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汉代的学术与文化

在推翻秦王朝及楚汉战争过程中，汉高祖刘邦的麾下聚集了不少儒生，他们为刘氏夺取天下、建立汉王朝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刘邦本人也深知可以马上得天下，却不能马上治天下，对于国家的治理，必须要依靠读书人。秦始皇“焚书坑儒”、实行法家所主张的文化专制主义殷鉴在前，因此，对于文化，汉朝的统治者有着与秦朝统治者完全不同的态度。同时，对于一个已经安定的社会来说，文化建设也是其统治的基础和重要内容，因此，从汉初开始，汉朝统治者废除了暴秦苛政，发展文化和教育，文化和图书事业得到快速恢复和很大的发展。

汉初黄老之学盛行，但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思想取得了正统地位，其影响一直延续到二十世纪；因为儒家不同派别特别是对儒家经典解释、传承的不同派别所衍生出来的“经学”成为汉代学术的主流，其影响也一直延续到二十世纪。同时，汉代的“经学”不仅局限于儒家的范围以内，也不仅仅是对儒家经典的解释问题，文学、史学以及其他领域都无不受其影响。因此，要研究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图书史，必须从“经学”入手。

一 经学与汉代图书

与秦朝专用法家不同，汉初各种思想并存，道、法、阴阳、纵横家也都十分活跃，不过最受重视的却是属于道家的黄老之学，因此其盛极一时，这可能与道家主张清静无为正好与汉初“与民休息”以恢复国力的现实政治需要有关。汉初儒家之学并不受重视，特别是曾一度当政的窦太后（汉景帝之母）酷好黄老，在与专治《诗经》的博士辕固辩论时被惹恼，竟将辕固投入野猪圈让他与野猪搏斗。直到窦太后死后，情况才得以改变。“及窦太后崩，武安君田蚡为丞相，黜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以百数，而公孙弘以治《春秋》为丞相封侯，天下学士靡然向风矣。”董仲舒向汉武帝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通过一系列的措施，儒家思想取得了正统地位。

战国时期，多数诸侯国都设有博士一职。鲁国有博士公仪休，宋国有博士卫，汉代贾山的祖父为“故魏王时博士”，齐国也有“稷下先生”（即博士）。到秦朝时，也至少有博士七十人，“博士，秦官，掌通古今，秩比六百石，员多至数十人”。战国至汉初，博士的主要职责为通古今故事待问和文献典藏。虽然他们可能在学术上各有所长，但并不专攻一书，并且这些博士所研治的学问也不限于儒家，汉初博士中既有儒生，也有名家、阴阳家等。汉文帝时，设立了研习儒家经典的“博士”，当时有“博士七十余人，为待诏”。除《书》《诗》《春秋》等外，汉朝还设立了《论语》博士、《孝经》博士、《孟子》博士、《尔雅》博士，如晁错为《书》博士，但因汉初几个皇帝都好黄老之学，所以虽然设有博士，而只是“具官待问，未有进者”10。

汉武帝即位后，情况开始发生变化。武帝建元五年（前136年）设“五经博士”。这时的博士制度与战国和秦朝不同，所谓“五经博士”，专为《易》《书》《诗》《礼》《春秋》而设，因此各经博士多专攻“五经”中的一经而不问其他（不过常常会兼治《孝经》《论语》等）。这种以儒家经典为研究对象的学问即被称为“经学”。

除了“独尊儒术”的指导思想外，西汉经学得以快速发展最重要的政策保障是汉武帝元光五年（前130年）为博士置弟子员并大力兴办各级学校。《汉书·儒林传》载：

（公孙）弘为学官，悼道之郁滞，乃请曰：“……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复其身。太常择民年十八以上仪状端正者，补博士弟子。郡国县官有好文，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所闻，令相长丞上属所二千石。二千石谨察可者，常与计偕，诣太常，得受业如弟子。一岁皆辄课，能通一艺以上，补文学掌故缺；其高第可以为郎中，太常籍奏。即有秀才异等，辄以名闻。其不事学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艺，辄罢之，而请诸能称者。巨谨案诏书律令下者，明天人分际，通古今之谊，文章尔雅，训辞深厚，恩施甚美。小吏浅闻，弗能究宣，亡以明布谕下。以治礼掌故以文学礼义为官，迁留滞。请选择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艺以上补左右内史、大行卒史，比百石以下补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边郡一人。先用诵多者，不足，择掌故以补中二千石属，文学掌故补郡属，备员。请著功令。它如律令。”制曰：“可。”自此以来，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学之士矣。

在丞相公孙弘的主持下，中央设立了太学，地方兴建了官学，博士官得置弟子五十人，这些人都免除徭役，学习成绩优异、能通一艺（经）则可以授以官职。在这一制度下，博士弟子既有选拔，也有淘汰，很好地解决了博士弟子的出路问题，从而大大地鼓励、刺激了读书人对儒家经典的学习和研究。此后，博士弟子的数量不断增加，汉昭帝时增至百人，宣帝末年又增至两百人，元帝时增至千人，成帝时有人说孔子乃一介平民而有弟子三千，“今天子太学弟子少，于是增弟子员三千人。岁余，复如故”。通过教育以及与之相应的人才选拔、任用制度，儒学在与诸子之学的博弈之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儒家思想成为此后二千多年中国封建社会的主流思想，经学也成为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学术的主流，在整个封建时代也都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经过西汉末年的战乱，公元25年，东汉王朝建立，儒学继续保持独尊的地位，太学的设置更加规整，规模也更加扩大：

