派”的成员如王国维、黄节等直接为《学衡》撰稿，而且当时与《国粹学报》关系密切的南社成员，后来也成为《学衡》旧体诗词作者群的一大主体。学衡派与新文化派论战之初，前者就得到章太炎的支持，章曾致信柳诒徵，肯定其行为。学衡派与太炎学派的接近，引起北大新文化派的注意，1925年4月12日胡适致信钱玄同称：“《华国》、《学衡》都已读过。读了我实在忍不住要大笑。近来思想界错谬的奇特，真是出人意表！我也想出点力来打他们，但我不大愿意做零星的谩骂文章。这种膏肓之病不是几篇小品文字能医的呵。‘法宜补泻兼用’：补者何？尽量输入科学知识，方法，思想。泻者何？整理国故，使人明了古老文化不过如此。‘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虽似迂远，实为要图。”
从20年代的《华国》到30年代的《制言》，太炎学派抨击新文化派胡适等的文章不在少数。从《学衡》到《大公报·文学副刊》，学衡派亦刊登过许多从中西文化渊源角度批评新文化派的文章。20年代后期，北大的太炎门生中反胡适等新文化运动者，纷纷离开北大，星散四处讲学，仅北平一地的清华、燕京、师大就多有其身影。特别是首都迁移后，因文化学术观念南北差异，大批太炎门人集中于南京、苏州一带，南京中央大学成立后，更是成为太炎门生的一个重要聚集地，中央大学文学院院长一职长期由太炎门生汪东掌控，则成为一种象征。此时，虽然学衡派主将在20年代中期（准确地说是1925年发生东大易长风潮后）纷纷离开了大本营东南大学，北上清华、东北大学等地。但到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又有不少重回中央大学。南高学人与太炎一系此时的结合更是成为这一时期南方学派的突出特点，除了历史渊源之外，恐怕更多与这两大派别共同反对北大新文化运动有关。《学衡》自吴宓北上后，因编辑与经费等多方面原因，与原南京成员关系不洽，一度经营困难，故学衡社同人此时正谋求与太炎学派的《华国》合并。1928年5月28日黄侃在日记中写道：“至萧叔絅处晤学衡社人。伯弢先生亦在。综其所议，大氐谋与华国合并，续印学衡，请汪旭初为经理三事而已。胡步曾曾发议，谓其报宗旨略有二事，一则必须用文言，二则沟通中西学术，非纯乎保存国粹。”其中所言必须用文言和沟通中西学术的宗旨，明显可见二者的共通理念。
到了30年代中期，章门弟子中央大学文学院的地位更显举足轻重。黄侃、汪东、朱希祖这些太炎的著名弟子，都任教于此，汪东是文学院的院长，朱希祖任中央大学史学系主任。太炎在中央大学自然被视为“学界泰斗”，远非胡适、傅斯年等新派眼中已过时的人物。1934年5月20日中央大学成立中国文学研究会，“本校同学本发扬中国文学之宗旨，特发起中国文学会”，决定“聘请章太炎、陈汉章、柳翼谋、黄季刚、汪旭初、吴瞿安、王泊沆、胡小石等为顾问，指导研究。”太炎欣然接受，具体指导还有待史料佐证，但恐怕更多是一种姿态与象征，无非表明在北大胡适等新文化派的眼中已经过时的太炎学问，却在中央大学找到了年轻的追随者，由此可见太炎一系在国文系的影响力。北大出身的罗家伦，当然注意到了太炎一系在中央大学的势力，他顺势请黄侃出面，转请章太炎来中大讲学，此举可谓时势使然也。对比五四时期的思想，此时罗家伦可谓转变极大。对照此际北大胡适、傅斯年等以求“新才”为主改革文学院，中央大学文学院的办学宗旨与之大异其趣。
1932年北大新文化派罗家伦出掌中央大学校长，看似平常的任命，在社会上却被认为是北大势力扩张的表现。有舆论称：“吾人试再一回溯五四运动之时，北京大学人才何等集中？今则北大旧人，或投身政治，或出掌学府，地盘加扩而人才分散，势力膨胀。”同样，罗家伦的任命在北大与中央大学内部也引起了极大的波澜。出任中央大学校长一职，对北大出身的罗家伦来说也是一种挑战。自南高与北大在五四时期开展学术论争开始，中国南北两所最为著名的大学因首都的迁移而为“最高学府”的地位开始新的竞争。到30年代初，北大一派在教育界居于主导地位，占据教育部和中央研究院的主要职位。北大不仅沟通了与中基会、中央研究院的联系渠道，而且在蒋梦麟、胡适等领导下，努力从“人才”集中入手，实现了“中兴”，俨然再度取得学界的领导地位。在这一背景之下，北大出身的罗家伦出掌中央大学校长一职，自然引起了因首都迁移而地位上升的中央大学师生的警惕。早在1930年，就有人指责罗家伦是当时蒋梦麟实现“大北大主义”的先锋：“原来是历年处心积虑，一手要实现大北大主义，供个人御用之学阀蒋梦麟派其爪牙罗家伦辈为先锋，要求夺取中大地盘，把持全国教育，以达其未来政治野心，其入手方法，得由罗家伦授意北大同学现任某政治学校编辑杨某，以欺诈手段，诱惑本校与彼等素有瓜葛之同学，首先以改进校务为名，大做拥罗倒张运动。”
