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医的原创特色与当代传承

曹东义

中医之所以是我国原创的医学体系，首先是因为它有很多独特的医学理论。比如“人与天地相关”的整体观念，“四诊合参”的诊断技术，“辨证论治”的治疗思想等，都是凝聚着古人哲学智慧的医学思想。

研究中医理论，从空间构成说不通

人体有结构，也有功能。西医从解剖器官开始研究人体，按照形态结构的特点去研究器官、细胞的功能，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认识方法，但是这种研究侧重于形态的空间结构，对于同样属于“物质存在形式”的时间因素几乎没有考虑，所以就会遗失很多重要的元素，因此这种研究方法所得出的结论，往往是局限而片面的。但是，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人们把这种单纯重视形态，忽略时间状态的研究方法奉为圭臬，对于时空因素同时把握的研究方法加以排斥，得出了很多不正确的观点，突出地表现在对于中医学术的不理解和排斥。比如证本质研究、脏腑本质的研究在这种观点的指导下，就难以取得符合中医本来面目的结论。

笔者认为，通过研究中医的藏象理论，可以看出中医认识人体的方法，也有助于阐明中医的脏腑本质。

时空整体生成，是中医的认识方法

人类的进步免不了渔猎生活，屠宰牲畜、熟食内脏也是古人的常识。因此，中医前辈对于人体肉质器官的认识，应该很早就已经明晰了。但是，他们没有从解剖的道路上前行，而是按照“藏象”的认识方法，构筑了独特的理论体系。

《素问·六节藏象论》首先从天地人的关系开始论述，讨论天地之气对人健康的影响，说：“天食人以五气，地食人以五味。五气入鼻，藏于心肺，上使五色修明，音声能彰；五味入口，藏于肠胃，味有所藏，以养五气。气和而生，津液相成，神乃自生。”

天与地相比，天在上属阳，地在下属阴。天气的变化十分复杂，难于把握，但是可以通过草木万物的颜色变化来把握；地气的变化也很复杂，不容易把握，也可以通过草木万物的滋味来了解。

通过“五色”了解天气，通过“五味”了解地气。这里的“五”不是“五个”数目字，而是“一分为五”，是对整体的概括，因此“五就是全部”，五色代表全部的颜色，五味代表全部的滋味。

因此，岐伯说：“草生五色，五色之变，不可胜视；草生五味，五味之美，不可胜极。嗜欲不同，各有所通。”

色味分别入五脏，人与天地相关

天色随时而变，地味随时而异。《素问·五藏生成论》说：“色味当五脏，白当肺辛，赤当心苦，青当肝酸，黄当脾甘，黑当肾咸。故白当皮，赤当脉，青当筋，黄当肉，黑当骨。”

五色、五味代表世间万物的属性，它们虽然纷繁复杂，但是并非杂乱无章，而且和人体联系十分密切，井然有序，有规律可循。五色入五脏，五味入五脏，其实质是人与万物相联系，天地万物是一个有序的整体。

天地万物的整体性，就是时空的有序性和整体性。

单纯强调空间的有序性不行，只说时间的有序性也不正确。只有把时空结合起来表述，才能准确说明天地万物的有序性。

因此，黄帝问岐伯“藏象何如”的时候，岐伯的回答，不是从五脏的结构特点来论述，而是从每一脏与自身形体结构的关系、与神态功能的联系、与自然界的关系进行说明。他说：“心者，生之本，神之变也；其华在面，其充在血脉，为阳中之太阳，通于夏气。肺者，气之本，魄之处也；其华在毛，其充在皮，为阳中之太阴，通于秋气。肾者主蛰，封藏之本，精之处也；其华在发，其充在骨，为阴中之少阴。通于冬气。肝者，罢极之本，魂之居也；其华在爪，其充在筋，以生血气，其味酸，其色苍，此为阳中之少阳，通于春气。脾、胃、大肠、小肠、三焦、膀胱者，仓廪之本，营之居也，名曰器，能化糟粕，转味而入出者也，其华在唇四白，其充在肌，其味甘，其色黄，此至阴之类，通于土气。凡十一脏，取决于胆也。”

从岐伯的回答里，我们看出了中医的特色。但是，如果按照还原论、形态决定功能的观点来看，就会认为岐伯顾左右而言他，属于“文不对题”。因为从解剖和生理功能的角度，一提到“心”，首先看的是心的结构，再说心的功能，无论如何也不会和夏天的气候联系起来。