（光武帝）于是立五经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尚书》欧阳、大小夏侯，《诗》齐、鲁、韩，《礼》大小戴，《春秋》严、颜，凡十四博士，太常差次总领焉。建武五年，乃修起太学，稽式古典，笾豆干戚之容，备之于列，服方领习矩步者，委它乎其中。中元元年，初建三雍。明帝即位，亲行其礼。天子始冠通天，衣日月，备法物之驾，盛清道之仪，坐明堂而朝群后，登灵台以望云物，袒割辟雍之上，尊养三老五更。飨射礼毕，帝正坐自讲，诸儒执经问难于前，冠带缙绅之人，圜桥门而观听者盖亿万计。其后复为功臣子孙、四姓末属别立校舍，搜选高能以受其业，自期门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经》章句，匈奴亦遣子入学。济济乎，洋洋乎，盛于永平矣！

东汉明帝时讲《梁丘易》的博士张兴“声称著闻，弟子自远至者，著录（唐李善等注：著于籍录）且万人”。东汉本初元年（146年），太学学生的规模达到了三万人。不过，经学独尊的副作用也显现出来，博士弟子和太学生的人数虽然增加，但“章句渐疏，而多以浮华相尚，儒者之风盖衰矣”。除太学外，东汉还有专门为皇室贵胄开设的学校，“置《五经》师”。

两汉地方办学也颇有特色。西汉景帝时文翁（前179—前101年）守蜀，大兴教育：

文翁，庐江舒人也。少好学，通《春秋》，以郡县吏察举。景帝末，为蜀郡守，仁爱好教化。见蜀地辟陋有蛮夷风，文翁欲诱进之，乃选郡县小吏开敏有材者张叔等十余人亲自饬厉，遣诣京师，受业博士，或学律令。减省少府用度，买刀布蜀物，赍计吏以遗博士。数岁，蜀生皆成就还归，文翁以为右职，用次察举，官有至郡守刺史者。

又修起学官于成都市中，招下县子弟以为学官弟子，为除更繇，高者以补郡县吏，次为孝弟力田。常选学官僮子，使在便坐受事。每出行县，益从学官诸生明经饬行者与俱，使传教令，出入闺阁。县邑吏民见而荣之，数年，争欲为学官弟子，富人至出钱以求之。繇是大化，蜀地学于京师者比齐鲁焉。至武帝时，乃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自文翁为之始云。

受文翁蜀中兴学的启发，汉武帝在全国设立了学官以管理与推动学校的设立。西汉平帝元始三年（3年），“立官稷及学官。郡国曰学，县、道、邑、侯国曰校。校、学置经师一人。乡曰庠，聚曰序。序、庠置《孝经》师一人”。地方由此普遍设立学校，从中央到地方的学校教育体系初步形成。

基础教育部分即传统所谓的“蒙学”，主要是由民办的私塾来承担的，东汉王充自述“六岁教书，……八岁出于书馆，书馆小僮百人以上，皆以过失袒谪，或以书丑得鞭。充书日进，又无过失。手书既成，辞师受《论语》《尚书》，日讽千字”。像王充这样的小孩六岁入学，八九岁出蒙，学习的内容以识字为主，教材主要是《苍颉篇》《凡将篇》《急就篇》之类的蒙书。

民间所办学校除儿童的启蒙教育以外，也有以讲习为主要形式的高层次私学。两汉特别是东汉时，私人教授传习儒家经典的情况十分普遍，一些著名的经学大师常常生徒盈门。西汉董仲舒，东汉王充、马融、郑玄是著名的经学大师，他们的门徒数量众多。东汉思想家王充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在乡间以教书为业，《后汉书·王充传》记王充“后归乡里，屏居教授”。《后汉书·承宫传》记载了著名学者承宫从求学到办学的过程：“承宫字少子，琅邪姑幕人也。少孤，年八岁为人牧豕。乡里徐子盛者，以《春秋经》授诸生数百人，宫过息庐下，乐其业，因就听经，遂请留门下，为诸生拾薪。执苦数年，勤学不倦。经典既明，乃归家教授。遭天下丧乱，遂将诸生避地汉中。”东汉末著名经学大师马融“才高博洽，为世通儒，教养诸生，常有千数。涿郡卢植，北海郑玄，皆其徒也。……常坐高堂，施绛纱帐，前授生徒，后列女乐，弟子以次相传，鲜有入其室者”。“融门徒四百余人，升堂进者五十余生。融素骄贵，（郑）玄在门下，三年不得见，乃使高业弟子传授于玄。”而后来马融弟子郑玄的影响更大：“（郑）玄自游学，十余年乃归乡里。家贫，客耕东莱，学徒相随已数百千人。”

