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认识“民族”和“中华民族”
——回顾1939年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讨论
（代导言）
一 有关“民族”一词的用法
关于“民族”（nation）、“族群”（ethnic group）等用语定义和翻译方法的讨论，近年来已成为我国民族问题研究领域的一个热门话题。
长期以来，“民族”一词被同时应用在“中华民族”和56个“民族”这两个层面上，“民族主义”也被同时应用在全体中国人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和与56个“民族”相关的“地方民族主义”这两个层面上，而这两个层面的政治内涵和社会意义完全不同，在这两个层面上混用同一词，给国人对这些词的理解和对外翻译带来了一些问题。21世纪是中国社会结构实现转型发展的关键历史时期，外部面临极为严峻的竞争态势，内部也随着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市场经济渗透到边疆地区而出现大量复杂的社会矛盾。为了增强中国在国际竞争中的软实力，在13亿国民中加强“四个认同”（认同中华民族，认同中华文化，认同伟大祖国，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已成为当务之急。正因如此，对在“民族”这个核心概念上出现的意见分歧需要及时加以厘清。
2000年，我在《云南民族大学学报》第1期上发表的《关于“民族”定义》一文中指出，汉文的“民族”一词“在应用于我国的少数民族时，在实际内涵方面与英语的‘Ethnicity’或者‘Ethnic groups’较接近”（马戎，2000a: 7）。同年我在《北京大学学报》2000年第4期上发表的《关于民族研究的几个问题》一文中，对有关术语的使用给出了两种选择：“第一个是从‘国族’的新角度来使用‘中华民族’这个习惯用语，同时保持56个‘民族’的称呼；第二个是‘中华民族’的称呼不变，以便与英文的‘Chinese nation’相对应，而把56个民族改称‘族群’，以与英文的‘ethnic groups’相对应，无论哪一种选择，都有助于把在使用中相互模糊混淆的词明确区分开。”（马戎，2000b: 135）
2001年，我在《中国社会科学》第1期上发表的《评安东尼·史密斯关于“nation”（民族）的论述》中再次建议我们考虑“在用语上进行一些调整，如采用国内一些研究者的观点，把‘中华民族’译成英文的‘Chinese nation'，使‘民族’与‘nation’对应起来；同时把‘少数民族’改称为‘少数族群’（ethnic minorities），从而把这些侧重文化和血缘意义的‘族群’与英文中的‘ethnic groups’对应起来，而对56个原来称为‘民族’的群体称为‘族’（如汉族、蒙古族，而不再称‘汉民族’、‘蒙古民族’），统称为‘中华民族的56个族群’”（马戎，2001: 149）。
2004年，我在《北京大学学报》第6期上发表的《理解民族关系的新思路——少数族群问题的“去政治化”》一文中重申了这一建议，并给出三个理由：“一是我认为中国的‘少数民族’在社会、文化含义等方面与其他国家（如美国）的少数种族、族群（Racial and ethnic minorities）是大致相对应的，改称‘族群’可以更准确地反映我国民族结构的实际情况；二是可以避免在两个层面（‘中华民族’和下属各‘民族’）使用同一个词所造成的概念体系混乱；三是当我们讲到中国的56个‘民族’和‘地方民族主义’并把这些词译成英文的Nationalities以及Regional nationalism时，国外的读者从这些英文词中很容易联想为有权利实行‘民族自决’并建立‘民族国家’（Nation-state）的某种政治实体和分裂主义运动，这样的话语调整可以避免在国际社会造成严重误导。”（马戎，2004: 123）
在我提出以上涉及“民族”定义和用词调整的建议后，在国内一些报刊上引发了讨论和批评。有些人认为这将牵涉我党历届领导人讲话和政府文件中许多传统用语的调整，有些人担心如把56个民族改称“族群”，就会“矮化”中国各少数民族并危及中国的民族平等，有些人担心这将会使人们质疑当前的“民族区域自治”的合法性。同时，也有些人认为中国语境中的“民族”既不同于“nation”也不同于“ethnic group”（族群），建议使用汉语拼音“minzu”来解决“民族”的英文翻译问题（郝瑞，2010；纳日碧力戈，2000: 121）。考虑到“民族”一词在“中华民族”和56个“民族”两个层面同时使用所造成的重复与概念混乱，还有学者认为56个“民族”才是真正的民族，应当废弃“中华民族”这一概念，建议“‘中华民族’一词只在作为复数的‘中华各民族’的含义时使用，而在其他场合放弃使用‘中华民族’一词，改用毫无争议的、与公民共同体含义重叠的‘中国人’”（都永浩，2010）。大家可以试想一下，假如接受这样的观点，只承认56个民族并否认中华民族的存在，那么这样的术语调整所涉及的范围将会多么广泛，所带来的各种连锁反应又会引起多少新的政治问题和学术问题。不仅中国目前的国歌歌词（“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要调整，抗战时期的文献要重新注释，新中国成立以来许多重要文件的用词需要重新调整，甚至民国和抗战时期的整个历史也需要重写。假如根本不存在中华民族，那么“满洲国”就是满洲民族在外部势力支持下进行的“民族独立解放运动”，十三世达赖的“驱汉”和英国主导的“西姆拉会议”提出的“内藏”、“外藏”划分完全具有正当的合法性。依此类推，20世纪的许多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也需要重新定位。
毫无疑问，对我所持观点的批评以及各种不同意见都是有一定根据的，其主要根据就是官方确认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以及国内民族理论界长期宣讲的斯大林“民族”定义和我国中央政府于20世纪50年代开展的“民族识别”工作。我认为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在许多领域学习苏联经验是十分自然的。一方面，从西柏坡来到北京的党中央确实缺乏治理这个庞大国家的经验，而“二战”中战胜了德、日两大法西斯国家的苏联很自然地成了新中国在各领域学习和效仿的成功榜样；另一方面，由于发生了“抗美援朝”战争，美国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公然阻止中国政府解放台湾。在这样的国际形势下，中国只能“一边倒”。毛泽东说“良师益友是苏联”，新中国在许多领域几乎是全面学习苏联的体制和建设经验。在当时的国内、国际形势下，应当说这是历史的必然，也是当时中央政府所能够做出的最佳选择。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新中国成立后的民族理论研究把斯大林著作视为马列主义经典，在苏联专家的指导和参与下，在全国各地开展了“民族识别”工作，参照苏联的做法在每个中国公民的身份证上明确标示出“民族”身份。尽管中国没有效仿苏联的联邦制，但是我们在全国各地建立了以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为基础并以当地少数民族命名的少数民族自治地方，以少数民族成员群体为对象实施了一系列民族优惠政策，建立了与普通学校平行的少数民族教育体系。在所有这些方面，我们都可以清楚地看到苏联民族体制和民族政策的影子。
