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战争与政党

一 大战的爆发及其对俄国的影响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世界历史上一场惨绝人寰的浩劫，是所有参战国的帝国主义分子发动的一场瓜分世界的战争。

马克思主义认为，战争是随着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出现和社会分化为对抗阶级而产生的社会现象。它是不同的社会阶级或国家为了某种经济和政治目的而进行的有组织的武装斗争。战争就其本质来说，是某一阶级以暴力手段施行的政治的继续，政治又是经济的集中表现。

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生产和资本的集中形成了在经济生活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垄断组织。垄断组织为了获取高额利润，迫切需要新的原料产地、商品市场和投资场所，它们控制着本国政府，竭力向外扩张。由于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一些过去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很快超过了老牌的资本主义强国，因此需要根据实力对比重新分割世界。19世纪60年代，英法两国的工业产量在世界工业总产量中分别占据第一位和第二位，而到20世纪初则降到第三位和第四位，原来处于第四位的德国一跃而居第二位。经济实力发生如此巨大变化，但是各方所拥有殖民地的状况并没有发生相应的变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英国占有殖民地3350万平方公里，人口3.935亿，而德国在这个时候仅有殖民地290万平方公里，人口1230万。新崛起的资本主义国家109要夺取殖民地，而旧的殖民帝国则拼命设法保住自己的势力范围。于是列强之间争取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越来越激烈。

俄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参与的军事集团，早在大战前就已形成。经过日俄战争和1905～1907年的革命，沙皇政府已经元气大伤，更加依赖西方，已经不可能提出一个远大的独立的侵略目标，并指望它能胜利实现。斯托雷平本人曾坦率地说：“国内形势不允许我们对外执行侵略政策。”俄国只得加入英、法于1904年缔结的协约国。俄国同法国是老盟国，它只需要调整同英国的关系。于是俄英两国于1907年签订协定，双方划分了在波斯的势力范围：北方是沙俄的势力范围，南方为英国的势力范围。沙皇政府对此非常满意，因为在此之前，它在波斯的经济扩张政策已经遭到破产，是抵挡不住英国的竞争的。

加入协约国以后，沙皇政府和资产阶级扩张主义分子企图在远东和巴尔干实现自己的目标，因为德国和奥匈帝国在这些地区加强了自己的势力。这是沙皇政府外交政策方面的一个大转折，虽然宫廷内部有许多亲日耳曼派。政府对外政策的主要目标是继承传统，夺取黑海的两个海峡。持这一立场的有大工商业资产阶级的代表和地主，因为俄国很大一部分商品的输出，特别是粮食输出，要通过这两个海峡。支持他们的有外交家、陆海军专家。这些人清楚地看到，德国对土耳其的统治不但在经济上，而且在战略利益上都会使俄国遭受损失。渴望夺取博斯普鲁斯和达达尼尔海峡的立宪民主党和十月党人甚至把这项要求定为自己对外政策纲领的基础。

但是沙皇制度内部虚弱，不可能采用军事手段达到吞并的目的，而在英、法支持下通过纯外交途径顺利解决问题的企图也不可能得逞。1908年，俄国外交人士许诺奥匈帝国，对其合并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将予以同意。这两个地方是土耳其的省份，居民是塞尔维亚人和霍尔瓦特人，早已被奥地利所占领。而作为交换，奥匈帝国则许诺俄国军舰可以自由通过两个海峡。德国和意大利答应对此不表示反对，但是沙皇政府的两个盟国——英国和法国表示反对。结果奥匈帝国吞并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但是英、法并不支持俄国对两个海峡的要求，因此俄白白承认奥地利的吞并，落得两手空空。这是俄国外交上的一个惨重失败。战前最后几年，俄国在巴尔干和近东的政策，既服从于自身的侵略目的，同时也是为了制止德国和奥匈帝国在这一地区扩大和巩固势110力。1912年，塞尔维亚、黑山、保加利亚和希腊在俄国外交的活动下结成所谓的巴尔干同盟。这个同盟于1912年秋发动了对土耳其的战争，前后只两个星期就打败了对手，德奥集团认为第一次巴尔干战争的结局是自己的严重失败，而巴尔干同盟的建立是俄国取得的重大优势，于是在外交上竭尽全力要拆散这个同盟。德国运用自己在保加利亚的强大影响，利用巴尔干各国的传统矛盾，伙同奥地利挑动保加利亚反对与俄国、希腊关系密切的塞尔维亚。1914年爆发了第二次巴尔干战争，罗马尼亚和土耳其先后加入了塞尔维亚、希腊反对保加利亚的战争，保加利亚遭到了失败。此后俄国与德国在土耳其和巴尔干的角逐更加激烈。

1914年6月15日，奥地利皇储弗兰茨·斐迪南大公被塞尔维亚的民族主义者刺死。这件事引发了一场列强之间的战争。1914年7月19日（8月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德国和俄国相互宣战，卷入了这场战争。列宁对这场战争起因的评价是：“引起这场战争的是各大国之间的帝国主义关系，即它们为瓜分赃物、由谁并吞哪些殖民地和小国的斗争，同时，在这场战争中居于首位的是两种冲突。第一是英德之间的冲突。第二是德俄之间的冲突。这三个大国，这三个拦路抢劫的大强盗是这场战争中的主角，其余的都是胁从的伙伴。”俄国的参战得到统治阶级的拥护，但遭到广大人民的反对。

统治阶级怀着抑制不住的兴奋和沙文主义情绪迎接沙皇关于战争的文告。垄断资产阶级希望战争能成为他们的“摇钱树”，靠军事订货发财。企业主的狂热、有价证券的投机买卖、牟取暴利之心和“弄钱”的手法，在俄国从来没有像战争年代那样登峰造极。从1915年起，俄国军队的给养极其恶劣，不但炮弹供应不足，步枪子弹乃至步枪都不敷供应。服装和鞋子也十分缺乏，甚至对战斗部队的粮食供应，都经常长时间的中断。

军事部门指望从官办工厂得到供应，动用战前的储存，但战争开始不久后这些期望都落空了。在战争的头9个月，政府本来不打算动员资本主义企业的财力以满足战争的需要，明知加强资产阶级在战时经济的作用会助长资产阶级的政治野心，但专制制度很快不得不这样做了。5月，成立了中央军事工业委员会，这是资产阶级在工业企业之间分配军事订货的权威组织。各地也成立了类似的委员会。战争一开始即已产生的全俄地方自治机关联合会和全俄城市联合会被准许参与对前线的供应。政府还建立了专门的机构，以调节经济活动，这就是国防、燃料、粮食、运输四个方面的特别会议都由相应的大臣负责主持。垄断组织或财团的规模越大、地位越重要，它在政府调节机构的扶助下所获得的利润就越多，而军事订货的分配腐败不堪、贿赂公行。

与此同时，国内经济状况日益恶化，转眼之间燃料发生恐慌。煤的开采量和运输能力明显不敷需要。本来就已捉襟见肘的铁路运输，更出现燃料恐慌。军用物资和部队的运输以及事关国计民生的国民经济货物的运输都陷于瘫痪。这种状况加速了经济的总崩溃。

战争也使农业生产、农民状况和城市粮食供应状况恶化。有1500万名成年男子走上前线，其中绝大多数是农民。这种情况造成国内粮食供应困难，即使停止大量的粮食出口，加上1915年的农业丰收，也无济于事。农业生产下降，播种面积缩小，肥料、机器和新农具的使用大为减少。牲畜缺乏，因为大量马匹被前方征调，牲畜的总头数也在缩减。地主的经营由于缺乏劳动力而遭受损失。但国内粮食供应状况恶化的原因不仅在于农业方面，国内还是有粮食的，由于粮价不断上涨，手上有粮食的人们暂时把粮食都囤积起来了。

粮食恐慌产生了深远的政治后果，它在大工业城市中激起了革命情绪的高涨。劳动人民的贫困因战争而逐日加深。通货膨胀的日益加剧使工人阶级的生活负担越来越沉重。但是金融资本家和企业主却在大发横财，他们甚至设法加速卢布贬值。战争在俄国加速了资本的集中和垄断过程。

前线战事对俄国非常不利。1915年5月和6月，俄军被迫放弃加里西亚。德军在其他战线如波兰和东普鲁士发动进攻。7～8月，俄军经过苦战，撤出了波兰和立陶宛部分地区。后来敌方完全占领了立陶宛、拉脱维亚的一部分以及白俄罗斯的某些地区。1915年的战争结果令人十分失望。俄国人员伤亡惨重。战争开始以来，俄国伤亡和被俘的人数共计350万人，国家丧失了大片在经济上和战略上十分重要的领土。军事失利加上经济崩溃，使俄国国内的政治危机更加严重。

战争使俄国工人阶级的组成发生了重大变化。1914～1916年，在俄国革112命运动的中心彼得格勒，有17%的工人被动员去了前线，在其他工业中心，参军的工人就更多了。迅速涌进工厂顶替工人的，是那些逃避应征入伍的小工商业主、酒馆老板和房主，以及城市的半无产阶级的代表——手工业者、清洁工、看门人、仆役等。这种情况不能不对工人阶级的整体政治水平产生影响，使其的觉悟程度和组织性降低。出身非无产阶级的新工人，带来了小资产阶级的情绪，扩大了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工人阶级的社会基础。正因为如此，工人中相当一部分人感染上了护国主义情绪。工人罢工事件明显减少，因为参加罢工的人往往会被送上前线。

