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突发事件影响我国政府债务风险的经验证据

本部分主要通过政府债务风险理性预期检验、影响渠道和机制探索以及财政前瞻性管理假设前提下的简易逻辑趋势分析提供突发事件影响政府债务风险的经验性证据，同时为下文展开应对突发事件的财政前瞻性管理相关研究奠定基础。具体的，首先，在理性预期框架下，纳入财政调整、经济不确定性分析政府债务风险波动的主要来源。其次，如果拒绝上述理性预期的原假设，说明政府没有形成对未来的债务风险的恰当预期，可能对财政调整或金融危机类突发事件过于敏感，有必要进一步分析包括金融危机在内的突发事件影响政府债务风险的渠道、机制。最后，在分析突发事件对政府债务风险影响的基础上，通过一个简易逻辑推导，趋势性分析政府进行应对突发事件的财政前瞻性管理对债务风险可能产生的影响。

1.1 政府债务风险的理性预期检验

基于理性预期的逻辑（Lucas, 1972），政府会最大限度地充分利用所得到的信息来做出行动而不会犯系统性错误，对政府债务风险的预期既没有系统性的预测误差，也没有浪费信息。那么，政府债务风险应主要依赖于长期财政状况，政府基于t期的信息选择一个合适债务风险水平（或相对规模）以优化路径时，最优政府债务风险路径（或相对规模路径）近似于随机过程，除去自身一阶滞后项，所有t期以前的经济指标都无助于预测bt。如果理性预期假设框架下能够解释政府债务风险波动，说明政府债务风险主要取决于长期财政状况，政府债务风险对当期财政波动应并不敏感，基于此检验我国政府债务风险是否对当前财政信息表现出“过度敏感”特征。

结合研究问题和变量的特征，将政府债务风险理性预期检验分为正交性检验和敏感性检验两部分，首先，考虑到政府债务负担率（bt）和基本赤字率（pdt）变量存在“相互决定”的问题，分别对政府债务负担率的高阶滞后和基本赤字率的滞后项进行正交性检验，并纳入经济增长率（gt）、经济景气情况（Di）及2007年金融危机影响（F），进行如下检验：

原假设∶β1=β2=…=βq+3=0，若被接受，则正交性检验通过，即政府债务风险符合理性预期，自身高阶滞后以及基本赤字的滞后项对政府债务风险并不产生决定性影响，经济增长率、经济景气情况及金融危机类突发事件对政府风险性没有显著影响；否则，被拒绝，政府债务风险表现出过度敏感性。

敏感性检验基于基本赤字率变动Δpdt能够被分解成可预期成分Et-1（Δpdt）和不可预期成分[Δpdt-Et-1（Δpdt）] 这一前提，并进行如下检验：

原假设∶ρ1=0，若H20被接受，则敏感性检验通过，即政府债务风险对财政信息的可预期成分不敏感，符合理性预期假设；否则，被拒绝，敏感性检验失败，政府债务风险对当期可预期财政信息调整过于敏感。

使用变量如下：1）政府债务负担率（bt），政府债务/GDP，其中政府债务这一概念，涵盖中央政府债务和地方政府债务，中央政府债务使用国债余额，地方政府债务使用国家审计署审计报告中的地方政府性债务数据；2）基本赤字率（pdt），基本赤字/GDP，其中基本赤字为不包含利息支出的财政支出减去财政收入；3）经济增长率（gt），以1978年价格为基期的实际GDP增长率；4）经济景气情况（Di），虚拟变量，其中，i=1, 2, 3，分别对应经济低迷、经济常态和经济过热三种经济状态；5）年份虚拟变量（F）, 2007年取值为1，其他年份取值为0。其中，样本期间选取1981～2012年，数据来源为Wind数据库、中国人民银行网站。

为避免经验研究中出现伪回归，对上述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通过ADF检验发现，政府债务负担率的一阶差分、基本赤字率的一阶差分均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平稳性检验，而样本区间内实际经济增长率为I（1）过程，不能进行直接回归。基于上述理论模型和选取变量，依据模型（1）得到回归结果如下：

