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导论

第一节 问题缘起

提起壮族，大多数国人心中也许只有一个模糊的形象，光从外貌、语言或五色斑斓的服饰，很难将他们和侗族、布依族等西南地区的其他少数民族区分开来。而在许多人心目中，壮族又是一个汉化已久的少数民族，无论在体质特征、生活习惯、语言使用还是文化认同上，他们都和中国的主体民族——汉族——有着极高的一致性。如果按壮语方言来划分，我国的壮族大致可以分为南壮和北壮（一共12个土语区），他们主要分布在左、右江流域两岸的各县、乡镇和农村。此外，在广西的南宁、桂林、柳州等各主要城市，也分布着壮族人口，他们在语言上主要使用的是粤语、西南官话等汉语方言。如果按支系来划分，壮族有“布土”、“布越”、“布侬”、“布壮”、“布傣”、“布偏”、“布敏”和“布江”等至少12种自称，“布”在壮语中是“人”的意思，“布（人）土”是土人的倒装结构，这也是壮语的一个特点。

在广西，还流传着这样一句谚语，“瑶族住山头，壮族住水头，汉族住街头”，这生动地反映了广西汉族、壮族和瑶族等几个主要民族的关系与地位。由于所占有的自然资源和生活环境的差异，各个民族呈现各异的形态。总体而言，广西的壮族和其他民族的分布呈现的是一种典型的“大杂居，小聚居”的格局，在一些地区还与周边的汉、苗、瑶等民族处于“分而未化、融而未合”的状态。传统的壮族社会以水稻种植为主，农耕经济的特点也使壮族在文化上更易受中原农耕文明的影响。自秦始皇发兵进攻岭南设立南海三郡以来，广西地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断有以戍兵、流民和商人为主的中原移民涌入，他们在开发蛮荒之地、带来中原文明的同时，也逐渐吸收了当地的文化，采纳当地的生活方式。所以，现代壮族的大部分成员，由于长期的交往和通婚，已很难从血缘和体貌特征上与汉族截然分开。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壮族人口已经达到16926381人（郝文明，2001: 761），是中国55个少数民族中人口最多的民族。所以，虽然壮族和汉族通婚的现象比较普遍、民族之间的界限似乎并不清晰，但是她作为人口规模仅次于汉族的民族人口集团又确实存在着。

在我国，55个少数民族的称谓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由国家和政府组织一大批民族学、历史学和语言学专家，通过实地调查研究，最终认定并赋予少数民族成员的。壮族的称谓也是如此，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广西当地只有“僮人”的称谓，并且她也只是现代壮族的一个支系。民国时期，新桂系当局只将一部分分布在桂西北地区的生僮和苗、瑶、侗等视为“特种部族”，所以，当时的省政府在进行人口统计时，将广西其他地方汉化程度比较高的僮人归为汉人。据1946年广西省政府的人口统计，僮人只有将近24万人。而新中国成立后的1951年，时任中央民族访问团广西分团团长的费孝通先生，将广西本地600万“讲土话”的人都划归为“僮族”（1965年，政府将“僮族”正式改称“壮族”）。据1953年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当时全国的壮族人口有686.46万，其中广西的壮族人口有649.69万，其他壮族人口主要分布在云南、贵州等地。壮族人口统计数在新中国成立前后呈现如此巨大的差异，背后实际上反映了国民党新桂系当局和中国共产党在对待民族问题上的不同思路。