但是从1915年夏季开始，罢工运动和工人示威又掀起高潮，运动规模越来越大，它的政治性表现得越来越明显。1915年5月，彼得格勒普梯洛夫工厂爆发了罢工。6月，科斯特罗马纺织工人罢工，发生了枪击游行队伍的事件。8月，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发生枪击工人示威队伍事件。各地的布尔什维克组织印发传单，号召举行群众性抗议罢工。从1915年秋季开始，工人和作战部队中的反战情绪日益高涨。沙皇政府的威信日益低下，王朝已处在风雨飘摇之中。

二 战争期间的黑帮和十月党人

大战前，在如何对待斯托雷平改革问题上，黑帮内部发生争吵并导致了分裂。以黑帮领袖之一杜勃洛文为首的一派坚决反对斯托雷平改革，认为改革会危及君主政体，他们被称作杜勃洛文派。反对杜勃洛文的人，对斯托雷平改革采取理解和有条件支持的态度，他们被称作革新派。1911年斯托雷平遇刺身亡后，两派的分歧并没有得到弥合，所以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黑帮的势力和影响力已经有所削弱。

俄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加剧了国内的沙文主义情绪，黑帮打算利用这个机会，但是他们具有传统的亲德情绪，因此他们的立场并不坚定。第一次世界大战开战前两个月，尼·叶·马尔柯夫在杜马会议上声明：“与其同英国建立友谊，不如同德国结盟。”俄国同协约国一起参战迫使黑帮对自己的立场做出一些调整。极右分子第一次提出兼并斯拉夫各国、瓜分奥斯曼帝国，甚至提出113清除异教徒的要求。

杜勃洛文派和革新派在策略上存在分歧。杜勃洛文派仍然拒绝同主张立宪的政党合作。他们认为，立宪民主党人仍然是“政治小偷、骗子和刽子手的政党”，他们用虚伪的爱国主义口号掩盖自己的罪恶目的。与此相反，革新派在战争开始时对“爱国主义团结”寄予很大希望。他们说：“我们俄罗斯人再不该因党派不同而相互怀疑，甚至指责对方自私和背叛。”

1915年夏，俄国在前线的军事失利使政治形势发生急剧变化。这年5月，莫斯科发生了大规模破坏德国人的工厂、商店、住宅事件。如果说1905年极右分子把这种破坏行为看作人民群众觉醒的标志，那么10年之后，这种行为则使他们非常担心，因为走上莫斯科街头的群众公开否定政权当局并侮辱皇室的代表。

黑帮认为，第四届国家杜马中进步同盟的成立是沙皇制度的敌人团结起来的标志，于是他们迅速采取措施建立“白色同盟”，以便对付自由派和右翼自由派政党的联合。1915年8月，在杜勃洛文派的倡议下，在萨拉托夫召开了君主派会议，与会者要求沙皇和政府解散第四届国家杜马。

但是黑帮组织没能克服阵营内部的分歧。1915年11月，他们同时在彼得堡和下诺夫哥罗德召开了两个君主派会议。首都会议的参加者主要是革新派，与会的还有教会主教和一些达官显贵。会议否决了进步同盟关于建立社会信任的内阁的要求，认为这个要求“违背俄罗斯国家的基本法律”。在下诺夫哥罗德召开的杜勃洛文派的会议上，反对进步同盟的呼声更高。但是两个会议在联合极右派方面都没有采取什么重要措施。

一些最大的黑帮同盟和极右派党团领导人没能在对政府的态度方面达成一致意见。尼古拉二世不顾杜马中多数党团的要求，没有任命自由派社会活动家，而是任命一些自称拥护极右派的人担任高级职务。如俄罗斯人民同盟成员阿·尼·赫沃斯托夫被任命为内务大臣，伊·格·格洛维托夫被任命为最后一任国务会议主席。但是，右派领袖们认为，政府庸庸碌碌，得到拉斯普廷支持的一些人受到重用，败坏了最高权力的威信。

大战期间，普列什凯维奇猛烈抨击后方的混乱状态、盗窃国库行为和政府的软弱无能。1916年11月19日，他在杜马发言时大谈沙皇周围聚集了一伙“黑暗势力”。他的发言赢得了中间派和左派代表的掌声，但是没有得到右派代表的支持。以马尔柯夫为首的革新派谴责自己同行的行为，指责他是革命者的帮凶。这一切都表明，黑帮势力已经日暮途穷，大势已去了。

早在战前，十月党人就拥护政府的对外政策，支持政府同英国和法国结盟。他们主张摧毁德国的经济实力，俄国夺取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扩大和加强俄国在巴尔干和近东的影响。十月党人在报刊和杜马讲坛上积极鼓吹吞并这些海峡并占领君士坦丁堡，支持俄国的其他领土要求。在杜马国防委员会，他们坚决主张扩大用于武装力量现代化的拨款，实行更积极的对外政策。

战争开始后，十月党人宣布自己完全同政府站在一起并停止一切反政府活动。他们在《莫斯科呼声报》上写道：“所有政党间的分歧、所有纲领性问题和‘阶级矛盾’都应该放到次要地位。现在俄国只应有一个党——俄罗斯党。”在1914年7月26日的杜马会议上，十月党人郑重宣誓无条件地支持沙皇政府的军事努力，他们始终信守了这一诺言。十月党人中央的活动性质也发生根本性变化，1915年8月停止活动以前，中央几乎完全忙于为战争动员力量：出版小册子和宣传书籍，宣传战争的意义，采取措施帮助伤病员，募集药品和食品。1914年夏，十月党人中央委员参加创建“全俄地方自治机关联合会”和“全俄城市联合会”。这两个联合会同军事当局密切合作，起初是做些救助伤病员的工作，后来开始为军队供应装备和补给，以及从事安置难民等工作。十月党人参加了政府专门成立的国防、食品、运输、燃料等组织。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俄国资产阶级经济实力的加强以及其在政治上的联合，导致资产阶级同专制的矛盾进一步加深，因为专制政府没有能力克服战争造成的困难。从1915年夏起，政治危机开始具有不可逆转的性质，沙皇政府不仅不能控制事态的发展，而且也不了解事态发展的意义。

在政权日益瘫痪的形势下，自由派内部的“爱国主义情绪”开始转变为“爱国主义恐慌”。十月党人也开始跟随进步党人和立宪民主党人转入政府的反对派阵营。左翼十月党人和十月党人中相当一部分地方自治人士开始响应建立“社会信任的内阁”的号召，并同意加入进步同盟。该同盟联合了杜马中大多数温和的自由派党团：422名议员中有236人参加，还有国务会议的3个集团。进步同盟纲领的主要内容是要求建立“社会信任的内阁”，进行一系列改革，更新地方管理机关人员，部分实行政治大赦，等等。但是这个具有妥协性质的、极其温和的纲领也被政府否决了，这导致进步同盟各成员同沙皇政府的关系更加恶化。但在反政府的程度上，进步同盟各成员的表现是不同的。大多数成员，包括十月党人中的地方自治人士，认为应提出“社会信任的内阁”口号。以第四届杜马主席米·弗·罗将柯为首的右翼十月党人则要求重新考虑地方自治制度，从立法上加强地方自治机关联合会、城市联合会和合作社组织的法律地位。拥有亲自向沙皇报告权利的罗将柯在最后时刻企图说服尼古拉二世放弃臭名昭著的内阁并建立一个得到“人民信任”的内阁。亚·伊·古契科夫在进步同盟中采取了与众不同的立场。他认为，要想避免发生革命，只有进行宫廷政变。

二月革命前夕，自由派中间一直在进行关于是“社会信任的内阁”还是“向杜马负责的内阁”的政治表述的争论，准备新内阁组成的各种方案，大张旗鼓地宣传应发动宫廷政变的思想。正当进步同盟的领袖们在杜马讲坛上批评政府、说服沙皇成立“责任内阁”（即“向杜马负责的内阁”）（从1916年11月起，这个口号已为所有反对派接受），而“密谋家们”在制定宫廷政变的各种方案时，俄国君主制度崩溃了。

二月革命后，十月党人作为一种政治思潮和流派，开始逐渐从政治舞台上消失。

三 立宪民主党在战争期间的活动

战争爆发后，立宪民主党人对自己的意识形态、策略和组织实践工作都做了重大调整。首先，他们根据国际军事冲突调整了自己的立场。俄国参战后，116立宪民主党用狂热的爱国主义代替了传统的和平主义。在战争爆发后的3年时间里，立宪民主党的主要口号是“将战争进行到最后胜利”。

立宪民主党人根据自己对俄国国家利益的理解，希望赢得战争的胜利，德国及其同盟者的失败最终会有助于实现立宪民主党的对外政策理论，实现“大俄罗斯”的思想。立宪民主党理论家们认为，一旦战争满足沙皇政府的领土要求，就可以巩固国家的战略地位，大大加强俄罗斯在巴尔干和近东的影响，刺激国家经济的发展。此外，立宪民主党认为，同协约国其他国家的“密切联盟”会为俄国接近西方民主奠定基础。立宪民主党思想家们认为，军事上的成功有助于在国内进行政治改革。1914年7月21日，立宪民主党中央发表声明：“不管我们对政府的对内政策持何种态度，我们的直接义务是保存统一的不可分割的祖国，保住国家在世界强国中的地位，不让敌人夺取这种地位。让我们停止内部争吵，不让敌人有丝毫的机会利用我们的分歧钻空子。”

1914年7月25日，立宪民主党中央和杜马党团研究了对战争的态度问题，一些左翼立宪民主党人，包括Ο. A．奥博连斯基和尼·尼·舍普金，建议根据沙皇政府对某些改革的态度来决定是否支持战争，因为不进行这些改革俄国就不可能取得战争的胜利。但是这个意见被大多数人否决了。阿·弗·梯尔柯娃在中央会议上发表了另一种观点，她说，国家面临的反对德国的斗争要求每一个真正的俄罗斯人抛弃一切政治立场，做一个真正的爱国者。梯尔柯娃是彼得堡著名的小说家和社会活动家，是立宪民主党内右翼代表人物。她因性格活跃、坚定和果断而被称为“立宪民主党中央唯一的男性”。她同其丈夫——英国几家大报驻俄国记者加罗德·威廉斯一起，在使立宪民主党领导同英国报界和统治集团建立稳固的联系方面起了巨大作用。

