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日本染指中国东北

一 日本军人的早期谍报活动

1872年，正是日本国内“征韩论”和“征台论”喧嚣盛极之时，强烈主张大陆扩张的明治政府参议西乡隆盛，经与外务卿副岛种臣和参议板垣退助协商，决定选派陆军少佐池上四郎、大尉武市正干和彭城中平等三人，以外务省官员的身份秘密潜入营口。三人打扮成商人模样从上海经烟台到达营口后，以营口为据点，花费了近一年的时间，“尝尽千辛万苦”,“仔细观察了辽河结冰的状况，辽河何月何日结冰，何时人马可以在冰上行走，何时开化等，以及（南满洲）地形、政治、兵备、产业、人情、风俗、气候、交通、物价等，同时详尽调查了俄人的活动”,“踏遍了邦人未曾涉足的地方”。这该是日本军人对中国东北军事谍报活动之始。池上等人回国后，西乡亲自听取了他们的汇报，汇报中称“盛京将军虽然频频上奏朝廷请求改革，对常备军进行训练，但士气腐败、士兵怯懦已是积弊日久，常备军有名无实，且纲纪废弛，贿赂盛行，商民无不抱怨。以今日之状况，不出数年支那必将崩溃，正是我解决韩国问题之好时机，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1873年，日本陆军省派遣8名军官潜入中国，明确规定其任务是收集中国情报。为此，所有选派之人一律化名并隐匿军人身份，先在北京和天津学习中国语，同时注意收集中国各方面的情报。翌年（1874），为配合日本侵犯台湾，陆军省又派出7名军官潜入中国南方收集情报，直到1875年。其中，被派赴广州的相良长裕在广州潜伏3年半之久，撰写了一份有关广东地区兵制和兵备的详细报告书。后来相良又转赴福建、香港等地，前后达6年之久。有日本学者认为，此两批15名军官是日本军方正式派遣军人收集中国情报之开端。

1877年，陆军中尉岛弘毅徒步“考察”了东北各地达200余天，他的足迹远超池上四郎，使日本陆军部比较详细地获得了中国东北的军事情报。

1879年，陆军中尉伊集院兼雄奉参谋本部之命潜入中国，在华北和东北活动达两年之久，并绘制成盛京省（辽宁省）地图，为后来日军发动侵略中国的甲午战争派上了大用场。

1877年，日本陆军省正式出台派遣军官“驻在”中国的规程，明确规定派遣军官在中国的期限为3年，并指定驻在地区，支付在中国的旅行及调查经费等，从而将派遣军事谍报人员纳入正规化和经常化的轨道。1877年4月，岛弘毅受命潜入中国东北。其人是陆军省第一批派遣人员，曾在天津等地学习中国语，一年后回国。岛弘毅潜入东北后，用了大半年的时间，“步行调查了（满洲）地理、气候、物产、兵备……以及清国的政治动向，与列国的外交关系等”。岛弘毅回国后，撰写了《满洲调查报告书》，被认为是“迄时为止最详细的报告书”，因此成为后来参谋本部编写的《满洲兵要地志》的重要基础资料。

1878年7月，日本驻德国公使馆武官桂太郎少佐回国，被任命为陆军省参谋局谍报提理，这是日本陆军内部最早成立的负责谍报工作的机构。1878年12月，参谋局升格为参谋本部，作为天皇统帅权的辅佐机关直属天皇统辖，参谋本部下设第二部，具体负责情报工作，明确规定“桦太（库页岛）、满洲、堪察加、西伯利亚、朝鲜、清国沿海的地理政志为调查对象”。首任参谋本部部长山县有朋是吉田松阴的学生，又被称作“情报政治家”，他的传令使兼秘书官乃木希典（时为少佐）专为其收集国内外情报，尤其是军政各界的动态，以牢牢把持陆军大权。参谋本部下设作战部（第一部）和情报部（第二部），被称作“谍报将军”的福岛安正曾任第二部部长，他也是日本军人中以情报起家，一直晋升至陆军大将的显赫人物。