对式（3）和式（4）回归残差进行自相关Q统计量检验、Breusch-Godfrey序列相关LM检验，发现残差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无自相关，White检验统计量不显著，不存在异方差，且通过平稳性检验，即上述统计推断可靠。政府债务负担率变动的高阶滞后项对当期政府债务风险波动不存在显著预测能力，但基本赤字率变动的滞后项对当期风险波动存在显著预测能力，同时经济处于低迷状态以及2007年金融危机冲击均与风险波动显著相关，即H0被拒绝，正交性检验失败。

进一步进行敏感性检验，首先，通过ARMA技术对Δpdt进行分离，建模得到：

Δpdt= εt+0.359εt-1+0.615εt-2

对其残差进行平稳性检验和序列相关检验，结果表明，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残差项平稳且无自相关。基于式（5）将基本赤字率变动分离为可预期部分Et-1（Δpdt）和不可预期部分[Δpdt-Et-1（Δpdt）]，并依据模型（2）得：

对式（6）的回归残差进行自相关Q统计量以及Breusch-Godfrey序列相关LM检验，发现残差在5%显著性水平上无自相关，White检验统计量不显著，无异方差，且通过平稳性检验，即上述统计推断可靠。研究发现，基本赤字率变动的可预期部分和未预期部分均对政府债务风险波动具有显著解释能力，同时，经济处于低迷状态以及2007年金融危机冲击也与风险波动显著相关，即敏感性检验失败，风险波动对当期基本赤字率变动和金融危机类突发事件过于敏感。

通过正交性检验和敏感性检验发现，我国政府债务风险波动并不能通过理性预期框架给出合理的解释，政府财政信息变化对风险波动具有持续性影响，相比于其可预期部分，其非预期部分对风险波动产生影响相对更大，即我国政府债务风险波动对财政调整确实存在一定“过度反应”倾向。同时，经济景气变化以及金融危机类突发事件对政府债务风险产生的显著直接冲击也值得引起注意。总体而言，通过相关经验研究发现，我国政府债务风险波动对财政调整存在“过度敏感”特征，尤其是财政调整非预期部分，抑或金融危机类突发事件都可能引发政府债务风险显著波动，需要通过合理的政策手段平滑波动，降低有偏性预期可能加剧的风险上升。

1.2 突发事件影响政府债务风险的渠道、机制分析

通过我国金融市场发展与政府债务风险的相关研究发现，当经济处于低迷或过热状态时，长期政府债务风险更容易单方面受财政调整的影响，同时指出，财政调整不仅是政府债务风险短期波动的主要来源，而且可被视为风险波动的最直接来源，尤其当财政支出比率较高时，对政府债务风险具有显著的扩放效应，即无论长期还是短期，政府债务风险在很大程度上受财政调整的影响。这一研究发现虽未直接表明突发事件对政府债务风险的影响，但考虑到突发事件可能带来财政调整这一现实，并结合政府债务风险对财政调整表现出的“敏感”特质，不难捕捉突发事件通过财政调整渠道对政府债务风险产生潜在冲击的可能。

上述政府债务风险理性预期检验就发现，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与政府债务风险波动显著相关，同时，随着突发事件可能影响政府债务风险这一命题的提出，尝试从新视角去解读政府债务风险相关研究结果是有必要的，进一步结合政府债务负担率偏离长期均衡状态的情况（详见图2），探索金融危机类突发事件影响政府债务风险的可能渠道、机制。具体的，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及2010年欧债危机的冲击下，我国政府债务负担率均向下偏离长期均衡，即在金融危机类突发事件的冲击下，政府债务风险趋势性被高估，而在无此类突发事件冲击时，政府债务风险存在适当低估。这一经验性事实，很大程度上可以解释为在金融危机类突发事件冲击下，政府的消极惯性预期造成政府债务风险被高估，同样，经济正常运行时，政府积极的惯性预期则造成风险被低估。就金融危机类突发事件引致的政府债务风险偏离长期均衡，究其根源，在很大程度上折射出政府对突发事件缺乏事前防范，及财政上缺乏相应的应急资金后备，政府缺乏“逆周期性”调整基础，难以及时对冲突发性事件带来的惯性预期产生的消极影响，导致预期的“顺周期性”放大或缩小真实风险性，不仅增加了其波动性，而且干扰了风险的有效防范。