根据立宪民主党中央的决定，米留可夫在7月26日杜马紧急会议上代表党声明，完全拥护政府。米留可夫的发言引起一片欢呼声，沙皇政府所有成员都同杜马代表一起鼓掌。

战争开始后，立宪民主党的影响开始不断扩大，但这不是通过增加党员人数，而是通过积极参加各种社会团体的工作，首先是参加全俄地方自治机关联合会和全俄城市联合会的工作来扩大影响。1914年7月30日，在地方自治机构代表大会上，成立了全俄地方自治机关援助伤病员联合会，负责主管医院、仓库，准备疏散列车，后来还参加了给军队供应食品的工作。立宪民主党人参加全俄地方自治机关联合会中央和地方机构的活动加强了他们同持十月党人观点的地方自治界的联系，促进了他们同地主反对派的接近。

1914年8月，立宪民主党人发起成立了全俄城市联合会。该联合会的职能是募捐、疏散和征购军需物资，援助伤员和应征者家属，建立医院、饮食点，等等。立宪民主党人在联合会中非常活跃，其领袖在全俄城市联合会领导机关中担任重要职务。莫斯科立宪民主党人米·瓦·切尔诺科夫当选总代表。参加联合会中央的有5名立宪民主党人、4名进步党人，只有1名十月党人，即尼·伊·古契柯夫。立宪民主党党员通常还领导全俄城市联合会的地方分会，尤其是在彼得堡、莫斯科等大城市积极活动的那些分会。

1915年7月，成立了全俄地方自治机关和城市联合会统一的军需供应总委员会。当年年底，两个联合会的规模都扩大了。立宪民主党人在战争年代建立的各种合作社组织中也发挥了很大作用。1915年5月，莫斯科大资产阶级发起建立了军事工业委员会，负责向工人灌输护国主义思想和协调各工业部门的活动，旨在为战争服务。立宪民主党人积极参加了军工委员会的活动。他们参加了中央和地方的军事工业委员会，并领导顿河畔罗斯托夫、敖德萨、特维尔等城市的军事工业委员会。这一期间，立宪民主党人还加强了同地方工商界和进步党人资产阶级思想家的联系。

战争开始后，国内达成某种程度的和解。反对派为了赢得战争胜利同政府精诚合作，这使立宪民主党人欣喜异常。但是这种兴奋心情没能持续多久。俄罗斯军队在1914年的东普鲁士战役中遭到失败。1915年，俄军又被迫放弃加里西亚、波兰、波罗的海沿岸部分地区。面临食品、原料和运输严重危机的俄国在战争中损失惨重。于是，在经过短暂的平静之后，从1915118年春天起，工人运动又活跃起来，农村又开始出现骚乱，城市中等阶层的不满情绪日益增长。在这种形势下，自由主义反对派不能再继续沉默了。地方自治机关联合会和城市联合会开始提出政治要求。1915年8月，十月党人和立宪民主党等地主资产阶级政党在杜马中组成进步同盟，并开始积极开展活动。

立宪民主党人在建立这个跨党团体的过程中以及在这个团体中都起着主导作用。虽然同盟委员会名义上的主席是十月党人谢·伊·施德洛夫斯基，但是同盟真正的领袖是米留可夫，他起草了同盟纲领。进步同盟纲领是一个妥协性纲领。为了让中间党派、十月党人和部分民族主义者都进入同盟，为了保证同盟与国务会议进行合作，立宪民主党人不得不做出一些重大让步，他们用“社会信任的内阁”的提法取代“责任内阁”的口号；同盟宣言中没有提土地改革，而是要求农民权利平等；不再提政治大赦，而是要求停止审理政治案件；不提犹太人有平等权利的要求，而是使用一个模糊的提法——“取消限制犹太人的法律”，等等。立宪民主党人认为，做出这些牺牲是应该的。他们认为，杜马党团之间达成妥协不是为了立法纲领，而是为了撤换政府，改变国家的管理方法，保证战争胜利。

8月18日，由立宪民主党人控制的莫斯科杜马通过决议，要求建立“社会充分信任的内阁”。其他城市杜马也开始仿效这一做法，纷纷通过相应的决议。全国各种社会组织也同莫斯科的发起人一道声援同盟。

但是，尼古拉二世拒绝走反对派指出的道路。他认为，反对派行动的目的是限制专制权力。1915年8月底，前线形势稍微稳定下来，在南方，俄罗斯军队转入局部进攻。受这种事态的鼓舞，沙皇及其亲信认为，没有必要听从自由派改革家的建议。1915年9月3日，日益在政治上活跃起来的杜马被强行休会。

地方自治机关联合会和城市联合会在莫斯科分别召开紧急代表大会，讨论如何对待杜马问题，现在这两个组织成了反对派运动的主导力量。两个代表大会通过了相类似的决议，号召建立人民信任的政府，立即恢复杜马工作。当时决定派代表去大本营，向沙皇通报代表大会的决议。地方自治机关联合会领导人之一叶·尼·特鲁别茨科伊在解释这个决定时说：“我们将奉公守法，不会无视最高权力，无论地方自治人士向沙皇陈述多么大胆的言论，谁也不会说自己在国家处于危险的时候要搞革命。”但是这些代表没有机会陈述任何言论，因为尼古拉二世拒绝接见代表团。

当人们觉得进步同盟有成功希望的时候，立宪民主党内多数人认为，必须同右翼党团保持密切联系，以便保持和加强跨党联合。这一时期，立宪民主党内的左派批评家们小心谨慎地缄默不语。但是杜马被强行休会后，他们开始越来越多地发表自己的见解。在1915年10月召开的立宪民主党代表会议上，Ο. П．奥勃宁斯基、亚·亚·基泽韦捷尔等莫斯科立宪民主党人向米留可夫的政策发起全面进攻。他们号召同士兵、工人、农民保持联系，在同政府的公开斗争中寻找新的同盟。1915年年底，Ц. Л．曼德尔施塔姆、尼·维·涅克拉索夫等地方立宪民主党人开始主张同具有护国主义色彩的社会主义政党积极合作，以便发动“来自下面的”革命。

地方立宪民主党人和彼得堡领导人之间存在观点上的差异，这是因为上层精英和地方立宪民主党人所处的社会地位不同。地方立宪民主党人更了解俄国城市居民的生活条件，了解他们的情绪。1915年10月，萨马拉和基辅的立宪民主党委员会，12月底，科斯特罗马立宪民主党人都声明公开反对米留可夫的路线。

1916年2月18日，在立宪民主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上，中央彼得堡分部和米留可夫本人受到严厉批评。会上，左翼立宪民主党人批评中央和党团过于迷恋进步同盟，号召党应努力扩大对地方自治机关和城市的影响、对军队的影响，要求党内应该更加民主。

但是，尽管地方立宪民主党人的发言中充满批评气氛，代表大会最终还是采纳了彼得堡领导人的意见。党的领袖能够战胜自己的政敌，是因为对他的策略方针的批评虽然很尖锐，但却是非建设性的，左翼立宪民主党人没能提出建设性的计划来代替现行方针。

米留可夫的路线在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取得了胜利，新当选的50名中央委120员中主要是米留可夫的追随者，主张采取纯议会的活动方式。1915年9月15日，《俄罗斯新闻》发表瓦·阿·马克拉柯夫的文章《悲惨的状况》，文中揭示了立宪民主党领导人拒绝激进的斗争方式的原因。文章的中心思想是，中央主张“待战胜外部敌人后再同当局算账”。

1915年秋至1916年秋，是立宪民主党和整个自由主义反对派政治积极性低落的时期。米留可夫后来解释说，之所以如此，是此时已经不具备议会斗争的条件，党又不承认其他斗争方式。

1916年秋，由于严重的食品危机，前线形势继续恶化，对“工人革命”感到恐惧以及认定政府缺乏使国家摆脱危机的能力，使立宪民主党的反政府情绪又高涨起来。

1916年11月1日国家杜马会议是立宪民主党历史上的重要事件。进步同盟在会上要求撤换新的大臣会议主席鲍·弗·施秋梅尔。他是拉斯普廷安插进来的一位庸才。米留可夫在这次会议上发表了著名的讲话，对政府的军事和经济政策提出尖锐的批评。这篇讲话将自由主义反对派同当局的矛盾推到了顶峰。讲话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尽管书报检查机关禁止发表这篇讲话，但它还是一传十、十传百地广泛传播开来。11月19日，彼得格勒保安局指出：“最近立宪民主党人的政治影响出人意料地加强起来。”他们的领袖“成了当前的真正英雄”。

与此同时，国内形势越来越紧张。到1917年年初，经济危机已经波及所有经济部门：工业、农业、铁路运输。1917年年初，国家濒临饥饿边缘，革命形势不断发展，已有一触即发之势。

在这种形势下，左翼立宪民主党人越来越不满意党的领导人奉行的“纯粹办公室内的策略”，主张采取更坚决的行动。但是在二月革命前1917年2月4～5日召开的中央会议上仍然肯定了从前的路线，即同政府只进行议会斗争。立宪民主党认为，这种斗争迟早会迫使政府做出让步的。

