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自秦汉以来，海上丝绸之路一直是沟通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以海洋为经贸文化交流纽带，其战略目标是建立起亚、欧、非大陆的经贸一体化，通过强化通道价值来加强“海丝”沿线战略安全，其战略合作伙伴包括东盟、南亚、西亚、北非、欧洲等，但东盟地区自古至今都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和组成部分。

一 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时代背景

一国的对外政策取决于本国的国家实力，国家实力上升了，谋求世界格局中的利益也上升了，同时，国家的外交策略势必也会随之改变。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全球经济中的作用开始凸显，政治地位明显提升。尽管世界经济政治重心及与此相应的权力体系正在发生着转移，但并不意味着这种转移方向必然转向以中国为重心的亚洲，初步整合起来的欧洲对世界金融资本也有着巨大的吸引力。

中国的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一方面需要加强国际产能合作，另一方面油气资源、矿产资源对国外的依存度过高，使得对沿海海路资源输入路径的依赖性极大。但是，沿海直接暴露于外部威胁，在战时极为脆弱；各种资源主要依靠海路输入中国，海上资源输入路径依赖于沿途各国的政治与安全环境。为了通过增强与南海、南亚、西亚、北非等国家的经济共同利益来发展共同安全利益，中国充分发挥国内各地区比较优势，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以开放促改革。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中国施行全方位对外开放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希望能够以经济合作带动沿线国家走向全面合作，也有助于化解一些国家对中国推行“珍珠链”战略的疑虑，拓展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空间，为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尽管唱衰之声一片，美国仍然是当今世界最强大的国家，美国的衰落也绝不是全面衰落，关键是作为唯一全球国家的美国绝不会坐等自身的衰落。承担了“世界警察”角色的美国，长期以来认为中国的崛起是“搭便车”的效果，没有承担相应的义务却要破坏美国维护的世界安全格局。“一带一路”倡议、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的发展态势更让美国意识到“不平衡”背后“被孤立”的可能。此外，美国与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海合会）国家之间的相互信任下降，还面临也门冲突、伊朗核问题谈判、以色列组成新内阁等新老问题的困扰。

所以，美国需要先搅乱亚太地区的相对稳定性，将中国在事实上定性为破坏亚太安全的“坏角色”，要求亚太各国进行“选边站”，然后借此展示和加强自身“输出保护”的能力。也就是说，美国力图使南中国海地区的局势复杂化和混乱化，将南中国海地区的各种双边或多边主权争端演变为一个国际性争端。争端过程中，在各国受困乃至受害于这种混乱秩序之时，对建立或者维护某种秩序就会存在共同需求或共同利益，于是美国的“保护伞”作用才能凸显。种种情况表明，美国不再局限于警告，而是要在亚太地区直接赤膊上阵采取有针对性的行动，以实现符合美国利益要求的“再平衡”。

但是，中国和东盟已建成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自由贸易区，中国连续4年成为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东盟是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因此，在大国利益博弈过程中，除了菲律宾等国，越来越多的东盟中小国家表现了“骑墙”的暧昧态度以两头甚至多头获利。面对来自中美角力的威胁，乌克兰危机等让东盟国家持谨慎态度，会考虑自身利益，一方面避免神仙打架、小鬼遭殃，另一方面力图从中获得最大利益。中国为了充分利用和延长发展机遇期，也会在捍卫自身核心利益的同时避免紧张局势无限度地升级。

因此，中国倡导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构想的核心追求在于通过促进沿线国家共同繁荣、构建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以期和平地突破美国“亚太再平衡”等对中国构成的战略限制。通过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发展与沿线国家，特别是东盟国家的全面合作关系，这也符合这些国家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然而，政治、安全、经济等多方面的因素决定这一共建具有曲折性和多元性。

