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务中国

政治设计研究：理论溯源、现实需求和可能出路

邱明红

 

摘要：政治设计是指以制度安排为核心的社会设计，它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历史主体依照一定的历史经验与政治传统，以某种理想政治目标为指向，对社会进行理念创设、制度安排、组织建构等的政治构想、政治筹划和政治创制以及与此相关的理论形态。政治设计是历史政治领域中一种重要的政治现象，在其中展现出了人类对社会发展和历史进程的参与意识和主动精神。在当前推进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伟大进程中，对历史上的政治设计思想进行梳理、归纳，对当代中国政治设计研究的可能出路进行展望，有着重大的理论和现实价值。

关键词：政治设计 思想溯源 现实需求 可能出路

 

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在两种秩序的影响下进行的，即自然秩序与社会秩序。自然秩序是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在自然秩序的创设和维护中，大自然的神奇力量发挥了更为主要的作用，人类的影响相对较小。但社会秩序处理的是人与他人的关系问题，人们在处理与他人关系的问题上具有很大的主观性，因而也更具艺术性。正如托克维尔所指出的：“在统治人类社会的法则中，有一条最明确清晰的法则：如果人们想保持其文明或希望变得文明的话，那么他们必须提高并改善处理相互关系的艺术。”（托克维尔，2007: 288）这种艺术性的一大体现就是人们对社会的政治设计。中外历史上蕴藏着很多思想家们有关政治设计的思想和理论建构，例如：从古希腊柏拉图的《理想国》设计到18世纪美国联邦党人的宪政设计；从莫尔的乌托邦设计到马克思“自由人的联合体”的政治蓝图；从康有为、汤因比等人的“世界政府”理论谋划到联合国组织的设立；从儒家的大同理想到革命先行者孙中山的“五权宪法”，再到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的“一国两制”构想等。政治设计在不同的历史时空、不同的思想家那里，在丰富的社会实践中展现着风光万象的历史画卷。

一 文献梳理：政治设计研究的理论根源

政治设计作为人类历史上一种重要的历史政治现象，其思想可谓源远流长。探赜索隐，从范式或类别的角度来看，可以对中西历史上产生的诸多政治设计思想展开基本范式或类别的溯源分析。在西方的场景中，可以看到，早在古希腊时期，就有以柏拉图为起始的乌托邦或曰理性主义范式传统。柏拉图从探讨个人的正义开始，继而探讨了合乎正义的城邦的基本原则，描绘了城邦的基本结构和城邦生活。从政体结构、财产制度、婚姻制度、教育制度等方面描绘了一幅理想主义的人类生活图景。沿着柏拉图的这一范式进行的乌托邦社会政治设计还有：莫尔的“乌托邦”社会制度设计；康帕内拉的“太阳城”社会制度设计，在这里没有私有财产；安德里亚的“基督城”社会制度设计；圣西门的“实业制度”设计；傅立叶的“和谐制度”理念；欧文的共产主义“劳动公社”制度设计；等等。

从经验主义研究范式来说，亚里士多德是这一研究范式的开创者。亚里士多德对理想城邦的设计，是在对柏拉图所设计的理想国进行批判的基础上展开的，但二人在基本的价值观上并没有实质性的分歧，在个人与城邦的关系、对待法律的态度、对城邦本质的认识等诸多方面都是一脉相承的。亚里士多德设计政制的原则就是“最适合的就是最好的”，他指出“有关政体的建议必须以当代的固有体系为张本而加上一些大家所乐于接受并易于实施的改变”（亚里士多德，1965: 177），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雅典政制》都是在对当时希腊城邦及其周边地区进行深入考察的基础上写成的，具有深厚的经验基础。沿着亚里士多德开创的这一经验主义研究范式，后来有哈林顿、洛克、孟德斯鸠的宪政设计以及联邦党人的联邦政治制度设计。尤其是联邦党人进行的对美国立国和历史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的宪政设计，堪称政治设计的典范。

从政治设计研究的世界主义范式来看，在希腊城邦制缓慢解体的过程中，亚历山大大帝开始了其建立世界帝国的征程，罗马共和国也逐渐转变为帝国。世界帝国是与城邦完全不同的国家形式，其政治经济结构和个人与国家的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个人与国家的关系开始疏远。正如W．塔恩所指出的：“作为政治动物，作为城邦国家或自治国家一分子的人已经同亚里士多德一道完结了，作为一个个人的人则是同亚历山大一道开始的。”（塔恩，2014: 85）世界帝国的到来，产生了人类一体的世界主义观念，这种观念在中世纪时期但丁的世界帝国论中得到了系统阐发。但丁认为，最大的统一能够得到最大的和平，有一个至高无上的君主进行统治，战争自会停止，人们要求的和平也会到来，因此，他主张建立一个大一统的世界帝国（但丁，1985: 254）。这种世界主义的传统，到了近代有汤因比“世界政府”的理论谋划和构想，康德的永久和平论，最终在建立联合国一事中得到了体现。