通过该部分研究可以发现，一方面，鉴于政府债务风险易受财政调整的影响，并结合突发事件引致财政调整的可能，可以认为存在突发事件—财政调整—政府债务风险这一作用链条；另一方面，金融危机类突发事件也可能通过其引导的惯性预期影响政府债务风险，即突发事件不仅可以通过其带来的相应财政调整影响政府债务风险，而且可能以更剧烈、更复杂的形式，例如，金融危机，直接影响政府债务风险。鉴于突发事件影响政府债务风险渠道的真实存在性，政府有必要对突发事件进行事前管理，不仅能直接缓解财政上大幅调整可能引致政府债务风险上升，而且也能巩固政府“逆周期性”调整基础，及时应对突发事件引致的惯性预期产生的消极影响，防范惯性预期的“顺周期性”放大或缩小真实政府债务风险，有助于政府对风险进行有效防范。

1.3 政府进行应对突发事件财政前瞻性管理的一个简易逻辑推断

庞晓波、李丹（2015）在系统纳入经济景气影响的前提下，提出通过“经济—财政—金融”一体的新框架分析政府债务风险问题，其中，文章指出，政府对突发事件的财政前瞻性防范会影响政府债务风险，具体的，事前防范有利于降低政府债务负担率稳态分布离散度，虽然和保持经济平稳增长、金融市场平稳发展相比，政府对突发事件给予充分财政后备这一预防手段力量最为薄弱，但在经济过热或过冷时对政府债务风险调控最为有效，这也是国内相关研究首次提出突发事件对政府债务风险可能产生的影响。同时，结合上述两部分的分析可以发现，突发事件确是影响政府债务风险的一个因素，存有财政调整渠道、金融危机冲击渠道等传导路径，并通过突发事件引致相应财政调整以及引导政府惯性预期影响政府债务风险，政府对突发事件进行财政前瞻性防范有助于风险防范。

但是，尚不明晰应对突发事件的财政资金后备影响政府债务风险的具体机制、效应，下文在庞晓波、李丹（2015）研究的基础上，通过一个简易逻辑推断，趋势性分析在预算中为应对突发事件的可能冲击进行财政前瞻性管理对政府债务风险产生的具体影响。具体的，基于Bohn（1998）的经验模型，并假设政府在财政预算体系中设置财政后备金应对突发事件，使得本期基本赤字率免于突发事件造成的冲击。那么，政府基本赤字率pdt，第t期基本赤字与同期GDP比率，设定如下：

债券余量的动态方程变化为：

债务负担率的动态方程变化为：

经济的整个状态由 [s, B] 来刻画，其中基本赤字的外生成分xs，实际GDP增长率gs以及债券价格qs，是离散的经济状态s下的变量。每一年，经济状态以概率ωs, s′从s转移至s′，债务负担率B到B′遵循的动态方程变化为：

同样使用1981～2012年的样本数据，通过在式（7）中加入经济状态虚拟变量（Di，其中i=1, 2, 3）以及年份虚拟变量F，建立回归模型进行估计，回归结果如下：

其中，Di为经济状态的虚拟变量，i=1, 2, 3，分别对应经济低迷、经济常态和经济过热；F为2007年的虚拟变量，即处于2007年时，其值为1，其他为0。由式（11）可得α取值，结合其他模型参数，从而得到模型所有参数：α=0.0529, k =0.6703, δ=0.3198；同时由式（11）可得x1、x2、x3的估计值，其中x1=0.0056, x2=0, x3=0.0074。在得到新模型下的状态变量、模型参数基础上，依据庞晓波、李丹（2015）的模型框架，计算进行财政前瞻性管理的政府债务负担率遍历分布和原基本模型结果对比详见表1。