二 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面临的挑战

尽管世界各国企业的生产贸易网络和边界被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和资本力量所共同推动的经济全球化所极大拓展，强大的跨国资本力量不断膨胀，甚至不惜与包括美国在内的政治国家利益发生冲突以谋取高额利润，但世界并没有变得扁平，反而南北差距、贫富悬殊在不断加大，这种差距和悬殊同样存在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虽然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以互利共赢为基本原则，其目的是促进沿线国家的共同繁荣，但是共建过程面临巨大的风险。

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共建”两字表明，这是由中国发起倡导、沿线各国共同参与的一个公共产品。但是，能否成为沿线国家认可的公共产品，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沿线国家的意愿，沿线国家对此的认同与否构成了最大的风险来源之一。即使大部分国家认同和积极参与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中国企业以往“走出去”曾经面临的各类困难，同样会出现在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各个阶段，包括体制政策风险、管理风险、环境风险及经济形势与政局变动风险等，甚至还有IS等恐怖主义势力对东南亚地区的渗透所形成的风险与挑战。

今天的国际话语权仍然由美国主导的西方世界所把持。因此，急需改变中国“走出去”的软硬实力不匹配的状况。例如在宣传手段、技术方法和组织形式等方面应该有创新。结合中国“走出去”的海外利益伸展，宣传和安全保障就要随之甚至先期发展，并且借助宝贵的6000多万海外华侨华人资源进行软实力推广。在这一进程中，无论是厦门的文化创意产业、高科技产业，还是厦门作为侨乡中的著名城市，都具有独特的优势地位。

尽管英国、法国等欧洲国家纷纷加入亚投行，但是，很多国际舆论把中国的“一带一路”说成是新殖民主义、朝贡体制的恢复等，甚至美国、日本等国家直接反对该战略构想，试图阻挠中国推动项目的开展。与此同时，一些中国官方的解读有强烈的“中心-边缘”的世界秩序构想色彩，“海丝”沿线国家以第三世界国家为主，这些国家对19世纪殖民主义下的帝国主义记忆，使得其对中国宣传口号中的各种现实主义说法易产生反感。此外，有的国家对外深陷大国博弈的战场，对内面临领导人交接、政治转型、民族冲突等多重矛盾，例如2011年“阿拉伯之春”后中东进入大动荡时期，一些国家处在解体、崩溃的边缘；基于历史的多种原因，多个东盟国家对中国大陆在政治上认可度不高，或者与中国存在政治或者安全冲突，要想赢得其认同绝非易事。

沿线各国的社会制度、历史文化、宗教信仰、发展水平和利益诉求等差异较大，每个国家的情况各有不同，例如有些国家不具备经济合作的基础，有可能出现基础设施建设完成后无货可运的情况；有些国家认为基础设施建设会破坏其生态环境或与宗教信仰相悖等。因而，不可能用同一个框架来对待所有国家，中国需要针对不同国家的情况解决不同的问题，全面真实地掌握国民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奠定扎实友好的当地民众基础，才能进行有效的政策沟通与协商。

上述各种风险因素的存在，决定了从国内角度看待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既不能被狭隘理解为重复低效投资以及向中央要政策的机会，也不能走入盲目攀比、重复建设港口物流、造成资源浪费的误区，相关省份应该突出各自的比较优势，既有重点又有分工协作，形成一股合力。

对于类似厦门这样既具有竞争力强、基础设施完善的外向型经济特点，又有广泛对外经济社会交流合作与深厚华侨华人资源的城市，长期的对外特别是对东盟的交流使其有能力对“海丝”沿线的部分国家的一般情况、投资环境以及海上通道互联互通建设等建立基本认识，对如何与这些国家进行经贸往来和建立相关规则积累了一定经验。但是，对于“海丝”沿线国家的政治结构、各方政治势力、相关政治风险以及可能的国家战略动向等则需要从国家战略层面进行研究，对于和不同国家采用不同框架开展共建等需要从国家战略层面制定基本方略，然后向厦门等这些枢纽城市提供政策指导与咨询建议。也就是应当将顶层设计与先行先试有机结合起来，才能充分有效发挥厦门等城市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