文中所称“大北大主义”，具体而言就是指蒋梦麟、罗家伦之辈聘用北大出身之人士，来扩充其势力。罗家伦上任伊始，社会便出现了“北大势力控制中大”之类的言论，虽不足为怪，但给罗家伦造成很大的压力。据方东美回忆，“志希在民国十四年和我一起到东南大学教书，所以中大的情形，他也不是不晓得，他说：‘我是北大毕业的，就是有所主张，在中大一定遭到反对。'”反对最为激烈的是中大同学会，其活动“使后来的中大产生莫大的困难”，“因为中大学生日增，毕业的学生也越来越多，势力逐渐膨胀。他们反对北大出身的罗志希做中大校长。同学会开会应该在大学内光明正大的开，但是因为反对校长罗志希，所以他们跑到城南的一个会址秘密地开，但是学校办事务的人禁止任何人在那里开会。这样一来，有些同学甚至痛哭流涕，这些毕业生中有教授、讲师、助教，他们为学校之事，却被禁止在同学会私下的会址开会，因此造成更大的阻力。”
罗家伦深知南北两所国立大学自五四以来的竞争历史，尤其是首都迁移后中央大学地位的上升及对于北大一系的排斥，故而上任之初，保持非常低调的姿态，一改以前激进的新文化主张，抛开了五四时期自由主义的文化理念，开始转向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倡导“有机的民族文化”，故而在精神上与南高一派有许多相契合之处。这种转变显然考虑的是努力融入南高－东大的校风之中。然而罗家伦的努力并没有得到中大人的一致认可，尤其是“国立南高－东大－中大毕业同学总会”（当时简称为毕业同学会）对于罗的北大出身一直心存芥蒂，欲去之而后快。罗上任不久，便发生了南高－东大－中大毕业同学总会对其公开攻击的事件。中央大学校友会攻击罗家伦的“大北大主义”，引起了教育界的关注，程其保专门撰文批评说：“国内大学，大都有一种传统观念，故每一大学，有其特殊之系统。近之所谓‘北大派’、‘师大派’、‘东大派’、‘高师派’等等，虽为不幸之名词，但在一部分人心目中，已成一种之事实。观念既深势难得彼此融会之利益。故大学校长，必从其特殊派别中产生，外来势力，决无侵入之可能。近年来大学固闭之风气，互相排挤之现象，未始不基于此。”此时中大排挤北大出身的罗家伦，当然可与文中所言的“北大派”“东大派”之争对号入座，不过，恐怕还与首都迁移后中大、北大地位的升降变化有关。
虽然罗家伦在出任中央大学校长一职上得到国民党高层的支持，但校内的不少南高旧人不愿与罗家伦合作，特别是以柳诒徵、缪凤林、张其昀等为骨干的国风社，不仅在此际重树南高学风大旗，在学术文化上坚守传统主义，而且在具体的校务上也对罗家伦的主张进行公开批评与指责。尤其是1934年以后，罗家伦得到蒋介石的支持，准备将中大迁往郊区，以图学校得到更大的发展，但张其昀批评说：“目前中央大学有迁校之议，此地有千余年的历史渊源，自刘宋四学、齐梁五馆以迄明代之国子监，先后映辉，实为文化圣地之一，故国乔木，谁能忘情？单就地理而论，把这样天造地设的校址拱手让人，我们真不明了其用意何在？”这一说法似乎暗示罗家伦有故意割断中大历史的嫌疑。说得较为直接的则是陈训慈，他首先回顾了中大的历史，“距今二十年前，在南京北极阁下两江师范学校之旧址，因江苏省教育界诸先生之建议，议创设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其后蜕化演变，实为今日国立中央大学所肇始。”他提到，“夫当前之盛事，今人所习见，往事之沿变，世俗所易忽。”他认定中央大学没有迁校的必要，“今中央大学既有宏大之规模，方亟亟于迁校新建之举，举其千余年之历史上文化地位尤将轻弃之，则此南京高师十年间之事实，或更非当局所措意。”虽然他还提到南雍弦诵之旧事，两江草创之规设，“或于学校迥异，或亦作始太简，其与今制之关系尤不甚密，兹可勿论。”但必须尊重南京高师，“著南京高师则固确然为今日中央大学始基之所自，不惟其图书设备犹多沿用至今，而其精神的遗产保留于今日之中大优良学风者，尤有非言语所能形，资力所可致者，岂可以前事之渐湮而遂忽之乎？”可见，此时南高学人所担心的恐怕是南高精神的失落。
