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工业仿象

在这一部分，鲍德里亚对第二级仿象和第三级仿象进行了区分，并说明它们之间的联系和差别。

在第一级仿象中，符号虽然被解放出来了，人们可以根据需要而创造符号。比如，人们可以根据需要制作自己喜欢的服饰，而这种服饰仍然标志着一种社会地位。但是当服饰被批量生产出来的时候，服饰所包含的这种等级意义就不存在了。从工业革命开始，批量生产的形式出现了。这个时候，符号彻底摆脱了等级和地位的限制。在第一级仿象阶段，人们仿造的东西是有独特性的，是按照特定的形象生产出来的。而在工业仿象的阶段，产品是批量生产出来的。鲍德里亚也把批量生产称为系列生产。这就是说，符号的解放既有进步也有倒退。倒退表现在，人的特定形象被否定了。

从哲学意义上说，系列生产的产品之间不再存在原型和复制品之间的差异，不再存在反映和被反映的关系，不再存在原型和仿造之间的关系，而只存在相等的关系。在系列生产中所有产品都是一模一样的，是完全相等的、无差别的（等价原则占主导地位）。在这里，人们不问最初的原型是什么，而只是让所有产品之间相互模仿。这种相互模仿，这种无差异性，使大规模的生产成为可能。不仅产品是无差别的，生产产品的人也成为无差别的，都像机器一样（人成为抽象的“人”。这是普遍的等价法则在发挥作用）。工人都进行简单的机械化操作，工人的工作岗位可以进行简单替换。这意味着工人的劳动都可以用数量上的等值关系来表示。于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生产（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生产）成为可能。在这里，鲍德里亚所说的生产是特定意义上的生产，即以机械复制为基础的批量生产。

在原始人类看来，植物生长是由于某种自然的力量，或者神的力量。而在现代的大规模的批量生产中，自然要素在其中的作用已经无法辨识了。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生产是一种创造性的劳动，是一种类活动。鲍德里亚说：“到目前为止，我们都是把生产和劳动理解为潜力，理解为力量和历史过程，理解为类活动，即现代性特有的经济能力的神话。”但是，在批量生产的过程中，在人机械化的过程中，人的创造性能力丧失了。他说：“如果我们不把生产看作一种原初的过程，看作一切其他过程的起点，而是相反把它看作这样一个过程，即看作吸收最初存在并引入相同系列存在的过程，那么对生产的全部分析就被动摇了。”如果我们不把生产看作一种改造的力量，看作马克思所理解的那种物质生产，而看作相同产品的系列生产过程，那么关于生产过程的马克思主义式的分析就不适合了，就被动摇了。换句话说，如果我们把生产过程纳入再生产过程中分析，那么从马克思主义角度对生产进行的分析就不能被用来进行再生产分析了。显然，如果没有大规模的复制就没有重复，没有再生产。再生产是对生产的重复，再生产是模仿生产的。于是鲍德里亚强调，生产只是符号秩序中的一个特殊阶段，是仿象世系中的一个插曲。在他看来，重复性生产是一种复制，这种复制是对“自然”秩序的挑战，或者说是对模仿自然的挑战，但是，这仍然是第二级仿象，即生产的仿象。与第一级仿象相比，第二级仿象的规模要小，是规模较小的时代。而第三级仿象则是规模大得多的时代。对于鲍德里亚来说，似乎生产仿象阶段的历史地位并不突出，因此生产的理论，政治经济学理论，马克思的理论也就不那么重要了。因为这些理论都是分析生产的。

