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建设与发展

社会资本与宜昌的省域副中心城市建设

何伟军

摘要：社会资本是指在社会网络或更广泛的社会结构中，主体所能调动的为自己或组织带来经济效益的社会资源，它表现为社会关系网络、信任和规范等特征。社会资本是一个研究城市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新视角。本文探讨了社会资本与宜昌的省域副中心城市的相互影响，并提出提升宜昌社会资本，促进宜昌的省域副中心城市建设的措施。

关键词：社会资本 省域副中心城市 宜昌

社会资本是指能够通过协调参与主体之间的行动以提高社会效率的诚信、规范和参与网络的机制，为特定结构内的行动者提供便利的资源，实质上如同市场和计划一样是一种配置资源的方式和渠道。信任、社会规范和参与网络，它们代表着市民社会所必需的一种资源类型集合体，将这三个要素作为关键性测量指标来解析社会资本，能够显示省域副中心等地区民主政治与市场机制发育的健康程度，解析省域副中心城市发展中出现的诸多问题，对于降低交易费用，促进个人、组织之间的生产和合作，乃至整个社会的进步和繁荣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理论界一般认为，省域副中心城市，是在一个省的行政区域内，社会经济文化综合实力较周边地市强大、具有比较优势、经济辐射能力超出了所辖行政区范围、拥有独特的资源禀赋或产业集群、与该省主中心城市有一定距离（一般在300公里）、未来能够带动周边区域发展的大城市或特大城市。副中心城市必须具备以下两个必要条件。第一，具有较强的经济实力和一定的人口规模。根据统计资料分析，一个真正的副中心城市的经济总量不仅应当与周边城市相比有相对优势，而且一般不得低于500亿元（2005年价格），人口规模大于100万，否则难以被称为副中心城市。第二，距离中心城市不能太近、太偏。太近，就意味着其难以拥有自己独立的辐射范围，这是副中心城市成立的前提。一般认为中心城市与副中心城市的距离最好在300公里以上。副中心城市位置不能太偏，地形也不能太崎岖，否则就远离了交通要道，城市规模也没有进一步发展的空间，组织、领导、带动周边地区发展的难度加大。

宜昌2008年全市实现生产总值1026.56亿元，比上年增长14.6%，并连续5年实现两位数以上的增长速度，年末全市户籍人口为400.83万人。区域内水电、磷矿、煤炭资源比较丰富。世界最大的水电站——三峡水电站以及我国最著名的风景区长江三峡位于其境内，磷化工产业集群在全国乃至世界有一定的竞争力，总资产139.66亿元。在武汉至重庆1000多公里的范围内，宜昌的经济实力最强，且位置居中，距离武汉360公里。

湖北省委、省政府提出要把宜昌建设成为省域副中心城市的战略，将极大地促进宜昌的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然而，要建设省域副中心城市，宜昌必须要提升其社会资本，因为省域副中心城市的建设不仅需要基础设施等物质资本的增加，更需要有雄厚的社会资本。

一 社会资本对省域副中心城市建设的促进作用

资本是一种能够带来价值增殖的生产要素，增殖性是社会资本的根本属性。现在经济学界普遍认为，土地、劳动、资本与企业家一起构成了国家和地区的财富，并且是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基础和源泉。依此推理，资源禀赋和人力资本丰富的地区经济发展应该比较快，然而一些自然资源比较丰富、土地肥沃、人力资本也充裕的国家，如拉美的智利、阿根廷、秘鲁等，劳动力受教育程度曾经与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相当，然而，拉美国家经济发展的成绩却远不及东亚国家，许多非洲国家的资源禀赋和人力资源也较丰富，教育普及程度同样较高，但这些国家的人均收入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不升反降，人才大量外流的现象非常严重，国家经济相对于世界其他发展较快的国家来说不断倒退。

研究表明，缺乏社会资本的支撑是这些地区发展迟缓的重要原因，因为社会资本缺失，较大的资源禀赋优势和丰富的人力资源也难以发挥其最大的潜力。在经济发展中，社会资本是一种软约束，能够减少市场主体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增加违约成本，减少交易费用，从而促进经济发展。