打开腹腔，人们看到的五脏，不用细看，一定不是五个颜色，也不会是五个温度、五个滋味，更不会是固定不变的“五个方位”、“五个声音”、“五个情绪”。

也就是说，按照解剖的方法，按照实际测量、观测的指标来看，中医的脏腑、藏象理论都是错误的，属于“人为安排”的虚假论述，经不起“实证检测”。但是，按照生成论的观点，世间万物皆生于无，随时空而有所不同。人是天地之间最有灵性的生命，人的出现和消亡，也是时空转化的结果。

“时空共存”，是生命的重要特征

《素问·宝命全形论》说：“天覆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由天地构成的空间，由四时形成的时间，是世间万物存在的条件。只强调空间重要，或者只认为时间可贵，都不是全面的观点。

中医认为，五脏构成的三焦，凝结着时空双重元素，这与五方四季的布局一样，决定着人体气血阴阳的生长化收藏，也决定着人体与环境之间的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流，升降出入，生生不息。因此，无论肝肾肉质器官的实际位置，是在脾胃的上边，还是在脾胃的下边，或者在同一高度，并无实际指导诊疗的意义。在中医的理论体系里，肝肾永远处于下焦，脾胃必须在中焦，这样才能保证时空的有序，生命的升降出入正常运作。

三焦时空气化运行正常，人体的健康才有保障。

人体时空运化失常，就会产生疾病。百病之生，既有空间的升降失调，也有时间的寒热差异。

阴阳寒热虚实表里的八纲辨证分类，既需要分清空间运行的滞碍，也需要辨明时序寒热的错位。当其位，得其时，无太过、不及，则属于正气，人体和谐无病。失其位，非其时，就是邪气，邪气存则正气损，人体就偏离了健康。

“时空同调”，是中医治疗的特色

药物的四气五味，不是其在自然界被测量出来的物理量，而是对其进入人体之后发挥作用，时空总体趣向的概括。

药物寒热温凉、酸苦甘辛咸的性味，都凝结着时空的性质，具有驱动或帮助人体升降出入的作用。

天地之大，不外时空；人体虽小，也一时空。

人体与天地万物相联系，各种联系尽管纷繁复杂，但是不外乎“时空”对应“时空”，也就是每个主体的人，以生命的整体，对应着天地万物的整体。

人体对万物的认识，必须通过眼观五色，口尝五味，手摸体感寒热温凉。中医把复杂的事情概括起来，“大道从简”提纲挈领，把这些认识在实践之中反复印证，逐渐得出减毒增效的理性知识，成为代代相传的药性理论。

总之，“时空共存”是由“天人相应”的整体观念衍生而来，也是中医藏象学说的核心价值，它关系到中医对于人体和疾病的认识，也是指导中医诊疗的基本理念，值得大家重视。

中医在近代的衰落，虽然原因很多，难以一一细说，但是“理论不自信”占有突出地位，这在中医遇见西医之后表现得极为显著。笔者认为，复兴中医需要理论自信、疗效自强、传承自觉、体系自立，这四者互相关联，彼此影响，其中“理论自信”是最关键的问题。没有理论自信，就难以有“疗效自强”，中医人也不容易做到“传承自觉”，中西医并重的“体系自立”也难以落到实处。

2015年3月9日，《中国中医药报》刊登了第二届国医大师李士懋教授关于中医传承发扬的文章，其核心内容是中医理论如何传承，并且提出了各种科研必须以提高临床疗效为目的，否则无论冠以何种名目都不属于对中医学术的传承与发扬。这一观点非常重要，值得大家深入反思。

“理论自信”是历代追求

中医的理论奠基著作《黄帝内经》，以黄帝和岐伯的问答，旁征博引天文地理，兵家农学，阴阳五行等知识，讨论了十分丰富的理论问题。《难经》作者围绕脉学、脏腑经络、临床诊治等，旁通问难，反复讨论，不懈追求。

《汉书·艺文志》把医学分成医经、经方不同流派，并概括说：“医经者，原人血脉经落骨髓阴阳表里，以起百病之本，死生之分，而用度箴石汤火所施，调百药齐和之所宜。至齐之得，犹慈石取铁，以物相使。拙者失理，以愈为剧，以生为死。”医经家对理论自信的追求是很明确的，失去了理论的指导，就无法判断病情，举手动口皆错，不仅临床疗效不能提高，甚至会成为杀人不用刀的庸医。

