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研究方法与框架

“在社会学研究方法上，历来存在两种传统，一种是注重直观和切身体验，强调对人和社会的主观理解和阐释的人文科学的研究范式。另一种是强调客观、精确的因果分析的自然科学的研究范式” （袁方，1997: 45 ～46）。这两种研究范式在方法论上分别代表实证主义和人文主义。在研究方法上，前者主要以问卷调查、量表测量和结构式访谈等为主；后者则以参与观察、无结构式访谈等为收集资料的主要方法。这两种研究方法在研究者认识社会现象的过程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

基于20世纪50年代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已经整理出版了民族问题“五种丛书”, “近年来，一些参与 ‘民族识别’工作的学者也发表了一些回顾性的文章。这些调查报告和其他学者出版的有关 ‘民族识别’的研究成果都是我们认识当年 ‘民族识别’工作的主要参考资料，但是，如果乘着有些亲历者依然在世的机会，抓紧开展一些口述史的调查工作，可能是非常紧迫和极有价值的”（马戎，2012c: 139）。所以，笔者关于壮族“民族识别”工作的研究，将主要采用第二种社会学研究方法，收集的资料主要有访谈资料和文本资料。调查对象包括参与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的专家学者、地方干部和当地村民，用口述史的方式，不仅可以了解他们的民族身份、知识背景、研究经历，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还原当时的情况。此外，通过在基层社区的田野考察，可以具体而真实地感知少数民族成员的心理认同和群体关系，更深入地了解国家民族政策的影响。文本资料主要有：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中的《广西壮族社会历史调查》（第一册至第七册）、《壮族简史》、《壮语简志》；广西、贵州档案馆的民族工作档案，广西第一图书馆、第二图书馆和广西师范大学图书馆的地方文献；广西壮族自治区民族研究所的内部资料；在田野地点收集的县志、村志和家谱。

本书分为六章。第一章是“导论”，主要介绍本书的研究问题和拟要研究的三个维度，辨析民族、族群和民族识别等相关概念，对中外学界关于我国少数民族及壮族研究的文献进行回顾和梳理，并简单介绍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和本书结构。

第二章是“历史背景：传统王朝向现代国家转变下的广西”。首先，大致回顾了自秦汉到明清各代，中央王朝在广西地区的建制和治理；其次，回顾在民国时期地方意识逐渐兴起的背景下，以新、旧桂系为首的广西精英在本省治理中的道路选择，以及他们对境内苗、瑶、僮等“特种部族”的治理措施。

第三章是“从省到自治区：国家政权建设的维度”。首先，通过对广西壮族自治区的成立过程的阐释来探讨中国共产党民族区域自治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以及民族区域自治和民族干部的问题；其次，回顾民族识别和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的社会政治背景，考察民主改革、社会主义改造、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大庆等事件是如何通过民族话语来实践的。

第四章是“知识社会学维度：从僮人到壮族”。首先，从广西壮族人口的数量变化及各支系的分布格局入手，讨论现代壮族的起源和构成，并考察在传统的政治和学术语境中，“僮”指代的人群范围及演变为“壮”以后进入草根社会语境的过程；其次，通过壮语文工作、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亲历者的口述和回忆，对现代壮族的知识生产实践，以及对民族学学科进行反思；半个多世纪以来，广西学界（尤其是壮族学者）对“壮族”的历史和文化进行了倒叙式的书写。

第五章是“族群意识维度——从乡村社区到网络社区”，将研究视野放到了基层和网络社会，主要考察社会变迁背景下行动者的能动性。首先，笔者主要选取广西龙州县、大新县和邕宁县的三个田野地点，其中，对龙州县金龙镇板烟屯“布傣”的调查，是作为对20世纪50年代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点的回访；对大新县宝圩乡“布上甲”的调查，是作为对20世纪80年代重新启动民族识别工作后调查点的回访，当时对于一些居住较为分散、身份意识较为模糊的群体，基本统一划为壮族；广西邕宁县是典型的按片来划分壮族的地区，这里的群众在民族优惠政策下“配合”了对自己壮族身份的认定。其次，对互联网社区“壮族在线”的言论内容做话语分析，考察其中的政治和文化动员潜力。从以上两方面来考察在现实社区和虚拟空间，壮族身份认同的多元性和场景性。

在第六章中，笔者将评述美国学者白荷婷的政治人类学著作《创造壮族——中国族群政治》，对她提出的关键问题（即壮族的“族群民族主义是上升还是下降”）进行讨论。最后，通过对壮族案例的思考，提倡消弭区隔、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以及实现机会平等、落实“民族平等”政策等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