（一）社会资本有助于省域副中心城市的招商引资

在中国法制体系不尽完备的情况下，经济能够保持30年的持续快速发展，中国的县市级行政管理体制是一个重要因素，在此体制下，市县争先恐后地努力发展经济，经济建设充满活力。特别是经济欠发达地区，资本比较缺乏，招商引资成为地方经济发展的血液，地方领导一把手亲自抓招商引资工作，并层层考核。为了吸引投资商，各地纷纷出台一系列优惠政策，比如土地、税收、能源政策等。宜昌由于地处山区丘陵地带，农业土地转化为工业土地的成本较高，土地政策相对缺乏优势，而这些劣势可以通过提升社会资本来弥补。宜昌的招商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

近年来，宜昌创新思路和方法，科学招商，营造宽松廉洁的发展环境，大力招商引资，产业招商呈现蓬勃发展态势，产业链不断延长，先后引来了长江铝业、长江线缆、华新水泥、南玻集团、首钢集团等，引进资金131亿元，形成产值195亿元，新增税收9亿多元，新增就业岗位6.5万多个。宜昌不乏潜力巨大的项目，如物流、旅游等，但它缺少的是社会资本。

（二）社会资本有利于省域副中心城市特色产业集群的培育

产业集群是地方经济体的龙头，是推动区域经济快速发展的支柱和动力。产业集群是企业网络组织的一种形式，而企业网络又是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本。产业集群是建立在相互认同、互惠与信任的社会资本基础上的。在产业集群内部，上下游厂家以及相关服务机构的聚集有利于形成较为稳定的供应关系，从而减少每次成交的交易费用。大量同行业竞争者和合作者的存在以及彼此的可替代性使得保持信誉成为生存的必要。出于对集群内非成文规则的认同，集群企业之间比非集群企业拥有独特的社会资本优势。宜昌市在全国有一定地位的产业集群只有磷化工产业集群，2008年共有规模以上磷化工企业22家（不含磷矿采选业），总资产139.66亿元，与中部同等城市还存在一定差距。

（三）社会资本有助于省域副中心城市与辐射区域的合作

社会网络形同经济网络，它为经济资源的配置提供渠道，很多经济交换嵌在社会网络之中。中国的文化传统更多地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而社会网络在资源配置方面的作用更大。网络交换同市场交换相比，网络交换是延时结清的，市场交换是即时结清的。延时结清延长了交易双方的关系，使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具有稳定、持久的性质，从而每一次交换成为交换链中的一个环节，交换就变成了一种重复的“博弈”。经过一系列的博弈之后，博弈双方就能实现合作。不但如此，在区域内，对于互动双方来说，若一方的不合作行为引起另一方的报复，结果有可能两败俱伤，这就要求双方为了各自的利益去寻找合作的办法，以实现较好的收益。

宜昌作为省域副中心城市，除了要加快社会经济文化全面发展，还需要带动鄂西南地区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加强与这些地区的经济文化合作，各自发挥自身的资源禀赋优势，实现副中心城市辐射区域内经济的整体发展。

（四）社会资本有助于繁荣农村经济、启动农村市场

我国有7亿多农民，农民消费水平低，消费能力不强，消费增长乏力，制约了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在当前世界经济发生金融危机的形势下，我国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下降。加强国家宏观调控，扩大国内消费需求，尤其是扩大农村消费需求，确保我国经济平稳较快增长，成为重中之重。制约我国广大农民消费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如农民养老保障缺失、收入来源单一、收入增长缓慢且不稳定、消费习惯、理财观念等，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制约因素——农村金融体系缺失。农村现有的金融机构，如信用社，储蓄多，向农民放贷少，贷款条件对很多农民来说难以达到，但是农民要发展生产，维持日常生活，资金的融通不可缺少，需求量还比较大，这样就形成了农村借贷的供给缺口。民间借贷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缓解这一供需矛盾。

根据笔者在长阳县资丘镇的调查，现在农民找到较好的项目，如投资养鱼、养鸡、种花等，几千元的小额贷款一般比较容易拿到，因为自家的房子可以作为抵押。但是，投资搞养殖前期投入动辄好几万元，规模较大的甚至十几万元，由于没有相应的抵押品或担保人，农民也没有建立诚信体系，造成农村金融市场出现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和“劣币驱逐良币”问题，使得农民贷不到款。在这种情况下，农民一般选择通过民间借贷融资。民间借贷存在的基础是信誉：农民借贷人、中间介绍人（有时需要）因为对彼此诚信记录很了解，抵押和担保的条件可大大降低；同时，放贷人对借款人未来的还款能力也有较深的了解。民间借贷存续良性发展的前提是参与者的诚信，这是社会资本的重要内容。

