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为实现福利损失的最小化，同时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目标，我国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制定程序经历了一系列的演进过程。在相应的货币政策研究领域中，相机抉择型货币政策和规则型货币政策是备受瞩目的研究对象，而对于两者的选择也一直存在争议和讨论。凯恩斯主义学派认为，相机抉择型货币政策相较于规则型货币政策更具操作灵活性，中央银行可根据目标变量的实时变化，灵活地调整工具变量，能够更有效率地对经济系统实施宏观调控。而当中央银行运用规则型货币政策进行宏观经济调控时，由于对各种经济波动所做出的政策反应具有一定的时滞性，经济系统在面对不确定外生冲击时会出现大幅度波动，进而导致社会福利下降。然而，Kydland和Prescott（1977）指出，相机抉择型货币政策存在时间不一致性，即当期的政策决定依赖于未来预期政策，而这种预期并不随政策的选择而变化，根据目标变量实时情况，中央银行做出相应的货币政策决策只能保证当期最优，但是从未来产出折现价值来看，货币政策选择非最优。这将使中央银行选择相机抉择型货币政策不仅不能完成社会福利损失最小化的目标，而且造成更大的社会福利损失。

在规则型货币政策体系下，对经济形势进行调控的货币当局会参考相应的规则设定相应的政策调控机制，然后根据目标变量的变化路径，按照事先制定的机制有规律地实施货币政策。因此，与相机决策型政策操作过程相比，规则型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具有一定的承诺机制。同时，参照政策规则的货币政策操作具有更高的透明度，公众可根据中央银行公布的具体货币政策操作机制，通过现阶段目标变量的变化情况，对中央银行未来货币政策操作做出理性判断，减少了企业、个人与中央银行间相互博弈造成的不必要的社会福利损失。因此，与相机抉择型货币政策相比，规则型货币政策具有更大的优势。

本文首先对货币政策规则的理论模型进行分析，并基于中国金融稳定指数，将金融稳定因素作为中央银行的目标变量引入货币政策规则模型中，对中国人民银行的货币政策规则进行实证检验，判断我国货币当局在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时是否考虑金融稳定因素，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为增强公众对中央银行货币政策操作的预期提供可供参考的经验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