从西汉武帝独尊儒术开始，经学成为学术的主流。明代学者胡应麟说：“汉尚经术，故学问之士皆在经术。”研习儒家经典的学问，一般称为“经学”。经学，其本义乃《周易》《尚书》《诗经》《春秋》《左传》《仪礼》《礼记》《周官》（即《周礼》）等儒家经典的阐释之学，本属学术活动，但由于儒术独尊，儒家思想成为占有统治地位的社会主流思想，因此儒家经典中涉及的治国理念、典章制度等都成为指导现实法律制定、制度设计、社会治理的理论依据，也成为上自皇帝的庙堂之礼下至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习惯的行为准则。但是，几部主要的儒家经典来源十分复杂，本非同出一源，并且许多内容字句、文意、概念、史事、制度等常常语焉不详，因此如何解读、如何与现实相结合，便产生了许多争议，所谓“经学之争”即源于此。

西汉初，经秦始皇焚书之劫，先秦儒家经典已散佚不全，赖有少数学者或家藏旧本，或凭记忆尚能背诵若干，于是部分儒家经典如《尚书》《诗经》《春秋》《礼记》等书逐渐复见人间，并被陆续列于学官。传说西汉景帝时，景帝之子刘余受封于山东曲阜，是为鲁恭王，这里是孔子的故乡。鲁恭王受封后，大修宫殿，他看中了一处孔氏旧宅，便把它拆毁另盖宫殿。拆房时，于夹壁之中发现了几部用先秦古文字写成的书籍，其中有《尚书》《礼》等，估计是为了躲避秦始皇焚书之祸而藏匿起来的。鲁恭王对这批图书并无兴趣，便把它们还给了孔家。孔家中对先秦古文字深有研究的著名学者孔安国得到这批书后，用当时通行的隶书将其释读出来，结果发现其中《尚书》内容较当时流行者多出十六篇，与当时流行的《尚书》二十九篇相同的部分在文字上也多有差异。《礼》（《仪礼》）三十六篇也都不见于当时流行之本。因为孔壁出土的这批书原本用先秦古文字写成，因此便被称为“古文”；与之相对，当时世间流行的儒家经典便被称为“今文”。后来孔家把孔壁出土的这批图书献给了朝廷，希望能够被立于学官。不料此时发生了历史上有名的“巫蛊之祸”，汉武帝便把立学官之事搁置了下来。到汉成帝时，刘向、刘歆父子受命校理内廷藏书时又重新发现了这批图书，于是便将其整理出来，是为《尚书》《毛诗》《周官》（即《周礼》）《左氏春秋》，并向汉哀帝建议立学官，设博士。汉哀帝命刘歆与当时的五经博士商议，由于五经博士都是今文家，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坚决反对，并说这些书都是刘向、刘歆父子伪造的，于是此事便又被搁置起来了。不久，王莽执政，因为刘歆原与王莽相善，古文经便都被立于学官。后来，王莽篡汉，刘歆也当上了国师，于是古文经学盛极一时。东汉政权建立后，虽然取缔了古文经学，但经过王莽、刘歆的大力提倡以后，古文经学派羽翼已丰，足可与今文经学派相抗衡。之后，今文经学派和古文经学派又进行了长期的论辩，今文经学派攻击古文经为刘歆伪造（刘歆以及其他一些古文经学家对古文经来源的叙述也确有许多自相矛盾、难以自圆其说之处），而古文经学派则反讥今文经学派“抱残守缺”。

不仅今、古文经学派之间互相攻击，即使同是今文经学家，为了标榜自己正确，也常常为研究的方法、观点的异同以及经文文字及其诠释而互相争斗。例如同是治今文《尚书》的夏侯胜（后世称“大夏侯”）与夏侯建（后世称“小夏侯”）两人就互相攻讦：“胜从父子建字长卿，自师事胜及欧阳高，左右采获，又从《五经》诸儒问与《尚书》相出入者，牵引以次章句，具文饰说。胜非之曰：‘建所谓章句小儒，破碎大道。’建亦非胜为学疏略，难以应敌。”有时各派之间的争论是由各家传本文字的差异而引起的，于是为了证明自己研习的经典渊源有自，甚至不惜采用贿赂手段来改易官府藏本的字句，以合于私本。有鉴于此，东汉灵帝熹平四年（175年），命著名学者卢植、马日磾、蔡邕、杨彪、韩说等校定东观所藏五经纪传，由蔡邕主持并亲自书写，将七部儒家经典《易》《书》《诗》《仪礼》《春秋》《公羊传》《论语》共二十余万字刻成四十六块石碑，立于洛阳太学门前，作为儒生学习的标准范本，此即著名的《熹平石经》。

《熹平石经》之立，是西汉以来经学长期纷争与统治者试图平息纷争、统一思想的结果。除去政治方面的因素外，长期的经学纷争，对于封建集权统治所需要的“大一统”思想的确立是十分不利的。从西汉武帝采董仲舒“独尊儒术”到西汉宣帝“博征群儒，论定五经于石渠阁”，再到东汉章帝“大会诸儒于白虎观，考详同异”，其目的都是希望建立符合集权统治需要的思想与学术体系。汉灵帝命卢植等校定东观所藏五经纪传并书之于碑碣、立于太学之前，其目的也是为了统一思想与学术。随着《熹平石经》刻立，“五经一定，争者用息”。

