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开埠与香山场建置探索

温琪宏

【摘要】关于珠海与澳门的关系，需要研究更早的历史资料而加以考证。关于澳门开埠时间，在澳门回归前后经国内学界整理明、清历史档案文献，已取得重大进展，能以此为依据，而清代康、乾两朝文人将明朝万历年间史文进行了篡改，不能作为澳门开埠的依据。早期的濠镜澳，不能与澳门开埠捆绑，“珠海与澳门两地原本是同城”的认定不确切。澳门开埠的过程、关于葡人去留问题的京城辩论，亦应尽量恢复历史原貌，从而充分尊重珠、澳关系所经历的400多年的历史。

【关键词】澳门开埠 香山场 香山澳 珠澳关系

 

《珠江论丛》第9辑所载肖一亭《珠海历史文化的传承与弘扬》一文，汇集珠海古今政治、经济和文化变迁的历史，使读者受益匪浅。但珠海与澳门关系的早期历史尚有探索的必要，以求共识。

一 澳门开埠时间质疑

澳门开埠时间，在回归前后经国内学界整理明、清历史档案文献，已取得重大进展，认识应有所改变。最早传统的史料为：“嘉靖三十二年（1553），夷舶趋濠镜者，讬言舟触风涛缝裂，水湿贡物，愿贿借地晾晒，海道副使汪柏徇贿许之。时仅蓬垒数十间，后工商牟奸利者，始渐运砖瓦木石为屋，若聚落然。”所谓“夷舶”，并没有指明国别，但限于朝贡国。当时，经上川、浪白航路的“南海西域番戎奉表入贡者，……凡五十九国。”佛郎机不在“入贡者”之列。非朝贡国商船只有商品，没有贡物，也就没有“借地晾晒”的可能。经过200年变迁，此段史文被篡改，明朝称“夷舶”到清代变成“番舶”。“嘉靖三十二年，番舶趋濠镜者，讬言舟触风涛，水渍湿贡物，愿借地晾晒，海道副使汪栢许之。时仅草舍数十间，后商人牟奸利者，渐运砖瓦木石为屋，若聚落然。”史文编入“澳夷”条目，“番舶”暗指葡萄牙人。到乾隆朝又进行了更大的篡改，“蕃舶”直指佛郎机，而且“聚落”变成高楼大厦。“（嘉靖）三十二年，蕃舶讬言舟触风涛，愿借濠镜地暴诸水渍贡物，海道副使汪栢许之。初仅茇舍，商人弁奸利者渐运瓴甓榱桷为屋，佛郎机遂得混入，高栋飞甍，栉比相望，久之遂专为所据。”清代康、乾两朝文人将明朝万历年间史文如此篡改，已经面目全非，能作为澳门开埠的依据吗？时至今日，澳门回归已十七年，中、葡两国有关澳门开埠问题公之于世的档案和文献，也牍如烟海。但是，珠海学者仍停留在乾隆时的认识水平。“嘉靖三十二年（1553），葡萄牙人以‘舟触风涛缝裂，水湿贡物，愿借地晒物’为由进入澳门，逐渐建立了居留地。”此段文字，引号内为郭棐原文，而引号外与乾隆朝篡改的史文一致。退一步看，明朝万历年间的史文也只是一项孤证。“郭棐此说既不见于《明实录》，亦不见于《明史·佛郎机传》，他自己的另一部著作《粤大记》也没有记录此事。更要指出的是，早于郭氏的黄佐《广东通志》（嘉靖），其《外志》记事到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为何郭氏所言之嘉靖三十二年事不见于黄志？”当然，明代史文不能轻易否定，而清代篡改应该否定。

二 早期的濠镜澳不能与澳门开埠捆绑

早期的濠镜澳，在香山县黄梁都境内虎跳门河口之外。“濠镜在香山县南虎跳门外。”这个濠镜，是嘉靖八年（1529）都察院都御史林富巡抚广东时，奏请恢复对外开放的洋澳之一。“布政司案，查得递年暹罗国并该国管下甘蒲沰、六坤州，与满剌加、顺搭、占城各国夷船，或湾泊新宁广海、望峒，或新会奇潭，香山浪白、蚝镜、十字门，或东莞鸡栖、屯门、虎头门等处海澳，湾泊不一。”这些恢复对外开放的近十个海澳，名单排列有序，从西向东或从南向北，顺序不会颠倒。濠镜在浪白东北，十字门西北，方位既符合排序，也有古地图可证。据明代绘制的《全广海图》标示，虎跳门河口东侧有“大小钓”，并注明“濠镜澳有夷船泊此澳内”，位于三灶正北。