本雅明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对再生产的原则做出分析。他的这个分析表明，西方社会的生产正在转向再生产。按照本雅明的分析，在生产时代艺术品具有独特性、唯一性，而在当代社会，艺术品可以被大量地复制，其中的电影艺术就是这种机械复制的典型。当艺术品可以批量地复制出来的时候，艺术品的许多特性都发生了重要变化。比如，最初艺术品的出现是与礼仪联系在一起的、特别是与宗教礼仪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当人们欣赏艺术品的时候，艺术品具有一种膜拜价值。而当艺术品能够被批量生产的时候，艺术品的膜拜价值被展示价值所取代。当艺术品被当作神圣的东西而受到崇拜的时候，一种拜物教的观念在其中发挥作用。这种拜物教与商品拜物教是同时代的，属于同一性质的，而当机械复制艺术大量出现的时候，这种拜物教就受到了冲击。本雅明看到了机械复制艺术所具有的这种革命意义。鲍德里亚从本雅明的机械复制艺术的分析中得到启示。同一物品的机械复制是革命性的，物品的大规模的机械复制满足了人的真正的物质需要，至少最初是如此。而在当代社会的发展中，艺术品的机械复制出现了，它属于再生产领域。艺术品的机械复制性质和产品的机械复制性质有很大的不同。艺术品的复制属于没有真正意义（艺术创造价值意义）上的生产，属于再生产。在鲍德里亚看来，这个再生产领域首先出现在电影、大众传媒、时尚等领域，而后这些领域被推广到整个社会经济领域。马克思主义把电影、大众传媒排除在生产领域之外，认为这是“资本的意外开支”。而正是这个意外开支如今成为生产中的主导形式（再生产）。今天正是这个领域发起了对整个社会的变革，像艺术那样的无意义的复制已经成为这个社会领域的普遍现象——再生产就是如此。在他看来，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莫大讽刺（这里也存在系谱学的思路，被马克思视为边缘的东西，现在成为核心。他认为，马克思主义被颠覆了）。他认为，本雅明第一个（接着是麦克卢汉），没有把技术当作“生产力”。在本雅明那里，技术不是生产力，而是改变传统艺术的中介和手段，技术导致了再生产。而马克思主义只是把技术理解为“生产力”，看作生产中的要素。在鲍德里亚看来，这个中介的出现有革命的意义。这是因为，技术的出现，强化了产品的复制能力，当产品可以被系列地复制出来的时候，劳动力也可以系列地复制出来（人像机器那样劳动）。在这里，技术的发展取代了劳动力，“压倒了劳动力”。当技术的发展压倒了劳动力，取代了劳动力之后，劳动力就不再像马克思主义所认为的那样具有革命的意义（即导致资本主义社会的崩溃）。同样，当技术作为中介而把产品系列地复制出来的时候，产品的使用价值也发生了变革（这就如同艺术品被复制出来，艺术品的信息即它的价值也发生了变化）。这就是说，当产品被批量地复制（再生产）的时候，产品就没有原来意义上的价值了。本雅明和麦克卢汉认为，在当代社会，艺术品进入了一个再生产的年代。真正的创造性艺术已经消失了，所出现的都是各种不同艺术品的简单复制。因此，我们看到，在后现代主义的艺术中，简单的复制就是艺术。比如沃霍尔的《玛丽莲·梦露》就是如此。