二 宜昌经济发展和社会资本现状

（一）宜昌经济发展成绩显著

改革开放30年来，宜昌市已从一个湖北西部小城发展成为在城市规模和经济规模均居湖北省前列并在全国具有重要影响的现代化都市，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增长加快、效益提升、后劲增强、综合实力稳步上升的良好态势，但作为省域副中心，其经济实力还不够强大，与武汉市相比还存在很大差距，导致其辐射力和凝聚力不够强大。

1．经济发展迅速

与全国及湖北省基本一样，宜昌经济呈稳步、快速增长态势，且增长速度明显高于全国和湖北全省的平均水平。特别是近些年宜昌经济取得了突破式发展，2009年全年生产总值达到1245亿元，居湖北省第二位。

2．城市经济已达到一定规模

2009年，全市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750.27亿元，比上年增长43.3%，增幅比上年提高9.2个百分点，其中城镇投资完成657.83亿元，增长44.4%；农村投资完成92.43亿元，增长36.2%。市县属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为81.9%，比上年提高6.0个百分点。分产业看，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第一产业完成投资31.52亿元，增长83.7%；第二产业完成投资421.80亿元，增长34.4%；其中工业投资完成418.11亿元，增长34.7%；第三产业完成投资296.95亿元，增长54.3%，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为39.6%，比上年提高2.8个百分点。

县域经济发展加快，如夷陵区财政收入17.7亿元；宜都市财政收入17.5亿元；当阳市实现生产总值10.6亿元，实现财政收入7.2亿元。城区经济日益壮大，占全市经济总量的比重不断增大，辐射带动能力增强。

城市规模发展很快，已跻身大城市行列，在湖北仅次于武汉。2009年广大的中西部地域20个省区市，除省会城市外，城区非农业人口超过50万人以上的大城市只有约30个，宜昌是其中之一。而且，在这30个城市中宜昌拥有许多突出优势。

3．作为省域副中心城市，经济实力还不够强大

宜昌市经过这几年的迅速发展，经济实力有了较大提升，但作为省域副中心城市，各项经济指标和社会指标与武汉市的差距是巨大的（见表1），与紧邻的部分周边市州差距不甚明显（见表2），这就导致其吸引力、凝聚力和辐射力不够强大，承担带动区域发展重任的能力不够。因此，目前它还只是副中心城市的雏形，需要加快发展。

（二）宜昌社会资本的现状与不足

当前宜昌市正处于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转型期，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错综复杂并历经更迭，社会资本发育的条件目前很不成熟，传统社会资本消极功能显著，现代社会资本要素所占比重较小、分布不均衡，公民社会基础薄弱，整体社会资本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真空与混乱，这不仅危及宜昌的有效治理，而且从长远看对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也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1．诚信滑坡

市场经济在将有限的资源配置到最有效率的部门以产生更高的经济效率方面的确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市场经济要健康持续发展，需要参与主体讲诚信，注重道德精神修养，这些方面法律所能发挥的作用有限。

随着社会转轨和市场经济迅速发展，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思考问题的方式，甚至思想观念也发生一系列的转变。在西方思想不断渗透，我国传统文化日渐沉寂的情况下，中国传统文化精髓中的仁、义、礼、信等渐被人们抛诸脑后。报纸和网络等传媒上经常刊登的失信事情五花八门，让人目不暇接。人际交往严重地功利化，见死不救，甚至撞人后逃逸者大有人在。公众间漠不关心，戒备之心日甚一日，且不仅针对陌生人，慢慢扩展到熟人。特别是住在城市里的人，常年不相往来，住了好几年都不知道邻居为何方人士。这引起了一些有识之士的注意，他们大声疾呼要讲诚信，并积极探索我国传统文化的瑰宝，甚至学生考试的作文也频频出现诚信内容的题目。

据调查，目前宜昌民众对宜昌社会的整体信用评价较低，27.2%的宜昌市民认为社会诚信程度很好，45.4%的人认为现在社会的诚信程度一般，9.1%的人认为诚信度较差，18.3%的人认为诚信度很差。

2．社会规范缺失

道德同法律一样是约束人们行为的关键力量，它以精神的软性手段来协调人们之间的利害关系，通过协调和控制个人的行为来维持有序的社会秩序，它比法律更强调人们的自律。社会道德水平的高低及其调控能力的大小、强弱都表明了一个社会健康和谐发展的程度。