“经方者，本草石之寒温，量疾病之浅深；假药味之滋，因气感之宜；辨五苦六辛，致水火之齐，以通闭解结，反之于平。及失其宜者，以热益热，以寒增寒，精气内伤，不见于外，是所独失也。”经方家以传承有效方药为宗旨，但是要想用好方剂，不精通药性理论，不知道疾病的寒热虚实，也达不到理想的结果，甚至会适得其反，造成失治误治。因此，《汉书》的作者讥讽说：“有病不治，常得中医。”

由此可见，医经、经方两派共同的特点是必须通过理论精通，才能达到疗效自强。

张仲景面对伤寒病流行，死亡率很高的局面，他“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有过艰难的探索，国医大师邓铁涛先生说他用医经家的理论，研究经方家的经验，才撰成了千古名著《伤寒杂病论》。

金元医学代表人物、温病四大家，都是理论创新的典范，也是疗效卓著的医学人物。

面对冲击失去“理论自信”

当中医遇见西医的时候，很自然地形成了鲜明对照，两者对于人体结构、健康模式、疾病标准、诊疗思想都有明显的不同，应该是自成体系，互补短长，相得益彰。但是，回看历史过程却不是这样。

在北京行医40年的王清任，于1830年出版了《医林改错》一书，这本书对中医界的震撼，不亚于《天演论》在中国近代的影像。只是前者发表的时候，中医界阵容完整，名医、名药、好疗效还都“名不虚传”；后者发表的时候，华夏大地已经千孔百疮，几乎沦入全面崩溃的边沿。

按照西医解剖的标准，中医的脏腑经络学说立即受到质疑，“医虚”“药虚”, “废止旧医以扫清医药之障碍”的“医学革命论”，从舆论旋风，逐渐到政府提案，再到文化学者把中医骂成“有意无意的骗子”，阴阳五行受到前所未有的围攻，脏腑经络、辨证施治、方药组合、临床疗效都成了被怀疑、被批判的对象。

中医在周围一片怀疑声中，其社会地位动摇了，中医行业不再是社会精英“不在朝廷之上就在医林之中”的首要选择了，学术逐渐萎缩，阵地逐渐缩小，一壶汤药似乎可有可无，大有逐渐淡出人们视野的趋势。

理论“装聋作哑”造成学术萎缩

有攻击中医的人说，中医历来不明脏腑解剖，没有病理、药化，说不清人们患的是什么病，“缺乏谈论人的资格”，应该废止，或者逐渐告别中医药。

在日渐精细的“破碎化”人体研究面前，中医的话语权越来越小。在疾病模式的物理化学诊断之下，中医几乎成了聋子瞎子，既无法发现疾病目标，也不能评价治疗效果如何，一下子就变成了二级以下的“补充学科”。

自立已不能，如何谈卓然？聋瞽虽有精艺，如何吸引青年？

中医的“聋瞽状态”是被抹黑的结果，而不是其自身的特点。看世界可以用望远镜，也可以用显微镜，但是，不能说用肉眼看到的世界是错误的。用英语，用汉语，都可以发表对人体的认识，不能因为“气”“阴阳”“五行”无法用英文准确翻译，就说它们都是“伪科学”。

中医看不见西医说的病，这不要紧，因为它与中医诊疗关系不大；中医有自己关于疾病的标准，并且可以反复验证，也可以互相交流，世代传承。

中医说的病，不是仪器的报告，不是纸上打印出来的数据，而是病人可以感知，医生能够判断的异常情况，也就是病人求助医生时的痛苦。它可以是症状、也可以是体征，还可以是医生概括出来的某种概念。前两者好理解，后者稍微复杂一点，可用疾病性质、阶段来概括病名，比如热病、伤寒病、温病、太阳病、少阴病等；也可用疾病特点、有效方药来概括，比如狐惑病、百合病等。

中医关于疾病的命名，既有确凿的证据，也指导临床诊治，是不容轻易否定的。即使属于症状的病名，比如咳嗽、头晕，腹泻等，不管它在西医那里还可以“精细诊断”为什么疾病，只要中医在诊治的过程之中，抓住这些症状，消除了这些症状，就属于医学行为，是有效的治疗，是有利于患者恢复健康，维护健康的有力措施，应该坚持、尊重这些医学行为，而不应该笼统地斥之为“粗浅”“不准确”“不标准”“不科学”。让中医“精确”“标准”的初衷，也许是为了“科学化”，但是其结果是让中医无所适从，自认为属于聋子瞎子。必须按西医的“科学标准”去邯郸学步，不仅没有把中医“科学化”了，而且造成了中医学术的不断萎缩，自立已不能，“卓然迈大步”就更困难了。

