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从青年到成年的成年轨迹

第一节 引言

中国著名的思想家孔子曾言：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孔子认为三十岁应懂得做人做事的道理，形成自我的价值观（南怀瑾，2003）。在后世的解释中，“立”也指自己在社会中获得独立的地位，被他人称为独立的个体。这种独立地位的获得往往伴随着“成家立业”的完成，即实现完成学业、拥有稳定工作、结婚及孕育下一代的成年过程。

自改革开放以来，“三十而立”渐渐变成了“三十难立”，成年的步伐逐步被推迟。在学校学习的时间越来越长，稳定就业变得越来越困难，结婚和生育的年龄一再推后。这种当代社会的新现象引起了个人和家庭的焦虑，更成为社会的舆论热点。在归因时，人们似乎理所当然地将“成家立业”的时间后移归咎于青年人不愿意承担责任。《新周刊》将成年的推迟归纳为个人和家庭对出人头地的渴求，将这种变化归纳为“变异的中国人成长链：一心成才，无法成人”。电视剧中常出现的“逼婚”桥段和让人啼笑皆非的相亲场景，综艺节目中关于剩男剩女的热烈讨论，以及社交网络中“单身狗”们略有些无奈的自嘲，都印证着这样一种事实：与父辈相比，当代青年人“成家立业”时间越来越晚，难度越来越大。

这些成年轨迹变化虽然引起了媒体和社会的广泛关注，但我们仍然缺乏对成年轨迹变化的系统认识与深入剖析。自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成年轨迹有哪些变化？这些变化又是如何发生的？这是本书试图回答的第一个层面的问题。

在对成年步伐推迟进行归因时，本书一再强调，成年步伐的推迟和制度环境的变化是密不可分的。然而，这在大众讨论中往往被忽略了。从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为中国带来了崭新的面貌，也为中国青年人提供了新的机遇：高校扩招为青年人提供了更多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国家分配工作逐步被取消，个人可以在劳动力市场中自由选择职业；户口对地理流动的限制放松，个人可以更自由地在不同的地区之间迁移；国家实行的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平等的婚姻制度，及禁止包办、买卖婚姻和其他干涉婚姻自由的行为，使得父母对婚姻的控制显著减弱，个人可以更自由地选择心仪的结婚对象；2016年初正式实施的“全面二孩”政策取消或简化了两孩以内生育审批程序，家庭可自主安排生育，国家放松了对生育的限制。与此同时，当代青年人也比他们的父辈、祖辈面临更多的挑战：工作终身制的取消及单位制的消解增加了工作的不确定性；住房商品化显著提高了结婚生育的门槛；独生子女政策让每个新生家庭面临着沉重的养老负担，人力、物力、财力的压力都有增加。

制度变化如何影响人们的成年轨迹？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制度变化和已有的社会结构和社会阶层相结合，将对成年轨迹产生怎样独特的组合效应？社会、历史、个人孰因孰果，它们之间又有怎样微妙的相互作用？这是本书试图回答的第二个层面的问题。

对成年轨迹变化的研究可以帮助我们更系统地理解中国改革开放的社会性后果。已有研究表明，改革开放对中国的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有着深刻的影响（Bian, 2002; Keister & Borelli, 2012），但改革开放对社会流动的影响机制仍需要更深入的探究。从青年到成年的过程是人一生中最具活力和机遇的一段生命历程，是研究家庭资源如何传承至下一代的重要窗口（Rindfuss, 1991）。成年轨迹中完成学业、就业、结婚、生育的时间和次序，是个人生命历程中重要的“转折点”，对之后的生命历程轨迹也有不可取代的作用（Elder, Johnson & Crosnoe, 2003; Maughan & Champion, 1990）。

本章的以下部分对成年轨迹及相关研究做一简要介绍。笔者首先讨论“成年”的社会意义，接下来探讨成年轨迹的研究意义，再对成年轨迹的历史变化进行概述。在本章的最后，笔者将简要介绍本书使用的数据和章节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