1883年，时为陆军大尉的福岛安正以驻中国公使馆武官的身份进入中国东北和蒙古地区，收集了大量地方政治、军事、地理、风俗、交通等情报。1892年2月11日，他又以驻德国使馆武官（途中晋升中佐）的身份单骑从柏林出发，经俄国越过乌拉尔山脉，然后横穿西伯利亚到达赤塔，再从赤塔进入中国东北，详尽考察了黑龙江和吉林省域的驻军、官厅、交通、水路、民风民俗、地形地物以及俄、英等国人在东北的活动情况等，仅“考察”的城镇就有爱辉、黑河、齐齐哈尔、吉林、墨尔根、宁古塔、沙兰、珲春、老松岭、牡丹江等十几个之多。1893年6月12日，福岛走遍大半个东北后从海参崴乘船回国。6月29日，福岛回到东京，受到参谋总长有栖川宫炽仁亲王以及万余民众的夹道欢迎，当时报界称“如此壮举大振日本男人的声誉，横跨五州二洋的健儿令后世瞠目，炫耀国光于列国之间，世上能有几人！”。福岛这次“考察”亘时488天，又是单骑横穿西伯利亚，一时在日本引起相当轰动，被誉为“中国通”、“俄国通”和“大陆探险英雄”，福岛从此活跃在陆军部情报战线上，官运也步步亨通，一直晋升至陆军大将。

在日本派遣的谍报军官中，青木宣纯是不能不提的人物。1884年，还是陆军中尉的青木宣纯被派往广州。从这时开始，青木在华达13年之久，四度担任日本驻华公使馆武官，在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以及策划“满蒙独立运动”等重大事件中，发挥着日本在华情报总据点的作用，他也因此晋升为将军。

除上述人等被派赴中国东北从事谍报活动外，日本参谋本部还向中国内地派遣了一批谍报人员。1886年，日本参谋本部派遣“支那课”陆军中尉荒尾精潜入中国汉口，以开设乐善堂药店为掩护，表面上从事眼药水的销售，实际是网罗日本浪人及右翼团体成员从事情报收集活动，汉口乐善堂便成为日本军部在中国内地建立的早期情报据点。在这个据点里，集聚着一批右翼团体的成员，诸如玄洋社的山崎羔三郎、藤岛武彦、中野二郎、中西正树、臼井新太郎、石川伍一、片山敏彦、维方二三、井手三郎、田锅安之助、北御门松三郎、广冈安太、井深彦三郎、高桥谦、宗方小太郎等人，都汇聚在荒尾的旗下，明目张胆地展开情报收集活动。不久，参谋本部又派出根津一、浦敬一等军官前往汉口协助荒尾工作。一时间，汉口乐善堂日本谍报人员云集，这些人蓄发留辫，着中国人服饰，学中国语言，每日出入于街市，徜徉于要害机关、部门和军队驻地，开展不可告人的军事谍报活动。

1890年9月，荒尾精又在上海建立日清贸易所，打着中日贸易的幌子，实则是一所货真价实的间谍学校。后来，日清贸易所改称东亚同文学会，附设东亚同文学院。进入日清贸易所和东亚同文学院的学员绝大多数属于玄洋社和后来黑龙会体系的大陆浪人。这些学员毕业以后，不仅日本官方承认其学历，而且多被日本设在中国的军、政、外交、官营会社聘用。他们以“中国通”的面目出现，刺探中国情报，干扰中国内政，尤其是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中，多数学员直接投身到战争之中，或者潜入战地窃取情报，或者随军充当翻译或向导，成为侵略战争的重要帮凶。

二 日本“民间人”的“满洲考察”

继日本军人对东北的早期谍报活动之后，日本“民间人”也开始涉足东北，以“考察”为名进行情报收集的间谍活动。有史料记载的第一批日本人进入东北的时间是1883年，他们是曾根俊虎、清水元一郎、东次郎、町田实一、东靖民等5人。这些人实际身份是日本右翼团体玄洋社员，他们首先进入当时东北唯一的开港口岸营口，任务是搜集中国东北的情报。1883年4月，曾根等5人化装成中国人，从营口出发，绕道河北越过长城潜入东北。当年4月15日，曾根等一行人潜入吉林境的宁古塔（今黑龙江省境），因其行动诡秘，腔调怪异，被当地政府逮捕。当时，日本在营口并未设领，而是聘请英美人担当日本名誉领事，经英美名誉领事的交涉和施压，当年6月13日，宁古塔当地政府不得不将曾根等5人释放，曾根等人返回营口。曾根俊虎后来充任驻上海领事馆武官。