东虎跳门水道，在澳门开埠之前早就存在。明代黄梁都辖境，被潮道或江汊切割而孤悬于海的独立山体组成，村落靠山临海构筑，居民出行以舟代步。当时香山县令邓迁概括为“八十里海中村十七”。虎跳门水道原有东、西两个出海口，为两口之间的虎跳山所分隔。东虎跳门水道，从黄梁都驻地潮居里（今斗门镇）以北的上洲、下洲两山周围水域，向南偏东流经斗门村（与潮居里隔河相望），至乾务水库（20世纪中期利用明代水道故址，筑南、北两坝蓄水），又南下入门出海。明朝成化乙未年（1475），进士黄錀乘船航行东虎跳门水道北上会试，有诗为证：“一轮明月照江湾，举目濠涌咫尺间；东澳波涛渔艇去，南村烟雨牧童还。斗门洞阔龙归易，梅阁山高虎跳艰；借问状元何处是，往来人报荔枝山。”黄錀故里在荔枝山村，于望日之夜退潮时，乘“至三灶一潮水”之际，登船航至东虎跳门外的江湾，已经举目可见濠涌，涌外即濠镜；次日涨潮入涌至东澳（乾务关东北的泊口），沿东虎跳门水道北上南村（潮居里以南）和斗门（村北为龙归山，半山有龙归寺），出上洲、下洲两山之间水域，可望西北面的虎跳、梅阁两山。诗中所列地名，标明东虎跳门水道走向。

作为中外互市的濠镜也是历史悠久之地。林富开禁奏疏指明：“其有朝贡表文，出于《祖训》《会典》所载各国，密诇得真，许往广州洋澳驻歇。”所谓“广州洋澳”，实指对外开放的近十个海澳，包括濠镜在内。《祖训》是指明太祖纂写的《皇明祖训》，已经规定朝贡国使臣驻歇之地。这说明濠镜等近10个洋澳的称名，从嘉靖八年往前推算到明太祖在世之时，那么“递年”应长达一个世纪以上；如果推算到成化乙未年黄錀北上会试之时，也有半个世纪之久。

嘉靖八年林富上请开海禁、恢复互市的奏章，朝廷诸官有不同意见。刑科给事中王希文上《重边防以甦民命疏》，内阁令都察院复议，结论：“自今诸国进贡，宜令依期而至，比对勘合验放，其番货抽分交易如旧。”禁绝蕃舶的意见虽被否决，而“重边防”却是急不容缓之事。从嘉靖十年起设置关境线，以便实施市舶管制。“连湾山，发自新宁铜鼓山、大金山，越海而来，为郡府之外关，在土城（即潮居里）之南60里大海中。西南为文湾山，东南与三灶、大霖山对峙，名鸡啼门。波涛震激，虽午晴无风，犹濞然汹汹。北为文楼山、涌浪山，南则天水混茫矣。”这条关境边界，即广州府之外关，与林富奏请恢复对外通商的广海、望峒、奇潭、浪白、濠镜五个洋澳息息相关。在外关线上设置多处关卡。“按今疍家湾（现改定家湾）至鱼弄村外西湾、橫山有山寨遗址。”西湾是鸡啼门设置的关卡；橫山山顶建山寨，为市舶司设置的瞭望所，监视往来浪白滘的船舶，并有烽堠报警。关境内的界北是大海湾，环湾山体也建山寨和烽堠，传递外关线上的警情，送达高城山（今名大岭髻）西坡下的南头官哨舶所。“黄梁都之南隅，皆滨海地。曰草蓢环，曰石狗环，曰芦亭环，曰榕树环，海面二、三十里，直接浪白、三灶，沿海山旧皆有烽堠。狗山曰西烽堠，西南临榕树环；望水岭曰中烽堠，南临石狗环；望水岭东曰东烽堠，近鸡嘴环，南临草蓢环。海道自西而东，皆经之路。”这些边防设施，多在高山构筑，必须先修登山道路，才能运送建筑材料。平整现场土方量大，工期长达几年。