在新中国成立60多年后的今天，我国的国内外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第一，“文化大革命”后国家的意识形态基础发生了变化，否定了“阶级斗争为纲”和“不断革命”；第二，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我国的经济体制和就业体制发生了变化，从计划经济和国有企业转型为市场经济和多种所有制体系；第三，苏联、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这些国家以“民族”为单元发生了政治解体，其他东欧国家也出现了政治和经济体制转型；第四，极力围堵和分化中国的各种国际反华势力活动日趋活跃，直接介入我国一些地区的民族分裂活动；第五，我国的一些少数民族聚居区出现了一些带有民族色彩的严重暴力恐怖事件（如2008年拉萨“3 ·14”事件、2009年乌鲁木齐“7·5”事件），在一些地区和一些群体的“民族”认同意识方面出现了一些值得关注的新动向。但是，政府部门仍然有别的坚持，许多长期研究民族理论的学者仍在简单地引用列宁、斯大林有关民族问题的论述，或者不断重述20世纪50年代以来党中央历次会议的文件，对那些要求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坚持的民族理论和民族工作的社会实践进行反思的呼吁进行打压。这些做法不免让人回想起改革开放初期有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和“两个凡是”的政治立场。我们觉得，拒绝反思的态度与当年邓小平同志提出的“解放思想”的改革精神是背道而驰的，也无助于我们认识和分析当前中国在民族关系方面出现的新现象与新问题。
在这个新的世纪，我们面对的是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的国内外形势。在这个历史时期，我们非常有必要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科学精神，对造成这些事件的多种社会原因和民族意识基础进行深入的调查分析，同时拓展眼界，努力借鉴历史经验和世界各国处理种族/族群关系方面的经验与教训，以“实事求是”和负责任的态度，对我国60多年来坚持的传统马列主义民族理论和民族制度与政策的实践效果进行反思。我们提出要“反思”，绝不是简单地否定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的民族工作，只是希望通过对这些制度、政策的实践效果进行分析和思考，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努力“与时俱进”，跟上时代发展的脚步，总结经验和教训，努力避开未来可能出现的各类风险，进一步巩固我国的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
二 1939年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讨论
近年来在中国学术界出现的这场围绕“中华民族”定义、我国各少数民族是“民族”还是“族群”的讨论，经常使我回想起70多年前在中国学术界发生的另一场类似的讨论。
1．顾颉刚先生在《益世报》上发表的两篇文章
在1938年12月也就是中国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历史时期，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在云南昆明创办《益世报·边疆周刊》。顾先生在《益世报·边疆周刊》第9期（1939年2月13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就叫《中华民族是一个》。他在文章中明确提出，以现代的政治观念来看，在中国只存在一个“中华民族”，人们常说的“五大民族”等，都不宜称作“民族”，而且把中国的汉、满、蒙、回、藏等群体都称为“民族”，本身就是帝国主义分化和瓦解中国的策略和阴谋。在日本已经建立伪满洲国和正在鼓动“内蒙古自治”的严峻形势下，顾先生的担忧绝不是毫无根据的。这篇文章发表后，随即引发了一场关于“中华民族”定义的学术争论。一些学者对顾先生的观点表示支持和商榷，特别是刚从英国学习了西方人类学回国不久的费孝通先生，撰写文章明确表达了不同意见，顾先生为此又专门写了两篇文章，予以作答。
我对这一讨论的关注，源于2008年12月26日在《中国民族报》上读到记者赵志研的一篇述评《“中华民族是一个”? ——追记抗战初期一场关于中国是不是多民族国家的辩论》。这篇述评的题目引起我极大的兴趣，随后我便找到顾颉刚先生的这篇文章，读后受到很大触动。我不仅同意顾先生的基本观点，也深深地被他的一腔爱国热忱感动。随后，我又读到周文玖、张锦鹏两位先生在《民族研究》2007年第3期上发表的《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学术论辩的考察》一文，得知傅斯年完全赞同顾颉刚先生的观点。傅斯年认为中华民族虽在名词上有汉、满、蒙、回、藏等族，但事实上实为一族。他说“汉族一名，在今日亦已失其逻辑性，不如用汉人一名词。若必言族，则皆是中华民族耳”（周文玖、张锦鹏，2007: 26）。由于傅斯年自1928年起长期担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所长，1937年兼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他对当时的学术界和国民党政府的影响很大，我们甚至可以推断，傅斯年的观点对1943年出版的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中提出的“中华民族宗支论”很可能也有一定影响。
与“中华民族”一词相关的是“中国本部”的提法。这一提法在当时也广为流行，顾先生认为这一概念的流传危害极大。因此顾先生在《益世报·星期论评》（1939年1月1日）上首先发表了《“中国本部”一名亟应废弃》一文。两篇文章的主题紧密相扣。
在这篇文章中，他说：
我们觉得最痛心的一件事，乃是帝国主义者造出了几个分化我们的名词，传播进来，我们上了他们的当，随便用了。大家日日在嘴里说，又在笔下写，这几个名词就起了极大的分化作用，仿佛真把土地和人民划成了若干部分，要做团结的功夫就增加了许多困难。这不能不责备我们知识分子的糊涂，以致国家陷于空前的危险。（顾颉刚，1939a）