继曾根等人之后，还有一人独自闯进东北“考察”，此人名岛川毅三郎，毕业于三重县师范学校，后入伍当兵，与中队长神尾光臣交厚。后来，神尾调任北京公使馆武官，通过神尾的关系，岛川也去了北京，任《东京日日新闻》的北京通讯员，其间与日本法西斯军人以及公使馆人员频繁接触，成为狂热鼓吹大陆扩张的激进分子之一。1894年，围绕朝鲜半岛问题中日之间剑拔弩张，战争一触即发。在此关键时刻，岛川在北京公使馆参事官小村寿太郎、陆奥宗光（此二人后来相继担任日本外相）以及公使馆武官神尾的支持下，化装从张家口出发，首先进入蒙古地区，然后沿中俄边境收集了中国东北及西伯利亚的大量情报，半年后经海参崴回国，向小村详尽汇报了“考察”状况，受到小村的盛赞，并资助他赴俄“留学”。

日本民间人中，较早以“考察”为名潜入中国东北活动的还有一位小越平陆。其人是新潟县人，曾服役日本海军，退役后加入右翼团体黑龙会，为谋求日本的“国益”，把目光投向朝鲜、西伯利亚以及中国东北，展开了一系列的“考察”活动，因此被誉为黑龙会五大调查员（实为间谍）之一。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前他就潜入海参崴，调查西伯利亚的地理和人文情报。战争爆发后，他渡海到元山，徒步“旅行”朝鲜半岛，获得了许多有价值的情报。这以后，他曾三次考察长江三峡，三次深入西安、洛阳等中国内地，去过云南、贵州、四川，还到过东北的长白山区，除新疆、西藏、广西等几个偏远省份外，他的足迹几乎遍及中国全土。

1898年4月，在三井物产会社营口支店长岛田久米太郎等人的协助下，小越开始了对东北三省的调查活动。他从营口出发，经过海城、辽阳、奉天（今沈阳）、萨尔浒（今抚顺东部）、吉林、海龙、长春、怀德、八面城、通江口等，然后顺辽河而下，再通过铁岭、奉天返回营口。一路上，小越十分“惊叹满洲的沃野千里，资源的丰富和经济价值的巨大”，当然，沿路的地形地物、风土人情、民族民俗以及军事、政治、经济情报等也都详细地记载下来，回国后提供给官方，受到日本当局的嘉奖。

日俄战争爆发前，小越“担忧东亚的前途，看破俄国的野心”，从1899年4月3日到7月22日，再次从北京出发前往东北“考察”。他越过山海关，经辽西走廊到达奉天，然后去铁岭、开原、伊通，再从吉林渡过松花江进入中、朝、俄交界的珲春，从珲春进入朝鲜半岛，对朝鲜进行一番“考察”后再入中国东北的宁古塔，沿牡丹江顺流至三姓（今依兰），然后经白杨木溯松花江至宾州、阿什河，到达哈尔滨。此时的哈尔滨还是人烟稀少、根本没有城市风貌的小渔村。但是，小越从俄国人的种种活动迹象看出，这里正准备大兴土木，肯定要建成北满的大都市或中东路的枢纽站。因为此前，大阪《朝日新闻》社记者曾报道过一则消息，称俄方将在满洲的中部建立一座大城市，作为经营满洲的根据地。但这一报道并没有引起当局的注意，也没有人意识到哈尔滨的位置重要。只是由于小越的此次“考察”才使当局暗暗吃惊，从此对哈尔滨注意起来。小越离开哈尔滨后西赴齐齐哈尔，又考察了松花江和嫩江结合部一带，之后经内蒙古的伯都纳南下，经农安、长春、伊通、昌图、法库、新民、辽阳、海城到达营口。这次“旅行”历时121天，全程8200余华里，对中国东北的政治、军事、经济状况以及地形地物、交通水路、民情风俗，包括俄国人在东北的势力范围基本上有了梗概了解。更重要的是，小越通过此次对东北全境的“考察”，摸清了俄国修建中东路的大动作，并意识到哈尔滨将成为未来中东路的枢纽，成为俄国人重点建设和防务的中心。提醒日本当局注意俄国在哈尔滨的动作。这些情报对于日本策划对俄作战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评价其“历经百余日的苦难使我朝野对满洲问题大开眼界”,“为世人敲响了警钟”。后来，小越将“满洲考察”写成《白山黑水录》，先在东京和大阪的《朝日新闻》上连载，并于1901年正式出版。他在《白山黑水录》写道：“从旅顺的海角到貔子窝以北是俄人的占据地，满洲三省其他地域尚未被俄人割据，但与割据没有区别的是，俄人在满洲铁路的名目下可以随心所欲地行动，而且，满洲的人民，满洲的官吏，满洲的兵队均畏服其威压，唯唯诺诺，奉其命而行事……俄人一步步威逼之势如江河倾泻，赤手空拳何以应对……余漫游所到之地，墙壁上到处张贴地方官府晓谕人民的告示，其内容大同小异，无非是俄人帮我修筑铁路，我等必须优待之，如俄人需要土地，我方卖之，需要土木民夫，我方应募之，如有流言称俄人强奸妇女，殴打良民，均属谣言不可信之……”。内中表达了对俄国的强烈戒心，也抒发出日本朝野上下对中国东北的特别关注和特殊“情结”。此外，小越还写有《对满意见书》，呈报给日本军政机关，成为日本了解东北，进而图谋东北的重要资料。

