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导论

1.1 研究背景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现代化思潮被广大后发国家和地区奉为经典而用于指导自身社会转型和经济发展。它所描绘的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的美好蓝图，对第三世界国家产生了巨大影响，并且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成为一股全球化的潮流。这一潮流将“发展”简单地等同为经济增长、只关注GDP和人均收入的提高，而产生了诸多的负面效应，如贫富差距扩大、生态环境恶化等。学界将这种片面的发展观称为“发展主义”意识形态，即认为所谓的落后、贫困都是在“发展主义”这一特定的语境中建构出来的。后发国家和地区在“发展主义”意识形态的指导下，大肆推进城市化、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大量的土地被征用开发、环境破坏严重、人口迁徙和流动频繁、原有社会结构和秩序被打破。对“规模效应”的简单追求，带来的可能只是充斥于城乡之间无固定收入来源的贫困人口的大量增加。对发展代价和后果的关注是带有后现代理论关怀的“新发展主义”论者的主要理论基础。“新发展主义”论者对“发展主义”的强势话语进行了深刻的批评，并揭示了“发展主义”通过知识的生产和权力的运作来维持其话语霸权地位的逻辑机制。“新发展主义”论者多认为“发展主义”给后发国家和地区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地方知识文化传统被破坏，人们在“发展”中丧失了主体地位，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新发展主义”的反思虽然引起了一定的关注，但这一反对力量对于后发国家和地区追求发展的急切宏愿而言是微不足道的，“发展主义”仍然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后发国家和地区最有市场的意识形态话语。这一方面是由于后发国家和地区对“发展主义”的迷思，另一方面还在于“新发展主义”破而不立，无法为这些国家指明一条发展道路。

东亚经济的崛起被认为是现代化理论的成功典范，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学者在研究东亚经济的过程中发现了国家作为一个经济行为者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发展型国家”理论就充分论证了国家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一个普遍的观点认为，之所以不同的后发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效果差异显著，主要是因为国家的性质不同，国家的性质决定了国家与经济部门之间的关系以及对于经济效益的分配方式。具有活力的强有力的经济需要强有力的国家。“发展型国家”具有持续的发展意愿，能够正确地选择和引导经济部门的发展，较好地协调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具有较强的市场驾驭能力，被证明是强有力的国家。对于国家和政治因素在经济发展中作用的关注，是对既有自由市场经济模式的有力挑战，也为发展理论的创新提供了可能的路径，即后发国家要立足于自身实际来发展经济，而不是一味地照搬某个发展模式。

中国是一个后发外生型国家，发展任务艰巨。国家在现代化发展中一直扮演着组织和管理者的角色。1949年后，为了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国实行了优先发展工业的政策，并形成了城乡对立的二元结构。城乡二元体制虽然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最大限度的物质支持，但是也造成了难以弥补的城乡差距。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作为城乡二元体制产物的“三农”问题日益凸显，使我们不得不直面长期被忽视的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有近9亿农民。因此，“三农”问题的影响不仅仅局限在农村，而且关系到整个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大量研究证明“三农”问题严重制约了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及经济持续发展。鉴于此，中国在21世纪初进行了大刀阔斧的农村改革，并审时度势地取消了农业税，还实行了粮食补贴等多项惠农政策。虽然说这些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农村经济的发展，但还是无助于缩小城乡差距，改变城乡二元对立格局。为了全面解决“三农”问题，党的十六大和十七大分别提出了城乡统筹发展和进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战略，要“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长效机制，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的新格局”。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2007年6月7日国务院批准设立了重庆市和成都市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希望通过上述两地的试点改革来逐步推动全国城乡一体化建设。作为试验区之一的成都在统筹城乡发展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得到各界的广泛关注和讨论，本研究希望通过对位于成都平原腹地黄村的发展实践的研究来参与这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