《熹平石经》之立，意义与影响是十分巨大的。居于正统地位的儒家经典有了统一的文本，原来各逞其说的纷乱局面逐渐归于统一，学术研究的方向也随之发生了变化，由此也必然会改变过去的教育格局：儒生学习有了统一的文本，老师讲授也会依据统一的教材，学术才有可能从拘泥于少数几部儒家经典字句与微言大义的争论中解脱出来，更多地拓展到文学、史学甚至一些实用之学如农学、医学等，教育也才能从过去一家一派严守师说的教学模式转向通识性的教育。同时，由于教育模式的变化，社会对于儒家经典及其他一些重要图书的批量复制需求渐大，这可能也是导致以后雕版印刷图书产生的内在因素之一，正如钱存训先生所指出的那样：“石经不仅恒久而统一地保存了儒家经典的正统经文，同时也导致了后来以木板来雕刻儒经，而成为官府最早采用雕版印刷术的先河。”

除了官方倡导的今文经学以外，民间的古文经学在东汉发展很快。到东汉末年，一些学者兼习今、古文经，特别是著名学者郑玄早年学习今文经，后来又学习古文经，故能兼采今、古文经学的观点，他注释了《周易》《尚书》《毛诗》《仪礼》《礼记》《论语》《孝经》《尚书大传》《中侯》《乾象历》等儒家经典和纬书，自己也撰写了一些很有影响力的著作，著述凡百余万言。由于郑玄广博的学问震撼了当时的学术界，一时间“郑学”盛行，世间学风大改，今、古文经学的“家法”便由此混淆。虽然后世仍有今、古文经学之争，但与两汉相比，其格局已大不相同了。

在汉代产生的图书中，与儒家经典有关的经学著作所占比例很大，虽然有些是先秦以来的传本，但几乎都经过了汉人的收集与整理，流传于后世、对中国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的儒家经典的文本几乎都是在这个时期形成定本的。今本《易经》主要来源于汉代费直本，经东汉末王弼整理而流传至今；现在通行的“十三经注疏本”《尚书》就是西汉时伏生所传并加上三国王肃伪造而经东晋梅赜编修的《伪古文尚书》；今日通行的《诗经》为西汉毛亨、毛苌所传的“毛诗”；今日通行的《礼记》，为西汉戴圣所传，即所谓《小戴礼记》，而《大戴礼记》为西汉人戴德所传；《周礼》也是定本于汉代，其书原缺《冬官》一篇，也由汉人根据战国时书《考工记》补入。《春秋》三传（《左传》《公羊传》《穀梁传》）特别是《左传》的情况与《周礼》非常相似，无论是否为刘歆伪造，但其出自汉人所传则并无争议。至于《仪礼》《论语》《孟子》《孝经》等，也都传自汉人，而《尔雅》一书，本身就是西汉初年的著作。

两汉经学的繁荣，奠定了此后近两千多年儒家思想作为社会主流思想的基础。汉代经学的意义与影响远不止于学术领域，它涵盖了社会文化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人们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甚至统治者的治国理念。如果说图书能够改变世界，可能没有比汉代经学著作对中国古代社会所产生的巨大影响这样更好的例证了。

然而，两汉经学的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由于某种儒家经典一旦列于学官，即可享受各种优厚的待遇，因此未列于学官者也千方百计想跻身其间；而原列于学官者为了保持自己的独尊地位，又千方百计地抬高本派的“学问”并贬低甚至攻击、诬蔑其他学派。如此一来，各家的“家法”更加强化，弟子在学习时严格遵循师说，师之所传，则一字不敢出入，最多也只能在不离师说的前提下寻章摘句、繁琐考证；而汉儒之浅陋，又极大地限制了人们的思想、制约了图书事业的发展，正如周予同先生曾经指出的那样：“自儒学移为经学，于是训诂之学兴，思辨之途塞。”

与经学相关的还有“谶纬之学”。所谓谶纬，《后汉书·光武帝纪上》载：“宛人李通等以图谶说光武云：‘刘氏复起，李氏为辅。'”唐李贤注云：“图，河图也。谶，符命之书。谶，验也。言为王者受命之征验也。”《隋书·经籍志》云：

《易》曰：“河出图，洛出书。”然则圣人之受命也，必因积德累业，丰功厚利，诚著天地，泽被生人，万物之所归往，神明之所福飨，则有天命之应。盖龟龙衔负，出于河、洛，以纪易代之徵，其理幽昧，究极神道。先王恐其惑人，秘而不传。说者又云，孔子既叙六经，以明天人之道，知后世不能稽同其意，故别立纬及谶，以遗来世。其书出于前汉，有《河图》九篇，《洛书》六篇，云自黄帝至周文王所受本文。又别有三十篇，云自初起至于孔子，九圣之所增演，以广其意。又有《七经纬》三十六篇，并云孔子所作，并前合为八十一篇。而又有《尚书中候》《洛罪级》《五行传》《诗推度灾》《汜历枢》《含神务》《孝经勾命决》《援神契》《杂谶》等书。汉代有郗氏、袁氏说。汉末，郎中郗萌，集图纬谶杂占为五十篇，谓之《春秋灾异》。宋均、郑玄，并为郗律之注。然其文辞浅俗，颠倒舛谬，不类圣人之旨。