外人称我们的满洲为Manchuria，称满人为Manchus，称蒙古为Mongolia，称蒙人为Mongolian，称新疆为East Turkistan，称回民为Mohammadans，而称我们的十八省为China Proper，称汉人Chinese，简直把我国裂成五国，而屏满蒙回藏于中国之外！我们从前的名称是西域，现在的名称是新疆省，他们都不用，偏称为“东土耳其斯坦”，很清楚地要使它联接西边的土耳其而疏远东边的本国政府。（顾颉刚，1939c）
在鸦片战争之后，清朝面临的是一个“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李鸿章语），传统的“华夷之辨”和“天朝秩序”在列强的坚船利炮面前黯然失色，并迅速失去了话语主导权，不仅是对西洋社会和“外交事务”的解读，甚至连涉及中国内部事务的许多概念、人们的观念和用语也受到外国话语体系的影响。所以顾先生说“帝国主义者造出了几个分化我们的名词，传播进来，我们上了他们的当，随便用了。……起了极大的分化作用”。清末民初，特别是1905年“废科举，兴新学”之后，开办新式学堂成为风气。而建学校就需要教科书，这些教科书的内容大多直接译自国外同科目的教材，由于日文教科书中大半是日本汉字，翻译起来快捷简便，所以中小学教材多译自日文。在当时内忧外患汇集交错的危急年代，对这些教科书的内容及用词，又如何可能在短短时间内慎重和仔细地加以审查与推敲呢？所以一些帝国主义者用以分化中国的一些名词和概念，便得以借着这些教科书和其他印刷物进入中国并广泛流传。在顾先生最为痛恨的外来概念当中，首推“中国本部”。
“中国本部”这个名词，究竟创始于谁人的笔下？此间书籍缺少，无从稽考，只知道我们的地理教科书是译自日本的地理教科书，而这个名词就是从日本的地理教科书里抄来的。现在我们把这个杜造的责任加在日本人的身上，决不冤枉。我们只要看他们的首相田中义一给昭和天皇的奏章上说，“兹所谓满蒙者，依历史非中国之领土，亦非中国的特殊区域，我矢野博士等尽力研究中国历史，无不以满蒙非中国之领土，此事已由帝国大学发表于世界矣”，就可见出日本的博士们是怎样的伪造历史或曲解历史来作窃夺我们的土地的凭证，而帝国大学把他们所造的谣言发表于世界也就是用作侵略的前驱，并不是提倡纯正的学术研究。自从明治天皇定下政策，打算征服中国必先攫夺满蒙，便硬造出“中国本部”这个名词，析出边疆于本部之外，拿来欺骗中国及世界人士，使得大家以为日本人所垂涎的只是“中国本部”以外的一些地方，并不曾损害了中国的根本。譬如一个人捉到一只蟹，把它的八条腿折断两条，它固然伤了，却不是致命之伤。如此中国人觉得尚可忍受，外国人觉得尚可原恕，而日本人的阴谋就得成遂，九一八的事变于是乎在充分准备之下显现了。
西洋人承受了日本杜造的名词，亦译“中国本部”为“China Proper”，这或者是不谙悉远东的历史而有此误会，或者也含些侵略的心思而有意替他们推波助澜，仿佛说，你既吃了蟹腿，我何妨也折两条尝尝，反正不致马上断送它的生命的。所最不该的乃是我国的知识分子，自己尽量受他们的麻醉还不够，更替他们到处宣传，弄得这四十年来我国人自己著作的许多史地书里无不写上“中国本部”这个名词，习非成是，只要受过小学教育的同胞们的脑髓里也无不深印着这个名词，住在十八省中的人民的目光只注在“本部”，而许多边疆地方真就渐渐地不成为中国的领土了！因为这样，所以田中的奏章上又说，“因我矢野博士之研究发表正当，故中国学者无反对我帝国大学之立说也。”唉！中国学者，中国学者，你们无论在知识上、在良心上都真不反对矢野博士研究的结果吗？所以我说：我们最痛心的不是九一八和八一三，只有学者们的不耐烦思索，以学得几个新名词为时髦，又相率轻信不疑，引起了民众的随声附和，直至中了敌人的诡计，危害了国家的前途而尚不觉察，才是真正该痛心的事实！（顾颉刚，1939a）
顾先生认为“中国本部”一词来自日本地理教科书，随后欧洲人又从这个名词译出英文的“China Proper”。究竟是欧洲的“China Proper”在先，还是日本地理教科书中的“中国本部”在先，已很难考证。这一点并不重要，无论“西洋”还是“东洋”，总之都是些一心要灭亡和瓜分中国的帝国主义国家。但是，在我们今天读到的有关中国近代史的英文著述中，“China Proper”仍时有出现。那么，我们今天的中国译者在把这个词译为中文时，是否又回到日本地理教科书的汉字“中国本部”呢？这些21世纪的中国译者和读者，是否知道在1939年顾先生对这一名词曾是如何痛心疾首？
在《中华民族是一个》一文中，顾先生开篇明义提出：“凡是中国人都是中华民族——在中华民族之内我们绝不该再析出什么民族——从今以后大家应当留神使用这‘民族’二字。”他强调指出：“中华民族不组织在血统上……中华民族也不建立在同文化上。……现在汉人的文化，大家说来，似乎还是承接商周的文化，其实也不对，它早因各种各族的混合而渐渐舍短取长成为一种混合的文化了。”（顾颉刚，1939b）顾先生举出大量事例来佐证这一观点，认为“所以现有的汉人的文化是和非汉的人共同使用的，这不能称为汉人的文化，而只能称为‘中华民族的文化’”（顾颉刚，1939b）。“中华民族”包括居住在中国境内的所有的“汉”和“非汉”群体，他们共享一种经千年相互交流融合而成的“混合的文化”，这种文化只能被称为“中华民族的文化”。顾先生在此也明确表示反对狭隘的汉民族主义。
我们被称为汉人的，血统既非同源（可以说国内什么种族都有，亚洲的各种族也都有），文化也不是一元的，我们只是在一个政府之下营共同生活的人，我们决不该在中华民族之外再有别的称谓。以前没有中华民族这个名称时，我们没有办法，只得因别人称我们为汉人而姑且自认为汉人，现在有了这个最适当的中华民族之名了，我们就当舍弃以前不合理的“汉人”的称呼，而和那些因交通不便而致生活方式略略不同的边地人民共同集合在中华民族一名之下，团结起来以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顾颉刚，1939b）
顾先生指出所谓“汉人”的血统极为混杂，对于这一观点，一般没有疑问。但是否需要舍弃在民众中习用已久的“汉人”称呼，还是可以讨论的。如果我们参考费孝通教授在1988年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思路，那么，强调“中华民族”的一体性，并不需要否认或废弃在“多元”层面上的“汉人”和其他群体的称谓。“高层次的认同并不一定取代或排斥低层次的认同……高层次的民族可以说实质上是个既一体又多元的复合体。”（费孝通，1997: 10）
辛亥革命成功之后，政府中就揭出“五族共和”的口号，又定出红、黄、蓝、白、黑的五色旗来。这五色旗是再显明也没有了，全国的人民可以说没有一个不深深地印在脑里，而且把“红、黄、蓝、白、黑”和“汉、满、蒙、回、藏”相配，就使得每一个国民都知道自己是属于那一种颜色的。这种国旗虽只用了十五年便给国民政府废止了，但经它栽种在人民脑筋里的印象在数十年中再也洗不净了，于是造成了今日边疆上的种种危机。