这些边防设施建成后，濠镜澳首先对朝贡国开放。“至嘉靖十四年，指挥黄琼纳贿，请于上官，许夷人侨寓蚝镜澳，岁输二万金。”史文只泛指“夷人”，应为朝贡国商人，可以“侨寓”，即居留也。据此，葡人要求仿效，进入濠镜经商。“嘉靖十四年，指挥黄庆纳贿，请于上官，移之濠镜，岁输课二万金，佛郎机遂得混入。”这是同一年发生的两件事，分别由黄琼、黄庆处理，结果也不相同：前者允许居留；后者筹码很高，只准移舶，不准侨寓。但在此后“佛郎机遂得混入”，却是事实。“澳夷所据地名濠镜，在广东香山县之南虎跳门外海漘一隅也。”到清代乾隆朝写作的《澳门记略》，将嘉靖十四年稍后发生的“佛郎机遂得混入”，移植到嘉靖三十二年，与澳门开埠捆绑在一起，形成传统的澳门开埠说。

为什么《澳门记略》两位作者要篡改明代史书，将黄梁都早期对外开放的濠镜与澳门开埠捆绑呢？在乾隆朝盛行文字狱环境下，曾任香山县官员的两位作者对康熙朝黄梁都“迁界”大屠杀讳莫如深，采取抹杀历史地名的手段处理，以免产生顾名思义的联想。明、清交替之初，反清复明的郑成功，开展舰船以“乘风乘潮，顷刻百余里”的海上游击战，颇有成效。为防乘船登岸，清朝釆取堵塞河口措施。“凡沿海地方，大小贼船可容湾泊登岸口子，各该督、抚、镇俱严饬防守各官相度形势，设法拦阻，或筑土坝，或树木栅，处处严防，不许片帆入口、一贼登岸。”在朝廷严令之下，黄梁都修筑长连埔将东虎跳门水道拦腰堵塞，并置界墙。直至一百五十年之后的道光朝，还是“长连埔左右为大小深坑”，显然是顺治朝的筑坝取土遗址。到康熙朝，又严令居民从界墙内迁五十里。“黄梁都民奉迁时，民多恋土，都地山深谷邃，藏匿者众。平藩左翼总兵班际盛计诱之曰：‘奌阅报大府，即许复业’。愚民信其然。际盛乃勒兵长连埔，按名令民自前营入后营出。入即杀，无一人幸脱者。复界后枯骨遍地，土民丛一阜，树碣曰：木龙岁冢。”与这样不光彩记忆相关的历史地名，都被捆绑在澳门开埠而埋没。

三 香山场与香山澳是双胞胎

香山盐场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官办垄断经营、实行专买的机构。北宋神宗元丰朝，金斗是新会县六个盐场之一。因而，认定“唐至德二年（757年），宝安县更名为东莞县，在今香洲山场设置香山镇，并驻扎军队”，歪曲历史。经查，唐代“东莞县在文顺乡设置香山镇”，南宋绍兴二十二年（1152）被贬京官陈天觉还乡后“建言香山镇宜改设县”获准，说明香山镇即今石岐。“香山巡检司，在县北大榄村旧香山寨”，将今石岐以北的地名与县南的香山场混为一谈，离谱。因此，香山镇（以五桂山多桂花得名）、香山寨与地处长安乡的香山场毫无关联。原新会县属境内的金斗盐场，位于今中山大学第五医院及以西之地。“故镇，即宋金斗盐场也。在县东南一百五十里，地名濠潭，旧为金斗镇，属东莞。宋绍兴改为香山场后，迁于场前村。址废。”可见，金斗盐场是香山盐场的前身，于南宋绍兴二十二年（1152）由濠潭迁往山场村，并随新会县沿海诸岛并入新设置的香山县而改名。原新会所属金斗镇“迁于场前村”，应指今外神前村，在明代为恭常都所属的二十二村之一。

