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中国经济周期波动中的需求管理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极大地改善了中国的生产效率，并提高了产品的供给能力，计划经济时代“短缺”现象逐渐被市场经济中偶尔出现的“过剩”现象所取代。这种情况的发生主要是改变了计划经济时期由中央计划者充当供给方和需求方的直接中间人对产品进行配给，市场经济中供给方和需求方必须经过产品自由交换的环节，才能实现产品生产和产品消费的有机衔接，如果产品交换不成功，那么生产者的产品供给就会积压，产品“过剩”就会出现。供给过剩的情况下，通过扩大财政支出或者货币发行来刺激需求，就成为各国政府常用的进行周期性需求管理的必要措施。那么，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供给过剩存在哪些方面的区别呢？这种区别又是如何导致不同国家进行周期性需求管理时存在政策差异的呢？本节笔者就试图分析中国供给过剩与周期性需求管理的关系，并探讨这种关系与发达国家供给过剩和周期性需求管理的异同。

一 中国宏观经济波动的基本事实

Burns和Mitchell（1946）将经济周期视为围绕0值而发生的扩张或收缩的经济波动。但更一般地，我们将经济周期视为围绕趋势而发生的扩张或收缩的经济波动，这一概念将更加适合经济增长较为迅速的发展中国家。前者可称之为“水平型”周期，也称“古典”周期，发达国家的经济周期多属于这种情况；后者可称之为“增长型”周期，更多用于描述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周期。反映经济周期波动的指标有国民收入变化、失业率升降、物价水平波动等指标，但最主要的还是使用经济增长率这一指标，根据某一时期经济增长率偏离其长期平均值的情况对经济周期及其各阶段进行划分。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进入快速增长阶段，其间也发生了多次经济波动，但都属于“增长型”的经济周期。图1-7描述了1977～2015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的变化情况，从图中不难看出，尽管中国经济一直维持着较高增速，但是波动幅度还是比较大的，经济增速变化的周期性特征也比较明显。笔者主要根据“谷底—谷底”的原则对中国经济进行周期划分，即将某一时期内的谷底经济增长率作为一个周期的终结，将该谷底经济增长率年份后的第二年确定为一个周期的起点，再至下一个谷底经济增长率年份作为周期终结。根据这样的划分，中国经济可分为6个周期，具体划分方法和结果见表1-2。从表1-2中不难看出，20世纪90年代以前，中国经济周期持续的时间都比较短暂，在4～5年，自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经济周期持续的时间都比较长，大致在10年。期限最短的周期只有4年，是1987～1990年的经济周期；迄今期限最长的周期为10年，是2000～2009年的经济周期；自2010年开始的第6个经济周期仍然在进行中，尚不能确定能够延续多长时间。从波动幅度来看，1987～1990年的经济周期峰谷经济增长率的落差最大，达到7.8个百分点，波动更为剧烈；在已经完成的周期中，2000～2009年的经济周期峰谷经济增长率的落差最小，为5.0个百分点，波动相对平缓。此外，2010年开始的新一轮经济周期尚未完成，峰谷经济增长率的落差也比较小，只有3.7个百分点。

二 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原因

关于经济周期形成原因的理论非常多。马克思认为商品经济中买与卖的脱节“包含着危机的可能性”，当然这种可能性变成现实性还需要“整整一系列的关系”。马克思指出了经济危机之所以会发生的根源，在于商品经济中存在买卖脱节问题。不过后来的经济周期理论更多的是从探讨马克思“整整一系列的关系”出发的，即主要探讨可能引起经济周期波动的具体原因。熊彼特提出以技术创新为核心的自维持内生周期理论，认为技术创新会导致产业结构变动，并通过一系列变量的相互影响引起经济的周期波动。凯恩斯主义和新凯恩斯主义则强调总需求冲击造成的社会有效需求的扩张或收缩是导致经济周期波动的主要原因。20世纪80年代以后，现代经济周期理论在一定程度上重新回到熊彼特那里，强调技术冲击对经济周期的影响，不过与熊彼特不同的是，无论是真实经济周期理论还是内生增长理论，都强调技术冲击的随机性，以及这种随机性对经济短期周期波动的影响。

那么，中国经济周期波动是否符合以上某种经济周期理论所描述的特征从而就可以由该理论所完美解释呢？中国所处的特殊发展阶段，决定了经济周期波动的特殊性，也就决定了经济周期波动形成原因的复杂性，不大可能由某一种经济周期理论所完美解释。不过，这并不是说这些经济周期理论对于中国实践毫无指导意义，事实上中国每次的经济周期波动都可以从这些经济周期理论中寻找到或多或少的一些启示。