在当前经济转型过程中，出现了传统价值观念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价值观念的冲撞、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价值观念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价值观念含混不清的现象。由此造成了一些人道德和价值观念的迷惘，行为上的不当，诸如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从而导致市场竞争的无序，以及经济行为失控的现象，诸如超越市场规则的不正当竞争，充斥在市场上的虚假合同、虚假广告、虚假产品等，严重地影响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和人们的日常生活，阻碍了生产力的提高。

调查显示，宜昌市民的社会公德总体状况不容乐观，在调查中12%的市民认为宜昌社会公德总体状况比较好，41%的市民认为一般，47%的市民认为较差或很差，无人认为很好。

3．公民参与渠道不畅

公民参与的成本过高，参与渠道单一。宜昌的经济发展水平不高，还有数以万计的贫困人口为解决温饱问题而奔波，特别是在偏远山区，许多人感到自己没有足够的精力和专门的时间关注政府及其公共服务，为获取与自己相关的参政议政信息需要付出一定成本，而提出的意见往往得不到政府部门足够的重视，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也未能及时得到答复，这就严重挫伤了公众参与的积极性。

目前宜昌公民参与的渠道主要是人大、政协以及各级党政机关开设的信访办和接待口，更多的时候它们承担起了党和政府政策解释和执行的工作，内化为党组织和政府机关的“附属物”，公民能够参与什么样的决策，参与的程度有多深，往往不是自身主观愿望所能决定的。虽然近几年出现了民主评议政府、公示制、听证制等参与方式，但这些制度执行不到位，流于形式的多，有实际效果的少。许多人找不到合法的参与途径，便采取非制度化参与形式，比如暴力对抗、集体围堵乡镇政府等，这都说明公民参与政策的真正渠道还有待拓宽。

公民权利意识薄弱，参与积极性不高。我国传统封建治民的思想抑制了公众的参与意识，专家或学者的意见日益被奉为解决政府所面临问题的必然要件。“枪打出头鸟”，提出意见怕得罪领导干部，公民普遍存在“搭便车”的心理，企图坐享其成，这必然会导致公民缺乏参与动力，不去积极参与；另外，公民由于文化水平等因素，参与能力参差不齐，缺乏自主独立意识，对政策法规的理解把握程度相对较低，对权利和义务缺乏了解，对参与途径缺乏认识，导致参与冷漠。

4．加快宜昌省域副中心城市建设，需要提升宜昌社会资本

当前，针对宜昌经济总量与省域副中心城市定位还有较大差距，产业竞争力不够强；高新技术产业、服务业发展不够等现状，宜昌市正以质量效益为中心，积极探索具有中国特色、宜昌特点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坚持开放先导，加快承接国际国内产业转移，积极招商引资。为了成功地承接国际国内产业转移，宜昌必须努力打造高效的承接平台，切实加强开发区园区建设，大力改善基础设施，营造环境比较优势；加强园区道路、供水、供电、污水处理、通信等配套设施建设，切实为市场主体降低投资成本，提高投资效益，充分发挥投资在经济增长中的乘数效应。

2008年11月2日，中国（宜昌）三峡物流中心建设高层论坛在宜昌成功举行，全国政协副主席郑万通等国家和省市政府领导以及与会专家何伟军教授等对建设中国（宜昌）三峡物流中心的战略意义给予了充分的肯定，长江是我国交通运输的黄金水道，宜昌地处长江流域的重要位置，当前畅通三峡物流通道，推动长江物流提速刻不容缓，为宜昌争取国家项目，加大基础设施投资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会。但是，城市经济的繁荣发展仅仅有基础设施等硬环境条件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锲而不舍地抓好软环境建设，着力营造出公平公正的政策环境、规范严明的法制环境、务实高效的服务环境和诚实守信的信用环境。

三 提升宜昌社会资本的途径与措施

（一）构建现代社会信用体系

政府信用建设。一是建立健全政府信用档案，完善政府机关及其公务员的信用记录和公示制度，定期对政府机关各部门的政策制定与执行情况进行评估，并在机关及公务员中逐步推行信用评级制度。二是建立行政行为失信惩罚制度，提高失信的处罚成本。要深化完善行政执法责任制，进一步健全考核评议制、错假冤案责任追究制，建立权责对等、职责统一的工作机制。三是建立政府信用工作投诉机制，有关政府信用工作的投诉受理，由监察机关和政府法制机构分工负责。各级监察机关要充分发挥作用，及时受理有关政府信用工作的投诉，严肃处理行政机关及公务员违反行政纪律、损害政府信用的行为。政府也应做到一诺千金，政策一经公布即完全兑现。