元灭宋后，改唐、宋方镇建置，强化中央集权建立行省。“至元十三年（1276），始从广州煎办盐课。”与此相应设置广东盐课提举司，下辖香山场等13所。香山场设“司令一员，从七品；司丞一员，从八品；管勾一员，从九品。”盐场管勾，直接管理和组织生产，盐丁、灶户终身为业，户计编籍入盐册。明承元制，场设盐课司，改置正、副大使和攒典，但改元代管勾为百夫长，不入流。元、明两朝的香山盐场，直属广东盐课提举司，与当地县、都的民政脱钩。

1．实行产销一条龙体制，跨境专卖经营。粤盐行销珠江流域所及内地，“北渡大庾，东达楚闽，西溯滩流而上，由梧桂以及黔滇，水浮陆挽，亘越千里。”与之配套的办法是实行引票配给制，由设在广州的盐课提举司属下机构统一经办，并在各关口设批验所査对盐包与引票是否相符。这些业务不是县、都等管民官所能办到的。

2．香山盐场没有纳入县、乡都的建制。明代香山县下设十个都，其中，与香山盐场有关的恭常都，在明代仍然以孤悬海中的凤凰山为干体，周边形成“村二十二，曰上栅、北山、南大涌、圃袖园、界涌、那州、蚝潭、东岸、下栅、神前、楼前、纲涌、鸡拍、唐家、翠眉、灶背、上涌、南坑、吉大、前山、沙尾、奇独澳。”香山盐场没有纳入恭常都管辖，而是都内的一块飞地。

3．香山盐场人口稠密，未列入香山县。“洪武二十四年（1391）盐丁、灶户二万。”同年，“香山县户八千八百八十八，口三万六千七百五十一。”其中，恭常都没有户口数，但编民只有三图。香山盐场“元、明初，灶户六图，灶排、灶甲约六七百”，编民比恭常都还多三图，显然户口另列。

上述说明，香山场盐课司与县平级，不能认定为“香山镇香山场：最早的政治和经济中心”。镇、场是最基层的管民机构，在明朝设置土官不入流，既没有监察和司法权，也没有财政和决策权，不够“政治和经济中心”的条件，更不能扩大为“珠海是香山早期的经济中心、政治中心”。如果镇、场都算中心，标准太低了。更不能认定为“珠海和澳门同属于其管辖范围。”

香山盐场地域不大，位于南、北两座山体之间河谷地，地理环境比较封闭。凤凰山为“香山场之祖山，……其阳有尖峰岭、石牛岭（今香洲区梅华东路石溪公园），在香山场后。”“石甑山，凤凰东南，香山场前。”香山场地域，有出土界碑（现存珠海博物馆）为证。界碑位于石甑山东段临海山脚之下，即今香山公园旁园山路与朝阳路交叉路口南侧，可知元朝划定香山场、吉大村之间以石甑山脊为界，也是盐场与县、都脱钩的物证。香山场东面开阔，濒临大海湾，潮水可沿凤凰河上溯，成为河岸两侧盐田晒盐的水源。盐场西界在翠眉山，“广五里，高六十丈，由凤凰山迤逦而来。山卓立而石嶙峋，巅平若砥。……西临秋风角，南接鹦管山，北望仙人岭。海色山光，景物洒如。”这说明“翠眉山西临海。”香山场盐课司署设在翠眉山西坡滨海之地，叠层行列构筑，与码头连为一体，方便艚船靠泊和适宜滑轮升降粮袋、盐包。据诗人所见：“怪石巉岩印浅沙，翠微山下有官衙。”翠眉山西北面，为恭常都所辖翠眉村，两者不能混同。

香山澳是盐场唯一的对外交通线，为广东和邻省贩盐商船云集的航道。元成宗朝，“香山场周岁散办盐一千七百八十四引。”到明嘉靖朝澳门开埠前，“岁办大引盐一千四百九十一引”，按“毎盐引重四百斤”折算，运输量确实很庞大。在明代恭常都还孤悬于海（详见附图2）的条件下，只能以水运体系作为盐场的交通线，有场必有澳，是双胞胎，两者不可分离。虽然场、澳之间的陆地不相连，但水道相通，同属香山场盐课司管辖。从引盐落船的翠眉山到香山澳北湾航程不到20里，犹如人体经络和血管。运盐商船进入香山澳北湾，必须等候涨潮上溯才能到达翠眉山下的泊口；载盐商船可乘急流到北湾，必须等候退潮出海。因此，香山澳是最适合船舶等候潮汐的泊口，盐课司在此设批验所，配有巡检船，对泊湾的盐船查核引票与盐包是否相符。