“谶”与“纬”虽然关系密切，世人常将二者混而为一，但实际上它们是有区别的。胡应麟曾经指出：“世率以谶纬并论，二书虽相表里，而实不同。”《四库全书总目》亦云：“案儒者多称谶纬，其实谶自谶，纬自纬，非一类也。谶者诡为隐语，预决吉凶。《史记·秦本纪》称卢生奏录图书之语，是其始也。纬者经之支流，衍及旁义。”

纬书大概是从秦朝开始出现的，谶书的起源则稍早一些。到了西汉，方士与儒生融合后，谶纬也逐渐合为一体。西汉末王莽、刘秀等都利用谶纬为其夺取政权制造舆论，因而在他们当上皇帝后，便大力提倡谶纬之学。王莽新朝始建国元年（9年），王莽“遣五威将王奇等十二人班《符命》四十二篇于天下”；东汉建武中元元年（56年），汉光武帝刘秀“宣布图谶于天下”，于是“儒者争学图纬，兼复附以妖言”，谶纬之书风行一时。汉代普遍受到学者重视的纬书《易》类有八种，《书》类有五种，《诗》类有三种，《礼》类有三种，《乐》类有三种，《春秋》类有十三种，《孝经》类有二种。谶则主要是《河图》《洛书》二类，此外还有《论语》谶等。当然，民间流传的谶纬书实际上还不止这些，研究谶纬之学的学者及著作就更多了。

谶纬之书的盛行，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虽然谶纬大多是一些宣传迷信的东西，但它一方面既是中国古代社会思想的一种表征，对人们的思想以及行为方式甚至朝廷政治等都产生过重大的影响；另一方面谶纬之书大量征引古书，记载了不少传闻异事，因此也具有相当重要的文献价值。

两汉经学的独尊地位吸引了众多的读书人，因此也产生了许多经学著作。《汉书·艺文志》著录了西汉经学著作一百零三家、三千一百二十三篇；《后汉书》本无“艺文志”，据清人姚振宗所补，共有一百五十三家、二百四十七部。汉儒受时代与“家法”的局限，多数经学著作都失之繁琐、空虚，并无太多学术价值或者现实意义，因此过了不久即湮没无闻，再也没有传本，班固就曾批评说：

经传既已乖离，博学者又不思多闻阙疑之义，而务碎义逃难，便辞巧说，破坏形体；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颜师古注：“……桓谭《新论》云秦近君能说《尧典》，篇目两字之说至十余万言，但说‘曰若稽古’三万言。”）；后进弥以驰逐，故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安其所习，毁所不见，终以自蔽。此学者之大患也。

汉代经学因各家学问多出自老师的身传口授，这既与当时特定的学术环境有关，也与图书的传播方式仅仅靠人手抄录有关，不仅效率低，传播的范围也很有限，学生们不能方便地得到大量的图书参阅，大多只能直接从老师那里获得知识，故见闻不能广，学识不能博。

汉代经学对文化与学术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包括文学与史学等。不过，相比于史学，汉代的文学受经学的影响更多的是在一些文学作品中儒家思想的体现，或者说受经学的排挤，文学在社会主流文化中的地位受到制约。如果从文学本身来看，两汉的文学艺术创作也是很有特色的。

中国有很悠久的文学传统，先秦时期的《诗经》《楚辞》以及《左传》《国语》等都是文学史上非常重要的作品，在先秦诸子的著作中，也有不少非常有名的文学作品。汉代一方面延续了先秦时期的文学传统，汉代乐府诗、辞赋都受到了《诗经》《楚辞》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有很大的发展。

汉赋和乐府诗是汉代最著名的文学体裁。《汉书·艺文志》著录西汉赋七十八家一千零四篇，西汉贾谊的《鵩鸟赋》、枚乘的《七发》、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东汉班固的《两都赋》、张衡的《二京赋》《归田赋》等，影响至今。汉代的散文尤其是政论文，也有很高的文学成就，如贾谊的《过秦论》《治安策》《论积贮疏》对后世影响极大，西汉司马迁的《史记》和东汉班固的《汉书》不仅是杰出的史学著作，也是重要的史传文学作品。

祭祀时伴以歌舞是远古以来的传统，在《诗经》中就有“商颂”“周颂”等庙堂诗歌。根据儒家的观点，周代有所谓“献诗”“采诗”之制，不仅是庙堂饮宴乐歌之源，更是统治者体察民情、完善国家治理的重要举措。因此，汉武帝时“仿古制”建立了乐府，这是一个专门管理和采集诗歌的机构，由乐府负责采集、整理的诗歌即是有名的乐府诗。乐府掌管的诗歌主要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祭祀时用的郊庙歌辞，其性质与《诗经》中“颂”相似；另一部分则是民歌或具有民歌风格的诗歌，其性质与《诗经》中的“国风”相似，一般称为乐府民歌。《汉书·艺文志》著录了西汉时代的歌诗二十八家三百一十四篇。宋代郭茂倩所编《乐府诗集》则著录了汉代至唐五代时期的乐府诗五千多首。乐府诗是中国文学史上最重要的文学体裁之一，其中不少诗歌充满了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色彩，《陌上桑》《东门行》《江南可采莲》以及著名的叙事长诗《焦仲卿妻》（即《孔雀东南飞》）是其代表作。汉代乐府诗对后世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北朝时的《木兰辞》和唐代韦庄的《秦妇吟》以及唐代杜甫、白居易等的诗歌都深受其影响。