企业信用建设。建立企业信用评级制度体系，通过专业的中介组织或大专院校搜集企业的客观信息，对企业的财力、公司运作、发展潜力和公信力等进行调查和审核，凭借其独立立场和专业素养，对企业进行考核，进而建立完备且可信的数据库，并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公布其评价结果，展现给社会大众，为市场参与主体的决策提供客观的依据；通过网络、报纸等大众传媒定期公布所属企业的信用状况，及时披露其不良行为，为社会提供公正、真实、透明的信息；同时要让市场相信评级机构的评级报告和公示制度真正不受任何机构或个人的约束，因此这些中介组织需要提高自身的业务素养和强化职业操守，以确保中介组织的独立性和公正性。政府要明确自己的定位，主要是弥补市场的失灵，要防止以市场化为幌子进行垄断，攫取社会财富。政府为规范信用中介机构的职业操守，可制定相应的行规和法规。

个人信用建设。建立社会征信体系，采取政府推动和市场运作相结合的个人征信体系建设思路，大力扶植并监督信用中介服务行业的发展，使中介机构能够合法地获取企业或个人资信、信用的有关数据资料，并建立科学严谨的评价指标体系。将公民个人信用体系建设与金融机构有机结合，公正客观的信用记录直接用于银行决定是否贷款给个人的重要参考，提高个人不守诚信的代价。

（二）完善社会规范

加强公民道德教育。以正面教育为主，积极引导，要根据宜昌社会发展和现代化的要求，更加重视人的主体要求，坚持以人为本，更加注重受教育者积极性和主动性的发挥，比如树立榜样，好的榜样对人的道德水平有提升作用。而且，道德教育应该贯穿到社会的方方面面。一是家庭教育，家庭是公民道德教育的起点，通过每个成员良好的言行举止，相互影响，共同提高，形成好的家风，家庭成员之间的影响甚大，尤其是父母对子女的影响深远。二是学校教育，学校是进行系统公民道德教育的重要阵地，当前，中学阶段因为应试压力，学校之间、班级之间、任课老师以及学生之间存在激烈的竞争，思想政治教育退居二线。大专院校虽然没有升学的压力，但是教学思路和手段还相当陈旧，课程很枯燥。学校教育要保持开放的心态，吸收人类社会发展的优秀成果，改进教学思路和方法；教师也要发挥为人师表的作用，以身作则，在学生心目中成为一个榜样。三是职业教育，必须抓好职业教育，要把遵守职业道德的情况作为考核、奖惩的重要指标，促使从业人员养成良好的职业习惯。

（三）加强参与网络建设

提供多样化的参与渠道。改变单一的公民参与模式，根据公共政策的性质、涉及范围、引起关注的程度等因素合理界定公民参与的范围，降低公民参与成本，扩大公民参与渠道，完善诉求表达机制，改变以往公民参与的被动局面。

充分发挥民间组织的作用。社区服务和民间组织在基层可以提供比政府和市场更快、更好、更有效的服务，有效地降低公民在利益表达过程中的信息损失，降低参与成本。社区服务和民间组织一方面可以通过学习使得公民更好地把握公民理念，感受社会责任，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广泛调查充分了解社情民意，更好地关注、保护弱势群体利益，促进参与的有序性和稳定性，从而使得更广泛的公众参与到行政决策之中。

参考文献

何伟军，2008，《欠发达地区难以触发产业集群的系统动力学模型与约束性条件分析》,《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第3期。

湖北省统计局，2010，《2009年湖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5月6日，http://cn.chinagate.cn/reports/2010-05/06/content_199847763.htm。

罗伯特·帕特南，2001，《使民主运转起来》，王列、赖海榕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

彭智敏，2006，《我国省域副中心城市研究——以湖北宜昌市为例》，《学习与实践》第4期。

宜昌市统计局，2010，《2009年宜昌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3月5日，http://tieba.baidu.com/f?kz=722911066。

作者简介

何伟军 男

所属博士后流动站：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

合作导师：刘永佶

在站时间：2009.11～2011.11

现工作单位：三峡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联系方式：weijunhe@ctgu.edu.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