那么中国经济周期的特殊性表现在哪些方面呢？改革和发展是中国经济实践的两大特征，改革触发的经济周期和发展所引起的经济周期是中国经济周期的主要表现形式。但是，在具体传导机制方面，这些经济周期的形成仍然依赖于需求和供给关系此消彼长的变化。

1978年经济增长速度达到11.6%，主要是因为认真贯彻了新时期发展总任务，在计划经济时代供给“短缺”的条件下，只要生产产量提高，需求就会自行创造出来，经济增长速度也就可以得到提高。此后，为了避免过度引进技术或项目重复建设带来的风险，中央在1980年和1981年对经济进行调整，压缩了部分项目，经济增长速度有一定程度的下降。这个经济周期主要是中央主动调整的结果，是为了避免出现通货膨胀或者项目配套风险而采取的正确决策。

1982年中国经济进入一个新周期，特别是1984年提出“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实行开放”，并进行信贷体制改革，使中国出现改革开放以来15.3%的最高经济增长率。但是固定资产投资的高速增长催生了严重的通货膨胀，继而引发了中央新一轮的宏观调控，主要通过严格控制财政支出和信贷投放来抑制经济进一步过热的倾向。

1987年中国通过“增产节约、增收节支”运动，生产稳定发展，经济增速达到11.6%。1988年，主要由于“价格闯关”的影响，以及货币供应和信贷投放的迅速增加，中国零售物价指数和消费物价指数迅猛攀升，分别达到18.5%和18.8%，针对这一问题，中央再次进行治理整顿，通过实行财政和货币的“双紧”政策进行调控，不过由于力度过大过猛，在物价水平有所下降的同时，经济增长速度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

1992年以后，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启动了新一轮经济建设的高潮，1992～1994年中国经济增速分别达到14.3%、13.9%和13.1%，为了避免经济过热带来通货膨胀等问题，中央银行实行了“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使中国经济基本实现了软着陆。然而，从1997年起，随着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中国经济也受到国际局势的冲击，开始出现一定程度的通货紧缩，经济增速开始下滑，宏观调控又开始调整为“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的新组合。

2000年以后，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及城镇化的迅速推进，中国经济进入了最好的发展时期，在这一时期，经济高速增长，通货膨胀也比较低，使中国工业化程度迅速提高，奠定了中国“世界工厂”的坚实基础。但是，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的到来，这一经济周期也戛然终结，2008年和2009年经济增长速度由2007年的14.2%分别下降到9.6%和9.2%。

由于大规模刺激政策的推行，2010年中国经济增长率短时被推高到10.6%，但由于国内外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以及大规模刺激政策的后续消极影响，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开始呈现逐渐回落趋势，直至2015年下降到6.9%，当前，这一经济周期仍然在进行中。

归纳以上经济周期的形成原因，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一）投资过热型经济周期

这一经济周期源于供给短缺情况下扩大投资造成的经济过热，而由此导致的紧缩性调控又带来了经济增速的下滑。在供给短缺的情况下，某些释放生产力的体制改革或者政策调整，会提高国民经济某些部门的生产能力，并增强全社会投资的信心和热情，然而投资规模的迅速增长又往往受到“短缺”部门的制约而导致经济过热。1977～1981年经济周期、1982～1986年经济周期主要属于这一类型的经济周期。

（二）通胀推动型经济周期

这一经济周期源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过程中价格“双轨制”改革带来的物价上涨，需求受到通胀预期的刺激而趋于过度旺盛，而随后治理通胀的紧缩性措施又引起经济增速下行。价格“双轨制”使原来主要由计划定价的商品价格部分地改为由市场定价，市场价格通常要明显高于计划价格，这一改革增强了通胀预期，引发了对部分商品的抢购潮，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生产的扩大，但也进一步加大了通货膨胀的程度。1987～1990年的经济周期就主要属于这种性质的经济周期。

（三）外部冲击型经济周期

这一经济周期源于国际市场的变化带来的出口需求冲击，出口需求的高速增长或者突然下滑带来经济的周期波动。改革开放以后，中国进出口额迅速扩大，随之而来的是对外贸易依存度也趋于攀升，国际市场的变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程度更加显著。1991～1999年的经济周期中，1996年经济“软着陆”以后接踵而至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使中国对东南亚国家和欧美国家的进出口额都出现了显著下降，受此影响经济增速也不断下滑，并最终在1999年达到7.6%的周期性谷底。