东汉时还设立了研习文学艺术的“鸿都门学”。《后汉书·孝灵帝纪》载东汉光和元年（178年）“始置鸿都门学生”。唐李贤等注云：“鸿都，门名也，于内置学。时其中诸生，皆敕州、郡、三公举召，能为尺牍辞赋及工书鸟篆者相课试，至千人焉。”

汉代文学虽不如经学对国家政治影响那么大，但对于社会来说，却是广受欢迎的，但有好的作品问世，即广为传诵。

中国有着十分悠久的史学传统，但到汉代，史学还没有能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而是附丽于经学。虽然如此，汉代却是中国史学成就最为辉煌的时期之一，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纪传体通史著作——司马迁的《史记》以及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书——班固的《汉书》都产生于这一时期。

相对于文学，汉代史学受经学的影响就要大得多了。司马迁本人曾从孔安国学习《尚书》，至于刘向、刘歆和班固，他们本身就是著名的经学家，刘向整理了《春秋左氏传》，班固亲自参加了经学史上著名的白虎观会议，又奉汉章帝之命编纂了今文经学的重要著作《白虎通义》。从司马迁到班固，他们的史学著作虽然自古号称信史，但在史料的选择、人物和事件的评价等方面不可避免地要受到经学思想的影响。

司马迁（前145年—? ）出身于史学世家，父亲司马谈汉初曾为五大夫，汉武帝时任太史令。司马迁少时从孔安国学习古文《尚书》，据说也曾从董仲舒学习《公羊春秋》，“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以后又“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汉元封三年（前108年），司马迁继承父职，担任太史令，正当其专心于《史记》写作时，因为替李陵辩护，触怒了汉武帝，突遭横祸，身被腐刑。在这奇耻大辱面前，他以“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来激励自己，终能“就极刑而无愠色”，完成了这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学巨著。

《史记》初名《太史公书》，今本全书五十余万字，记事起于五帝，止于汉武帝时期，内容包括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十表、八书，其著作体例为后世正史所取法：“本纪”按时间述历代帝王大事，为全书纲领；“世家”记先秦诸侯及汉代王侯国史，以及孔子、陈涉事迹；“列传”为人物传记，以及边裔诸部历史；“表”为年表，按时间记载重大事件；“书”为典章制度、天文历法、河渠平准等。司马迁编纂《史记》时，参考了大量皇家所藏档案图书，又亲往许多地方实地考察，有的则是根据传说编纂。关于《史记》的文献来源，汉初史籍姑置不论，先秦史籍，司马迁曾有述及，由此可以推知《史记》的依据以及司马迁当时所见文献大致情况：

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传。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予观《春秋》《国语》，其发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顾弟弗深考，其所表见皆不虚。书缺有间矣，其轶乃时时见于他说。

五帝、三代之记，尚矣。自殷以前诸侯不可得而谱，周以来乃颇可著。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纪元年，正时日月，盖其详哉。至于序《尚书》则略，无年月；或颇有，然多阙，不可录。故疑则传疑，盖其慎也。余读谍记，黄帝以来皆有年数。稽其历谱谍终始五德之传，古文咸不同，乖异。

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为其有所刺讥也。《诗》《书》所以复见者，多藏人家，而史记独藏周室，以故灭。惜哉，惜哉！独有《秦记》，又不载日月，其文略不具。然战国之权变亦有可颇采者，何必上古。

司马迁当时见到的史料是比较丰富的，尤其是秦国官修史书《秦记》保存完整。还有些所谓“不雅驯”的资料，因为荒诞不经或者不符合当时社会主流思想，因此被司马迁舍弃了。西晋初年汲冢出土的大量竹简中，有相当一部分内容可能就是如司马迁所指“不雅驯”的战国人著作。班固曾经评论说：

自古书契之作而有史官，其载籍博矣。至孔氏籑之，上继唐尧，下讫秦缪。唐、虞以前，虽有遗文，其语不经，故言黄帝、颛顼之事未可明也。及孔子因鲁史记而作《春秋》，而左丘明论辑其本事以为之传，又籑异同为《国语》。又有《世本》，录黄帝以来至春秋时帝王公侯卿大夫祖世所出。春秋之后，七国并争，秦兼诸侯，有《战国策》。汉兴伐秦定天下，有《楚汉春秋》。故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接其后事，讫于（大）[天]汉。其言秦汉，详矣。至于采经摭传，分散数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抵梧。亦其涉猎者广博，贯穿经传，驰骋古今，上下数千载间，斯以勤矣。又其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而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然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