在澳门开埠前，香山澳没有对外开放。“嘉靖三十三年（1554）以前，澳门既未成为外国商人的贸易居留地，亦未有中国渔农的正式村落，……明朝政府除在这里设有专门管理海岛、港湾的官员外并没有在澳门正式设官建置。”在此前，香山场、澳都无城郭，怎么能认定“珠海与澳门两地原本是同城”呢？澳门开埠之后，香山盐场随之衰落，而香山澳的民政才归香山县管辖。

四 弭盗靖海并用军事与外交韬略

嘉靖三十年（1551），香山县被海盗盘踞成为巢穴，波及整个南方沿海各地。“辛亥六月，海盗何亚八同番贼由石岐抵瀛，纵火劫村”，这些海盗因此得名“香山贼”。“贼首何亚八、郑宗兴等潜从佛大坭国纠同番船前来广东外洋及沿海乡村，肆行劫掠，杀虏人财，拒伤官兵。脱往福建等处，收纳叛亡数千，……分宗流劫浙江嘉、杭、宁、绍、台、温一带，地方均受其害。亚八等乃又遯向广东地方打刧。”这个海盗集团，除了来自东南亚的佛大坭国匪徒参与之外，还于嘉靖三十三年（1554）五月“引倭入寇”。外国势力的介入，给明朝平定海疆带来极大的困难，军情十分复杂。

明朝对南海匪盗横行的严重局势，不能再三拖延、熟视无睹。嘉靖三十二年“九月戊戍，改刑部右侍郎鲍象贤为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提督两广军务。”新巡抚上任，立即投入剿匪平盗，但面对外国势力混入的复杂问题，必须威恩并用，采取军事和外交手段，孤立何亚八、郑宗兴为首的团伙。在军事上，以“提督两广兵部侍郎鲍象贤、总兵官征蛮将军定西侯蒋傅”和督行巡海副使汪栢组成决策机构——军门督。嘉靖三十三年夏秋，“军门督行巡海副使汪栢，委指挥王沛、黑孟阳等统领兵船，分东西哨，随往剿捕。王沛擒获何亚八等于广海三州环其一百一十九名，斩级二十六颗，溺水烧死不计，余党驾船脱走，四散劫掠。新会贼首陈文伯等乘机崛起，啸聚千余，随即扑灭。抚其胁从三百余人，而徐铨、方武等又自福建流劫突至于潮，又为黑孟阳所破，斩徐铨于海。其各道守巡兵备等官督并官兵，陆续于潮州柘林、碙洲、乌猪洋、新会、雷琼等海面，擒斩贼党共计一千二百余颗，俘获贼属，夺回被虏人口各有差。何亚八、郑宗兴、方武、陈时杰等俱解军门，磔于市，海岛始平。”在外交上，据明朝官员长期观察，广东沿海经商的葡人，无论远洋贸易、抗击海盗、遵从国法等方面，比其他商团略胜一筹，且有“愿为天朝用”的表示，军门决定汪栢以原有广东海道副使的身份，通过译人传话的举动，主动约请葡船长举行和平友好通商谈判。其实，汪栢此时已以署职方式出任军门督行巡海副使指挥作战，与葡船长会谈只是贯彻朝廷的方略，不能看成广东当局所为。

在会谈期间，汪栢提出葡人可在广海、浪白建立居留地。船长莱奥内尔·德·索札（Leonel De Sousa）表示：“上川为我率众船停泊诸岛之一。我无意驻锚浪白滘。浪白滘位于一江口。华人要我前去那里。因为我不相信他们，我也不愿意去距上川五六里格的一叫广海的城市。这两个城市壁垒森严，固若金汤。”葡人有合法驻泊香山澳经商的请求，但汪栢没有许诺，只要求葡方接受边检、纳税程序。“他要求我好生招待上船抽税的官员（如同我们的监卸官），勿视其为华人，应识其所佩带之官员标志及所携带之中国皇帝舰队。”索札提出：“至于上述百分之二十的关税，我只同意支付百分之十。海道答复我说他无法压低税率，因这是皇帝规定的税则。……于是，将当时我们所携带的货物一半按百分之二十纳税，这样平摊下来也只有我所说的百分之十。”这个口头协议，汪栢只许诺变通减稅，但须明朝皇帝和葡国王批准才能实施，留了一条退路。汪索会谈后，“许多葡萄牙人前往广州及其他地方行商。所到之处，总算有了几天舒心的日子，自由经商，无拘无束。”