立宪民主党反对专制制度斗争的目的不是消除同沙皇政府的矛盾，不是推翻君主制，而是通过批评专制制度同当局达成分权协议，以便顺利地进行战争和防止革命。但是，当时国内对专制制度的憎恶情绪非常之高，反对派的这些活动无疑也在促进蓬勃发展的革命运动。

四 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在战争期间的表现

1905～1907年革命失败后，革命转入低潮，迅速战胜专制制度的希望破灭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社会中的威信下降，马克思主义不再时髦。布尔什维克的斗争方式引起某些人的反感，无产阶级群众中出现悲观、失望和冷漠的情绪。革命的失败迫使革命者或者转入地下，或者流亡国外。孟什维克的几位主要领袖马尔托夫、阿克雪里罗得、唐恩、马尔丁诺夫等人在俄国待了不长一段时间之后，又到国外去了。孟什维克在组织上也受到削弱。1907年年底，唐恩在向阿克雪里罗得介绍俄国相当一部分孟什维克的情绪时写道：“现在，作为有组织的孟什维主义在俄国已经不存在了，也不可能再把它们机械地集合起来。”阿克雪里罗得认为，旧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完全可以解散和死亡，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孟什维克波·伊·哥列夫（戈尔德曼）在莫斯科社会民主党人会议上甚至号召彻底摧毁“被布尔什维克败坏了名声”的“旧党”。主张这种思想的人被称为取消派。取消派的主要特征是，不仅反对社会民主党人旧的非法工作形式，而且主张只维护纯粹无产阶级的利益，而不是全民族的利益，坚决放弃在解放运动中的领导权。从1908年起，以普列汉诺夫为首的一部分人要求保留秘密的社会民主党组织和地下革命活动，恢复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加强同自由派的斗争，这部分人被称为护党派，但是护党派孟什维克没有发展成为一支强大的力量。两派的产生并没有导致孟什维克内部发生严重的分歧或分裂。但是孟什维克内部有一种倾向：希望把西欧的工联主义和社会改良主义移植到俄国来。孟什维克这种策略上的调整并未得到工人的响应。工人更愿意进行坚决斗争，迫使工厂主接受自己的要求。当时孟什维克曾得到第二国际领袖的支持，他们在思想上受到第二国际，尤其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影响。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孟什维克在组织上并未得到加强，在工人中的影响也不大。他们幻想建立一个欧化的工人政党，主张让革命形势渐进地向前发展。

但是大战的爆发使俄国渐进的发展过程中断了。

战争爆发后，欧洲各社会党和社会民主党都卷入了自发的民族爱国主义的122浪潮，包括第二国际的模范党——德国社会民主党。孟什维克的表现如何呢？

开战一星期后，在第四届国家杜马会议上孟什维克杜马党团宣布了自己对战争的态度。1914年6月26日，社会民主党两个杜马党团共同发表了反战宣言，宣布所有交战国政府都应该为开始的这场冲突负责，因此不应该谈俄国各族人民同沙皇当局一致的问题。在表决军事拨款时，所有社会民主党代表都退出杜马大厅。

与此同时，在孟什维克倡议下，宣言中写进了下列提法：“无产阶级是人民自由和人民利益的一贯保护者，在任何时候都履行自己的义务，并将保护人民的文化财富不受任何侵犯，不管这种侵犯来自外部还是内部。”后来，布尔什维克批评关于保卫文化财富不受外来侵犯的提法是向社会爱国主义让步。列宁劝告布尔什维克代表以后不要同孟什维克一起行动。

在孟什维克中间，既有公开的护国派，也有左翼革命的国际主义派，他们都对7月26日两个党团发表的宣言不满。在战争开始前，俄国政府和资产阶级没有像其他国家那样，在内部与社会主义者达成协议。俄国“上层”甚至在民族处于灾难的形势下也不愿意向人民做出让步，这使人民的爱国主义思想同反政府的革命情绪奇妙地混杂在一起。

出乎意料的是，普列汉诺夫是孟什维克中狂热的爱国主义者。10年前日俄战争期间他还持国际主义立场。他曾坚决支持遭到德国进攻的法国这个有着伟大的文化和革命传统的国家，他严厉地揭露德国帝国主义和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以及普通党员的背叛行为。而对俄国，普列汉诺夫对沙皇政府的掠夺意图和在国内进行的民族压迫政策视而不见，认为俄国是防御的一方。他强调说，德国的胜利会使俄国经济情况恶化，会加强俄国反动阶级的阵地，缩小俄国革命胜利的机会。

随着战争的发展和国内局势的恶化，普列汉诺夫越来越公开地号召实现国内公民和解，劝告社会民主党人在杜马中投票支持军事拨款，甚至劝告工人放弃一切可能导致削弱俄国抵抗外来进攻能力的罢工等行为。到1915年秋，连取消派孟什维克都不再宣传这些护国主义号召了。普列汉诺夫开始提出一些相当模糊的观点，认为俄国可能在爱国主义旗帜下进行新的革命，因为沙皇政府不能保证战胜德国。

与普列汉诺夫观点相似的还有彼·巴·马斯洛夫、格鲁吉亚孟什维克领袖诺·尼·饶尔丹尼亚、维·伊·查苏利奇等人。1915年秋，普列汉诺夫以一些社会民主党人和护国派社会革命党人的名义写的《告俄国自觉的劳动居民书》，曾得到沙皇政府内务部的赞许，并在俄国各种报刊上广为传播。巴黎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护国派报纸《号召报》发表的普列汉诺夫的文章《两条革命路线》引起很大反响。文章指出，俄国革命发展的理想方案是将政权从沙皇政府官僚手里转到十月党人和立宪民主党人手里，然后再转到劳动派类型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手里，最后再转到社会主义者手里。

但是，连孟什维克护国派都认为普列汉诺夫的观点不宜在俄国工人中间传播。因此他们根据专制俄国的具体情况提出了自己的爱国主义方案。波特列索夫、切列瓦宁、列文斯基、马耶夫斯基和《我们的曙光》杂志（1915年称《我们的事业》杂志，1916年称《事业》杂志），以及其他孟什维克著作家劝告自己的拥护者不要提出反战口号，不要在俄国军队的后方搞罢工和起义，同时还提出不要给沙皇政府提供军事拨款，要批评沙皇政府的错误，要组织社会力量帮助伤病员、难民和士兵家属，等等。他们不否认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但是认为，同协约国各国，尤其是俄国相比，德国帝国主义犯的是“超级罪”。1915～1916年，这种护国主义发展成“自卫”的思想，即将保卫国家的事业由沙皇政府手里转到俄国民主派，包括工人和资产阶级手里。这些孟什维克认为，赢得战争胜利的必要条件是把所有反政府的力量协调起来，同时无产阶级要放弃自己的“激进主义的抵制幻想”，并承认资产阶级政党和组织的领导作用。

孟什维克“中央”（齐赫泽领导的杜马党团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组委会）的立场是谴责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战争。中央宣布忠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主张尽快签订公正的和约，并尽快“使俄国民主化”。但是他们同时又宣称，在战争期间积极地进行群众性反战活动是不适宜和危险的，这一派孟什维克将党的工作重心转向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杜马党团、工会、合作社、合法的自由主义民主派出版物。

其实，齐赫泽党团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组委会中既有国际主义分子，也有温和的护国派分子。这给制定统一的策略造成极大困难，降低了孟什维克的实际工作效率。

战争期间，左翼的孟什维克国际主义派领袖是尤·马尔托夫。他严厉地谴责国际帝国主义、俄国专制制度和资产阶级，以及所有交战国的社会党人护国派。他号召为了民主和平采取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行动，提出了进行反帝的世界革命和俄国民主革命的口号。这一派别的思想中心是当时在巴黎出版的《呼声报》《我们的言论报》《开端报》。为报纸撰稿的有孟什维克马尔托夫、弗·安东诺夫-奥弗申柯、格·契切林，还有许多前布尔什维克人士和托洛茨基。1916年春，托洛茨基逐渐取代马尔托夫担任《我们的言论报》领导，使报纸更加激进并充满了不断革命的精神。这些人的路线同布尔什维克的反战行动纲领有许多共同点，但是孟什维克国际主义派和托洛茨基反对将帝国主义战争变成国内战争和使本国政府失败的口号，反对建立新的共产国际，反对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同社会爱国主义者在组织上划清界限。

国外的孟什维克国际主义派正式的组织中心是组委会国外书记处，成员有马尔托夫、阿克雪里罗得、马尔丁诺夫、伊·阿斯特罗夫（波韦斯）和谢·谢姆柯夫斯基（勃朗施坦）。1915～1916年，国外书记处出版了《消息报》和《战争和国际》杂志，还有给俄国孟什维克组织的指示信。

1915年11月在苏黎世起草并在俄国广为流传的文件《无产阶级与战争》，最集中和充分地表述了组委会国外书记处的行动纲领。组委会国外书记处声明，世界大战是包括俄国在内的列强进行帝国主义竞争的结果。在目前形势下，各交战国工人不应该支持本国政府，同时应该放弃革命的失败主义策略，在尽快结束战争，尽快签订普遍民主、没有割地和赔款的和约的旗帜下开展斗争。组委会国外书记处认为，在俄国的现实条件下，主要口号应该是要求召开立宪会议，消灭专制政府和战争，而实现这一口号的手段是劳动者首先是无产阶级有组织的群众性革命行动，通过这种方式促进国际工人运动的复兴。1915年9月，国际社会党人齐美尔瓦尔得代表会议讨论了这方面的问题。除布尔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外，孟什维克国际主义派马尔托夫、阿克雪里罗得以及托洛茨基等人也参加了会议。