三 日本财阀及商业资本的渗透

1858年，英法两国通过第二次鸦片战争迫使清政府在《天津条约》上签字，除继续维护五口通商外，又新增了5个通商口岸，其中就有牛庄。这样，牛庄就成为中国东北第一个开港的口岸。然而，牛庄不过是面对辽东湾的一个小渔村，因连接大辽河的入海口，可以行使小吨位的普通渔船，却缺乏拓展空间。为此，英国人改选了营口。1861年，英国在营口设置了领事馆，其他欧美列强也相继在营口设领。这样一来，所谓的牛庄开港，实际是营口开港。营口也就成为日本财阀和商业资本最先踏足东北的基地。

1876年，日本名义上也在营口设立了领事馆，但是，以贸易经商为目的的日本人的足迹几乎还没有踏上营口，于是聘请美国驻营口领事佛朗斯·纳特（音译）及英国驻营口领事佛雷德里库·班基纳尔（音译）担任日本的名誉领事，负责维护在营口日本侨民的利益。

1890年，在华北一带运营的日本邮船会社将航线延长到营口，辟营口为该会社汽船的停泊港。1891年，该会社开辟自神户到营口的定期航线，每四周一个往返，不久，又开辟了一条长崎到营口的航线。日本直达营口航线的开辟，为日本人直接进入东北提供了方便，这该是日本财阀向中国东北渗透之始。

1891年，三井物产会社觊觎东北丰富的大豆资源，派遣上海支店营业员山本条太郎进入营口，开始了大豆三品（大豆、豆粕、豆油）的贸易经营。山本是福井县人，1881年入三井物产会社，被派到上海支店工作。其间，他蓄发留辫，穿中国服饰，学中国文字和语言，因此有机会结识了广东商人潘玉田父子。潘专门从事东北大豆生意，并在营口建有“东永茂”油坊，因为这层关系，三井会社派遣山本到营口，先以营口“东永茂”油坊为据点，从事大豆贸易。1896年正式开设支店，山本为支店长，该支店便成为日本人在营口乃至东北活动的第一个据点。山本在经营大豆贸易的同时，利用潘家油坊的地下室作为联络站，四处收集情报，窥测中国军方动态，为陆军部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情报。所以在甲午战后受到嘉奖，并升任三井物产的常务取缔役（相当于常务社长）。此后，山本身价倍增，后来竟一跃登上满铁总裁的宝座（1927～1929），以及政友会干事长，贵族院议员等要职，成为声名显赫的人物。

另据横滨正金银行编写的《横滨正金银行全史》记载，该行于1890年在营口设立了出张所，从事在营口的贸易关联业务。

截至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前，据不完全统计，在营口的日本人达40人左右。其主要商家有：

海仁洋行：从事海运业、煤炭贩卖以及汽船代理业务。从业人员有户田、西野二人。

三井洋行农场：从事农场经营，从业员有依田治作、井上好德、田宫房次郎、新宫亮等人。

松村洋行：本部设在横滨，与广东“东盛和”合营，主要从事大豆三品的贸易，从业员有实相寺贞彦、河野、中元明藏等人。

东肥洋行：经营杂货，从业员有熊本治、松仓善家、泽村等人。

赛珍珠：日本农商务省出资创办，在营口设立有商品陈列馆，具体经营者松仓。农商务省还以派遣“实习生”的名义，将从业人员派赴营口。其中有桥本龙吉、庄村秀雄、竹内德太郎、田村忠一等人。这些人名曰“实习”，实际是日本官方早期派遣在经济领域里的殖民主义分子。如田村忠一后来担当日伪时期哈尔滨电冶局营业课长。

以上可知，早在甲午战争前，日本的财阀和商业资本就开始以营口为据点向中国东北渗透。但由于英美俄等国的强势，日本在营口的人数仅在十位数左右，对东北的贸易经营规模尚处在起步阶段，详见表1-1。