“理论自信”来自知己知彼

中医做到理论自信，不是夜郎自大，而是应该知己知彼。所谓知己，就是要精通中医理论，知道中医的特色优势所在，了解历代中医发展的脉络和原因，恰如邓铁涛先生所说“只有根基牢固，才能千年不倒”。

在目前的条件下，要做到深入了解中医自身的理论特点并不容易，因为中医尚未被科学共同体所接纳。《孟子·滕文公下》说：“一齐人傅之，众楚人咻之，虽日挞而求齐也，不可得矣。”李士懋先生说过：“别人都在裹小脚，你不裹小脚，嫁得出去吗？”

其实，西医很多学说只是学说，并没有在临床上认真执行。比如，抗生素的使用，最合理的方法，应该是首先找出致病的微生物，培养之后做药敏试验，据此选择最恰当的品种。但是，目前全世界都不实行这个最合理的方法，是因为临床情况很复杂，体内的状态远不是体外实验所能模拟的。感染的因素也绝对不是微生物决定一切，机体的抗病能力长期被低估了。

内科慢性病能说清楚物理化学因素的很少，一人多病，一病多因，依靠单一化学药物进行替代、对抗，虽然可以有一定效果，可以控制病情的急性发作，但是，要想去掉这些慢性病就困难了，很多病被判为需要终身服药，而且要服很多种药，其相互之间的关系颇不容易说清楚。

精细体检的结果，使那些年龄稍大的人都有不同的疾病，严重地加大了看病难看病贵。那些降血脂、降血糖、降血压的化学合成药，既是大自然不存在的人造物质，也是人体的异物，生产的时候污染环境，吃进去污染身体，终生服药，弊端很多。

疾病医学，属于靶点医学，没有诊断就不能进行治疗。因此，疾病医学本身是排斥治未病的学术体系，远远没有辨证论治的思想先进，更没有养生保健的具体措施。中医药养生保健，让人远离极限运动，保卫健康，防患于未然；在身体稍有不适的亚健康阶段，就可以调畅气血，纠正亚健康；在患病之后，通过调控状态，影响形态，从而扶正祛邪，帮助人体恢复健康。

因此，中医是全方位维护健康的医学体系，它使用的治疗方法，无论是药物的还是非药物的措施，多是环境友好型、低碳环保型的。刘延东副总理说中医药具有五大资源优势，这个评价是中医达到理论自信的正能量。

我想，假如王清任先生活到现在，看到了如今中医界的状况，他一定不会再捶胸顿足地主张“医林改错”了，因为他的很多有效方剂与精细解剖学没有多少关系，也没有得到定性定量化学分析的有力支撑，其组方原理与中医传统理论有着深刻的渊源。他一定会大声疾呼，重视气血理论，把血府逐瘀汤、补阳还五汤的临床运用经验总结出来，奉献给广大中医，以提高临床疗效。

中医不断发展几千年，关键在于有传承。历史上中医的传承，兴衰相继，断断续续，高潮低谷连绵不绝，坎坷发展到如今，既有师徒相遇的偶然性，也存在着学术发展的必然。

中医事业的振兴，离不开后继人才的培养。然而由于用西医模式管理中医，乡以下的中医传承日渐困难，三级卫生网中医网底出现了漏洞，造成了必须“进城看中医”的困难局面；用管理西药的方法管理中药，造成了中医制剂创新越来越难，城里的中医必须“以西养中”“中医院不姓中”。这与《宪法》规定的发展传统医药不相符，也使中西医并重的方针难以实现。

回望历史，面对现实，如何实现中医传承的繁荣昌盛，这是一个大问题，也是保障“中医体系自立”必不可少的措施。

得其人不教，是谓失道

《内经》说：“帝曰：余闻得其人不教，是谓失道，传非其人，慢泄天宝。余诚菲德，未足以受至道；然而众子哀其不终，愿夫子保于无穷，流于无极，余司其事，则而行之，奈何？岐伯曰：请遂言之也。《上经》曰：‘夫道者，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可以长久。’此之谓也。”