在俄国也有孟什维克国际主义派的组织在活动，但是影响都不大。战争期间，俄国的孟什维克组织没有做多少工作。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组织委员会在1914～1915年只出版3种反战传单（布尔什维克出版数百种），原定于1914年12月召开的全俄孟什维克代表会议也没有举行，只召开过一些地区性代表会议。

战争期间，俄国孟什维克的出版物先后有《北方呼声报》、《晨报》、《工人晨报》（彼得格勒1915年）、《我们的呼声报》和《呼声报》（萨马拉1915～1916年），以及首都的杂志《现代世界》和《工人保险》，流放到西伯利亚的孟什维克唐恩—策列铁里小组出版的《西伯利亚》杂志和《西伯利亚评论》（1914～1915年），等等。

孟什维克杜马党团的活动很活跃。1914年11月，杜马中的布尔什维克代表被逮捕，后来被流放到西伯利亚。此后孟什维克杜马党团成了俄国无产阶级在国家杜马中的唯一代表。以齐赫泽为首的党团成员多次发表讲话反对战争，批评沙皇政府的对内对外政策，经常拒绝投票支持军事预算，提出必须改善工人的经济和法律地位问题。他们还曾尝试在杜马外开展工作，但是后来为了安全而采取了谨慎的策略。

从1915年秋天起，无产阶级代表是否应该参加军事工业委员会的争论成了工人和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主要问题。军事工业委员会的设立是国内出现严重经济和政治危机的主要征兆。委员会的任务是动员私营工业为战争服务，宣传权力、劳动和资本联合起来保卫祖国。此外，还成立了“工人团”，作为新的军事工业结构的主要组成部分。按照军事工业委员会创建人的构想，“工人团”可以帮助缓和国内的社会紧张情绪，在国防企业发生劳动冲突时充当调停人的角色，活跃无产阶级的爱国主义情绪。

由政府批准的“工人团”选举运动在各城市进行了整整一年。布尔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认为，工人参加军事工业委员会等于为战争辩护，因此一起抵制了选举，而孟什维克首先考虑的不是意识形态问题，而是实际问题，认为不应该放弃使自己的活动部分合法化，以及同资产阶级进行接触和提高工人政治积极性的机会。

普列汉诺夫和波特列索夫等孟什维克护国派持这种立场，这是很自然的。而孟什维克中间派（组委会、齐赫泽党团）则认为，为了解决他们认为更重126要的组织任务，可以牺牲某些国际主义原则。但是，这些孟什维克组织在选举运动中并没有表现出特别的积极性。

到1917年2月，在244个军事工业委员会中只建立了58个“工人团”，分布在彼得格勒、莫斯科、基辅、萨马拉、顿河畔罗斯托夫、喀山、敖德萨、鄂木斯克、彼尔姆、尼古拉耶夫等城市。奇怪的是，往往是在一些小城市建立了“工人团”，如萨拉普尔、索契等，而在布尔什维克影响较大的城市没有成立“工人团”，如梯弗利斯、哈尔科夫、巴库等。

彼得格勒的中央军事工业委员会“工人团”最活跃。该“工人团”是1915年秋孟什维克护国派和国际主义派经过顽强斗争后选出的。“工人团”主席是厄里克桑电话机制造厂工人、孟什维克库兹马·格沃兹杰夫。他是一位农民的儿子，13岁便开始在铁路部门工作，参加过社会革命党人小组，多次被逮捕。格沃兹杰夫在成年时期加入孟什维克。1917年春，他当选彼得格勒工人和士兵代表苏维埃执委会成员，同年9月任临时政府劳动部部长。

共有10人被选入中央军事工业委员会“工人团”。他们中有著名的孟什维克格·叶·布雷多、E. A．古德柯夫、弗·阿布罗西莫夫（后来发现他是沙皇政府的密探）等人。

“工人团”进行了大量的组织工作，千方百计阻止罢工发生，同时也尽量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中央军事工业委员会“工人团”出版“情况通报”，下设10个委员会，包括工会委员会和合作社委员会，处理粮食、工人食堂建设等问题。地方“工人团”也大致从事这类工作。但是“工人团”不仅遭到具有国际主义情绪的工人强有力的抵制，也遭到不愿意向无产阶级做出让步的沙皇当局和许多企业主的抵制。结果，它们的许多计划（工人代表大会制、劳动交易所、规定最低工资等）都没能实现。

“工人团”的纲领带有妥协性质，把“自卫”的思想（保卫祖国免受外来侵略）同齐美尔瓦尔得和昆塔尔国际社会党人代表会议决议反映的和平主义号召混淆在一起，号召同资产阶级妥协，同时又更严厉地批评无能的沙皇政府。随着国内政治危机的加深及当局转向公开镇压和逮捕某些“工人团”成员，格沃兹杰夫及其同事开始对政府持批评态度。

1916年11月底，内务大臣亚·德·普罗托波波夫提出，不能再容忍中央127军事工业委员会“工人团”继续存在。1916年12月13～15日，中央军事工业委员会和12个地方军事工业委员会的“工人团”成员、组织委员会代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杜马党团、工会、合作社和首都大工厂代表在彼得格勒召开会议。会议决议指出，当前的任务已经不是同沙皇专制制度的个别现象做斗争，而是彻底推翻现存制度，使国家彻底实现民主化。

后来中央军事工业委员会“工人团”成员同意在1917年1月9日举行罢工以纪念“流血星期日”的牺牲者，并定于2月14日即杜马例行会议开会的当天，举行群众和平示威，要求沙皇将议会宣布为临时政府。孟什维克为组织群众集会在彼得格勒成立了专门的演说班子。1917年1月16日，叶·马耶夫斯基为工人集会写了若干发言提纲和题为《专制制度在扼杀国家》的宣言书。宣言书中说，必须建立临时革命政府，该政府应该能够“使国家摆脱困境和避免致命的崩溃，加强国内政治自由并按各国无产阶级都能接受的条件签订和约”。政府对此的反应是，决定将越来越危险的格沃兹杰夫领导的“工人团”同工人隔离开来。于是1917年1月26日夜，包括格沃兹杰夫在内的大多数“工人团”成员都被逮捕并被囚禁在彼得保罗要塞。

孟什维克的活跃是国内革命危机成熟的因素之一，但是不应过高估计他们在准备第二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作用。他们力量分散、人数不多，实际上是自发的群众运动浪潮把他们带动起来。劳资冲突更加尖锐，资产阶级反对派领袖不可能成为民族领袖。1917年2月专制制度被推翻是各种社会政治力量共同行动的结果，但它们之间的根本分歧最终是无法克服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也向社会革命党人提出了新的问题，诸如战争的性质，社会主义者对战争的态度，对政府的态度，等等。

战争不仅给社会革命党人的活动条件带来巨大困难，而且加深了他们之间的思想分歧，使他们无法制定出统一的行动纲领。比如，1914年8月22日在瑞士召开的社会革命党中央工作人员国外会议讨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形势下的行动路线时，代表们就意见不一，分歧严重，当时党的很多著名活动家出席了这次会议，如H. Д．阿夫克森齐耶夫、A. A．阿尔古诺夫、E. E．拉扎列夫、马·安·纳坦松、维·米·切尔诺夫等。在会上，纳坦松认为，劳动者没有祖国，社会主义者在战争期间也不应该忘记统治阶级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依然是128对立的，因此社会主义者不应该站在民族团结的立场上。切尔诺夫则持中左立场。他认为，沙皇政府进行的不是防御战争，而是掠夺战争，捍卫的不是人民的利益，而是王朝的利益，因此社会主义者不应该帮助它。他们应该反对战争，恢复第二国际，成为“第三种力量”，向两个交战中的帝国主义集团施加压力，争取签订没有割地和赔款的和约。

多数与会者都是护国派。他们声称，既然战争爆发了，那么社会主义者就应该保卫祖国，抵御外国帝国主义，关于战争的反人民性质的思想对国防是有害的。他们不否认战争期间也应同政府进行政治斗争，但是强调指出，斗争的方法不应该直接破坏国防。

8月会议的参加者没有制定出统一的行动纲领。会后，流亡国外的社会革命党人中的分歧更加严重。由于党中央国外代表团中的国际主义派和护国派人数相等，致使当时全党机关的工作全部瘫痪。

国际主义派、左派和中左派分子（马·安·纳坦松、波·达·卡姆柯夫、尼·伊·拉基特尼科夫、维·米·切尔诺夫等人）首先着手宣传自己派别的观点，在思想上把自己的拥护者联合起来。1914年11月，他们就开始在巴黎出版《思想报》。报纸主要在国外流亡者的小范围内发行，只有少部分偶然散发到俄国。

头几期报纸发表了切尔诺夫撰写的一组提纲：《战争和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者对战争的评价》《战争与社会主义者的“重新认识”》《俄国社会主义者的状况》。这些提纲从理论上论述了社会革命党国际主义派在战争、和平、革命和社会主义问题上的立场。切尔诺夫认为，战争的根源首先在于资本主义进入“民族帝国主义阶段”，在这一阶段，资本主义在先进国家获得单方面的工业发展，而这又造成另一种不正常现象——单方面的工业社会主义，即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的发展前景做出了极其乐观的估计，而对资本主义消极的、破坏的方面估计不足，把社会主义的命运完全同这一前景联系在一起。切尔诺夫说，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认为，农业和农村只是蓬勃发展的工业的附庸，因此工业以外的劳动居民阶层被忽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确立了纯无产阶级的社会发展观，对任何不是自上而下由资本主义领导的社会化，而是自下而上由劳动者自己发起的社会化（村社土地所有制、合作社、市政社会化等）都持怀疑态度。这种社会主义把资本主义视为“既是无产阶级129的敌人，也是朋友”，因为资本主义的繁荣、发展与无产阶级利害攸关。