这恶果的第一声爆裂，就是日本人假借了“民族自决”的名义夺取了我们的东三省而硬造一个伪“满洲国”。继此以往，他们还想造出伪“大元国”和伪“回回国”。（顾颉刚，1939b）
在文章结尾处，顾先生再次呼吁：
我们要逐渐消除国内各种各族的界限，但我们仍尊重人民的信仰自由和各地原有的风俗习惯！
我们从今以后要绝对郑重使用“民族”二字，我们对内没有什么民族之分，对外只有一个中华民族！
倘使我们自己再不觉悟，还踏着民国初年人们的覆辙，中了帝国主义者的圈套，来谈我们国内有什么民族什么民族，眼见中华民国真要崩溃了，自从战国、秦、汉以来无形中造成的中华民族也就解体了。从前人的口中不谈民族而能使全国团结为一个民族，我们现在整天谈民族而反使团结已久的许多人民开始分崩离析，那么我们岂不成了万世的罪人，有什么颜面立在这个世界之上？（顾颉刚，1939b）
据我们访谈的许多老人回忆，在“民族识别”工作之前，各地许多群体尽管在语言、宗教、习俗等方面存在差异，但是这些差异并不带有政治性含义，这些群体也不把彼此视作不同的“民族”，他们之间的“边界”也十分模糊，更不认为彼此之间的差异全面地体现在“地域、语言、经济、文化与心理认同”这些“民族定义”的必要领域中，自然也不必然牵涉法律、政策上的不同地位和待遇。换言之，就是至少在全国广大地区，人们“口中不谈民族而能使全国团结为一个民族”。而在进行了“民族识别”并给每个人确定一个官方的“民族身份”后，自治区域的争取和民族优惠政策的实施不断在增强各自的“民族意识”和维护本民族“地域、语言、经济、文化与心理认同”这些民族特性的自觉性。“我们现在整天谈民族而反使团结已久的许多人民开始分崩离析”，顾先生1939年对此所发的感慨，难道对思考当今民族问题的我们就一点启发也没有吗？
2．费孝通先生的不同观点
在读到顾先生的《中华民族是一个》这篇文章后，在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取得人类学博士学位后刚刚回国的费孝通先生，写了一篇文章投给《益世报·边疆周刊》，文章题目为“关于民族问题的讨论”。他在文中对顾先生的观点提出了不同意见。
从今天的学科视角来看，这次对话是一位在中国成长的历史学家和一位由西方培养的人类学家之间的对话。西方人类学的传统研究对象就是处于“未开化或半开化”状态的野蛮人群体，他们的田野调查的内容就是对这些群体的方方面面进行考察、描述和类别分析。在远赴英伦之前，费先生曾在清华大学史禄国教授（S. M. Shirokogoroff）的指导下学习体质人类学，并运用这套知识体系在广西大瑶山对当地瑶族进行田野调查。受到西方人类学熏陶的费孝通先生，很自然地认为汉、满、蒙、回、藏、苗、瑶这些有不同祖先、语言和文化传统的群体都应当被看作“民族”。
人类学家们在考察和研究人群时，一是对其文化传统的重视超过对其政治认同的重视，二是对不同人群之间差异的重视要超过对他们之间共性的重视。而传统的历史学家首先关注的是政治史，国家和朝代是历史学研究的基本框架。在1939年已经46岁并因发表《古史辨》而在中国史学界很有影响的顾颉刚先生，对于统一的中华民族演变历史的文献非常熟悉，对于中国是一个政治实体的认识也是根深蒂固的。而1938年刚刚走出学校大门、年仅29岁的人类学家费孝通先生，则更多地受到史禄国教授、马林诺夫斯基教授的西方人类学传统的影响，自然会十分强调群体之间各种差异的重要性，担心人们会忽视这些人类学家最关注的文化、语言、体质上的多样性。围绕“中华民族是一个”这一主题，70多年前发生在年龄阅历不同、学科背景不同、研究经历不同、关注重点不同的两位学者之间的对话，可以给我们提供许多超越具体观点、非常重要的启示。这两类不同学术传统和关注取向之间的对话，其实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顾先生自然也深深感到学科取向之不同，但是他“愚诚”地希望中国人类学家们在遵奉西方人类学传统的圭臬时，也能够从“象牙塔”中走出来，关心一下中国抗日战争时期边疆地区的族群关系走向和国家分裂的现实风险，这才是知识分子对国家和人民应负的责任。他在回答费先生的文章中殷切地呼吁：
我敢率直奉劝研究人类学和人种学的人，你们应当从实际去考定中国境内究竟有多少种族，不应当听了别人说中国境内有五大民族，就随声附和，以为中国境内确是五个民族，使得一班人跟着你们，更增高他们对于帝国主义者的宣传的信任心，陷国家于支离破碎的境地。如果我们常常用了“苗民族”、“瑶民族”、“罗罗民族”、“僰夷民族”等名词来说话作文，岂不使帝国主义者拍掌大笑，以为帮助了他们的分化功劳？这是我的一点愚诚，希望你采纳的。（顾颉刚，1939c）
费孝通先生理解顾先生立论的目的是关注“我们不要根据文化，语言，体质上的分歧而影响到我们政治上的统一”。但是费先生强调“我们不必否认中国境内有不同的文化，语言，体质的团体”，也不必否认这些团体是“民族”。他认为防止国家分裂的办法，并不在于各群体是否被称作“民族”，而在于如何实现群体之间的平等。
若是我们比较苏俄国内民族共处的情形，再看拥有殖民地的列强一面侵略人家，一面压迫小民族的情形，使我们觉得一个国家内部发生民族间的裂痕，并不在民族的不能相处相共，而是出于民族间在政治上的不平等。政治上若是有不平等，不论不平等的根据是经济上的，文化上的，语言上的或体质上的，这不平等的事实总是会引创裂痕的。易言之，谋政治上的统一，不一定要消除“各种各族”以及各经济集团间的界限，而是在消除因这些界限所引起的政治上的不平等。（费孝通，1939）
费先生在这里强调的是群体之间的平等，这当然是绝对正确的。假如群体之间因为经济、文化、语言或体质的原因出现了政治上的不平等，那么，受到歧视和压迫的群体很自然地不希望继续留在这个在制度或法律上歧视压迫自己的政治实体中，寻求政治上的独立，于情于理都是如此。但是1939年时的形势似乎并不如此简单，上述这一条原理未必是导致当时中国面临分裂危机的主要原因。“满洲国”的建立是因为东北的汉人歧视和压迫满洲旗人吗？德王策动的“内蒙古自治”是由于在察哈尔的汉人歧视和压迫蒙古人吗？这里固然有外部势力的怂恿、策划甚至直接推动，但是假如不是在“民族意识”上已经存在不同群体之间清晰的区分与隔阂，这些分裂活动会以“民族独立”、“民族自决”的形式出现吗？
依我们看来，文化、语言、体质上的分歧是不容易混一的，若是我们的目的在建设一个现代民主国家，文化、语言、体质上没有混一的必要。若是我们的国家真能做到“五族共和”，组成国家的分子都能享受平等，大家都能因为有一个统一的政治团体得到切身的利益，这个国家一定会受到各分子的爱护。不但不易受任何空洞名词的分化，而且即使有国外强力的侵略，自然会一同起来抗战的。若是空洞的名词就能分化的团体，这团体本身一定有不健全的地方。一个不健全的团体发现有敌人来分化时，消极的固然可以防止敌人分化的手段发生效力，而重要的还是在积极的健全自己的组织。（费孝通，1939）
这些话无疑同样是完全正确的。但是，一些关键的话语和概念（如“民族”）确实存在如何引导人们去理解现存问题、矛盾的思路问题。比如，内容同样的社会现象，当事人可以有完全不同的解读，或者是两个个体之间的矛盾，或者是两个群体之间的矛盾。如果这两个群体是各自有不同文化传统和不同政治认同意识的“民族”，那么无论是涉及冲突的具体个人，还是各自所属“民族”的同胞们，都会把事情拔高到“民族矛盾”的层面来思考和处理。