由表1-1可以看出，甲午战争前，营口口岸对日本的输出远远超过输入，输出额竟占总额的80% ～90%，这其中，主要是大豆三品的对日输出。而日本输入东北的额度仅占总额的20% ～40%，有些年度甚至低位在十位数或十位数以下。日本输入的商品以棉布、棉丝类为主，其他还有火柴、昆布（海带）、日本酒等。详见表1-2。

总之，早在甲午战争前，日本朝野上下就开始垂涎中国东北，首先以陆军省或参谋本部的军人为先驱，采取各种非法手段潜入东北，对东北的政治、经济、军事、地理、交通、人文等进行了广泛的情报收集活动。随之，日本右翼团体成员也以“民间人”身份加入这一行列，为日本侵犯中国东北提供了大量重要情报。与此同时，带有特殊意义的经济渗透活动也初步展开，但由于欧美等西方势力的强势，以及各种因素或条件的制约，相对军事间谍活动，日本在东北的经济活动并没有形成规模，日本人移居东北的数量仅有几十人左右。

四 “开拓先驱”的日本女性及普通民众

有日本学者研究认为，日本人进入中国东北的构成顺序，首先是日本间谍，接着是手持枪炮的日本军人，再就是抱着算盘的商人，这其中夹杂有极少数扛着农具的农民。还有人认为，最先踏入大陆的日本人不是间谍，而是女性，女性是满洲“开拓的先驱者”。据史料记载，早从1876年日本在海参崴成立“贸易事务所”始，一批日本女性就进入海参崴。据1884年统计，当时海参崴的人口总数为1万余人，俄国人及中国人占90%以上，日本人仅有412人，其中女性276人，男性119人，女性人数为男性的2倍。这些女性大多出身于九洲岛原或天草的贫困人家。日本开港后，从长崎乘坐俄国的舰船漂洋过海，进入海参崴，从事性服务业，被称作“からゆきさん”（日本又称“风俗业”、“卖春妇”、“贱业妇”、“丑业妇”等），源于一首“天草之歌”里的歌词，汉字写作“唐行”，意思是到中国赚钱。

随着俄国西伯利亚以及中东铁路的开通，许多日本女性又进入大连、哈尔滨、吉林、营口等地，到1910年代，在中国从事“风俗业”的日本女性达16424人，其中在东北的人数高达14500人，详见表1-3。

自然，日本“风俗业”女性以赚钱为第一目的，但是她们受军国主义思想的熏陶及切身利益的驱动，许多人热衷效力日本的大陆政策，直接或间接接受日本军部的旨令，“兼职”从事间谍活动。据日军间谍石光真清回顾，1898年他在东北进行间谍活动时，就得到在哈尔滨从业的“からゆきさん”的协助，“她们（指日本女性）在十九世纪80年代来到海参崴之后，由于温柔、诚实和善良，到处都受人欢迎，到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她们形成了一个‘现成的情报网’，遍及俄国所有远动地区”。其他如“西伯利亚阿菊”、“满洲阿菊”都是活跃在情报战线的“知名”女性。

应该指出的是，日本女性的海外卖淫是得到日本政府的支持和承认的，并成为日本的“传统产业”。甲午战争后，日本霸占朝鲜，侵入中国大陆，日本军人的身影堂而皇之地出现在海外，日本国内随之唱起了为军人“慰安”的论调。日本近代著名思想家、炮制“脱亚入欧论”的福泽谕吉就曾撰文大力主张“娼妇出走海外”。他列举了三条理由，一是“伴随着日本国民的海外移居和殖民事业的发展，必须给予‘单身赴任’的男性以‘快乐’，所以娼妇是必要的”；二是“为了安抚驻扎在海外各地的士兵，娼妇是需要的”；三是“作为娼妇自身出走海外赚钱，可以把钱寄回家乡，建造漂亮的房子”云云。1896年，日本政府首先在台湾确立“公娼制度”。同年，日本政府颁布《移民保护法》，内中规定禁止娼妇海外营业，却是明确把朝鲜和中国排除在外，于是大批日本妓女进入朝鲜和中国。日俄战争后，关东州都督府颁布《贷座敷规则》，所谓的“贷座敷”，即经营“风俗业”的场所，确立了在中国东北的公娼制度。还应该指出的是，日本扩大侵略战争后，为了满足日本士兵的性欲需要，提高所谓的战斗力，竟然采取各种手段强制中国、朝鲜、菲律宾等国女性充当“从军慰安妇”，这种反人道、反人性的罪行与公娼制度有着本质的不同。令人费解的是，直到今天，日本朝野的一些右翼人士仍然打着所谓“公娼制度”的旗号，不道歉、不谢罪、不反省，透视出日本对战败耿耿于怀的阴暗心理，以及扭曲的战争观和历史观。

