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古今美德的差异与普遍历史

无论如何，《罗马盛衰原因论》并不仅仅是在说古代的事情，而是以古今对比为基本视野论证具有“普遍历史”意义的法则。在《论法的精神》中，这些法则得到更为明晰的展现，因此，《罗马盛衰原因论》不仅“应该被视为《论法的精神》的前奏”，[30]而且应该被视为纲要。事实上，《论法的精神》中的所有基本观点，在《罗马盛衰原因论》中都已经出现过了。《论法的精神》首先提出的是政治美德问题，《罗马盛衰原因论》同样如此：

罗马总是自强不息，又总是遇到障碍，它虽然不能伸展自己的权力（sa puissance），而且在一个圈圈之内很小（dans une circonférence très petite），却践行了必然会对全世界发生宿命作用的那些美德。（6）

孟德斯鸠似乎要赞美罗马人的“美德”，其实不然。由于罗马总是“处在无休止的战争之中”（dans une guerre éternelle），罗马人的“美德”是“坚韧和勇猛”（la constance et la valeur），这是罗马人“对自己、对自己的家人、对自己的祖国乃至对人类中一切最珍贵的东西的爱”（l’amour de soi-même，de sa famille，de sa patrie et de tout ce qu’il y a de plus cher parmi les hommes，5，比较11）。言下之意，“坚韧和勇猛”并不是真正的“必然会对全世界发生宿命作用的那些美德”（des vertus qui devaient être si fatales à l’univers）——“对自由的爱，亦即对暴政的憎恨”才是。孟德斯鸠讲述罗马兴衰史为的是教育人们懂得：“对自由的爱”必然应该取代作为古代美德的“坚韧和勇猛”，并成为“对自己、对自己的家人、对自己的祖国乃至对人类中一切最珍贵的东西的爱”。[31]对孟德斯鸠来说，“自由”才是一个国家作为身体“活动起来的灵魂”——按照这个原则，人的政治划分只有两类：要么是受奴役的人，要么是为了自己的私利想方设法奴役人的人（参见7）。一旦这样的政治划分成为世人的“常识”，“对自由的爱”就不仅是“美德”，也是信仰的对象。

为什么孟德斯鸠那么看重“对自由的爱”？在他看来，其实道理很简单：唯有这种“美德”才与尚商的生活方式匹配。把“民政状态”的自由说成具有“普遍历史”意义的政治价值，与尚商生活方式有内在的关联。在孟德斯鸠笔下，作为古代共和国的表率，罗马的德性是尚武，现代的共和国的德性应该是尚商。《罗马盛衰原因论》一开始就提出，“罗马这个城市没有商业，又几乎没有手工业（sans commerce et presque sans arts）。每个人要想致富，唯一的办法是打劫”（4）——这无异于说，罗马人好战是为了打劫致富。在题为“论罗马人的腐化堕落”的第10章，孟德斯鸠说，“罗马公民认为，商业和手工业是奴隶们才干的行业”（54）——这无异于说，古代文明的基本共性是鄙视商业。在第15章，孟德斯鸠的罗马史叙述到了帝制时代，他进一步说：由于鄙视手工业和商业，罗马人民甚至连最坏的皇帝也不憎恨，以至于罗马人“变成了天下所有民族中最可恶的民族”（il était devenu le plus vil de tous les peuples）——这就挑明了“对自由的爱”与商业文明的关系。因此，孟德斯鸠说，“当翻阅皇帝们的历史时”，他“感到难以卒读的是：无数人被处死竟然是为了没收这些人的财产。在我们现代的历史中（dans nos histoires modernes），根本找不到类似的例子”。这不仅是因为现代人的“道德风尚更为宽和”（des moeurs plus douces），宗教更有抑制作用，同样重要的是，如今不再有搜刮世界的元老家族可供剥夺，而我们每个人也都有了不值得让人费大气力来剥夺的财富（80）。

可见，通过史例与议论巧妙间杂的笔法，孟德斯鸠明确提出了历史的普遍法则问题。孟德斯鸠的“罗马史”（l’histoire des Romains）想要带给人们的基本教诲是：“支配世界的并不是命运”（la Fortune qui domine le monde），而是“一些一般原因”（des causes générales）——这些原因“要么是道德方面的，要么是生理方面的”（soit morales，soit physiques，102）。一切偶发事件都受制于这些原因，一旦掌握了这些原因，就掌握了世界。并非如某些评论家所说，《罗马盛衰原因论》始终没有明确具体解释所谓“一般的”“道德或者自然方面”的“原因”究竟是什么。[32]事实上，这个“原因”就是人类的商业活动以及与之相配的政治体制和“美德”。毕竟，尚商是贯穿《罗马盛衰原因论》的一个具有“普遍历史”意义的法则。

因此，在题为“罗马灭亡的两个原因”的第9章中，孟德斯鸠提到了这样一个历史的普遍经验：“自由的国家”（les états libres）如果维持得不如另一些国家长久，仅仅因为它们失掉了自由。“一个贤明的共和国（une république sage）决不应当冒险使国家一任厄运摆布：它应当追求的唯一的善（le seul bien）”是政治自由（50）。凭靠对罗马走向帝制或走向腐败衰亡的编年史叙述，孟德斯鸠提出了新的具有普遍性的政治价值：“人道”。关于何谓“人道主义”，无论如今可以下多少不同的定义，我们都不能不清楚孟德斯鸠的定义：“人道”意味着“宽和的风尚”。按孟德斯鸠的史学式推论，皇帝的恐怖暴政基于罗马人的“一般精神状态”，即“没有宽和的风尚”（des moeurs douces），“气质仍然凶残”（l’humeur féroce resta）——因此，改变人性的气质是好政制的一项指标：

罗马人习惯于像对自己的孩子和奴隶那样轻佻对待人的本性（jouer de la Nature humaine），根本不能认识到我们称为人道（nous appelons humanité）的那种美德。（79）

然而，“宽和的风尚”得靠“宽和的政府”来打造。于是，“宽和的政府”成了好政制的具有“普遍历史”意义的标准。罗马从一个平原上的小城发展为共和国，然后又走向让自己灭亡的帝国，这样的历史正好可以让孟德斯鸠用来证明这样的普遍原理：“宽和，是君主的首要美德”（la douceur，cette première vertu des princes，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