1935年9月，南高成立二十周年，北大出身的罗家伦所主政的学校当局“寂寂无所纪念”。鉴于“学校当局毫无表示”，南高旧日师生愤愤不平，并对罗家伦表达强烈不满，“殊不知政治活动本非南高的使命，南高精神能否保持，学术界的前辈，想必能主持公道”。南高学人遂决定自行发起纪念活动，主要倡议者为张江树、郭斌龢、张其昀、吴定良、缪凤林、卢于道、孙光远、邹钟林八人，主事者为张其昀，干事为倪尚达等。他们“乃相与假馆会餐以崇笃令典”, 请到王伯沆、柳诒徵、秉志、竺可桢四位南高老师，并请他们发表演讲。王伯沆讲《人格教育》，重提南高的“孔门修身之道”, 竺可桢讲《常识之重要》，柳诒徵讲《清季教育之国耻》，秉志讲《民性改造论》，在京校友者与会达78人。
聚餐会后，“不能忘怀”的老同学相约补作文字上的纪念，“不无耿耿之意”，会后并出版纪念专刊，刊于《国风半月刊》，由缪凤林编辑，此即《纪念南高成立二十周年纪念刊》。纪念刊的主要内容有二：一、回顾总结“南高”精神与校风；二、借机回应新文化派及社会上对南高“保守”的批评。
在纪念专刊中，一批学者回忆、总结南高这段历史，重提其特殊的精神与学风。郭斌龢将南高的精神概括为“笃实而有光辉”，具体而言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一、保持学者的人格；二、尊重本国文化；三、认识西方文化；四、切实研究科学。胡先骕标举的是南高的“朴学精神”，他提到，当五四运动前后，北方学派以文学革命整理国故相标榜，立言务求恢诡，抨击不厌吹求，而南雍师生以继往开来融贯中西为职志。在胡先骕的眼中，五四以后学风江河日下，学衡派则有力挽狂澜之功。胡先骕进一步将学风不良的原因归结为“政治不上轨道”，认为南高学风必将为人所识：“幸今日秉国钧者，知欲挽救国难，首在正人心，求实是。而认浮嚣激烈适足以亡国灭种而有余。于是一方创本位文化，一方努力于建设事业。南雍师生二十年来努力抗狂潮勤求朴学之精神，亦渐为国人所重视。吾知百世之下，论列史事者，于南雍之讲学，必有定评。”
对于五四以来社会上批评南高学风“偏于保守”，此时的南高学人进行了多方面的辩解。张其昀说，“世人多称南高学风偏于保守，这是一种误解，与其称保守，不如称为谨慎较近事实。南高的精神中科学的成份极重，他们不囿于成见，不狃于私意，发言务求正确，不作妄诞之辞，最富于自由的空气与真挚的精神。”景昌极也辩称：“虽然师生对于国家前途一样关心，却很少有兼差的教授和有政党意味的会社。北京方面的新文化运动起了，南高方面也未尝故步自封，却自有其不激不随中正不倚的主张，这些在当时确能养成一种风气。”吴俊升则认为南高的贡献主要在维护学术传统的连续性上，“在文化的使命上，南高的成就虽然在开创方面不能首屈一指，可是在衡量和批判一切新思想新制度，融合新旧文化，维持学术思想的继续性和平衡性这一方面，它有独特的贡献。在有些方面，诚然有人批评过南高的保守，可是保守和前进在促进文化上是同等重要，而高等教育文化机关的文化使命，本是开创与保守，接受与批判缺一不可的。”
30年代中期中央大学内部南高学人的重新集结，表现在学术思想上，则是对当时北平学术界非考据不言学术的风气提出批评，他们认为“吾南高诸学子今日知于琐碎之考据轻薄之小品以外别开蹊径，以宗教家之精神宝爱中西真正之文化，考据义理词章三者并重，俨然有一面目者，盖尽濡染已深渊源有自，非一朝一夕之故矣。”这一观点显然对此时北大派所倡导的非考据不足以言学风的观点提出了针锋相对的批评。
值得注意的是，30年代南高学人重树旗帜的标志是《国风半月刊》的创设。同北平的《独立评论》一样，以中央大学原学衡派教授为主体的《国风半月刊》的创办也是深受九一八事变之后民族危机的刺激。此时除了在文化上重新主张恢复传统文化之外，对于“南高学风”更是极力申明，尤其表现出了一种学风的坚守。纪念专刊的出现，无不彰显出学派意识，其中对南高学风旗帜的标举，既是对南高历史的怀念，更是对当下学风的不满与忧虑，其中强烈的文化关怀，成为30年代文化民族主义的一种独特表现方式。
经历20年代后期的政治动荡后，“南高派”在30年代初重新集结，以中央大学为根据地，以清华的吴宓为北方的主要联络人，以《大公报·文学副刊》和《国风半月刊》为主要宣传阵地，对中国传统文化表示足够的尊重，倡导孔子的人文思想，发起“新孔学运动”。郭斌龢撰文称：“当举世狂呼打倒孔家店，打倒中国旧有文化之日，南高诸人独奋起伸吭与之辩难。曰中国旧文化决不可打倒，孔子为中国文化之中心，决不可打倒。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南高师生足以当之。其后五四运动演变而为共产运动，流毒全国，至今未已。焦头烂额者，奉为上宾，实则一切反共言论，如发扬固有道德建立本位文化排斥浪漫思想等，南高师生于十数年前早已援古证今，发挥尽致。”