切尔诺夫认为，战争是在拿欧洲各大国资本主义命运做赌注，也是拿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做赌注，因此无产阶级不可能对战争袖手旁观。无产阶级生活水平的提高依赖于资本主义的发展，这是“社会主义普遍的民族主义堕落”的主要原因。切尔诺夫认为，使欧洲国家卷入战争的当代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片面工业主义造就了片面工业社会主义的代表，引起了社会主义危机和精神堕落。作为社会革命党主要理论家，切尔诺夫认为，克服危机的条件只能是，使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克服资本主义发展的“片面工业主义和民族资本主义阶段”的各种不良现象的影响。马克思主义者美化无产阶级也属于这种不良现象。社会革命党《思想报》写道：“许多社会主义政党的民族主义堕落不是个别领袖的过错，其根源在于无产阶级自身的弱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所描述的无产阶级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存在的。不能说只有一个国际无产阶级，它会不分种族、民族、性别、领土、国家、职业技能、生活水平而由阶级利益联合起来，对现存制度和所有剥削和压迫力量都深恶痛绝；而是有许多无产阶级，他们之间存在许多矛盾，并同统治阶级有不同程度的协作关系。结论是，社会主义者不应该把某个劳动阶级奉为偶像，社会主义政党不应该等同于无产阶级政党。切尔诺夫指出，只有劳动者的联合力量才能够制止战争、争取签订没有割地和赔款的和约。因此每个社会主义者和社会主义政党的任务是把被战争分裂的社会主义力量团结起来。

根据这种考虑，切尔诺夫和纳坦松参加了国际主义者社会党人的两次国际代表会议：1915年9月的齐美尔瓦尔得会议和1916年4月的昆塔尔会议。10年后，切尔诺夫在回忆齐美尔瓦尔得会议时指出，会议参加者追求的是不同的目的。一些人（切尔诺夫认为自己属于这些人）把会议视为中止整个国际主义社会主义梦幻的手段，另一些人（列宁及其拥护者）则想同国际决裂，建立更狭隘的“宗派国际”。只有纳坦松在齐美尔瓦尔得代表会议宣言上签字，切尔诺夫在他根据社会革命党对战争和社会主义的看法提出的宣言修正案被否决后，拒绝签署这个文件。

1915～1916年，主张护国主义观点的国外社会革命党人出版了自己的报纸《在国外》和《新闻报》。这一派社会革命党人的政策明显地反映了战争引起的解放力量重新联合的倾向。齐美尔瓦尔得会议期间，他们在日内瓦同俄国的社会革命党人护国派召开会议。会议宣言指出“只有通过民族自卫的途径才能得到自由”。护国派用各种理由为“保卫祖国”的口号辩护。他们认为：首先，德国战胜俄国会使俄国变成殖民地，阻碍俄国生产力的发展和劳动者觉悟的提高，最终会推迟沙皇制度的彻底灭亡；其次，俄国的失败会对劳动者的状况造成最恶劣的影响，因为战争赔款的义务将导致税收增加。因此护国派得出结论，人民的切身利益要求社会主义者积极参加保卫国家的行动。

“保卫祖国”的口号受到列宁及其拥护者的严厉批评。

五 战争期间的布尔什维克与列宁的革命理论

战争爆发时，有成千上万的布尔什维克被关在监狱或被流放。沙皇当局在准备战争时，加紧对社会民主党人，尤其是对布尔什维克进行镇压。在战前的几个月里，巴库、巴统、戈梅利、敖德萨、波尔塔瓦、顿河畔罗斯托夫、图拉、乌法、雅罗斯拉夫尔等地的党组织遭到警察的残酷镇压。在战前的一个月内，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组织的近千名党员被警察逮捕。7月8日，当局查封了《真理报》。随着战争的开始，新的高压手段巨浪般猛烈地冲击着布尔什维克。沙皇政府竭力要使革命运动丧失领导，阻挠布尔什维克发动无产阶级进行积极的群众性的反战运动。仅在开战后的头5个月内，宪兵队就对彼得格勒、莫斯科、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基辅、敖德萨、巴库以及白俄罗斯许多城市的党组织进行了几十次的袭击。据列宁证实，在整个俄国“沙皇政府131逮捕和放逐了成千的先进工人——我们的秘密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党员”。

战争开始前，第四届国家杜马布尔什维克党团是国内党的领导中心。布尔什维克对战争的态度，是当时唯一留在彼得堡的杜马代表阿·叶·巴达耶夫于7月上旬向首都各报记者发表的。他声明说：“工人阶级要全力进行反对战争的斗争。战争不符合工人的利益。恰恰相反，它的锋芒完全是针对着全世界的工人阶级。在国际社会党巴塞尔代表大会上代表全世界无产阶级通过的决议中说，一旦宣战，就进行坚决的反战斗争，‘用战争反对战争’——这就是我们的口号。我们，工人阶级的真正代表，就要为这个口号而斗争。”巴达耶夫的声明同党团其他成员的观点是一致的。例如，当时在叶卡特林诺斯拉夫由杜马代表彼得罗夫斯基领导召开的一次秘密会议也通过了一项明确的反战决议，号召俄国无产阶级“利用一切手段来反对已经开始的战争，并且向各国无产阶级伸出友谊之手”。

杜马的布尔什维克党团决定在召开杜马紧急会议的7月26日，即批准军事拨款的那一天公开表示对战争的态度。布尔什维克党团成员考虑到劳动人民共同的反战情绪，曾尝试同孟什维克党团和劳动派党团代表采取共同的反战行动。但同劳动派未能达成协议，因为在谈判的第一阶段，劳动派党团的代表亚·费·克伦斯基便声明，劳动派将积极支持战争。而孟什维克党团同布尔什维克采取了共同的行动，尽管其领导人尼·谢·齐赫泽本人持护国主义立场。虽然在一系列原则问题上看法各不相同，谈判结束时还是制定了一致同意的宣言。这份宣言曾在杜马会议上宣读。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宣言表达了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立场，坚决谴责了战争，并且宣告一切交战国的统治集团要为发动战争承担责任。国家杜马在讨论批准军事预算时，社会民主党根据第二国际历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认为不赞成军事拨款是自己绝对应尽的社会主义义务。为了更有力地表示自己的抗议，他们退出了杜马大厅。两个党团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共同行动。

列宁从战争一开始就告诫党不要同沙文主义者进行任何形式的联合，他认为布尔什维克杜马党团的使命是表达彻底的国际主义观点。

战争爆发时列宁正在波罗宁。奥地利宪兵早就知道了列宁的革命活动并且在监视列宁。7月25日（8月7日），他们搜查了列宁的住所，7月26日，把列宁关进了监狱，使他受到审判的威胁。在波兰和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和波兰作家的帮助下，列宁获救并举家来到中立国瑞士，在伯尔尼住了下来。

在1914年8月24～26日（9月6～8日）举行的布尔什维克伯尔尼支部的会议上，列宁第一次做了关于党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态度的报告。会议通过了报告的提纲，并把它作为“社会民主党一个小组”的决议，决议的标题是“革命社会民主党在欧洲大战中的任务”。后来，列宁又将提纲改写成宣言，以“战争和俄国社会民主党”为题于1914年10月19日（11月1日）发表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33号上。宣言明确地指出了这场战争的性质和意义，认为这是两个交战集团进行的一场帝国主义的、非正义的、侵略性的战争。这场战争是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阶级长期以来推行的那种反动的帝国主义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直接继续。“强占别国领土，征服其他国家；打垮竞争的国家并掠夺其财富；转移劳动群众对俄、德、英等国国内政治危机的注意力；分裂工人，用民族主义愚弄工人，消灭他们的先锋队，以削弱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这就是当前这场战争唯一真实的内容、作用和意义。”宣言分析了导致统治阶级走上战争道路的真正原因，揭穿了帝国主义者把战争说成民族解放战争、正义战争和卫国战争的企图。

列宁在宣言中还无情地批判了社会沙文主义者。宣言对各社会民主党没有执行自己的任务表示“万分沉痛”，指出第二国际首领们的行为是对社会主义的背叛，而第二国际最有力量和最有影响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袖对这一背叛负有特殊的责任。德国社会沙文主义者为自己支持战争的行为辩护，说他们这样做是在反对俄国沙皇制度。宣言说，反对沙皇制度的革命运动不需要这样的“助手”；近年来俄国工人阶级领导的反对沙皇制度的革命运动具有很大规模，推翻沙皇制度已经成为直接的斗争口号；如果有什么东西能够帮助沙皇政府镇压革命运动的话，那就是这场战争。为了进行这场战争，沙皇政府从英、法、俄的银行家那里得到了财政上的支持。宣言指出，德国和奥地利的社会民主党领袖的所作所为只会对俄国无产阶级在完成自己的革命任务方面造成危害。宣言批判了中派分子，指出：“最能给无产阶级帮倒忙的，莫过于那些动摇于机会主义和革命的社会民主主义之间的人（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中派’之类），这些人极力闭口不谈第二国际的破产，或者用外交辞令来加以掩饰。”列宁写的宣言还揭露了“左”的机会主义者，即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列宁写道：“在目前的危机时期，作为机会主义天然的‘补充’的无政府工团主义思潮（同样是资产阶级的，同样与无产阶级观点即马克思主义观点相敌对的），其特征是同样恬不知耻、自鸣得意地重复沙文主义口号。”