汪栢对葡萄牙商团改禁转抚政策，区分商、盗界线，成效显著，很快剿平何亚八海盗集团。当时任浙江巡按的胡宗宪，对广东恩威并用的做法，大加赞赏。“载货入港者，官藉抽税，以充军需，岂不华夷两利而海烽晏如也哉！此之谓以不治治之也。见今广东市舶司，处西洋人用此法，若许东洋岛夷亦至广东互市，恐无不可。”平定海疆之后，汪索会谈随之结束，但葡船长索札还未离开广州，汪栢就由副职转为正职，升提刑按察司按察使。“嘉靖三十三年八月乙未，以广东擒剿海寇功升副使汪柏俸一级，……事闻论功，因有是命。”

五 香山澳风云变幻与澳门开埠

汪索会谈之后，香山澳也和广州一样放宽对葡商入泊经商，意在获购龙涎香，上供皇帝益寿延年。嘉靖帝一生沉溺于道教，追求长生不老之术，命秘制“万岁香饼”。“嘉靖三十四年三月，司礼监传奉圣谕：尔部里作速访买沉香一千斤，紫色降真香两千斤、龙涎香一百斤，即日来用。就令在京访买，已得沉香、降香进讫。尚有龙涎香，出示京城采买，未得。奏行浙江等十三省及各沿海番舶等处收买。本年八月，户部文移到司（指广东布政司），又奉抚按（指巡抚鲍象贤）牌案行催，再照前香毎斤给银一千二百两。三十四年，巡抚钧牌发浮梁县商人汪弘等到司，责差纲纪何处德领同前去番舶访买。”龙涎香是稀有舶来品，京城和十二省都难买到，唯有“往香山澳访买，仅得十一两以归”。嘉靖帝寻访龙涎香难得，大为光火，发严厉圣旨。“壬子，上谕户部，龙涎香十余年不进。臣下欺怠甚矣。其备查所产之处，具奏取用。户部覆请差官驰至福建、广东，会同原委官于沿海番舶可通之地，多方寻访，勿惜高价。委官并三司掌印官，各住俸待罪矣，获真香方许开支。上姑令记诸臣罪，克期访买，再迟重治。”所谓住俸待罪，就是停薪留职，限期完成。受威迫而待罪者，包括布政、按察、都指挥三个司和纲纪等人，只好从“访买”走上“檄下诸番”求购之路，“使者因请海舶入澳”。

在特定条件下，事物发展可能演变成反面。朝廷急于购买龙涎香很快成为尽人皆知之事，招惹海盗盘踞香山澳拦路抢劫宝货。“窃踞香山县濠镜”的“阿妈等贼”，其骨干以漳州人“老万”为首信奉“妈祖”的福建海盗，掺杂何亚八、郑宗兴残余势力，还有香山场因引盐积压、粮食断供而被灾难所廹的盐丁、灶户和河泊所的疍户。海盗连年劫掠香山澳和香山县，祸及盐场与周边村落，百姓大批逃亡、改贩番货或流为匪盗，恶性循环，导致盐场人口锐减，“编民二图。今存一百十一户，五百一丁。”这帮匪盗，穷凶极恶，“出没海洋，乡村震恐”。按照明朝制度，“遇强盗在于本境劫财杀人，烧毁官民房屋，抢掠头畜等项，其该管官司一面申达合干上司，一面星驰径自具奏。”