轩辕黄帝的时代也需要医学救助，只是那时的知识积累和传播比现在困难得多，因此也就格外珍惜医学人才的选拔，他认为这是关系到“保于无穷，流于无极”的大事，既不能“得其人不教”，也不能“传非其人”。黄帝谦虚地说自己德能不足，不能作为恰当的传承人，但是自己有管理资源，可以领导、决定这件事的落实情况，用行政力量保障医学事业的长盛不衰。

黄帝关于医学人才培养的大政方针不是空穴来风，在中医历代的传承过程之中得到了很好的验证。《史记·扁鹊仓公列传》关于扁鹊、仓公的记载，就说明了中医传承的过程。

扁鹊“少时为人舍长，舍客长桑君过，扁鹊独奇之，常谨遇之。长桑君亦知扁鹊非常人也。出入十余年，乃呼扁鹊私坐。”扁鹊是客舍的主管，他对神秘客人长桑君感到神奇，这没有什么意外。令人惊奇的是作为客人的长桑君，他认为“扁鹊非常人”，考察了十多年，才悄悄地把“禁方书”传授给他，这种慎重态度就是黄帝对岐伯所说的不“失道”。

仓公淳于意早年拜公孙光为师，深得其传；公孙光觉得淳于意人才难得，“必为国工”，就把他介绍给另一个高明的医家公乘阳庆，并得到他的器重，使淳于意的医学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传非其人，慢泄天宝

在仓公淳于意的心目之中，公乘阳庆是一个非常高明的医学家。但是，公乘先生“家富，善为医，不肯为人治病”，而且告诫淳于意：“慎毋令我子孙知若学我方也。”

如果公乘阳庆先生保守，他就不会轻易把医学知识传授给仓公，而应该传授给自己的子孙；如果说公乘阳庆不保守，那么他为什么不肯把医学知识传授给自己的子孙，而传授给一个没有血缘的人？这是很值得我们深思的。

假如公乘阳庆遇不见淳于意，他传承中医的方法就只有著书立说了。书籍是文明的载体，所谓“文明”，有文才明。隔代的读者，只要情思一致，就能心心相印。因此，《黄帝内经》多次提到要把医学的道理，“著之玉版”“藏之金匮”，或者放置于名山石室，储存于灵兰之屋。千年等一回，只要有缘人。

医学不是一个简单的知识积累，也不是一个谁乐意从事就可以做好的职业。医学关系到人的生死，不聪明善思做不好医生，心中没有大爱只考虑钱财也不是学医的材料。把医学这种关系到人体生命的宝贵知识传授给不合适的人，就低估了医学的社会价值，明珠投暗，会造成学术退化，学科的衰落，属于“慢泄天宝”。假如传给罔顾病人死活，一心经略钱财的人，就不是“慢泄天宝”的问题了，而是等于犯罪。

长桑君告诫扁鹊说：“我有禁方，年老，欲传与公，公毋泄。”扁鹊曰：“敬诺。”但是，扁鹊后来不仅收了几个徒弟，而且还有《内经》《外经》等著作流传下来，他难道是一个不守信用的人？如果这样理解就冤枉了扁鹊，也没理解“泄”真正含义。只有“传非其人”，才是“慢泄天宝”；见到了合适的人才，不传授就是“失道”。在不“失道”与非“泄天宝”的条件下，扁鹊授徒著述，开创了中医学术传承的先河。

扁鹊“有医无类”，无论病人贵贱贤愚，只要有缘，一概救治，但是他选择传授医学知识的对象很严格，绝对不是孔夫子开门办学那样的“有教无类”。扁鹊认为，嫉贤妒能的秦太医令李醯就不是传授对象，宁肯惹来杀身之祸也不能把医学的真谛传授给他。

现代中医，来自高考

兴办中医学院，开创了学历教育，这是中医与时俱进的体现。但是，很多学生高考之前对中医的知识基本不了解，或者只从“良药苦口”的经历接触过中医中药。高考分数出来之后，在家长和亲友的劝说之下，报考了中医学院。满堂灌的阴阳五行、藏象经络、四气五味、升降浮沉，使朝气蓬勃、对未来充满憧憬的青年学子，如堕五里雾中。