鲍德里亚进一步认为，在工业产品的系列生产之后、在工业机械化生产线的大规模的批量生产之后，当代社会又出现了新的情况。这就是模式生成的阶段。他说：“从死的劳动压倒活的劳动开始，即从原始积累结束开始，系列生产就被模式生成替代了。”如果说大规模的批量生产（生产阶段）是第二级仿象的话，那么模式生成属于再生产阶段，是第三级仿象。那么究竟应该如何理解模式生成呢？鲍德里亚没有给出明确的解释。我认为，当各种不同的符号以相似的形式结合在一起的时候，这些形似的形式就构成了模式。比如，在时装领域，某种模式的时装构成一个系列，这个系列的时装就构成了一个模式。在这个时装系列中，基本的格局是类似的，只是局部发生变化。比如，在一件衣服上口袋在左边，而在另一件衣服上口袋在右边。这就是同一个模式的系列。或者说，这个产品系列形成了一种模式。这个时候，复制不是像工业化大生产那样，完全一样，而是不同符号之间的重新编码和结合。比如，今天的人们穿衣服不能雷同，衣服都要不一样。但是在这种不同中，其实包含了类似的模式。这就如同当今的科学研究不是简单抄袭，而是模式生成。张三如果讲A，那么李四就讲非A。人们在这里故意制造对立（区分性对立）。这就如同时装上口袋位置的变化。在这里，起源被颠覆了。这是因为，模式生成之中没有哪种东西是原始的、最初的，而是相互模仿。在这种大批量的生产中，生产的目的不是满足人的自发需要，而是要满足时尚的追求。所以在这种模式生成中，生产的目的性消失了，生产就是进行新形式的编码。为此，鲍德里亚说，这里“不再有第一级中那种对原型的仿造，也不再有第二级中那种纯粹的系列：这里只有一些模式，所有形式都通过差异调制而出自这些模式”。各种纯粹的能指符号构成了模式，其他各种差异符号必须被纳入能指的结构中才有意义。任何东西都没有自己的目的（或者说，任何符号都没有自己的意义），而符号建构本身就是目的，所有的能指必须在符号中才有意义（这是它的唯一似真性。这就是说，在模式中，它似乎真的有意义了。比如在政治经济学的模式中，劳动在与其他代码结合起来的时候似乎真的有意义了）。在模式中，各种差异性符号存在着区分性对立，并且存在着相互替换的可能性（比如说，劳动和休闲是可以相互替换的）。这就与第二级仿象不同了。在第二级仿象中，生产出来的东西是相互等同的，并且不同的东西按照等价原则相互交换。因此，鲍德里亚认为，在第三级仿象中发挥作用的是价值的结构规律，而不是第二级仿象中的价值的商品规律。那么第二级仿象和第三级仿象之间的关系如何呢？我们知道，在第三级仿象中，虽然人们也生产，但是这种生产没有真正生产的意义了。因此，对生产这个符号，我们不能再从技术和经济的意义上来理解。但是，在这种再生产中难道就没有系列生产了吗？鲍德里亚当然不否定这种系列生产的存在。这种系列生产恰恰是再生产所需要的。正是由于符号再生产的需要，生产才是可能的。比如正是为了进行再生产，人们才进行批量生产，进行大规模的生产。在当代社会，正是为了达到再生产这个目的，人们才进行大规模的批量生产。比如，只有当人们都去赶时髦的时候，工业生产才是可能的。而赶时髦就是一种符号的编码，或者说就是一种无实际目的的消费。正因为如此，鲍德里亚才说：“应该到代码和仿象的起源中去寻找工业生产的可能性本身。”这就是说，正是大规模的批量生产使代码和仿真成为可能（时间上的前提。没有第二个阶段就没有第三个阶段）。而代码和仿真（第三级仿象）要能够持续维持下去就必须进行工业生产（第二级仿象）。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工业生产是代码或者仿真中的必要环节。正是为了能够再生产，工业生产才有可能。正是在仿真和代码中，工业生产才有可能。因此，只有当仿真要求大规模生产的时候，这种工业生产才有可能。这种生产究竟是生产意义上的生产还是再生产意义上的生产已经无法区分了。这说明，第三级仿象捕获了第二级仿象，或者说，第三级仿象使第二级仿象（生产）按照再生产的原则、要求来运行。于是，与三级仿象之间的历史关系相反，第三级仿象捕获了第二级仿象，第二级仿象捕获了第一级仿象。于是，如果有人问，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有没有批量生产（第二级仿象），有没有仿造（第一级仿象），那么我们的回答是，当然有，但是所有这些东西都是按照再生产的需要进行的。应该说，鲍德里亚的这个分析是有道理的。

鲍德里亚认为，本雅明和麦克卢汉的分析处于生产向再生产过渡的阶段。按照本雅明和麦克卢汉的分析，复制或者艺术品的再生产已经改变了艺术品的价值，这种价值的变化意味着参照的丧失（意义的丧失）。鲍德里亚在这里使用了“眩晕”（vertige）这个词。而且这个词也是他常用的词。从字面上说，当我们看到无数旋转东西在眼前绕过的时候，我们会眩晕。无限地再生产出来的无意义东西在我们的面前出现也会使我们眩晕。在这里，鲍德里亚所说的“生产出现眩晕”，就是指生产类似于再生产了，于是，人们在这里无法确定，这种生产究竟是生产还是再生产（这就出现了眩晕）。对于本雅明和麦克卢汉，鲍德里亚给予充分的肯定。而对于维布伦（T. Veblen）和戈布洛（E. Goblot）则提出批评。他认为，这两个人在分析时尚的时候仍然停留在生产的意义上，而强调时尚的价值、意义和目的性。比如他们认为，时尚体现了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声望等。而在鲍德里亚看来，当代社会中的时尚已经成为失去意义的纯粹符号性的编织，与所谓社会意义无关。据此，鲍德里亚认为，维布伦和戈布洛是在生产的意义上理解时尚，这就是说，他们还停留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水平上理解时尚。因此，在他看来，他们的策略和马克思的策略是一样的，他们属于同一时代的人。按照他们两个人的思想，符号，比如时尚的衣服，是有使用价值的，比如体现自己的社会身份。这就如同马克思认为，在他那个时代，劳动所生产的东西是有使用价值的一样。显然，在那时，如果一个人去买东西，而买回来的东西没有使用价值，那么这个人就是疯子；同样如果一个人去劳动，而不生产任何有用的东西，那么这个人也是疯子。维布伦和戈布洛按照政治经济学的观点来理解人们的时尚行为，从这种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说，人们都是“理性”的行动者。同样，进行生产的人也是“理性”的劳动者。而对于鲍德里亚来说，现代人并不那么“理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