清末民初，以广西本地人陆荣廷为首的“旧桂系”开始登上地方和国家的政治舞台。辛亥革命后，在广西地方精英中“桂人治桂”的社会思潮开始兴起。1925年以后，以李宗仁、白崇禧和黄绍竑（及后来的黄旭初）为首的“新桂系”取代了旧桂系，并以军事实力为后盾在广西开展了二十多年的地方治理。在此期间，不甘偏安一隅的新桂系将领曾提出“建设广西，复兴中国”的口号，试图借“现代化”为导向的内部建设运动来壮大自身实力，发展当地经济和文化事业，并以此为基础实现复兴中华的宏大目标。同时，新桂系作为地方的军事集团，也是国民党党内的一个派系，其几大首领在政治理念上基本认同和接受当时主流的“五族共和观”以及后来的“中华民族观”。所以，当时的广西省政府将苗人、瑶人和部分仍未开化的僮人都视为“特种部族”，同时，为了响应当时国民政府的“新生活运动”等举措，对这些“特种部族”实施了“开化”政策，主要包括“改良风俗”、“特种教育”等，希望通过汉文化的输入和现代教育使之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也有学者认为，这一系列的举措实际上与中国历史上的中央王朝通过教化来“以夏变夷”的思路是一脉相承的。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在民族政策上奉行“民族平等”的基本理念，并规定，在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之前的1952年12月至1957年12月，曾在广西的西部地区成立了桂西壮族自治区（州），直到1958年3月，广西壮族自治区宣告成立，广西才在全境范围内实现了民族区域自治。作为我国五个少数民族自治区之一，广西壮族自治区是在中央政府“合则两利，分则两害”，汉、壮两族应互相合作以发挥各自优势等原则的指导下成立的，比较明确地体现了一种国家意志和制度设计的理念，“但是如何才能在现实社会中落实宪法原则以及建立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其基础就是对 ‘民族’定义的统一理解和在全体国民中开展 ‘民族识别’工作，这项工作完成了，明确了中国有多少个 ‘民族’，每个中国公民各自属于什么 ‘民族’，谁属于哪一个 ‘少数民族’，这才能谈得上如何进一步确定 ‘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谈得上 ‘自治机关的建立’，才能确定中国公民当中 ‘谁有资格享受’政府对于 ‘少数民族’各项优惠政策中的哪一种具体 ‘待遇’”（马戎，2012c: 122）。

中国共产党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的形成过程，也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过程中逐步深入了解少数民族地区的过程。虽然早在1953年中国政府就已在人口登记上将广西600多万讲“土话”的人划归为壮族，但是，对这样一个分布广泛且支系众多的民族仍缺乏深入的了解，而当时少数民族地区面临民主改革和民主建政的任务，这些工作的顺利开展要求摸清地方的具体情况。同时，为了把处于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变革过程记录下来，当时的国家领导人做出了在今天看来具有“文化救险”意义的指示。为此，20世纪50年代，我国政府组织了一次全国性“民族识别”和社会历史调查活动，这一由政府主导的全国性调查活动在世界民族研究史上是一项创举。当年这一整体性调查活动主要由民族识别、社会历史调查和语言调查三部分组成，主要由历史学、民族学、社会学、语言学专家和地方干部，中央及地方一些高校和民族院校的在校大学生共同参与。与此同时，中国社会正发生着深刻的历史变革，在民主改革、反右派斗争和“大跃进”的社会背景下开展的这三大调查工作，在参照斯大林的“民族”定义的基础上，又在实践中摸索出一些新的经验。总体而言，我国关于少数民族的一整套知识体系，是国家政治话语和知识分子的学术实践共同构建完成的，少数民族的身份在被官方认定和赋予之后也逐渐变得标签化与体制化。

西方学界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也被中华民族大家庭由56个民族共同组成的叙述方式所影响。在西方学者的眼中，中国的少数民族是“族群马赛克”似的拼图景象，由不同颜色和形状的各部分组成。同时，在“中央和地方”的宏大叙事框架下，许多西方研究者对我国的国家话语与权力结构进行了分析，倾向于认为我国的民族政策将一些人口众多、支系复杂的民族整合在一起，而这些民族内部原本并没有共同的历史记忆和心理认同。许多人类学研究也发现，现实生活中各少数民族成员在不同情境下的自称和他称，反映的是两种不同的身份认同和族群边界的划分。例如，在广西不少地方，当地的壮族自称为“土人”，而把汉人称为“客人”或“来人”；而在中越边境的广西金龙镇上，那里的“布傣”支系和“布侬”支系都被划定为壮族，但他们实际上并不互相认同。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历史上，由于没有统一的宗教信仰及语言文字，再加上相对隔绝的地理环境，支系众多的壮族一直处于相对松散的状态，并没有形成政治中心以及有影响力的政权。所以，新中国成立后的“壮族”称谓对其大部分成员来说是外来的、被国家赋予的。然而，当代关于壮族的一整套知识体系却又是在本民族成员的积极参与下建构的，这也是本书将要探讨的论题之一，因为今天的“壮学”研究是在20世纪50年代广西社会历史调查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当年许多调查组成员后来成为壮族历史文化研究的主力。

