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现代市民社会的舆论主体与舆论环境

现代市民社会虽然是一个多元化的社会，公共舆论也呈现多元性，但是，无论公共舆论怎样复杂，公共舆论依然是公共权力合法性的来源。近代以来的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费孝通曾经将20世纪中国社会的变化概括为三个阶段、两大变化，即“三级两跳”。具体地说，“就是从农业社会跳跃到工业社会，再从工业社会跳跃到信息社会”。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既肩负着工业化任务，也被迫开启了信息化征程，“当引进机器的工业化道路还没有完全完成时，已经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即信息时代”。社会转型带来了公众生活的变化。在计划经济年代人们都是单位人，一无所有，事事求人，难有尊严。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解放了社会劳动力，公众获得了作为“社会人”的流动自由；20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拆除了市场壁垒，公众作为“经济人”能够自由创业；进入2000年后已经拥有一定财产，素质不断提高的公众，越来越向政府要求作为“公民人”的民主权利。当社会中间阶层不断壮大，公民的主体意识、权利意识、参政意识不断提高时，中国的市民社会逐渐发展起来。近年，全国人大制定《物权法》保护私有财产，制定《行政许可法》约束行政权力的扩张，从一定意义上看，这就是对市民社会的有效回应。在现代市民社会，舆论主体与舆论环境都发生了重大变化。

1．具有现代公民素养的中产阶级队伍不断壮大

市民社会发育成熟有两个基本条件，即中产阶层队伍的形成和民间组织的强大。中产阶层接受过良好的教育，拥有一定的个人财产，他们有较强的权力意识和批判意识。在社会生活中，他们期望活得有尊严，期望能够参政议政，期望影响公共权力保护自身利益。正是中产阶层的壮大，才形成了一个对公共权力具有监督和约束作用的市民社会，中产阶层的壮大会扩大市民社会的影响力。在2002年12月14日举行的“2002学术前沿论坛”上，当时的国家统计局副局长贺铿就指出：“20年后，那些经济上比较殷实、思想文化素质比较高的 ‘中产阶级’应该成为中国全面小康社会的主流公民。”中产阶层不断壮大、成熟，是我国市民社会形成的中坚力量。

非政府组织的发育程度，是衡量市民社会是否成熟的重要标准之一。人是社会性动物，但人的社会性必须通过组织表现出来。“当一个组织成功地吸纳到了成员，并且得到了他们的信赖，能富有效率地实现其目标，能被更大的社区所接受，它就通常能在相对稳定的结构中、在一整套目标和价值观的指导下，形成有序的运作模式。”面对现代强大的公共权力，公民个人通常是孤立无助的，只有组织起来才有力量保证，才能增强公民与政府之间协商、沟通的砝码。政府性组织是公共权力主导下的官僚机构，组织的目标受到公共权力的限制。非政府组织是民间自发形成的，存在特定价值诉求的组织。非政府组织的成熟和壮大，可以将更多公民纳入组织内，通过组织的力量制衡公共权力，并可以保护公民自身的利益或价值。在我国非政府组织并非完全市场化、自由化的组织，它们都会直接或间接地接受政府的领导或指导，这也是我国市民社会不是国家的对立面，而是国家建设重要的辅助力量的原因。

2．现代传媒高度发达，国家“疆域”变得更加模糊

市民社会需要公共领域和公共论坛。公共领域是公众交流意见、相互争辩的场所；公共论坛是公众向社会传播观点的平台。在公共领域和公共论坛内，公民可以自由交换思想，通过辩论维护自己的观点或接受别人的观点。议会、广场、媒体等是最主要的公共论坛。在传统社会中，公共论坛是零散的、局部的，传统民主一般也是直接参与和行使权利。而现代公共论坛通过媒体的放大，形成了一个无形的公共领域，现代民主更多通过舆论对权力进行间接的限制和监督。以前媒体往往受到政治、经济力量的左右，难以被公众用于自由发表意见的论坛。而现代传媒，尤其是新媒体的崛起，使公众放大了知情权和表达权，公众可以在没有谋面的情况下，通过媒体相互交流意见。目前，网络已经成为“社会舆论热点、焦点问题汇聚的场所，它具有强大的传播力、影响力和全景覆盖作用”。