班固批评司马迁采经摭传或有抵牾、先黄老而后六经等，乃是站在尊儒的立场以其自己对经学的认识理解而言的，而批评司马迁作游侠、货殖列传，则更是出于封建正统史学以及儒家重农轻商观念，以今日的眼光来看，这正是《史记》的价值所在。不过，班固这个评价总体来说还是比较中肯的，特别是，司马迁的史学思想以及所开创的史学编纂体例、叙事风格等，对整个中国封建时代的历史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班固（32—92年）也出身于史学世家，父亲班彪是著名的儒学大师，也是史学大家，曾著有《太史公书后传》六十五篇。班固继承父亲未竟之业，完成了《汉书》的编纂，其妹班昭也续补完成了《百官公卿表》以及《天文志》等。可以说，《汉书》是班彪、班固、班昭的集体作品。《汉书》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在司马迁《史记》体裁的基础上，改书为志，改世家为传，形成了纪、表、志、传四大部分。十二帝纪专纪帝王编年大事；八表中前六表谱列王侯世系，《百官公卿表》记秦汉官制与汉代公卿的升迁任免，《古今人表》钩辑古今以来人物，按九等罗列；十志包括远古到西汉的制度史、文化史，其中《刑法志》《五行志》《地理志》《艺文志》是《史记》所无而由班固新设的，其学术与文献价值尤大；七十列传除《匈奴列传》《西南夷、南粤王、闽粤王、朝鲜列传》《西域列传》外，都是西汉人物的传记。《汉书》的体例对后世官修正史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两汉时期，在语言文字、天文历法、数学、医学和农学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产生了如《尔雅》《说文解字》等语言学和文字学著作，产生了如《周髀算经》《九章算术》等天文学和数学著作，产生了如《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等重要的医学著作，也产生了如《氾胜之书》《四民月令》等重要的农学著作。

虽然汉代的图书数量不及唐宋以后各朝，一则因为经学独大的影响，二则因为时间久远，不少图书失传甚至失载，但是，汉代无论是经学、史学、文学还是自然科学以及其他方面的著作，几科都是各相关领域最重要的基础性文献，对于中国古代传统文化有着奠基之功。

二 汉代的公私藏书

汉代在图书收集与整理方面的成就巨大。在推翻秦王朝、与项羽争夺天下的战争当中，丞相萧何就十分注意对图书档案的搜集。汉朝政权建立之后，随即开始了对图书文献的整理工作，重点是法律政令、礼仪典章以及军法等，司马迁说：

周道废，秦拨去古文，焚灭《诗》《书》，故明堂石室金匮玉版图籍散乱。于是汉兴，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为章程，叔孙通定礼仪，则文学彬彬稍进，《诗》《书》往往间出矣。

丞相萧何又主持建立了石渠阁、天禄阁等藏书机构。

汉惠帝四年（前191年），秦王朝颁布的禁书之令终于被正式取消。

三月甲子，……省法令妨吏民者；除挟书律。

由于秦朝所颁布的“挟书律”主要内容是禁止民间私藏儒家《诗》《书》以及诸子百家之书，“惠帝除挟书之律，儒家始以其业行于民间”。

废“挟书律”，标志着汉代文化事业开始重建与复兴。虽然经历了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暴政，但与建筑不同，文化乃深植于民心之中，并非一时的暴政所能完全摧毁。汉初，在过去儒家文化兴盛的地区，儒家思想仍然有着深厚的基础。“及高皇帝诛项籍，引兵围鲁，鲁中诸儒尚讲诵习礼，弦歌之音不绝。”尽管秦始皇以严刑峻法禁书，但是民间仍有不少人将《诗》《书》及诸子百家之书私藏起来，特别是原来秦国博士官所藏的儒家经典本来就不在焚毁之列，所以当战乱平息、“挟书律”被废后，藏于民间的典籍便纷纷复出，一些过去的儒生开始重操旧业，教授于民间。如前述山东济南原秦国博士伏生以壁中所藏《尚书》教授于齐、鲁之间。至于《诗经》，因其主要为讽诵之用，而不独赖于竹帛记载，所以虽经秦火，仍得以保全。汉朝建立后，一些研习《诗经》的儒生即开始公开授徒教学，当时讲授《诗经》者主要有鲁申培（其学世称《鲁诗》）、齐辕固（其学世称《齐诗》）、燕韩婴（其学世称《韩诗》）。至于《易经》，因秦始皇焚书并不包括“卜筮种树之书”，故为“筮卜之事”的《易经》“传者不绝”。

继汉惠帝废“挟书律”后，汉武帝时又颁布了献书、藏书之令，民间藏书逐渐汇集于朝廷：

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迄孝武世，书缺简脱，礼坏乐崩，圣上喟然而称曰：“朕甚闵焉！”于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

因汉初宽松的文化政策和对图书的大力搜求，朝廷很快就积聚了大量图书，“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

除了中央政府广收典籍外，一些深爱图书的王侯及民间人士也大量收集图书。河间献王刘德“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从民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加金帛赐以招之。繇是四方道术之人不远千里，或有先祖旧书，多奉以奏献王者，故得书多，与汉朝等”。刘德藏书可与朝廷相埒，足见其藏书之富。淮南王刘安也喜欢藏书，他还召集宾客方士数千人撰写了《淮南子》等著作。

经过西汉历代皇帝的大力收集，至西汉末成帝时，中央藏书已非常可观。刘向受命校理中央藏书，最后编成《七略》，著录图书“三十八种，六百三家，一万三千二百一十九卷”。据唐代杜佑《通典》所记，汉代中央图书所藏机构较多，“汉氏图籍所在，有石渠、石室、延阁、广内，贮之于外府。又有御史中丞居殿中，掌兰台、秘书及麒麟、天禄二阁，藏之于内禁”。据此，西汉中央藏书已分为外府与内禁两大系统。