当我们把目光从1939年的中国转向2015年的中国，在全国各地区行政体制已经高度“一元”的今天，费先生对于“民族间在政治上的不平等”问题的强调就显得格外重要，成为今天我们思考和处理民族关系最核心的问题。如果中央政府和主流社会不能妥善处理好各群体在政治权利、教育资源、就业机会和社会流动机会方面的平等问题，那么“多元”层面就会逐渐失去对“一体”的认同，这种疏离感必然会威胁到“一体”的维系和稳定。今天我们既要强调中华民族的“一体”，同时也必须关注56个群体的“多元”，切实保障56个族群在各方面的平等权利。“一体”与“多元”，二者不可偏废。
3．顾颉刚先生对“民族”概念的再阐述
在费孝通先生的文章发表后，顾先生先后写了两篇长文作为回应，使这一讨论不断深入。
顾颉刚先生坦诚地承认自己对“民族”一词的理解，也经历了一个变化的过程，他在之前关于中国历史的研究中，也曾非常广泛地使用“民族”来称呼历史上的各个群体。
我当初使用这“民族”一名正同你的意思一样，凡是文化，语言，体质有一点不同的就称之为一个民族。请你翻出我的《古史辨》看，“夏民族”，“商民族”，“周民族”，“楚民族”，“越民族”……写得真太多了。向来汉人自己都说是黄帝子孙，我研究古史的结果，确知黄帝传说是后起的，把许多国君的祖先拉到黄帝的系统下更是秦汉间人所伪造，于是我断然地说，汉人是许多民族混合起来的，他不是一个民族。但是九一八的炮声响了，伪满洲国在伪“民族自决”的口号下成立了，我才觉得这“民族”不该乱用，开始慎重起来。（顾颉刚，1939c）
顾先生举出一些十分生动的例子，来说明他所接触的那些主张“民族自决”人物的具体情况。在这些具体场景中，既不存在政治压迫的因素，甚至也没有那么突出的文化差异，而很显然地是外来的“民族”意识在引导当事人的认同观念，同时这些政治人物对自身权力、经济利益的考量也发挥着更显著的作用。
犹记我们访问德王，听他的话是北平话，看他所读的书全是汉文书籍，问一问他所受的教育，知道他从小在归化城里读汉文，我们吃饭时随便讲笑话，他也能从人名作对子，受汉文化陶冶之深真与汉人无二。可是他正式向我们宣讲时便只说蒙古话，而担任翻译的那位职员虽然生长在北平，说得一口极流利的京话，并且能唱京剧，也惺惺地作态道，“兄弟是蒙古人，汉话说不好，请诸位原谅！”我当时禁不住对他们起了反感。我想，我们都是中华民国的人民，北平话原是我们的“国语”，而且你们说来比我们南方人还强得多，为什么要摆出这样的虚架子来？这当然是他们胸中横梗着“民族”的成见，以为“你们是汉民族，我们是蒙民族，我们应说自己言语来表示我们的民族意识”。在这种情形之下，使我更觉得民族二字的用法实有就亟纠正的必要，否则，各部分分崩离析起来，我们还说什么中华民国和中华民族！
而当时的“内蒙古自治”，“这不过是几个上层分子在伪满洲国建立之后，要使自己的地位有举足轻重之势，做出一番投机事业而已。他们会公开地向我们讲，‘自从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成立之后，中央政府答应每月给发经费三万元，但日本人来拉了，说你们若到我们这边来，每月稳给三十万元。我们究竟走那条路，是应当考虑的’。那时我们就料到，他们如果惟利是图，那么以‘民族自决’开始者必将以‘出卖民族’终结，果然两年之后德王就投到日本人的怀抱里去了”（顾颉刚，1939c）。
当然，历史上的德王在鼓动“内蒙古自治”时的真实动机是什么，不能单凭某个人一两次见面的印象就得出结论。但是顾先生对于一些从事民族分裂活动者的分析逻辑，至少还是可以成立的。
顾先生又提到了自己在西北亲眼看到的回汉之间的鸿沟。
住在洮河西边的回民，日用的东西不能不到东岸的城市里来购买，但买得即走，不吃一餐饭，不睡一夜觉。某一个城，权力属于回民，他们看见汉人手里提了猪肉就包围起来，给他一顿毒打；几个汉人聚在一处谈话，就犯了阴谋的嫌疑。只要地方上起一小乱子，那一定转弯抹角讲作了回汉问题，大打电报，广发传单，造成一个恐怖的局面，学校各设各的，校长是汉人当然招不到一个回民学生，回民当了校长，汉人子弟也不会有一个上门。……我看了这种情形，心头痛如刀割，推原这种情形的造成：还是“民族”二字的作祟。本来没有这个名词时，每次内乱只是局部的事件，这件事一解决就终止了。现在大家嘴里用惯了这个名词，每逢起了什么争执和变动，大家就不先去批评那一方面的是非曲直，只说是某民族与某民族之争，于是身列于某民族的，即使明知自己方面起哄的人是怎样轻举妄动，也必为民族主义努力，替他回护或报仇，而私人的事就变成了公众的事，随时把星星之火扩而充之，至于天崩地裂的可能。事件平了，两族的冤仇就永远记住了，报复的机会是总有一天会来到的。
他描述的20世纪30年代存在于西北地区回汉之间鸿沟的种种表现，今天读来并不陌生。例如，有机会访问新疆的内地人很容易切身感受到当地各族之间在感情上的距离甚至对立。那么造成这种距离和对立情绪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在分配不公、官员腐败、城乡歧视、野蛮执法、环境污染等许多方面，在沿海汉族聚居区也同样存在十分严重的问题，也时常出现“群体性事件”，但是参与者的不满针对的是非常具体的机构和人员，而不是“7·5”事件那样以另一个族群为施暴的对象。“民族”的区分和民族意识的强化，恐怕应当被看作导致汉族地区的群体性事件与“7·5”事件这两类事件存在根本性差别的因素之一。
顾先生之所以在那个历史时刻大声疾呼，要大家认识到国家统一受到威胁，希望大家接受“中华民族是一个”的立场，就是因为1939年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十分危急。那一年日寇先后攻占了南昌、长沙，轰炸重庆，汪精卫公开投日建立伪政权，日寇加强对内蒙古、宁夏、青海、云南等地的渗透，全力破坏全国各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特别是自己在西北的亲身经历，使顾先生对民族分裂的潜在危机忧心忡忡。
对于都有哪些要素来构成一个“民族”，顾先生比较强调的是“政治”因素，即一个国家全体国民所应当具备的政治认同，但他同时承认语言、文化和体质因素对于一个民族的形成起着重要作用。
民族是由政治现象（国家的组织，外邻的压迫）所造成的心理现象（团结的情绪），它和语言、文化及体质固然可以发生关系，因为凡是同语言、同文化和同体质的人总是比较相处的近，容易团结起来，但民族的基础决不建筑在语言、文化及体质上，因为这些东西都是顺了自然演进的，而民族则是凭了人们的意志而造成的，所以一个民族里可以包含许多异语言、异文化、异体质的分子（如美国），而同语言、同文化、同体质的人们欲可因政治及地域的关系而分作两个民族（如英和美）。（顾颉刚，1939d）
参照我们今天讨论“民族”概念时所讨论的西方民族主义理论，强调民族的“政治层面”（国家的组织、平等的公民权等）的观点比较接近英国学者安东尼·史密斯归纳的“公民的民族模式”（civic model of the nation），这是政治学家、历史学家最为关注的领域。而看重语言、文化和体质等因素的观点则更接近安东尼·史密斯提出的“族群民族主义模式”（ethnic model of the nation）（Smith, 1991: 11），这是西方人类学家最关注的领域。我们不能要求1939年主要研究中国古代史的顾颉刚先生精通西方人类学和西方政治史，他坦诚地谈到自己知识的局限。每个学者都有自己研究的具体领域和知识积累，最最令我们敬佩的，不只是他的学识和声望，而是他那一颗拳拳爱国之心。