除日本女性外，也有一批日本人为了改变在日本国内的贫困现状、闯荡海外“淘金”，他们大多是在西伯利亚铁路及中东铁路修建或通车前后，或是追随日本女性的身影进入东北的，从事杂货、食品、理发、洗涤、饮料、照相等为日本人服务的经济活动，或是承包铁路工程项目。据史料记载，1893年，一位叫阿川甲一的日本人经海参崴进入东北，承包中东铁路的建设工程。同年，一位叫铃木定次郎的日本人到海参崴经商，1901年移入哈尔滨，从事贸易活动。后来，此人充任哈尔滨日本人居留会第一任会长。还有一位高木与藏，也是经海参崴转入哈尔滨，从事杂货及食品生意。在大连，先后有川上贤三、山下五郎等日本人承包俄国人的港湾工程。

以上可知，在最早踏足中国东北的日本人中，除了从事间谍活动的日本军政人员及右翼团体成员外，还有一批“先驱女性”，从事公开或秘密的卖淫业。随着西伯利亚铁路及中东路的动工修建，又有少数日本人为了改变自己的生活境遇进入东北，从事铁路工程承包或为日本人服务的行业。他们进入东北的途径大体有三条，一是经海参崴或西伯利亚进入北满；二是从海路进入大连、旅顺；三是从日本或中国内地进入营口。应该说，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最初是为了改变贫穷面貌，才远离家乡闯荡俄西伯利亚及中国东北，因此也成为日本人最早踏足中国东北的民众群体。但是，随着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的爆发，他们中的一些人或者充当日本军队的翻译和向导，或者从事军队的后勤供给，因此发了战争财，有些人甚至一跃成为显贵人物，跻身殖民地统治集团的行列。

还有些人置中国政府的法令于不顾，以经营料理店、杂货店等商铺为掩护，秘密从事鸦片走私活动。1906年，关东州都督府曾颁布一纸《鸦片贩卖及烟业营业规则》，实行特许权制度，允许获得特许权的日本人经营鸦片，并将特许权授予最早进入大连的石本贯太郎，石本因此大发鸦片财，竟然摇身一变当上大连市长。关东州的鸦片收入也成为重要财源之一。据统计，1918年关东州地方收入总计437万元，其中鸦片收入竟达150万元，占地方收入的34.3%。鸦片的巨额收入诱惑一些未获特许权的日本人铤而走险，秘密进行鸦片走私活动。据史料记载，1917年，在中东路陶赖昭居住有8户日本人，其中有5户以经营药品为掩护秘密从事鸦片生意。在东宁的三岔口镇，有一位叫大久保杉子的日本女人，因从事鸦片走私发了财，被当地人称为“鸦片王”。在安达，有一家池田杂货店，“表面上经营杂货，实际上是一座鸦片烟馆”。另有媒体报道，在中东路沿线车站，经常可以看到“三三俩俩穿洋服的日本女人，手里提着大大的旅行袋或提包，见到下车的行商模样的人就上前搭讪，她们十有八九是吗啡贩卖者”。日本人走私贩卖鸦片之所以如此张狂，是受到关东都督府等日本殖民统治机构的默许、怂恿和支持的。1921年2月，日本众议院预算会议上，有宪政会议员曾追究关东厅放纵鸦片泛滥的责任，同时检举大连民政署长中野有光接受贿赂，为鸦片走私提供方便的罪行。这一事件引起一场不小的争论，关东厅坚持维护鸦片收入利益的立场，公然为中野辩护，认为鸦片专卖是民政署长的职责所在。最后，法庭判处中野一年六个月的有期徒刑（缓刑），才结束了朝野上下的一场论争。

另外不可思议的是，在流入东北的日本人中，竟有一部分人跻身土匪行列，干起打家劫舍的勾当。如下章提及的“薄天鬼”和“薄天龙”叔侄俩，是出身新潟、早期进入东北的日本人土匪。还有“铁甲”（根本豪）、“尚旭东”（小日向白朗）、“小天龙”（松本要之助）、“张宗援”（伊达顺之助）等人，都是曾经糜烂东北地方的日本人土匪头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