从政治设计研究的无政府主义范式来看，无政府的使用最早出现在公元前467年埃斯库罗斯的戏剧《七将攻忒拜》。西方认为古希腊首创了作为哲学思想的无政府主义，斯多葛派哲学家芝诺被克鲁泡特金称为“古希腊最好的无政府主义诠释者”。第一篇明确提出没有政府的文章是埃德蒙·伯克的《为自然社会而辩护》（1756）。1793年，威廉·戈德温出版了《对政治正义的评论》，他在其中借批评政府发表他的自由社会的观点。有些人认为这是首次无政府主义论述，把戈德温称为“无政府哲学的创立者”。早期无政府主义的奠基人主要有德国的施蒂纳、法国的普鲁东和俄国的巴枯宁、克鲁泡特金等。无政府主义的目的是提升个人的自由，以建立互助、自治、反独裁主义的社会，但无政府主义有导向暴力和恐怖主义的危险，是我们在社会和政治设计中所要警惕的。

在中国的政治设计研究中，先秦时期的儒、法、道、墨等学派都针对当时的社会情势，提出了各自不同的政治设计思想和政治发展路径。儒家政治设计，就其诉求的目标来看，在现实层面上是君主政治秩序，王权主义是其秩序建构的主旨；在理想层面上，是小康社会和理想国的大同世界，大同世界是理想政治秩序的终极诉求和价值归依，而小康社会则是君主政治秩序向理想国迈进的阶段。在政治秩序的本体论论证中，儒家特别强调人性善的人性预设，作为其政治秩序建构的又一本体论基础。而法家则以人性恶的人性假设来设计其政治的蓝图和理想国。法家主张在“法、术、势”的基础上，强化君主专制和独裁统治，牢固树立中央权威。道家则依据“道”，对社会理想模式进行了独特的具体设计。在老子小国寡民的构想中，国家的规模要小，人不能太多，民风要淳朴，也不能过度追求物质财富。东汉末年，诸葛亮在著名的《隆中对》中，以“欲识他年分鼎处，先生笑指画图中”般高屋建瓴的大手笔，对当时的形势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和规划，并在之后的政治实践中得到了证实。

近代以来，中国的政治设计出现了理论化、整体化的特点。许多仁人志士如康有为、孙中山等，都构筑过理想社会的政治蓝图。改革开放后，尤其是在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之后，学界和政界都认为这是总设计师对中国政治发展进行的一项重大政治设计（龚育之，1985；王毓、庞月琳，1986；马书波，1987；丁文华，1987）。尤其是邓小平提出“经济体制改革到了一定时候，就必须要提出政治体制改革……党政分开要放在第一位”（邓小平，1993: 177）、“政治体制改革要有一个蓝图”（《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读》, 1987: 1107）之后，政治设计这一概念开始大量出现在学者们的学术语言中，学者开始有意识地将其作为一个专门研究主题来对待。这方面有代表性的学者包括李经中、燕继荣、王永祥、王兆刚和秦德君等。胡锐军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包括《儒家政治设计思想研究——以政治秩序为分析框架》一书以及多篇相关论文，他在该书中以政治秩序为分析框架，对儒家政治设计思想及其政治秩序样式的基本体系、价值属性、理论特征、时代效用、历史影响、现代转向等内容进行了全面的研究、审视和考量。从现阶段中国政治设计研究的情况来看，这些年中国政治设计研究方面取得了一些比较扎实的成果，但从总体来看，这方面的深入研究成果还非常少，研究的视野还不够宽阔，研究的内容还不足以回应中国火热的社会实践。以“政治设计”为主题词，通过中国知网对2000年以来的文献进行检索，其结果如表1所示。

二 政治设计研究的现实需求

国家之间的竞争，很大程度上是制度和顶层制度设计的竞争。美国经济学家戴伦·阿西莫格鲁在《权力、繁荣与贫穷的根源：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一书中阐明的一个观点就是：一个社会的体制决定了这个社会的命运，成功的、繁荣的国家和社会有良好的经济和政治体制，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决定了这个国家能否走向繁荣富强（阿西莫格鲁等，2015: 205）。著名历史学家钱穆也认为，“在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出现以前，中国历史上建立于农业文明基础上的封建制度是人类制度史的高峰，其中，以科举制度、儒学教育、乡村绅士秩序、连坐制、台谏制、军队轮换制、保甲制等一批饱含智慧的制度设计为中华民族的辉煌历史奠定了制度基础”（钱穆， 2005: 158）。历史经验表明，很多重大社会问题的解决，单单靠“讲道理”是不够的，更需要以科学的方法和思维进行制度、体制等方面的建构和创新。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究其原因，政治体制的改革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中国共产党有着优良的制度设计传统，能够针对不同历史阶段的任务对政治制度进行相应的调整。以中国共产党在各个历史阶段所设计的代议机关为例，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先后设计了苏维埃制度、议会制、代表会议制、代表大会制、革命委员会制、人民代表大会制等代议制度（何俊志，2011: 300），如表2所示。