我虽是没有研究过社会人类学，不能根据了专门的学理来建立我的理论，可是我所处的时代是中国有史以来最艰危的时代。我所得的经验是亲身接触的边民受苦受欺的经验，我有爱国心，我有同情心，我便不忍不这样说。（顾颉刚，1939c）
顾先生的这些话是写给全体中国人的，既包括汉人，也包括日寇积极拉拢的各少数族群的精英人物和民众。
我们所失去的土地暂时不必提了，伪满洲国也是大家明白的事情了，其他蒙，回，藏，苗……的土地，哪里不曾印着帝国主义者的爪牙们的足迹，蒙，回，藏，苗……的人们，哪个不会直接或间接受着帝国主义的爪牙们的拉拢，他们伪编民族历史，鼓吹民族自决，鼓动收复失地，制造边民和汉人的恶感，无微不至，无孔不入，甜言蜜语，好像吊死鬼骗人游花园，一上了套就是他们的了。如果羡慕了自成一个民族的美名，依靠了他们恶意的帮助，自欺欺人的独立起来，眼看一个个亡在帝国主义者的手里，大批的人民及其子孙都沉沦为奴隶，到那时再懊悔也就来不及了。（顾颉刚，1939d）
当然，21世纪的今天已不再是当年帝国主义侵占殖民地、直接对殖民地各族民众进行政治统治和经济剥削的年代了，这些昔日的帝国主义国家转而把自己打扮成“人权捍卫者”和“少数民族争取民族自决权的保护者”，以不同的方式和口号来介入与干涉其他国家内部的族群矛盾。时代不同了。但是，顾先生对中国各少数民族的告诫依然是十分中肯的。“伪编民族历史，鼓吹民族自决，鼓动收复失地，制造边民（少数民族群众）和汉人的恶感”，无论是境内还是境外，像这样的事在今天就没有人仍在继续做吗？
三 费孝通先生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
1988年，费孝通教授在香港中文大学举办的“特纳讲座”上提出了著名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发表在1989年《北京大学学报》第4期上。根据考古成果和历代文献对中华民族的形成历史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归纳，费先生在文章中对中华各群体之间经过几千年的迁移、通婚而在血缘上的相互融合、文化上的相互吸收都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这些内容与顾颉刚先生在1939年写下的话语几乎完全相同。
人类学是比较重视体质和血缘的，费先生在详细列举了各个朝代的迁移、混居和通婚现象后强调指出，“在看到汉族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大量吸收了其它各民族的成分时，不应忽视汉族也不断给其他民族输出新的血液。从生物基础，或所谓‘血统’上讲，可以说中华民族这个一体中经常在发生混合、交杂的作用，没有哪一个民族在血统上可以说是‘纯种’”（费孝通，1989: 11）。在这个基础上他完全承认中华民族这个实体的存在，他说“我将把中华民族这个词用来指现在中国疆域里具有民族认同的十亿人民。它所包括的五十多个民族单元是多元，中华民族是一体”（费孝通，1989: 1）。这个基本定义就是以“国家公民”身份来界定“民族成员”、强调政治层面的“公民的民族模式”。此外，费先生还阐述了如何在历史的长河中，“许许多多分散存在的民族单元，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形成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经过民族自觉而称为中华民族”（费孝通，1989: 1）。“这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在共同抵抗西方列强的压力下形成了一个休戚与共的自觉的民族实体”（费孝通，1989: 18）。在读到以上语句时，我认为费先生在50年后基本接受了1939年顾先生对“中华民族”的基本观念和对其特征、发展历程的描述。
但是在全面肯定和论述“中华民族”这个“民族实体”的同时，费孝通先生仍然把“民族”这个称谓用于汉、满、蒙、回、藏等群体，他的“多元一体”是一个双层的“民族结构”：上层是体现了“一体性”的“中华民族”，下层是体现了“多元性”的56个“民族”。他既充分肯定了中华民族，也承认56个群体也可被称为“民族”。因此，他对“民族”这个词的使用是“多元”的。
今天在分析费先生1989年这篇文章的用词和他对“民族”问题的其他讨论时，我们必须考虑1949年以来中国国内政治的大背景。56个“民族”的官方认定和“民族自治地方”的设立，已经成为不可动摇的官方立场和官方话语。经历过“反右斗争”和“文化大革命”等多次政治运动并年近八十的费先生，对这些核心术语的使用必然是极为慎重的。
这使我回想起1904年，梁启超先生在面对国内已广泛流行的“汉民族”、“蒙古民族”等提法和国家分裂的风险时，在用词调整方面所采取的办法，就是继续都称“民族”，但是建议区分出“大民族主义”和“小民族主义”。“小民族主义者何？汉族对于国内他族是也。大民族主义者何？合国内本部属部之诸族以对于国外之诸族是也”（梁启超，1903: 75～76）。同时他认为，唯有“合汉合满合蒙合苗合藏，组成一大民族”共同对外，中国才能救亡图存。梁启超先生保留了“民族”一词在不同层面上的使用含义，但是努力用“大民族主义”理念来抵消汉人和其他各族“小民族主义”可能带来的危害，避免在帝国主义挑拨下中华各族之间可能发生的内斗。不去否定已经流传的现有称谓（“民族”），但是在其内涵上做出新的界定，以此来强调“一体”的重要性，强调“中华民族是一个政治实体”。在用词的选择和诠释上，梁启超和费孝通两位先生都称得上是“用心良苦”。
四 回顾1939年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讨论
1993年在顾颉刚先生百年诞辰的纪念会上，费孝通先生在讲话中曾回顾了1939年他与顾先生之间的这场争论。
当时我匆匆忙忙从英国回来决心和同胞们共赴国难。到了昆明看到顾先生在2月29日《益世报》的《边疆》副刊上发表了一篇《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大文。他的意思是“五大民族”一词是中国人自己作茧自缚，授帝国主义者以分裂我国的借口，所以我们应当正名，中华民族只能有一个，在中华民族之内我们绝不再分析出什么民族。……我看了这篇文章就有不同意见，认为事实上中国境内不仅有五大民族，而且还有许多人数较少的民族。我在出国前调查过的广西大瑶山，就有瑶族，而瑶族里还分出各种瑶人。不称他们为民族，称他们什么呢？我并没有去推敲顾先生为什么要那样大声疾呼中华民族只有一个。我就给顾先生写了一封信表示异议。