结合上述经验结果，分析应对突发事件的财政后备资金对政府债务风险的影响，具体体现在政府债务负担率的动态路径及稳态分布两个方面。就政府债务负担率动态路径的收敛性而言，和原基本模型相比，基本走势并未发生改变，经济低迷时仍呈发散趋势，经济稳态及经济过热时，则存在收敛路径，即针对突发事件的财政前瞻性防范并不会从根本上决定政府债务风险。其中，反馈参数 α（0.05）和原基本模型（0.04）相比略大，说明应对突发事件的财政事前防范加大了债务转化为财政赤字的比率，在某种程度上加大了财政负担，尤其在经济低迷时，政府债务负担率发散更快，更有可能形成债务危机，而在经济稳态时均衡政府债务负担率则收敛到0，实现“原始赤字规则”下的财政平衡，其中，经济过热时的均衡值高于原模型大约0.5个百分点。在充足财政储备资金的假设前提下，就债务负担率动态路径走势而言，政府进行应对突发事件的财政前瞻性防范并非影响政府债务风险的决定性因素，和原模型相比，确在一定程度上增加政府“成本性”，可能面临财政负担增加。

就政府债务负担率稳态分布而言，和原模型相比，在预算体系中设置应对突发事件财政后备金使得债务负担率为5.4281%的概率（0.5899）上升了1.97个百分点，主要来自左侧较小区间内累计概率下降的贡献，其右侧区间内累积概率和原基本模型基本持平。具体的，在区间（0.006144, 0.038243）和（0.054283, 0.090472）的概率均表现出持续平稳上升的趋势，但偏离幅度均较小，而落入区间（0.03826, 0.054264）和（0.127922, 0.179457）的概率表现为持续平稳下降，但后者的偏离幅度明显大于前者，需注意的是区间（0.127922, 0.179457）内的偏离幅度以0.164418为界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趋势，此外，区间（0, 0.006031）和（0.090508, 0.12785）内的概率则围绕原基本模型概率值震荡，即进行财政事前防范的模型债务负担率稳态分布尾部概率小幅上升，但总体表现为集中度加大。在充足财政后备的假设前提下，就债务负担率稳态分布而言，和原模型相比，政府进行针对突发事件的财政前瞻性管理对防控政府债务风险确存在“收益性”，缓解了潜在过度波动性。

通过政府债务风险的理性预期检验、突发事件影响政府债务风险渠道和机制探索及政府财政前瞻性管理假设前提下的简易逻辑趋势分析三部分经验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证实，政府债务风险的确受突发事件影响，应对突发事件的财政前瞻性管理确有助于政府债务风险防控。具体的，首先，突发事件不仅可以通过其引致的财政调整影响政府债务风险，而且可能以比较极端的形式，例如，金融危机，影响政府债务风险，和前者相比，后者产生的影响存在一定的复杂性；其次，突发事件对政府债务风险的冲击性，折射出政府缺乏事前防范意识以及财政预算体系中相应合理财政资金后备的缺失，不仅无法缓解突发事件带来的直接财政大幅调整，而且难以形成对冲金融危机类突发性事件引致的惯性预期的政府“逆周期性”调整基础；最后，基于财政前瞻性管理假设前提下的一个简化逻辑推断发现，在预算体系中设置应对突发事件的财政后备资金，虽并不会从根本上决定政府债务风险性，但政府将同时面临这一行为带来的“收益”和“成本”，确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面临突发事件的冲击时政府债务风险性的扩放，但同时可能面临更加沉重的财政负担，尤其当经济处于低迷状态时。

一言以蔽之，突发事件确是影响我国政府债务风险的一个因素，存在财政调整影响渠道以及金融危机类极端情形下的复杂影响渠道，并通过引致财政大幅波动与引导政府预期影响政府债务风险，而“收益性”与“成本性”共存则准确地阐释了应对突发事件的财政前瞻性防范影响政府债务风险的具体效应。那么，为实现应对突发事件可能带来的政府债务风险有效防控，政府将面临相应财政后备设置的问题，即针对突发事件，每年安排多少、以什么形式安排相应的财政后备金，才能既有效控制风险扩张，又不至于因安排不合理影响财政资金使用效益，甚至造成一定财政负担，如何在兼顾“收益”与“成本”的基础上实现应对突发事件的有效财政前瞻性管理，下文进一步围绕相应财政后备的合理配置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