（四）结构升级型经济周期

这一经济周期源于需求结构升级以及由此带来的投资规模的迅速增长，而需求结构的再度转变又带来产能结构性过剩。2000年以来，由于“入世”的影响和城镇化的推进，国际市场对中国产品需求增加并带动了出口型工业生产投资增加，城镇居民对房地产和汽车的需求增加又促进了重化工投资的增加，最终拉动中国经济以两位数以上的速度增长。然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突然到来，使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趋势戛然而止，经济增速在2009年陷入谷底。2010年中国经济在大规模投资政策的刺激下出现强力反弹，但是由于国外市场的需求疲弱，国内居民对房地产的需求增速大幅放缓，需求结构出现了逆向转变，而大规模刺激政策带来的产业结构扭曲效应也需消化，中国经济增速开始出现新一轮节节下滑，至今尚难改其颓势。

（五）政策诱导型经济周期

这一经济周期源于宏观调控措施的过紧或过松，以及由此带来的经济过热或过冷。这一经济周期很多时候是和其他经济周期叠加在一起，有的本身构成其他类型经济周期的一部分。1977～1981年、1982～1986年和1987～1990年的经济周期就带有很强的政策性特征，所谓的“一放就乱，一收就死”就是这种经济周期政策性特征的生动描述。2010年开始的新一轮经济周期，虽然主要是需求结构逆转带来的，但也受不适当的大规模政策刺激的影响，带有一定的政策性特征。

三 中国发展阶段对周期需求管理的影响

中国是改革和发展中的国家，并且政府又在社会经济事务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改革开放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政府甚至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这种作用对于经济周期的影响也是显著的，在某些时候甚至是中国政府的宽松或者紧缩性的宏观调控措施决定了经济周期的形成，特别是周期需求管理一直在宏观调控中扮演着关键性的角色。可以说，对于历次经济周期波动，中国政府都要毫无例外地诉诸需求管理，并且往往能够达到基本符合预期的调控目标。

那么，中国经济周期需求管理之所以往往能够取得成功的原因又是什么呢？其实，需求管理的有效性和中国发展阶段存在较为密切的关系。中国改革开放之初，劳动力等生产要素资源绝对过剩，但中国全社会的供给能力又处于短缺状态，在这种条件下，当经济出现明显的下行趋势时，政府就可以通过扩大信贷和增加支出鼓励社会投资，并且由于投资增加的幅度足够大，以至于能够基本消除经济下行的压力，帮助经济走上复苏之路。同时，由于中国长期处于供给短缺的状态，增加的投资带来的新增供给能力，能够被不断增长的需求所消化，从而不会导致政策性产能过剩。这也是为何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经济周期都呈现政策性经济周期的原因，政府通过扩大需求或紧缩需求的政策，几乎可以重新启动一轮新的经济周期，而不会导致明显的产能过剩。

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市场的力量在逐步增大，政府的干预能力却在下降。这主要是相对于政府控制能力比较强的国有企业和公共财政，股份制企业、私有企业、外商投资企业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力量变得更为强大，尽管政府可以通过政策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刺激投资，但是要么由于力度太小不会立刻取得明显的效果，要么是力度太大对市场主体行为造成扭曲，并最终加剧市场供给和需求的失衡程度，政府再也难以像20世纪80年代那样对经济具有强有力的控制力。客观说，这是中国进步的一种体现，特别是市场经济得以有效发展的体现，带有一定的成熟市场经济常有的经济周期的特征，即产能过剩。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使中国经济受到严重的不利影响，为了对冲这种影响，中国政府推行了大规模的刺激性政策，当时也取得了较明显的效果，但是由于力度偏大，导致产能结构的进一步扭曲，产能结构性过剩进一步趋于严重。2010年后，为了应对增速节节下滑的经济局面，中国政府实行了较为持久的微刺激计划，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避免了经济的过快下滑，但是经济下滑趋势并没有得到根本性扭转。

综上所述，中国发展阶段的不同，导致中国周期需求管理作用也发生了较大程度的变化，即随着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由短缺经济向过剩经济的转变，中国政府主要依靠控制投资规模的需求方管理措施已经不再像过去那样有效，这也要求中国政府在面对新类型的经济周期时，也要根据发展阶段特征和经济周期特征，灵活制定和推行新的更具创新性的宏观调控措施，特别是要更加注意使短期经济稳定和长期经济发展相结合，促进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