后来我明白了顾先生是激于爱国热情，针对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成立“满洲国”，又在内蒙古煽动分裂，所以义愤膺胸，极力反对利用“民族”来分裂我国的侵略行为。他的政治立场我是完全拥护的。虽则我还是不同意他承认满、蒙是民族是作茧自缚或是授人以柄，成了引起帝国主义分裂我国的原因。而且认为只要不承认有这些“民族”就可以不致引狼入室。借口不是原因，卸下把柄不会使人不能动刀。但是这种牵涉到政治的辩论对当时的形势并不有利，所以我没有再写文章辩论下去。（费孝通，1999: 30）
费先生在这段话中说明了当年自己写这篇反驳文章的原委以及后来没有继续进行争论的主要考虑。
费先生认为，
我们不应该简单地抄袭西方现存的概念来讲中国的事实。民族是属于历史范畴的概念。中国民族的实质取决于中国悠久的历史，如果硬套西方有关民族的概念，很多地方就不能自圆其说。顾先生其实在他的历史研究中已经接触到这个困难。他既要保留西方“民族国家”的概念，一旦承认了中华民族就不能同时承认在中华民族之内还可以同时存在组成这共同体的许多部分，也称之为民族了。（费孝通，1999: 30）
费先生的观点自然有其道理，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在世界上确实具有独特性，中国传统的“国家观”（“天下”）、“族群观”（“夷夏之辨”）和两千多年延续更替的朝代史使中国成为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个特例，我想中国学者们很少会有人反对费先生的以上观点。但是，即使我们不应该简单去“硬套西方有关民族的概念”，我们也不能不考虑到，希望中国各少数民族都以“中国历史上特有的内涵”来理解和使用“民族”一词，而不接受国际通用的“民族”（nation）的概念，在对外国际交流发展到今天的现实社会里，恐怕是很难做到的。更何况在这60多年里，我们在大学课堂上和教科书中仍在一直宣讲斯大林的“民族”定义和列宁的“民族自决权”理论，改革开放后，翻译过来的西方出版物和与西方学者的交流每时每刻都在向中国各族知识分子和民众介绍“西方的”民族概念和“民族国家”的理念。我们应如何在课堂上和出版物中坚持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民族”概念完全不同的中国“民族”观，并要求中国一代又一代的各族年轻人接受这一观念呢？
费先生的这番道理与美国学者郝瑞（Stevan Harrell）的观点有相似之处，郝瑞也认为中国汉语中的“民族”一词不同于西方话语中的“nation”，他建议在英文中采用拼音“minzu”，既不用“nation”或“nationality”，也不用“ethnic groups”（郝瑞，2010）。但是，世界上除了中国人之外的50多亿人中，有几个人看见“minzu”（如“Introduction of Minzu Policy of China”这样的句子）就能明白这个词是什么意思？除了极少数中国民族问题研究专家，恐怕其他外国人都读不明白。如果连最核心的术语都使用汉语拼音，我们如何在民族问题上开展对外交流？我们的自然科学知识体系、工程制造业、金融贸易的术语已逐步实现国际化和标准化，我们的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的知识体系也必须考虑在一些基本概念上如何与国际学术界、出版界的通用术语沟通和相互翻译的问题。
今天中国人面对的现实，和顾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面对的情景也有几分相似，即外部一些势力一直努力向中国各少数族群灌输现代西方的“民族”观念，并以此推动“高度自治”和“民族独立”运动。所不同的是，在1939年，“满洲国”已是事实，“内蒙古自治”运动也在实实在在地进行，而在今天中国大陆已经实现政治统一，一些民族分裂集团只好由外部势力豢养在境外进行鼓噪。但是既然已经有其“民族”（无论英文译作nation还是nationality）之“名”，就难免要去求其“民族”之“实”。中国的各少数群体是否应被称为“民族”，在今天恐怕仍然是一个不能回避的涉及国家统一的重大议题。
研究学术需要理性思维，这是没有错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学者是无情感、无责任的，无论是费孝通先生晚年提出的“志在富民”还是20世纪30年代顾颉刚先生对“中华民族”的坚持，都体现出老一辈学者对国家和人民的一片深情。当时日寇在南京疯狂屠杀、轰炸重庆、在华北实行“三光政策”，顾先生正是看到日寇的凶恶残忍和帝国主义以“民族”概念来分裂中国的危险，才特别强调应以“中华”为单元来定义中国的“民族”。他自己曾长期研究中国古代历史，了解各族群的迁移混居和血缘交融的历史，并且亲身在内蒙古、西北等地区看到当地回汉、蒙汉民众之间因“民族”意识而彼此隔膜、仇视的现象，自然痛心疾首。“我看了这种情形，心头痛如刀割，推原这种情形的造成：还是‘民族’二字的作祟”。“民族，民族，世界上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正是出于对国家命运的满腔忧虑和对国人同胞的深切关爱，他才写下了《中华民族是一个》这几篇文章。这几篇文章文字平和易懂，言辞恳切动情，每一个读者都能够从中感受到顾先生当年讲这些话时的一片爱国赤诚。他坦诚地说，“我有爱国心，我有同情心，我便不忍不这样说”，“若如鲠在喉，不吐不快”。即使是20世纪30年代那些西北回族军阀（马步芳、马鸿逵等），在受到顾先生有关“民族”观点的影响后，也都对自己的宣传用语（“民族自决”）和政治立场做出调整，似恍然醒悟。
今天，当我们阅读70多年前发表的这些围绕着“中华民族是一个”议题所写的争论文章，并不会觉得十分遥远。顾先生文章中所描述的“民族意识”在20世纪30年代西北地区回汉纠纷中所扮演的角色，如果联想到近年来在山东等地发生的一些事件，则这些历史上的情节似乎今天仍然活生生地在我们面前重演。当我们在新疆等地听到、看到一些人在谈到其他“民族”时表现出来的偏狭的激愤，我感到的同样是心痛和无奈。此时，我们对顾先生当年的感叹也就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和共鸣。我们各个民族的精英们，尤其是知识精英们，是不是也能读一读顾先生的这些文章，在“国家”和“民族”的基本认同理念面前恍然醒悟，奋力将自己的人民引领到正确的轨道上来呢？
当年那场围绕“中华民族是一个”的争辩已经过去70多年了，今天中国领土固然没有面临帝国主义军队侵略和瓜分的直接威胁，但是在一些地区，民族关系和分裂运动的发展趋势仍然令人担忧。中国的“民族构建”（nation-building）究竟应当以“中华民族”为单元，还是以政府识别的56个“民族”为单元，直至今日，这个问题仍然没有得到真正解决。在我看来，在“民族”定义上出现的问题，很可能就是当前民族分裂主义运动的理论基础。今天国人应当如何来定义“民族”？对于现代政治意义的“民族”（nation）概念，是应当定位于“中华民族”还是国内各个不同的“民族”？对于这些最基本、最核心的概念定义问题，无论是70多年前还是在今天，都应当允许学者们进行讨论，应当允许大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充分表达并坚持各自的观点。戴帽子、打棍子的做法总是不会得到大家支持的。