列宁根据帝国主义战争的性质以及对公开的和隐蔽的社会沙文主义行为的分析确定了国际无产阶级的策略。列宁提出的中心策略口号是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他认为，战争加速了革命，但是并不意味着对于一切国家来说社会主义革命都提到日程上来了。在俄国，由于国家落后，由于没有完成资产阶级革命，直接的斗争的目的仍然是建立民主共和国、没收地主土地、实行8小时工作制。此外，从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这个口号中又提出另一个策略口号，即使本国政府在战争中失败。这个口号的根据是：政府军队在前线的挫折和失利有利于削弱旧制度，有助于解放受帝国主义者压迫的各国人民，有利于群众起来反对剥削阶级。促使本国政府在掠夺性战争中失败的策略的目的在于要变战争为被压迫者反对压迫者的战争，赢得革命的胜利。列宁认为：“只有沿着这条道路，无产阶级才能摆脱依附沙文主义资产阶级的地位，才能以不同的形式比较迅速地迈出坚定的步伐，走向各民族的真正自由，走向社会主义。”

列宁写的宣言在国际上引起强烈反响。登载宣言的《社会民主党人报》第33号发行了1500多份，宣言还被转送到国际社会党执行局以及瑞士、法国、英国、德国、瑞典的一些社会主义报刊的编辑部。

随着战争的继续，交战国劳动人民的战争负担越来越重，劳动人民开始要求和平了。列宁认为，群众要求和平的情绪，往往反映他们已经开始对战争发出抗议、表示愤慨，开始认识到战争的反动性质。一些有远见的资产阶级代表为反战情绪所震惊，由于害怕发生革命，也开始拥护和平。社会沙文主义者、中派分子也发出各种一般性的和平论调。托洛茨基反对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口号，也鼓吹一切左派都在和平的旗帜下团结起来。各种形式的和平要求掩饰了帝国主义者的政策，保护了帝国主义。这种和平要求，不主张进行反对帝国主义政府的革命行动，它传播统治阶级能够结束战争这样一种无法实现的愿望，从而引导群众离开革命斗争。对这一切现象需要有一个准确的马克思主义的估计，尤其是国外有些党员已经陷入了和平主义，甚至是护国主义的情绪之中。

1915年2月14日（27日），布尔什维克党国外支部召开代表会议。列宁、克鲁普斯卡娅、季诺维也夫、布哈林等人和俄国社会民主党巴黎支部、苏黎世支部、伯尔尼支部、洛桑支部、日内瓦支部、伦敦支部的代表在伯尔尼聚会。列宁就最重要、最迫切的战争问题做了报告，进一步阐述了宣言的观点，论述了战争与和平问题。1915年7～8月，列宁和季诺维也夫又合写了一本小册子《社会主义与战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对战争的态度）》。列宁指出，社会民主党人有责任利用群众的和平情绪“他们应当最热情地参加在这个基础上产生的一切运动和一切游行示威。但是他们不能欺骗人民，不能传布这样一种思想：似乎不进行革命运动也可以实现没有兼并、没有民族压迫、没有掠夺、不含现在的各国政府和统治阶级之间的新战争萌芽的和平……谁希望得到持久的和民主的和平，谁就应该拥护反对政府和资产阶级的国内战争”。

列宁制定的策略武装了布尔什维克党和它所影响的无产阶级及劳动群众，这是建立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基础上的斗争策略。

在制定革命策略的同时，党面临的迫切任务是：认清历史发展新的阶段，同社会沙文主义者的反马克思主义理论做斗争。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和制定正确的政治方针的必要性，也迫切要求对世界经济和世界政治中的新现象进行科学的概括，揭示革命发展的前途。为此，列宁对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资本主义进行了认真的科学研究。

1916年1～6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进行期间，列宁研究并综合了大量有关帝国主义经济和政治问题的材料，批判地整理了数百本各种文字的外国书籍、文章、小册子、统计汇编等，写出了《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他在这部著作中总结了马克思《资本论》问世半个世纪以来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第一次深刻而科学地分析了帝国主义的经济实质和政治实质，论证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社会主义革命的前景。

列宁提出了作为资本主义最高阶段的帝国主义所具有的五个基本特征。第一个基本特征是在生产和资本高度集中的基础上产生了资本主义垄断组织，垄断组织变成了经济生活的决定因素。列宁把由生产集中而产生的垄断看作资本主义发展新阶段的一般的和基本的规律。帝国主义就其经济实质来说，是垄断的资本主义。生产的集中和垄断组织的形成意味着生产的急剧社会化。列宁指出：“生产社会化了，但是占有仍然是私人的。社会化的生产资料仍旧是少数人的私有财产。在形式上被承认的自由竞争的一般架子依然存在，而少数垄断者对其余居民的压迫却更加百倍地沉重、显著和令人难以忍受了。”垄断组织靠掠夺城乡各阶层劳动人民获得巨额利润。与此同时，生产的联合、生产社会性的加强，为过渡到新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创造了物质前提。

帝国主义的第二个基本特征是银行资本与工业资本日益融合起来并在这一基础上产生了金融资本、金融寡头。银行业的集中导致银行和银行巨头变成拥有无数财富的势力极大的垄断者。在帝国主义条件下，银行成为整个资本主义经济的主要神经中枢。它们把整个资本家阶级的货币资金的周转集中起来，并对这些资金进行社会性计算。但是，银行的一切活动是受私人利益即受大的和最大的垄断资本主义的利益支配的。实行其经济和政治统治的金融资本的代表，组成了一个比较狭小的上层金融寡头，而资本主义国家就是为这一金融寡头阶层服务的。

帝国主义的第三个基本特征是资本输出。这种输出是帝国主义所特有的，它代替了以前占统治地位的商品输出。“只要资本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过剩的资本就不会用来提高本国民众的生活水平（因为这样会降低资本家的利润），而会输出国外，输出到落后的国家去，以提高利润。”资本输出导致一些国家对另一些国家的经济奴役。为争夺有利的投资场所，帝国主义各国之间的矛盾加剧了，瓜分世界和重新瓜分世界的斗争加剧了。

帝国主义的第四个基本特征是瓜分世界的资本家国际垄断同盟的形成。这些同盟是资本和生产的世界性集中的一个新的、比过去高得无可比拟的阶段。

帝国主义的第五个基本特征是最大的资本主义列强瓜分世界领土的过程已告结束。帝国主义时代开始的时候，世界领土已经基本瓜分完毕，列强之间的斗争具有新的性质，成为重新瓜分业已瓜分了的世界的斗争。这一斗争引起了帝国主义的战争，其中包括第一次世界大战。

列宁认为，帝国主义是寄生的和腐朽的资本主义。腐朽首先表现在经济方面，这是由垄断组织的统治所决定的。腐朽最明显地表现在垄断组织所固有的使生产力停滞和阻碍生产力发展的趋势上。如果技术进步对垄断利润不利，它就有可能被垄断组织人为地阻止。腐朽还渗透到了经济、政治、国家机关、文化艺术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腐朽也影响到工人运动，促进了社会主义的生产和发展。

列宁在给帝国主义的历史地位下定义时，称其为垂死的资本主义。他在1916年8月写的《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分裂》一文中指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特殊历史阶段。这个特点分三个方面：（1）帝国主义是垄断的资本主义；（2）帝国主义是寄生的或腐朽的资本主义；（3）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时代矛盾的空前激化是迫切需要推翻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这一新的历史时期的强大推动力。列宁认为，帝国主义的历史作用在于，它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向社会主义过渡创造了充分的前提。在这个阶段“社会主义革命的客观条件已经成熟”。垄断组织的联合为从资本主义向更高级的社会经济结构过渡准备了物质条件。而帝国主义战争加快了生产的社会化，使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可能性临近了。进行战争必须动员国民经济的一切资源，各交战的帝国主义大国政府便利用这一点对生产实行国家调节。战争促进了垄断资本主义把垄断组织的力量同国家的力量联合成一个为金融寡头服务的统一的机构。但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体系同时就是向社会主义物质前提成熟的道路上迈出的新的一步。列宁指出：“现代社会在何种程度上已成熟到可以向社会主义过渡，这一点恰恰已为战争所证明，因为在战争期间，为了集中人民的力量，不得不由一个中央机关来调节5000多万人的全部经济生活。既然这一点能够在代表少数金融大王利益的一小撮容克贵族的领导下做到，那一定同样也能够在代表饱受饥饿折磨的十分之九的居民的利益的觉悟工人的领导下做到。”

因此，列宁得出结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最充分的物质准备。既然它建立了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物质技术前提，那么它就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前阶，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

但是，当时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和理论家考茨基对帝国主义即垄断阶段的资本主义有另外一种认识。他认为：“从纯粹经济观点来看，资本主义不是不可能再经历一个新的阶段，即把卡特尔政策应用到对外政策上的超帝国主义阶段……”这个阶段“将以实行国际联合的金融资本共同剥削世界来代替各国金融资本的相互斗争”。在考茨基看来，走向社会主义要经过“超帝国主义”，这是“无产阶级实现自己的最终目的”以前要经过的最后一个阶段。考茨基认为，“超帝国主义”一定会为资本主义制度范围内的进步发展创造条件。

此外，当时第二国际思想家之一希法亭于1910年出版了《金融资本》一书。他认为，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会出现一个总卡特尔，这个总卡特尔除了能消除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产品分配上的对立之外，似乎还能消除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对立。后来，希法亭得出了将会产生一种“有组织的资本主义”，并能够从这种有组织的资本主义进化到社会主义的结论。