西汉末年，王莽篡政，随后又爆发了绿林赤眉起义，中原板荡，文化再遭浩劫。“及王莽之末，长安兵起，宫室图书，并从焚烬，此则书之二厄也。”中国古代图书事业再次遭到严重破坏。

东汉王朝建立以后，光武帝刘秀又大力网罗儒生，文化及图书事业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及光武中兴，爱好经术，未及下车，而先访儒雅，采求阙文，补缀漏逸。先是四方学士多怀协图书，遁逃林薮。自是莫不抱负坟策，云会京师。”《隋书·经籍志》也记：

光武中兴，笃好文雅，明、章继轨，尤重经术。四方鸿生巨儒，负帙自远而至者，不可胜算。石室、兰台，弥以充积。又于东观及仁寿阁集新书，校书郎班固、傅毅等典掌焉。

东汉时的藏书机构除以上所列的石室、兰台、东观阁和仁寿阁外，还有辟雍、宣明、鸿都等，这些藏书机构建立后，又依西汉故事，不断派员整理图书，东汉著名学者如班固、贾逵、马融等都曾参与其事。

两汉时期，不仅中央收藏有丰富的图书，民间收藏图书也较多，还出现了图书交易市场，这是汉代图书事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

汉代图书的传播方式以传抄为主。官府藏书和私人藏书是民间图书传抄的主要来源。“天禄”“石渠”“承明”“金马”等既是中央藏书之府、著作之地，也是名儒讲学、士子读书之地，自然也是民间图书传抄之源。班固《西都赋》云：“又有天禄石渠，典籍之府，命夫谆诲故老，名儒师傅，讲论乎六艺，稽合乎同异。又有承明金马，著作之庭，大雅宏达，于兹为群，元元本本，周见洽闻，启发篇章，校理秘文。”西汉宣帝时“论六经于石渠，学者滋盛，弟子万数”。至于太学以及地方官学，更是图书主要的集散之地。东汉末年为息儒家经典文字异同之争，汉灵帝熹平四年（175年）命将儒家七部主要经典立石于太学之前，专供儒生抄录，以为定本：

邕以经籍去圣久远，文字多谬，俗儒穿凿，疑误后学，熹平四年（175年），乃与五官中郎将堂谿典，光禄大夫杨赐，谏议大夫马日磾，议郎张驯、韩说，太史令单扬等，奏求正定《六经》文字。灵帝许之，邕乃自书丹于碑，使工镌刻立于太学门外。于是后儒晚学，咸取正焉。及碑始立，其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千余两，填塞街陌。

这就是著名的《熹平石经》。

至迟到西汉，社会便已经出现了专门从事抄写的行当。《东观汉记》载：“班超，字仲升，家贫，恒为官佣写书，尝辍书投笔叹曰：‘大丈夫当效傅介子、张骞立功异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笔砚乎！'”谢承《后汉书》载陈常“昼则躬耕，夜则赁书以养母”；“（公孙）晔到大学，受《尚书》，写书自给”；“阚泽字德润，会稽山阴人也。家世农夫，至泽好学，居贫无资，常为人佣书，以供纸笔，所写既毕，诵读亦遍”。这些仅是一些著名学者成名后追述早年励志求学经历时所提及的典型事例，至于民间一般以抄书为业者当不在少数。

除专门从事抄书以供出售者外，汉代还有专门销售图书的书肆。西汉扬雄《法言》说：“好书而不要诸仲尼，书肆也。好说而不要诸仲尼，说铃也。”这大概是中国古籍中关于“书肆”最早的记载。东汉初年，王充因“家贫无书，常游洛阳市肆，阅所卖书，一见辄能诵忆”。东汉刘梁“少孤贫，卖书于市以自资”。《三辅黄图》载：“元始四年，起明堂、辟雍长安城南，北为会市，但列槐树数百行为队，无墙屋，诸生朔望会此市，各持其郡所出货物及经书传记、笙磬器物，相与卖买，雍容揖让，或论议槐下。”诸生集中的太学附近的槐市大概就是当时集中的书市所在，看来当时的书市还属于露天市场之类。

东汉末年，董卓专权，终于导致了东汉末年战乱，人民流离，“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文化和图书事业又遭浩劫。史载：

初，光武迁还洛阳，其经牒秘书载之二千余两（辆），自此以后，参倍于前。及董卓移都之际，吏民扰乱，自辟雍、东观、兰台、石室、宣明、鸿都诸藏典策文章，竞共剖散，其缣帛图书，大则连为帷盖，小乃制为縢囊。及王允所收而西者，裁七十余乘，道路艰远，复弃其半矣。后长安之乱，一时焚荡，莫不泯尽焉。

东汉末学者应劭记：

董卓荡覆王室，天子西移，中外仓卒，所载书七十车于道遇雨，分半投弃。卓又烧焫观阁，经籍尽作灰烬，所有余者，或作囊帐。先王之道几湮灭矣！

牛弘亦谓：“及孝献移都，吏民扰乱，图书缣帛，皆取为帷囊。所收而西，裁七十余乘，属西京大乱，一时燔荡。此则书之三厄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