此时，北元侵扰明朝北部九边，兵锋逼近京城，加上国库空虚，财政赤字，拖欠军饷，无力调兵南下平盗。为剿灭“阿妈等贼”，明朝借葡萄牙炮舰的实力，施行“以番制盗”。按奏差带回宣敕，广东抚案“遂宣调多等，捣贼巢穴”。这也得到葡方早期史料证实：“在那时，有很多海盗集中在该地（澳门），骚扰附近的海岛。中国人商量如何消弭这种祸害，但或者他们缺乏勇气去解决它，或者他们宁愿不冒任何危险，再丧失人，因深知葡人的勇气，就让他们去干这件事，答允他们说，如果他们能逐走海盗，则给他们一处居住地。葡人满意地接受这一条件，尽管他们人数比海盗少许多，但在军事上则很有技巧，他们列成阵势，英勇地向海盗进攻，他们未损一人，而敌人伤亡很重。”这段记载没有交代时间。“我们从上川港起航。在此我们组建了新的船队，它包括大船、平底帆船及拉艇。船员中有从麻剌加来的葡萄牙人及基督徒，此外还有许多与我们同行的马来人及北大年人。此次行动实施后，值得庆幸的是我们于1556年将此海盗歼灭，摧毁其舰队。”十六世纪中期，葡国航海家费尔南·门德斯·平托（Fernão Mendes Pinto）从日本返航归国途中曾见到这支舰队。“十二月四日，我们来到了浪白滘。在那儿，我们遇到了六艘葡萄牙大船。它的舰队司令是一名叫弗朗西斯科·马尔廷斯（Francisco Martins）的商人。是继唐·佩德罗·德·马斯卡雷尼亚斯之后继任印度总督的弗朗西斯科·巴雷托下令建造的。”这六艘大船是两届葡印总督任内建造的官船，不是私有商船。1986年，澳葡当局在今澳门妈阁庙对面建成一座海事博物馆（造形像古代葡国三桅船），举办澳门海军节，纪念430年前从阿妈港登陆歼灭“阿妈等贼”, 12月20日应是葡海军当年登陆之日。舰队司令马尔廷斯“第一个充当澳门临时长官”。1562年迪奥戈·俾利喇（Diogo Pereira）出任中日贸易船队司令，任期到1563年。“但他实际履行澳门长官的职责，一直到1587年。”这30年间，澳门实行军事管制，没有自治政权。

葡人驱逐海盗的胜利，广东当局奏捷于朝。“中国皇帝对此龙颜大悦，……此贼大名仍残留一岛屿称谓中。他率众潜逃该岛，人称‘老万山’，为入澳门诸岛之门口。”这时，明朝面临兑现承诺，必须划定葡人居留区的地域范围。

明朝廷内阁处理此重大事件，当然想到汪栢。他于嘉靖三十二年出任广东海道副使之前，在京为官13年之久，深受内阁大学士夏言赏识。按四品以上外官“国家定制，三年一觐”的规定，汪栢在嘉靖三十五年进京述职，改任浙江承宣布政司左参政（从三品），协助时任祭海兼督察军务的赵文华和巡抚胡宗宪平倭寇，到任仅一年多的时间，就奉命进京，与内阁质询划定葡人居留地的范围有关。为兑现朝廷对葡人的承诺，宣命汪栢重返广东，于“嘉靖三十六年，任按察使”，实施划界。回过头来看，“遂宣调多等，捣贼巢穴”的决策，与汪栢毫无关联，更不能将嘉靖三十二年“舟触风涛缝裂，水湿贡物，愿暂借地晾晒”事件，与嘉靖三十六年“始准侨寓濠镜”捆绑在一起。

明朝划定的葡人居留地，限于东、西望洋两山之间的隙地和南环水域，即后称葡城之地。因南环“二湾（今南湾和西湾）规圆如镜，故曰濠镜。”其陆地面积清代记载为“东西五六里，南北半之”，与明代记载“长不过五里，阔仅里余”，大致相符。“当时葡人居留地占澳门半岛之面积约为1/4。”濠镜只是“布满岩石”的地方。既然葡人“捣贼巢穴”是“宣调”，那么划定居留地范围就不是广东地方当局所为。“是年（1557），广州官员及商人从中国皇帝处获准将葡萄牙人安置于澳门岛，后通过上谕对此加以确定。本城议事亭中尚有此类上谕的石碑、牌匾。……此事除了在议事亭中有案可稽外，广州华人档案中亦有文件备考。此事发生于1557年12月2日星期五。”从葡人驱海盗到明朝颁发“始准侨寓濠镜”的上谕，时间相隔一年，与广东奏捷、汪栢奉命进京和重返广东累计的时间符合。