在传统社会，舆论环境往往限定在一国范围内。然而，全球化使国与国之间的距离消失，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挡经济、资金、信息和文化在国与国之间流动。国家虚拟疆域的毁坏，使一国公共权力必须面对“来自远方的效应”，契约自由、利益诉求、平等开放、民主参与、公平竞争等观念成为人类共识。而民族国家对社会控制力有式微的迹象。传统社会有中心和边缘之分，在现代社会，只要你掌握现代科技，无论你在国家的哪个角落，都能生活在世界的中心。这就是全球化时代“地方再兴起”的现象。地理疆域被打破，降低了社会动员的成本，增加了政府对社会运动管理的难度。“2011年9月17日美国 ‘宪法日’，纽约祖科蒂公园爆发 ‘占领华尔街’运动，在短短一个月时间里，运动从纽约华尔街上数十人的集会，迅速扩散到全美，又蔓延至亚洲、欧洲、大洋洲等950多个城市。”“占领华尔街”运动由美国向全球蔓延，显示了当前媒体动员功能的增强和公共领域国际化的趋势。

3．公众参政议政渠道拓宽，但公共领域内众声喧哗更加明显

在人类历史上，很多仁人志士曾经怀揣民主理想，不断为民主和自由而斗争、献身。启蒙运动确立了主权在民的思想，此后“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成为世界共识。今天在市民社会，虽然现实的民主和理想的民主还相差很远，但是公众参政议政的权利得到了保障，参政议政的渠道不断拓宽。人们参政议政既有制度性的参与，如选举、听政、辩论，也有制度外参与，如罢工、游行、群体事件等。通过民主参与，市民社会实现了对公共权力的监督和制约，并使两者之间共生共强、合作互补。吴祚来认为我国目前是一个“准公民社会”, “在准公民社会时代，人们通过维护私权，来体现公民的价值，通过参与政治，来促进社会进步，通过自由表达，来拓宽言论空间，通过社会公益，来倡导博爱精神，通过公民组织，来平衡社会利益关系，通过文化创新，重建人文生态”。