今天，中国关于各个民族的叙述与呈现强调56个民族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里的一员，勤劳勇敢、能歌善舞的壮族儿女和其他各族兄弟一样，都对中华民族的形成做出过贡献。可作为壮族的一员，笔者有时也会有些许疑惑，例如，与其他一些少数民族比起来，我们没有像蒙古族成吉思汗一样的英雄祖先，没有一位像藏传佛教里备受世人赞誉的权威宗教领袖。历史典籍中我们有敢于反抗专制朝廷统治的侬智高，在电影里我们有美丽智慧的歌仙刘三姐，革命前辈韦拔群更是我们从小学习的榜样。在家乡祠堂的石碑上，记录的却是我们的祖上是随宋朝大将狄青征讨侬智高而来。不仅如此，让笔者感到困惑的还有田野调查的经历。当笔者在广西不同地方的壮族村落走访的时候，虽然和当地人都有着壮族的身份，但是广西各地的土话和笔者老家的方言差异极大。而且，这些壮族聚居的村子也已经和汉族地区的农村一样，年轻人大量外出打工，村里大都是留守老人和孩子。在语言使用上，由于孩子平日在学校上课使用的是汉语，不少壮族聚居的村子的家长也热衷于在家用普通话和孩子交流。其实，在日常生活中，不少壮族人和笔者一样，到外地学习生活、与人交往的时候，最经常意识到的身份是广西人。笔者也曾在广西、北京和贵州等地访谈了一些壮族和布依族的学者，有意思的现象是，我们彼此之间都在用汉语交流壮族的历史和文化，因为无论是壮语还是布依语，这两种少数民族语言内部的方言土语，都具有一个特点，即在现实生活中常常是出了本村后，隔了一个山头就无法交流。所以，笔者也在思考，用已经“汉化”的观点来理解壮族是不是可以涵盖全部？如果像笔者这样生活在城市，说着普通话的壮族“80后”、“90后”和“00后”越来越多以后，壮语究竟会不会像一些学者担忧的那样，会逐渐消失呢？

许多壮族学者反对用单向度的“汉化”观点来理解壮汉之间的关系，他们认为，“壮汉两族形成杂居和通婚的格局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壮族在汉族的影响下接受了儒家思想的熏陶，但壮汉两族在风俗习惯上又是互相影响的，汉族也学习了当地的土话，接受了不少风俗习惯，所以，广西汉族风俗中有不少 ‘壮味’，而壮族中亦不乏 ‘华风’”（顾有识，1999: 48）。或许20世纪50年代是一个转折点，无论是壮族“民族识别”工作，还是“广西壮族自治区”的成立，都把广西历史上分散在各地、不曾有过联系的几百万人联系在了一起。而且，这样一个从来没有自己统一文字、已经以汉语为日常语言的民族，第一次有了属于自己的拉丁字母文字。所有这些都在提醒我们——“壮族”是一个确确实实的存在。历史上，中央王朝在“因俗治理”的思路下，曾在桂西北地区设置土司辖地，广西自元朝被设为行中书省后，明清两朝都因而不改。如今，广西壮族自治区在不少官方或媒体宣传的场域，常常用美丽的“壮乡”来昭示自己的民族地方特色。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已有半个多世纪，作为“壮乡”儿女的一员，笔者常常在田野调查中感到困惑，除了一些在平常还穿着民族服装的老年妇女外，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似乎找不到“壮族”。但是在网络社区，又有这样一群学者以及壮族的年轻人，他们开通了“壮族在线”，用“贝侬”（兄弟姐妹）亲切地呼吁大家“回归”。所以，要理解复杂多面的现代壮族就必须回到20世纪50年代，以“民族识别”和“广西壮族自治区”的设置这两大事件作为切入点来考察，本书的讨论将主要围绕以下三个维度展开。