有学者指出，“无论是在总结中国改革的经验教训还是当下改革所面临的掣肘，关键的问题还是政治体制的改革，所以，要对改革进行顶层设计的话，核心问题应该是政治体制改革”（邓聿文，2011: 25—27）。可以看出，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发展都面临着一系列重大的问题。比如，在中国的政治改革过程中，就存在理论上较高的民主定位与实际具体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相对滞后的矛盾，以及公民参与的不适当的动员大大超出目前制度化水平的吸纳能力等问题。要解决中国政治现实和政治发展中的这些突出问题，就必须加强顶层的政治设计，进行战略规划，制定政治体制改革的路线图和时间表，这样才能掌握火候和时机，适时推动中国政治领域关键改革，同时又能保持社会稳定，避免一些不必要的失误。

王邦佐认为，现阶段推进政治设计研究，至少有三个方面的现实需求：“一是从学理上梳理、归纳历史演进中政治设计的基本实践与基本类型，并探寻其背后的历史动因；二是对人的主体性、主体精神在历史发展中所起作用及其与‘社会自发秩序’的互动关系进行深入研究；三是进一步吸纳政治设计的历史经验，遵循科学方法，为今天的政治发展尤其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提供优质的资政参考。”（王邦佐，2015）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加强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在201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要“深入研究全面深化体制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明确提出改革总体方案、路线图、时间表”。“必须适应国家现代化进程，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提高国家机构履职能力，提高人民群众依法管理国家事务、经济社会文化事务、自身事务的能力，实现党、国家、社会各项事务治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不断提高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效治理国家的能力。”（习近平，2014: 104）的确，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以及“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下，进一步推动政治设计研究，更多通过政治设计的方法、技术为重大公共决策提供切实有效的智力支持，对于使整个社会制度日趋合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来说，有着重大的理论和现实价值。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亟须加强政治设计研究。

三 政治设计研究可能的出路

一种政治设计，总是既继承前人，又超越前人。历史上的思想们提出的政治设计思想，关于理想国家的政治理念和政治方案，关于理想社会政治设计的思考，至今仍闪烁着光芒。今后政治设计的研究，仍然可以从他们那里吸收足够的养分。他们仍是指导我们研究的一盏指路明灯。因此，未来政治设计研究的一大重点，仍是从这些宝库中寻求足够的理论资源。但是，这些思想家们并没有提出具体的、专门的政治设计理论和方法，因此，仅对历史上思想家们的政治设计思想进行挖掘和整合是远远不够的。

未来的政治设计研究，还要对政治设计本身的有关问题进行研究。比如，对政治设计的基本预设如人性假设、政府本性假设等的研究，对政治设计的基本原理的分析、对政治设计的具体操作技术的分析，对政治设计的价值追求的分析等。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政治设计只有在解决了关涉自己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的基础上，才能使自己在推动社会政治发展中显示出更大的作用。

在中国未来政治设计研究的发展图景中，有学者认为不容忽视的战略设计重点有：建设与发展设计、改革设计、反腐败设计、社会控制设计、民主政治设计、法治建设设计、强固执政基础设计等（秦德君，2000:400）。同时也要注重“中国模式”和“中国道路”的研究，这虽然是国际社会对中国国家治理进行标签化的结果，但也代表了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的治理模式，表明了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治理成绩，相关经验和教训是值得我们总结的。

当前，中国制度改革面临的关键问题是制度改革的顶层设计缺乏科学、系统的理论框架，现有的政治设计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不具备对中国现实制度的解释力。针对这种情况，有学者通过研究，提出了中国制度顶层设计的框架（徐晓冬，2013: 12），如图1所示。

新一阶段国家治理的大幕已经徐徐拉开，勾画新时期国家治理的图景，必须注重国家治理的“顶层设计”。制度选择和治理模式决定着治理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要探索什么样的政治设计是与国家治理相适应的，什么样的制度是有效的、成功的，这是一条漫长的道路，需要学人们继续披荆斩棘、乘风破浪。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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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小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