葡人于1556年底登陆香山澳之后，“他们很快开始在岛上进行建设，每人取一块他选中的土地，开始不值一文的地方，后来都高价出售。”明代“初仅茇舍”的记载，得到葡国史料证实。“一些人或另一些人就在此停留，建造房厔，起初搭草棚，后起造土坯房。三十年后不知不觉俨然成了城市般的聚落。”

随着澳门城市拓展，人口快速增加。“近数年来，始入濠镜澳筑室，以便交易。不逾年，多至数百区，今（嘉靖四十三年冬）殆千区以上。日与华人相接，几规厚利，所获不赀，故举国而来，负老携幼，更相接踵。今筑室又不知几许，夷众殆万人矣。”

葡人居留地初具规模之后，于隆庆三年（1569）未经明朝廷许可，偷偷地修筑土坯围墙，成为葡城的界限。“此围墙由加斯兰炮台向北转西北至水坑尾门，又转西北至大炮台，再往西北至三巴门，然后转北沿白鸽巢至沙梨头向西南至海边高楼，周围1380丈。”但是，多次筑城墙，都被明军拆除，仅留此矮围墙。

六 京城辩论葡人去留的历史回忆

葡人耶稣会神甫，在葡城以外位于香山澳西北的青洲岛，擅自兴建房屋，产生主权交涉。“万历三十四年（1606），于对海筑青洲山寺（指葡人建教堂）；高可六七丈，闳敞奇秘，非中国梵刹比。县令张大猷请毁其垣，不果。”此事反馈到京城，朝野轩然大波，引发葡人去留的辩论。“丁未年（1607），广东番禺举人卢廷龙，请尽逐香山澳夷，仍归濠镜故地，时朝议以事多窒碍，寝阁不行。盖其时澳夷擅立城垣，聚集海外，杂沓住居，吏其土者，皆畏惧莫敢诘，甚有利其宝货，佯禁而阴许之者。时督两广者戴耀也。”所谓“濠镜故地”，实指嘉靖十四年“佛郎机遂得混入”的濠镜，“在香山县南虎跳门外”。这是历史的原貌，到清代被篡改成葡城的濠镜，无法解释明朝举人卢廷龙“仍归濠镜故地”之义。其实，当时的“濠镜故地”仍然是东南亚各国商船停泊经商之地。“吕宋国，例由福建贡市。万历二十六年（1598）八月初五日，径抵濠镜澳住舶，索请开贡，两台司道谓其越境违例，议逐之。……九月移泊虎跳门，言候丈量。越十月又使人言已至甲子门（陆丰市东），舟破趋还，遂就虎跳，径结屋群居不去。海道副使章邦翰饬兵严谕，焚其聚。次年九月，始还东洋。”这个虎跳门，就是“濠镜故地”。

卢廷龙在御前告状，两广巡抚于万历三十六年（1608）因事被削职为民。但是，“始准侨寓濠镜”系万历皇帝祖父允许的。朝议结果：“以事多窒碍，寝阁不行”为由，了之；而广东巡按王遵德折毁葡人在青洲建造的房屋和教堂，惩罚聚众闹事首恶。事情并没有完，新任两广巡抚张鸣冈经调查，“疏言澳夷近状，谓澳中私畜倭奴，且私筑城垣，抗杀官兵”。朝廷“议者有谓必尽驱逐，须大兵临之，以弭外忧；有谓濠镜内地，不容盘踞，令移出浪白外洋，就船贸易，以消内患”。这些议者回顾历史，认为“濠镜内地”是指香山澳本来不是开放的洋澳。“须大兵临之”，驱逐葡人回到原奌，“移出浪白外洋”。

澳门回归已经17年，中、葡两国档案都公之于世，特别是委黎多的《报效始末疏》，系澳门议事会称臣向明朝廷呈送的奏章。崇祯圣旨：“知道了，该衙门知道。”说明奏章得到朝廷承认，应作为研究澳门开埠的基础。我们不能以今释古，既不夸大、又不缩小，应该尊重珠、澳关系过去400多年的历史，才能传承与弘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