自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以来，霍布斯、洛克、卢梭、康德、黑格尔、马克思、哈贝马斯等思想家，都曾经探讨过公共舆论的社会地位，他们普遍认为公共舆论是政治权威合法性的来源。洛克认为，“政权的一切和平起源都等于人民的同意”。康德认为，政治首先必须向道德宣誓效忠，立法者要使自己的立法同理性的公共舆论相一致。黑格尔最早通过区分市民社会和国家来研究现代社会，他在《法哲学原理》中提出了系统的市民社会和国家理论。但黑格尔不相信公民在政治生活中有自我调节能力，认为公共舆论低于科学，它包含着一切种类的错误和真理，发现真理是大人物的事。因此，他主张让国家超越市民社会，将哲学凌驾于一切知识之上。马克思认为，市民社会既是传统社会解体的产物，也是新社会形态的经济基础。但资产阶级的市民社会使个人处于原子状态，并且整个社会陷入阶级对抗之中。与此相对应，资产阶级公共舆论掩盖了资本主义的剥削关系，社会权力的不对称使公共舆论无法成为公正的理性判断。私人性与公共性的冲突和对立是现代性的基本问题。黑格尔看到了这种对立，并深信国家能够化解这一矛盾。马克思也看到了这一矛盾，但他抛弃了黑格尔式的幻想；马克思认为，只有取消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才能彻底解决私人性和公共性的矛盾。哈贝马斯认为，马克思通过“公有制”拔掉问题产生的“私有制”根源，但这不是解决而是回避“私人性与公共性的冲突”问题。在哈贝马斯看来，资本主义世界的物化、异化，生活世界的殖民化，都是金钱和权力的力量凌驾于共识之上的结果。于是，哈贝马斯引入了交往理性的概念，期望通过语言沟通寻找克服工具化的理性，并认为语言沟通是协调社会行为的重要机制。哈贝马斯期望通过理性交往形成公共舆论，进而对公共权力、社会行为进行监督和制约虽然具有乌托邦成分，但是，哈贝马斯的理论对我们理解市民社会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然而，进入20世纪后半期以来，在世界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贫富差距也在被无情拉大。因为资本回报的增长远远超过GDP的发展速度，广大劳工阶层享受经济发展成果的空间被压缩，社会群体的分化变得更加严重。人们在利益光谱上所处的位置不同，他们的价值观也就不同。当大一统、同质化的社会越来越被多元化社会所取代时，公共领域就会呈现离散化的网络状态。人们信仰各异，价值观不同，公共舆论呈现多元化，公共舆论的批判力量明显增强。尤其是在媒体中，话语场中各种策动力，使媒体成为众声喧哗的舞台。泰勒认为，现代公共领域具有“极端世俗化”的特征，“公共领域的极端世俗化不仅体现于其公共机构的世俗化，也体现于时间的世俗化。现代的 ‘世俗化’能够被看作是对神圣时间的抛弃和对纯粹世俗时间的安置。在世俗时间内，发生于不同时间内的事件会因果联系相连在一起；空间距离相隔万里的事件，同一地点发生的事件，其间也许毫无任何因果联系，但却会由于它们在同一时间内发生而被联系在一起”。因为现代媒体能够产生“远距离临场感”，所以人们会经常为相隔万里的事和人牵肠挂肚，甚至为了“和自己没有联系的事情”争吵不休。

4．市民社会出现多元价值共存的现象，舆论领袖的影响力有所减弱

进入信息化时代以来，公民的权利意识不断觉醒，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全球的温饱问题进入解决时代，公民普遍有了自己的财产，他们期望过上更加体面的生活；其次，全球的教育已经得到普及，公民的主体化意识不断增强，他们有机会通过各种渠道表达自己的观点。面对公民权利意识觉醒的现实，各国政府不同程度地调整社会管理模式，公共权力更加重视市民社会崛起的现实。公民权利意识觉醒，要求政府减少国家干预，公共权力要有意识地从社会回撤，成为市民社会的保护者、监督者和调节者。近年，我国司法官司越来越多，公众法制意识越来越强，这从一个方面反映了公众权利意识的觉醒。在基层的维权活动中，一些群众经常举着宪法向有关部门申诉，体现了公民对依宪行政的强烈追求。在十八大以来的反腐运动中，更多公民的平等意识被唤醒，他们通过社交媒体广泛参与反腐运动，通过公共舆论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的实现。与此同时，随着城市化进程和人口流动的加快，社会阶层的分化和社会结构的变迁也不断加快。经济基础的多样化，带来了价值观的多元化，传统神圣的一元价值的根基被动摇，世界观的非中心化和文化价值领域的分化是现代社会的标志。在价值多元化的社会，民主的复杂性不断增长，民主的规模不断放大，传统微观民主被放大成笨重的、大规模的民主。实际上，社会的进步正是体现在人们观念上的差异性、意见的多样性上，而不是取决于整齐划一的单一性的观念。

在传统社会中，舆论领袖在舆论形成过程中具有重要的作用。然而，在现代社会，教育的覆盖面不断扩大，教育水平不断提高，公民的素质得到明显改善。当社会上大多数人都具有了足够的知识和能力时，舆论领袖的知识比较优势就丧失了，团体中舆论领袖的地位和影响力弱化。在日常生活中，稳定的、绝对的舆论领袖少了，而随机的、临时的舆论领袖占据多数。在一些具体事件或具体领域中，只要某人的观点得到大家的认同，此人就可能成为该群体中的临时舆论领袖；而一旦条件和场合发生改变，舆论领袖可能被其他人所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