本来就没有思想准备，也谈不上对中医有多少感情，再加上老师说中医就是这么朴素，古代科学不发达，技术落后，你们就凑合着听，慢慢熬着毕业就是了。

学生看到有成就的教授都做动物实验，发表的论文全以SCI为时尚，问问方药为何会治病，得到的答案是等着化学分析研究的结果再说。

好不容易研究生毕业，来到中医医院工作，却只让在病房里写病历、抄方子，独立应诊需要等到晋升中级职称之后。

看到一起参加高考的其他同学，无论是经商的还是做行政的，都事业有成，身居重要岗位，自己仍然没有把中医学明白。在严酷的现实生活里，中医的诊断都不算数，无论打官司还是写论文，都必须前缀一个西医的病名，动不动就要求大数据、随机双盲对照，有限的课题经费捉襟见肘还是幸运得来的机会，熬到六十才算中医成才。时代这样的要求，对于中医成长之中的人才，真是无可奈何各种法律法规，只能感叹自己没赶上历史的好时光。

带着感情，才能学好

张仲景贵为长沙太守，他坐堂行医的初衷，是因为“感往昔之沦丧，伤夭横之莫救”，并且把扁鹊入虢之诊，望齐侯之色的高超才能，作为自己追求的目标。

皇甫谧、孙思邈学习中医，研究方术，是因为自己有病，体质虚弱，出于切身利益的需要。

葛洪、陶弘景学习中医，是因为崇尚得道成仙，又关心劳苦大众多有疾病困扰，因此著医方，研药物，都把“学以致用”作为原则。

刘完素、张元素、李东垣、李时珍等，都怀揣着政治理想，不在朝廷之上就在医林之中，悬壶济世，普度众生，体现个人的人生价值，报效祖国养育之恩。

即使在战乱时期，民不聊生的时候，李东垣见到矢志医学的罗天益，他这个师傅拿出钱来，让徒弟回家安置好妻子儿女之后再来学医。罗天益也是一个有血性的汉子，他不好意思要老师的钱财，来回推搡之中，李东垣动了肝气，他说：“我把比钱重要得多的学问全都给你了，对此尚且不吝惜，何况这点小钱呢？你不要再推辞了。”东垣先生所期望的事情可想而知了。

李东垣临终前，把一生所写的书稿清检、校勘，分卷装函，按类编排，摆列在书案上，嘱咐罗天益说：“这些书籍交给你，不是为了你罗天益和我李明之，而是为了天下后世人。希望你谨慎保存，千万不要让这些书湮没于世，要把它们推广使用。”东垣先生去世之后十七年，罗天益说老师的教诲好像还在耳边回响，回忆起来更有新意。东垣先生得到所寄托的人了，师徒之间有一种心灵的默契。

罗天益没有违背“传道”的承诺，从李杲习医多年，得其精髓，后升为太医，著有《卫生宝鉴》二十四卷，整理李东垣的遗作，著成《东垣试效方》九卷传世。诚如元代文人砚坚《东垣老人传》所说：“君之学，知所托矣！”

政策扶持，传承可保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纠正歧视中医的错误，确立了正确的中医政策，兴办中医学院，鼓励中医师带徒，在学校学习中医的学生，比照师范生的待遇，免收学费，给予生活补贴。

“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时候，培养了大批半农半医式的“赤脚医生”，他们扎根在基层，治病救人，经验丰富，然而如今大多年事已高。1999年施行《执业医师法》的时候，说是“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旧证可以换新证。体制之内的医生，因为有旧证，所以可以幸运地换了新的医师证，乡以下的农村中医从来没有发过证，所以一夜之间无论行医多少年，都成了无证行医者。他们很多人没有正规学历，也就没有参加执业医师考试的资格。从有证到无证，再从灰色无证行医到黑色非法行医，他们背负着沉重的压力。这样的人，尽管满身学问，但是由于没有合法身份，子女不会跟着学，也不可能有徒弟，中医在基层的传承，出现了巨大的障碍。

乡村中医是历代中医创新的基地，那里最适合中医的简便诊疗。应该从保护原产地的高度保护民间中医，为四五十岁以上的乡间老中医配备传承人，给予民办教师那样的工资补贴，把中医的根留在民间，把三级卫生网的中医网底补牢。

应该把中医的知识普及给中小学生，不应该到了大学的时候，一点也不知道中医的学术特色，从而让新入学的大学生学中医，比学外语还困难。

承认中医对于人体、健康、疾病、诊疗、方药的合理合法性，不用西医西药的管理方法要求中医，让中医按照自身的规律发展，使其充满创新的愿望和能力。这样做即使不能产生规模化的工业产值，也可以为国家和民众节约很多血汗钱。

中医属于低碳环保的学术体系，也是道术并重的国学，理应受到尊重，保障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