自2009年《民族社会学研究通讯》介绍顾先生的文章以来，国内关于“中华民族”定义的争论似乎仍在加温，这使我们感到有必要更加全面地介绍70多年前的那场争辩，因此2012年10月，我们在《民族社会学研究通讯》第122期上做了“民国民族史研究专辑之三：1939年‘中华民族是一个’讨论专辑”，收录了相关的12篇文章，除了重新刊载顾颉刚先生的《“中国本部”一名亟应废弃》和《中华民族是一个》这两篇文章外，还刊载了费孝通先生反驳顾先生的《关于民族问题的讨论》一文，顾先生答复费先生的两篇文章，以及当时在《益世报·边疆周刊》上发表的另外几篇相关文章。傅斯年先生在私人书信中也曾提及那场争论，明确表述了自己的观点，我们把相关段落做了摘录。《民族研究》杂志在2007年第2期上刊载了周文玖、张锦鹏两位先生对这场争论的评述，对于我们全面了解这一重要的学术争辩很有帮助。费先生1993年的《顾颉刚先生百年祭》是他在50多年后对那场争论的回顾，也是他对中国民族问题的一篇有代表性的文章。所以我们也把这两篇文章收入这一期的《民族社会学研究通讯》。
转眼又过去了3年，这些年来我国西部一些地区的形势似乎并未得到有效的扭转。2014年乌鲁木齐“5·22暴力恐怖案”和“11·28新疆莎车暴恐袭击案”是新疆地区暴力恐怖事件中比较引人关注的两起。而2013年“10·28金水桥事件”、2014年“3·1昆明火车站暴力恐怖案”已经把发生暴力恐怖事件的地域范围扩大到首都和其他省市。2014年9月召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重点讨论了中国民族问题的形势和未来的政策走向，也在不同程度上回应了民族理论界近十几年来争论的一些核心问题。当然，对于这次会议的中心精神，学者们各自也有很不相同的解读，实际上许多争论仍然在持续，而且关于中国的“民族”定义和民族政策的争论已经引起国际学术界的关注（Leibold, 2013; Elliott, 2015）。
考虑到近些年中国民族关系发展的最新形势，尽管有关的争论涉及许多专题，但是我们总觉得仍然需要回到问题的“原点”，即我们是否应当认同“中华民族是一个”这个最基本的观点。为了推动学术界在这一议题上深入讨论，也为了吸引社会各界人士一同关心当代中国的民族问题，我们在《民族社会学研究通讯》第122期的基础上，又收集了几篇与1939年这一讨论相关的文章，最后汇集成这本文集，书名定为《“中华民族是一个”——围绕1939年这一议题的大讨论》。
这本文集收录的26篇文章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有19篇文章，是1939～1940年间围绕顾颉刚先生“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观点展开的讨论；第二部分有7篇文章，是近些年人们针对1939年那场大讨论所写的回顾文章，其中第一篇是费孝通先生1993年在顾颉刚先生百年诞辰纪念会上的发言。这是多年来费先生第一次提及当年的争论，我们从这篇纪念文章中也可以了解费先生晚年对这个问题的回顾与反思。这些回顾文章的作者来自不同学科领域，其中既有资深的历史学家如葛兆光、黄兴涛，也有几位年轻学者。读者们并不需要接受或同意以上文章中的任何观点，但是在阅读中仔细思考它们各自的立场、观点、分析逻辑和社会效果，对我们今天思考关于“中华民族”定义的争论，相信一定会有所启示。
我们通过这本文集向国内读者介绍这些文章，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抗战期间在昆明出版的《益世报·边疆周刊》等报刊，今天已经很难看到，我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中国国家图书馆和哈佛燕京图书馆都没有找到。《益世报》近年虽然已经出版了合订本，但是恰恰缺乏抗战时期出版的那几十期，今天我们可能只有在云南某些图书馆里还能查到抗战时期出版的《益世报》。而这组刊登在《益世报·边疆周刊》和其他相关刊物上的文章，是我们了解1939年中国学术界关于“民族”定义讨论的非常宝贵的史料。因此，我们在这里要特别感谢云南大学社会学系的马雪峰和历史学系的娄贵品这两位年轻学者，这些文章都是他们两位在云南各图书馆辛苦找到并加以录入的。
我觉得当年的这场争论在今天仍然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可以为我们思考中国的“民族”定义和民族关系框架提供有益的启示。今天，全体中国人都面对着由境外反华势力支持的“藏独”、“疆独”分裂中国的图谋，民族分裂集团最核心的理论就是断然否认“中华民族”，认为中国境内的某些“民族”具有“民族自决”独立建国的政治权利。今天凡是研究中国民族问题的学者，回顾一下70年多年前在中国学术界发生的那场关于“中华民族”定义的争论，重读顾颉刚先生、费孝通先生等前辈在1939年抗日战争最危急时刻发表的那些文章，相信也会和我一样，内心有所触动。
在20世纪的这一百年里，中国人民先后经历了多次席卷全国的政治风云和残酷战争，从清朝末年到中华民国、从八国联军洗劫北京到日寇侵占半个中国，我国的边疆地区始终存在分裂的风险。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的政治和经济体制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和国民的代际更替，我国的民族关系和其他领域一样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在这个新的历史时期，一方面我们需要通过调查研究来考察新中国成立以来各项民族制度、民族政策的实践效果，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样一种科学精神对我国实行了半个多世纪的民族理论、民族制度和民族政策进行认真的反思；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拓展视野，努力借鉴历史上和其他国家在“民族国家”构建和解体过程中的经验与教训。我们绝不应当忘记历史，我们今天在思考中国的民族问题、思考中国的“民族”定位时，也不应当忘记70多年前的那场争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真正从各族人民的长远福祉出发，识大体、顾大局，高瞻远瞩，更加深刻地思考今后应当如何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和巩固国家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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