这表明，列宁对帝国主义时代特征及其前景的估计，同当时作为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和理论家的考茨基和希法亭有重大的原则区别。应当承认，考茨基观点在西方社会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中间，甚至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中间，都有相当的影响力。考茨基生活在资本主义发达的德国，他对资本主义的认识主要是基于对德国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制度的认识和理解。众所周知，20世纪初那场资本主义危机发展的结果并未导致资产阶级社会的崩溃，资本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又有了很大的发展。列宁预言的“垂死的资本主义”并未实现。这为我们今天评价当年列宁同考茨基的争论和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的发展并不能充分解释当年关于帝国主义问题争论的是非曲直。应该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资本主义世界发生的变化至少受两个客观因素的影响，即社会主义阵营的出现和其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压力，以及第三次科技革命浪潮的作用。首先，社会主义在一系列国家的确立使资产阶级看到，如果不缓和劳资关系，不对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体制做些改良，无产阶级革命最终会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于是不得不向无产阶级做出某些让步，在工人劳动报酬和社会福利方面采取一些措施，用以缓解劳资矛盾，避免发生无产阶级革命。其次，以微电子技术为核心的新技术革命的兴起，大大促进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物质产品的增加，改变了现在的产业结构、就业结构、产品结构以及居民的消费结构，同时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作用和影响，迫使生产组织、管理体制、工作方式、社会生活方式以及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了一系列相应变化，从而使资本主义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帝国主义的反动、腐朽本质暴露无遗。战争期间，帝国主义列强为了争夺原料市场和殖民地、瓜分世界，动用了资本主义所有先进技术发明的武器，用来反对人类本身，夺走了无数人的生命，给全世界人民带来无穷的灾难。不仅如此，1929～1933年又发生了世界经济大萧条，紧接着又爆发了更加残酷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些都充分说明列宁当时对帝国主义的分析和判断是正确的。

然而，当时列宁同考茨基等人的分歧实际上反映了对革命前途和革命道路139的不同态度。考茨基根据自己对资本主义的认识，主张走改良主义道路，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坚持被列宁称为“社会沙文主义”的立场。列宁则是把帝国主义同无产阶级革命的条件联系在一起。

经济条件的成熟不会自然而然地引起革命，革命还需要客观政治条件的成熟，需要政治舞台上阶级力量的组合能够造成势如破竹地冲击旧制度的条件，即需要有革命的形势。

在世界大战期间，列宁研究了欧洲出现的政治形势，指出了革命形势的三个主要特征：“（1）统治阶级已经不可能照旧不变地维持自己的统治：‘上层’的这种或那种危机，统治阶级在政治上的危机，给被压迫阶级不满和愤慨的迸发造成突破口。要使革命到来，单是‘下层不愿’照旧生活下去通常是不够的，还需要‘上层不能’照旧生活下去。（2）被压迫阶级的贫困和苦难超乎寻常地加剧。（3）由于上述原因，群众积极性大大提高，这些群众在‘和平’时期忍气吞声地受人掠夺，而在风暴时期，无论整个危机的环境还是‘上层’本身，都促使他们投身于独立的历史性行动。”此外要取得胜利，就必须有一支由统一的意志和行动团结起来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政治队伍。这支队伍形成的条件就是革命的觉悟和组织。列宁指出，没有组织，群众就会丧失统一的意志。为了团结群众、使他们觉悟、率领他们向剥削制度进攻，就需要有马克思主义政党，需要有党的领袖和党的领导者这样一些坚强的干部。

列宁关于革命主客观条件的相互关系的原理，对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具有重大意义。它们指引工人阶级为社会主义革命做实际准备。

这一时期，列宁发展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观点，根据对帝国主义时代的分析和研究，提出了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或一个国家内获得胜利的结论。列宁提出这个重要结论的根据，是他揭示的在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规律。

众所周知，不平衡是资本主义所固有的，因为它是由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之上的商业生产的本质决定的。列宁的功绩不在于揭示不平衡这一事实本身（这是马克思已经知道的），而在于研究了这一不平衡在帝国主义时代所表现出的特点，研究了那些对社会主义革命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特点。

帝国主义猛烈地加剧了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并使之成为冲突性的和灾难性的。垄断限制竞争，但不能消除竞争，竞争的新形式出现了。各种金融集团和工业集团的经济实力在垄断组织范围内和垄断组织界限外继续不平衡地增长着。竞争变得更加激烈，资本主义的一切内在矛盾日益加深。资本主义国家内部一些生产部门发展的不平衡还在加剧，各国的经济和政治实力对比关系在不断变化。这种不平衡是同尖锐的利害冲突，同战争，同削弱和动摇帝国主义阵地的垄断组织之间、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斗争相联系的。与此同时，列宁还论证了在帝国主义条件下资本主义国家政治发展不平衡正在加剧的思想。政治发展的不平衡，表现在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尖锐程度的巨大差别上，表现在一些国家革命运动的规模与其经济水平不相适应上。

列宁在进一步研究不平衡规律的作用时发现，决定社会主义革命不可避免的那些矛盾，在各个国家的成熟情况是不一致的。在帝国主义体系里形成了一些矛盾的集合点。在这样一些集合点里，会首先出现革命的形势并为革命的爆发创造先决条件。在主观条件做了起码准备的情况下，那些矛盾特别尖锐的国家就成为帝国主义体系中最薄弱的环节，因此在这些国家产生社会主义革命并取得胜利比任何地方都要早一些和容易一些。

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不平衡加深了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矛盾，引起了冲突、纠纷和战争。所有这一切都在不断削弱帝国主义阵线，妨碍国际垄断资产阶级联合起来反对任何一个国家中举行起义的无产阶级。

1915年8月，列宁在《论欧洲联邦口号》一文中写道：“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由此就应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一年之后，列宁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一文中又把这一思想具体化了，他写道：“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各个国家是极不平衡的。而且在商品生产下也只能是这样。由此得出一个必然的结论：社会主义不能在所有国家内同时获得胜利。”

这样一来，列宁就提出了新的适应帝国主义时代的原理，来代替社会主义在一切或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同时胜利的旧的马克思主义原理。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或者在单独一个国家内获得胜利的结论是列宁的社会主义革命理论的基础。

既然社会主义革命可能首先在少数或单独一个国家内获得胜利，那就会自然而然地首先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它在哪些国家产生的可能性最大。在各国社会民主党人中间，有人认为，社会主义革命一定是在生产力水平较高、无产阶级占居民的大多数，即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开始；也有人认为，无产阶级革命似乎应首先在最落后的国家中胜利。列宁则证明说，为实现向社会主义过渡，必须具备一定的由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所创造的物质前提。对于一个首先打断帝国主义锁链的国家来说，经济上至少要达到一定的成熟程度，使工人阶级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以后立即主宰一切经济命脉，并对生产过程进行社会调节。

沙皇俄国就属于那种为打破帝国主义体系的第一个缺口而创造了最有利的条件的国家。然而，俄国不能立即走上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沙皇制度和其他封建制度的残余还未消灭。首先要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里，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可能性是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预先胜利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列宁在战争时期根据新的情况发展了自己以前制定的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理论。在帝国主义战争使欧洲革命形势日益发展的情况下，俄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同社会主义革命紧密地连接在一起了。列宁写道：“帝国主义战争把俄国的革命危机，即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基础上发生的危机，同西欧日益增长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危机联系起来了。”因此列宁认为，对党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三个主要口号（建立民主共和国、没收地主土地、实行8小时工作制）必须加以补充，这就是要号召工人实行国际团结去争取社会主义、用革命去推翻各交战国政府、反对战争。

俄国民主革命如不打断帝国主义的锁链，不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就不能实现自己的任务。然而，这只有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在工人阶级为把民主革命转变成社会主义革命而斗争的基础上，在同小资产阶级的沙文主义进行不调和的斗争中才能实现。除此以外，别无其他的道路。列宁指出：“不抛弃资产阶级关系的基础……就不能从世界资本主义所产生的帝国主义战争和饥荒这个可怕的妖怪的魔爪中挣脱出来。”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民主运动，即农民争取土地、被压迫民族争取民族解放、各交战国的劳动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斗争变得日益波澜壮阔和声势浩大。列宁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世界革命的前景出发，坚决支持各民族争取解放和独立的斗争，批驳形形色色的社会沙文主义。列宁的思想对俄国的无产阶级尤其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因为俄国已经处于在帝国主义时代发生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前夜。

列宁不仅为布尔什维克党制定了当前的革命策略，而且率领布尔什维克党为实现无产阶级的目的而斗争。布尔什维克利用一切合法和秘密的方式开展工作。布尔什维克的组织不断扩大，不仅在首都等大城市和工业中心，而且在边远地区和农村以及军队中都建立了布尔什维克党组织。党千方百计扩大自己对无产阶级和广大居民群众的影响，在他们中间开展宣传鼓动工作。从1915年秋天起，罢工运动又掀起新的高潮，其中不乏政治罢工。

与此同时，布尔什维克通过揭露护国派和发动群众进行新的革命战斗来贯彻自己反对专制制度的路线。这一点在选举军事工业委员会“工人团”的运动过程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布尔什维克声明他们坚决拒绝参加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阶级组织——军事工业委员会。1915年8月底，布尔什维克制定了对选举“工人团”的具体策略。策略的具体内容是：吸引尽可能多的工人参加第一阶段的选举（全厂大会），向他们公开说明自己的政治路线，力争选出布尔什维克提名的候选人，使他们能在全市会议上宣读布尔什维克的反战决议，声明拒绝派工人参加军事工业委员会，以此实现对这些机关的抵制。尽管在贯彻这一策略的过程中布尔什维克受到沙皇保安机关的迫害，布尔什维克的策略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在244个军事工业委员会中，只有58个军事工业委员会下面设立了“工人团”，且这些“工人团”通常都是建立在那些不大的、从工业方面来说不重要的只有少量先进工人的城市中。

布尔什维克在战争期间的立场、列宁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以及布尔什维克党在工人及其他居民阶层的工作，促进了革命高潮的到来和罗曼诺夫王朝的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