后来张其昀多次表达了中央大学对于现代儒学复兴的重要意义，他宣称：“国立中央大学可以说是中国现代儒学复兴的一个策源地。在五四运动以后，对中国历史文化持怀疑与抨击态度者，滔滔皆是。当时南京的我校，则屹立而不动摇，所谓‘钟山龙蟠，石头虎踞’，真为中流砥柱的气概。我校所倡导的新学术，虽深受西洋思想的影响，而不为所转移，而益充实光辉。这种儒学复兴运动，经过四十年的时间，由发轫而渐趋成熟，以期成为吾国学术的正宗，中国真正的文艺复兴。”
正是由于30年代发起的“新孔学运动”，中央大学继续以保守主义“旧”的形象留在世人心目中。与30年代北大由蒋梦麟、胡适、傅斯年等领导的“中兴”相比，后者力求以“新”为主，南北学风又大异其趣。王汎森曾指出，新旧转换的时候，“新”与“旧”的微妙渗透到每一领域。他认为此时至少还有一批主张维护中国之礼教，对旧文化抱有相当敬意，并悲悯传统文化被“五四”人物铲弃殆尽的留学生。他们形成一个圈子，中央大学是他们的一个根据地，而清华的吴宓是他们的灵魂人物。但是能否完全以新旧来立论，则大可现商。
四 结语
新文化运动使北京大学一跃而成为全国思想文化的中心，同时对北京大学新文化派文化主张不满，也促使一批学人聚结于东南大学。双方围绕中国文化的出路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思想与学术等多方面的论争，开启了现代学术文化地缘与派分的先河。
随着北伐、迁都等重大政治变动和时势转移，南北两所大学地位的升降与北大派、南高派的势力增长之间，形成一种悖论。北京大学“最高学府”的地位被改组后的中央大学取而代之，北大的衰落成为事实。与北大的衰落形成吊诡的是，北大派因缘际会，其重要成员得以在国民政府中担任要职，北大派在社会上的影响力进一步扩增。而东南大学因首都南迁，被改造升格为“首都最高学府”，其地位日益抬升，但是当年东南大学的重要成员因抵制国民党的“党化”教育，很多人被定义为“反动学伐”。在这一大的情势之下，北大派以胡适、蒋梦麟、傅斯年为首，重返北大，并借助北大派掌控中基会董事会这一重要资源，提出北大与中基会合作的“妙计”，从而实现北大在30年代的复兴。北大派对北大文学院的改革，更是集中体现了胡适等人以新文化理念重新整理北大的夙愿，他们通过聘新人与辞旧人的方式，实现了北大文学院人事更替。而南高派经历政治变动后，亦重新聚集于中央大学，并且日益与太炎门生接近，在30年代民族主义高涨的背景下，重树南高学风，提倡“新孔学运动”，倡导文化保守主义。
这里需特别指出的是，20世纪20—30年代北大派与南高派所呈现的所谓“学分南北”，并不纯然属于二分式的地缘与派分的问题，实际情形则复杂得多。就学派而论，北大派与南高派的出现，是时人、他人及自我不断指认、自认与强化的结果，其内涵与外延从一开始就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就学术场域而论，两派之间既有相互支持的一面（如对新教育运动的倡导），亦有争夺话语权的一面。如果单纯以南北新旧之论来概括，不仅失之于笼统，而且也与事实的复杂性相去甚远。
20世纪20—30年代北大派与南高派的出现与竞争，是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突出现象，亦是时人与后人不断指认“学分南北”的重要指标。北大派与南高派的演进与表现，背后掺杂了复杂的人事纠葛，两派努力传播各自不同文化学术观念，其实质是现代大学学人在建构“学术社会”中的“话语权势”之争。北大派与南高派之间的历史昭示：西方现代大学进入中国后，始终面临如何处理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化之间关系的难题。北大派与南高派之间所呈现的文化难题，更为今人重新理解民国文化史提供一个重要视角。
（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