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国家对外发展及两岸关系

有着数千年文明史的中国，曾经长期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中华文明曾经以其独有的特色和辉煌走在了世界文明发展的前列，为世界文明进步做出过巨大的贡献。近代以来，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经历了错综复杂的历程。台湾问题的解决，是一个内外部力量综合发生作用的过程，这一问题的解决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关键之一。

一 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

自公元前3世纪开始直到19世纪末期，朝贡体系存在于东亚、东南亚和中亚地区，以中国中原帝国为主要核心建立起纵向等级制网状政治秩序体系。自唐代开始，海上丝绸之路是中国古代与外国贸易和文化交往的重要通道，是连接亚、非、欧的大动脉，有力地促进了东西方经济、文化的交流，扩大了中国经济与文化对外的影响。

在1840年鸦片战争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100多年间，中国社会战火频频、兵燹不断，内部战乱和外敌入侵循环发生，亚洲古老的朝贡体系遭遇植根欧洲文明的殖民主义和以主权国家为中心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冲击而倾覆，这些冲击构成了今天亚洲面临历史遗留问题所带来的种种安全挑战，比如领土、领海争端等。中国在被迫向西方世界打开国门的同时，中国与外部世界呈现以救国图存为中心任务的紧张关系。

新中国成立初期，基于冷战思维和铁幕战略等，中国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世界由于政治利益的冲突而处于“闭关”状态，中国在加强与苏东世界合作的同时，也通过一系列方式和法国等西方国家建立起联系甚至外交关系。之所以能够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冷战状态到20世纪70年代中美关系实现正常化，是因为特定时期的特殊共同安全需要淡化了两国之间的政治矛盾，也就是共同的安全利益一度掩盖了中美之间的意识形态对抗，这为后来中国实行对外开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事实上融入了以美国为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尽管不是基于国内市场的自力更生或自我中心的发展，但是中国的综合实力在迅速膨胀。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冷战结构瓦解、苏联因素消退，中美关系的共同安全利益支撑点消失，两国关系在战略层面进入缺乏共同利益的不稳定状态，政治矛盾日益凸显；随着世界格局从冷战结束后的单极世界朝多极格局方向曲折发展，中国经济实力迅速增强并主张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中美之间的安全矛盾也迅速上升。

今天，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技术革命正在深刻地改变整个世界，世界各国和各领域越来越呈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复杂生态格局，形成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全球风险社会。“区域和全球挑战使全球关系和双边-多边关系都在变化。传统意义上的国际关系，也就是国与国之间的关系，现在加进来其他一些关系，多边的、区域的或全球的关系。区域的关系十分明显，我们要处理的不是和哪一个国家的关系，是和整个区域的关系——与东盟，与亚太，与欧洲。还有全球性的关系，不只是国家之间，大量的跨国集团、非政府组织都在当中扮演角色，主体越来越多。”

世界经济中心已经转移到亚太地区，这已经是全球性共识。自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经济的亚洲”促使亚洲区域经济一体化得到迅速发展，亚洲各国的经济政治联系日趋紧密，事实上已经挑战了美国长期以来在亚洲所扮演的领导者角色，让“政治的亚洲”内部分歧复杂化。因此，这“两个亚洲”在美国继续其世界领导权的努力之下，现在处于越来越激烈的冲突之中，让美国作为亚洲安全提供者的角色得到了强化。为了弥合这“两个亚洲”之间的冲突，就必须让亚洲成为亚洲，也就是说，让亚洲人在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等各方面重新赢得自主，而不是自觉不自觉地将自己视为附庸。

大国崛起必然带来国际力量格局的深度调整，各方面都要经历反复磨合、博弈甚至激烈的斗争过程。自美国“重返亚太”以来，为了维护美国在南海的战略利益，南海争端一再升级，中国与菲律宾、越南等国之间围绕南海岛屿归属问题的争议凸显；特别是美国的盟国菲律宾，采用各种手法试图将南海问题国际化。

世界政治实际上就是一个国家力量的合力场，其中每个国家的国力伸缩都有其极限和底线，一个国家国力伸展的极限往往就是其他国家安全的底线。中国的周边环境变得复杂，所面临的国际安全环境有了很大的变化，外部压力和挑战空前增多，因此，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处于新一轮的深刻调整进程之中。“一带一路”倡议、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的提出与发展，都旨在竞争中求合作、在合作中求共赢、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别国利益、在寻求自身发展时兼顾别国发展。

二 两岸关系与中华复兴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并不仅指GDP概念的复兴，重要的是中华精神与理念的自信与复兴，海峡两岸问题的解决对于中华民族的复兴具有指针意义。