首先是国家政权建设的维度。1949年颁布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指出了新中国民族工作的基本方向，即实现“民族平等”，加强“民族团结”。因此，新中国的政治制度设计包括建立一个由各民族代表参加的人民代表大会、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1953年颁布的《选举法》规定，各少数民族无论人口多寡，都享有一定比例的人大代表席位。为了摸清全国的人口规模和民族状况、保证各项工作顺利推行，党和政府于1953年开展了第一次全国性人口普查，并在人口登记中设置了民族身份的选项，由各地群众自行上报所属民族。与此同时，中央人民政府还派出了由各领域专家组成的访问团深入少数民族地区，在进行调查访问的同时宣传国家关于“民族平等”的理念和政策。当时派往广西地区的中央民族访问团广西分团由费孝通担任团长，代表团除了对广西各少数民族的生产方式、社会结构等做专项调查，进行民族成分甄别以外，还有一项很重要的工作，就是帮助龙胜等地的少数民族聚居区完成民主建政工作。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最初的民族工作主要体现了当时统一战线的思想，团结各民族上层人士，倚重当地知识分子和地方精英的意见。1958年，在中央政府“合则两利，分则两害”原则的指导下，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在此过程中，通过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各项政治运动，少数民族地区的传统权威也逐渐被消解，国家通过培养少数民族干部作为政治代理人，依托新政权组织形式的社会秩序也得以建立起来。总之，“20世纪下半叶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在民族问题上最基本的战略指向，一是整合国家，二是促进团结，三是动员少数民族社会参与到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之中”（关凯，2007: 239）。

其次是壮族知识体系建构过程的维度。每个时代知识话语的背后都有着错综复杂的社会因素，因此，对于知识的研究必须探究其背后的社会变迁过程、社会关系结构等。在今天看来，“民族识别”、语言调查和社会历史调查兼具政治性和学术性双重属性，在某种意义上体现的是知识和权力的结合。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费孝通、林耀华、黄淑娉为代表的老一辈民族学者对民族识别进行了反思，但讨论多集中在这项工作是否或在多大程度上运用了斯大林的民族定义上。作为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壮族的“民族识别”与同时期的社会历史调查、语言调查两项工程密不可分，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动态的“实践”（practice）过程，建构了现代壮族的一套新的话语体系。但这套话语体系的产生，并不仅仅是一个从国家到地方自上而下的过程，有许多广西本地的学者和干部参与其中，他们当中有不少人后来以壮族研究为终身事业。笔者的调研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对其中仍健在的亲历者进行访谈，以及系统阅读一些已故亲历者的回忆录和学术著作。在调查和研究过程中，笔者不仅希望能够追溯20世纪壮族“民族识别”以及社会历史调查的具体过程，还希望进一步考察这些壮族“知识精英”在身份实践上的演变过程。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构建，壮族已不仅仅是一个称谓，它同时还包括一整套知识体系，例如，当代的“壮学”研究在某种意义上更接近“历史”研究，然而，它对历史的重新梳理不得不直面古代汉文献中“华夷之辨”的书写，甚至它还会与民间社会中多样化的信仰体系和历史记忆产生矛盾。但无论如何，壮族的一整套知识体系通过传媒、教育领域半个多世纪的广泛传播已逐渐深入人心。

最后是壮族族群身份认同的维度。现代国家的整合必然要通过培养公民的身份认同意识来实现。在一个多族群社会中，族群认同有时会对国家认同产生一定的影响。因为族群意识的产生主要依靠的是血缘、地缘等，而国家意识的培养则要通过公共教育、政治参与等途径。在某种意义上，中国共产党对少数民族的整合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民族话语”来进行的，而且，这套话语一开始就具有浓厚的革命性色彩，不仅对中国历史传统上对民族关系的叙述有很强的颠覆性，也深刻地影响了少数民族社会，在某种程度上使国家认同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而如今，中国面临的外部、内部环境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美国学者白荷婷在《创造壮族——中国族群政治》一书中认为，“中国共产党早期为了促进国家整合而冒险创造了一个最大的少数民族”（Kaup,2000: 178）。这个风险主要是指20世纪80年代以来，原来由国家自上而下构建和整合壮族，演变成了壮族干部和知识分子自下而上地为本民族争取特权。在该书的最后一章，白荷婷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即：“壮族的族群民族主义到底是会继续增强还是会减弱？”这种民族主义在多大程度上会对中国的国家统一构成挑战和威胁？笔者认为，对这个问题的讨论，不仅要区分不同人群、不同支系，还要关注当代网络虚拟“壮族社区”的言论和叙事，因为与传统的学术研究相比，网络或许有着不可低估的政治与文化动员潜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