用“一国两制”的和平方式而非军事手段解决领土问题是对人类历史的伟大制度贡献。尽管中国领导人一再强调自己不会施行霸权主义，但从文明源头和制度体系两个方面考量，中国都与西方具有太多的异质性。这种异质性决定了，中国的崛起本身，即使不和霸权政治发生直接冲突，也是对西方文明所主张的普世性的变相否定。能够不通过战争，用“一国两制”的办法收回香港和澳门，这是中国对世界的创新性制度贡献，体现了中华文明的包容性。然而，对于坚持“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普世价值论而言，这种包容性制度创新无疑是一个新的威胁与挑战。因此，港澳台地区各种社会运动背后外部势力的影子越来越明显是应有之义。

由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和台湾共同组成的中国，其体量、其民意基础、其政治传统决定其发展不能被外力所左右，必须是以完全主权为前提的。虽然其在政治体制方面各不相同，但是，追求更美好生活的诉求却是共同的。基于“包容”与“团结”，进行广泛而深入的交流，有利于推动各方民众从政治层面、经济层面和社会层面立体地了解和理解对方，形成良性互动。

正如香港经济的腾飞是由于中国内地以香港为窗口与西方世界进行交流，那么，台湾地区经济曾经的辉煌也与美国援助、越南战争等紧密相关。台湾和香港都并非完全源自内生力量而获得腾飞，中国大陆的实力不断增强，台湾作为曾经的亚洲四小龙却一路走低：面对今天体量越来越大的中国大陆经济，台湾能够做出的选择只能是融入整个大中华经济圈之中。

然而，台湾深陷各种为了反对而反对的“民主运动”之中，一方面有美国操纵和政治极化的原因，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台湾在全球秩序重构中的自我定位迷失的现状。曾经是民主橱窗的台湾，现在逐渐成为民主溃败的橱窗，这种失去民族性和国际大势准确判断的情况，亟待通过两岸交流的广泛与深入开展得以改善。

如果说陈水扁当年以炒作“蓝”“绿”意识形态作为上位之道，那么十几年来的蓝绿恶斗已经让台湾民众心生厌倦。台湾经济的委顿不前、台湾GDP增长和台湾民众收入之间的差距等，让“经济平等”越来越成为台湾民众在选举中的主要诉求。台湾的选民结构发生了变化，年轻人占据的比例上升，而年轻人对就业的关注、对前途的经济平等问题的关注等，上述变化应当成为我对台工作的新着力点。

自李登辉时代以来，随着陈水扁的“台独”努力和马英九的“独台”态度，近二十年来有关统独问题的讨论，已经从采用何种方式实现统一变成是否统一的问题。在这样一种“台独”势力事实上不断增强的过程中，一方面，中国大陆对台湾从经济上不断加大“供血”力度，如大量购买台湾产品、台商在中国大陆享有各种优惠、大陆游客赴台等；另一方面，台湾政治在“两岸统一”议题已经具有绝对政治不正确性的情况下，无论“蓝”“绿”已经只不过是“独台”与“台独”之分，台湾人民深陷各种拟制的争吵议题之中：省籍、蓝绿、统独……这就形成了两岸关系与岛内政治、经济力量与政治力量的各种复杂纠缠。

与上述两岸关系、政经利益复杂纠缠同时存在的是，“反中”和反权贵两种情绪矛盾地结合在一起，使得中国大陆对台湾的经济支持变相成为对台湾权贵、资本力量的支持，反过来更强化了台湾民众特别是台湾年轻人的“反中”情绪。仰仗蓝营、依靠台商的对台工作思路，已经与台湾本土社会内部利益诉求之间发生了冲突，这是值得中央政府反思和警惕的一个重要问题。

中国大陆在调整对台政策过程中，不仅仅需要认真研究台湾年轻人的心态和需求，更重要的是，需要反思，是否两岸关系的顺利发展完全取决于“蓝天”执政与否？“绿地”是否一无是处，必然给两岸关系带来负面影响，甚至引发冲突？既然台湾政治格局已经呈蓝白绿发展，台湾社会已经逐渐厌倦蓝绿议题而是关心经济民生问题，两岸关系就不应该取决于“蓝天”，而是应该深耕台湾这块土地，这样才能有针对性地推动两岸关系的发展。

要对台湾进行深耕，对台工作就应当避免采用“天女散花”的方式，应该选取厦门等具有深厚对台工作基础的城市与地区，深入广泛地开展与台湾不同城市的交流与合作，全面真实地掌握当地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奠定扎实友好的当地民众基础，这样才能进行有效的沟通与协商，才能行之有效地通过“海上丝绸之路”等倡议促进两地融合，带动台湾融入大中华经济圈之中。

根据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要深化大陆和台湾地区合作发展，以互利共赢方式深化两岸经济合作，让更多台湾普通民众、青少年和中小企业受益，也就是要坚持“三中一青”（中小企业、中下阶层、中南部民众及青年）对台工作方针。此外，在两岸产业合作中，厦门与台湾相关城市之间存在竞争大于合作的发展态势，不能只谈台湾利益、不谈大陆利益，应当转向以吸引和培养台湾人力资源和技术资源为主，搭建更多台湾普通民众和中小企业走向大陆、通过大陆走向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与大陆发展成为命运共同体的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