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城市病折射城市认知局限

虽然城市起源于久远的历史时代，但真正具有现代意义的城市研究产生于近代工业革命之后。自此，城市由自发发展向自觉发展转变，基于城市研究的城市规划实践影响了许多城市的命运。直到现在，尽管人类已经有将近200年的现代城市研究和规划实践历史，但城市的定义和研究理论始终在争论中不断变化。从霍华德的“田园城市”、卡米洛·西特提出的“艺术地看待城市”、建筑大师柯布西耶的功能主义和理性主义规划思想、赖特的广亩城市设想，到凯文·林奇对城市表现形式的强调，不同时代的大师对城市有着各自的看法和实践。在人类谋求发展的过程中，城市当之无愧地成为人类改造环境最理想的阵地。我们的困惑在于，我们的造物能力越来越强大，我们在城市中生存的感觉反而越来越不如所愿。

人们满怀憧憬和希望来到城市，面对的却是环境污染、交通堵塞、资源短缺和治安混乱等城市乱象，城市病让我们的理想之地变成了一个充满焦虑、狂躁和不满的失落之地。诸多的城市病症并不是城市发展的必然结果，而是人们在欲望驱使下行为失当造成的后果，绝大部分城市病不是天灾，而是人祸。因此，与其说是城之病，不如承认是人之病。

（一）发展欲望超出城市的自适应能力

人们习惯性地把产业发展和财富增长当作城市发展的核心主题，在欲望驱使下对城市盲目索取，充满野心的经济计划成为时尚，极度膨胀的城市附加产业使得城市系统失去平衡，人类对物质领域的过度追求导致了城市的畸形发展，更为重要的是，在一个利益导向的社会制度中，人们的欲望被无限放大，焦躁、自私与贪婪已让我们与发展建设城市的初衷渐行渐远。我们虽然创造了城市，但由于对经济利益的过度追求，我们却已经沦为城市系统中的破坏者，城市系统对不当发展理念的自适应造成了城市环境的恶化，城市病是城市系统适应人类行为的结果。

发展欲望的无限性与城市自身承载能力的有限性形成了矛盾，由此形成城市肌体的病症。有些病症可以通过正确的规划和引导加以解决，有些病症却是顽疾，甚至可能危及城市的生命。在治疗城市病症的过程中，我们会不可避免地面临囚徒困境：每个人的选择似乎都是理性的，但是在城市这个巨大的复杂系统中，大家叠加起来的理性选择结果却很糟糕。当这些结果出现的时候，在城市发展中具有话语权的群体应该勇于承担责任，不要急于推卸责任。

政府，作为城市管理者，往往很难敏锐地对这种城市功能供给与需求失衡做出及时的反馈。因此，从现实来看，各种城市病的产生大多是与城市人口和经济的迅速增长以及城市规划与管理不善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些问题又集中体现在城市的自然环境、生活和社会环境的恶化。在发展中国家这个问题更为严重，发展中国家具有庞大的农村人口，在工业化和城镇化过程中，农村人口流入城市寻找就业机会，产业发展被放在了突出的位置上，弱化了其他子系统的能力，造成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基本公共服务缺失等，这种城市病的诱因又会因城市系统的复杂性而进一步非线性地放大，引发一系列的连锁反应，最终形成严重的恶果。

（二）专业局限忽视城市的整体关联性

对于复杂的病症往往治标不治本，这会使问题变得更加棘手。我们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地方政府在处理城市病问题时经常就事论事，跳不出城市病表象的圈子。比如在处理交通拥堵问题时，提出的对策要么是扩建道路，要么是限制购车，而不会去思考是否可以提高城市道路限速标准，是否可以鼓励产权与居住分离，引导接近工作地居住的城市生活理念。又如政府现在处理环境污染问题，要么投入巨资治理已经污染的环境，要么大兴土木建设大型处理设施，这种方法虽然在短期内收效明显，但副作用很大，政府是否可以跳出必须要发展污染型产业的魔咒，从慎重选择城市附加产业、积极培养居民的环保意识、共同监督提高企业环境责任等方面来做一些标本兼治的工作。

以往人们在思考城市这个庞然大物的时候，容易形成分门别类的思维定式，通行的规划策略也变成了割裂的用途分析，最后把这些孤立的分析片段组合起来，就认为构成了城市的全部。这种认识城市的方法如同盲人摸象，虽然对不同的城市构成有了较多认识，但简单拼接之后却无法呈现城市全貌。若要将城市还原为一头大象，而不是一条绳、一堵墙、几截树干，我们必须在开始探寻城市的时候就完整地涉及城市不同系统的相关用途，而不是单独陷在这些孤立的构件中无法自拔。事实上，城市各个部分会构成社会意义和经济意义上的连续体。这些连续体有机地组合在一起，就像一个生命体是由很多器官组成的一样，城市各子系统之间的复杂交错性使其难以切割，简单切开来的子系统已不是原来的系统了，对某一个子系统的专门研究也很难反映问题的真实全貌，加之部门条块之间、社会群体利益之间、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之间的冲突，仅通过分解、简化来解决城市运行管理这个复杂性问题越来越显得徒劳。

现实的情况还一再表明，很多城市的失败是因为专业权威把强烈的个人偏好强加于规划之中。这种近于偏执的干涉打破了城市子系统之间的有机平衡，城市对于系统失衡的自适应带来了各种城市病。成功的城市依赖的是城市各个子系统之间的交互协同。

（三）政策制定难以预料城市的动态反馈

政策制定者总是期望政策的效果像箭那样直线行进，一击而中；而事实上政策的作用却是像风一样四散开来，能命中目标的很少。城市的复杂性意味着事物在系统中同时是反射镜像与反射体，既是因也是果。无穷无尽的相互作用使城市系统充满了非线性，若干微小的变化也会导致全然不同的结果，简单的个体反馈也能够产生令人震惊的整体效应。

然而，很多人往往执着于一因一果的单向关系，忽略了动态反馈的过程，意识不到行动与反应之间的时间延迟和信息损失，从而对系统中可能改变反馈回路强度的非线性特征不敏感。政策制定者无法预见少量的干预措施将启动一串连锁反应，使自己越陷越深，使系统失去自我调节能力而对干预的依赖日益增加，最终导致系统对干预的麻木。制定一个有效的政策，意味着要尽可能预见到政策干预对各个子系统的影响，包括可能出现的各种规避行为，要充分顺应系统的自组织和自适应能力，将其引导到符合系统整体福利的方向上来。

面对复杂的城市系统和不确定的动态反馈，最好的政策不仅要包括反馈回路，也要包括一种对其中的各种反馈回路进行调整的机制，适时地进行改变、纠正或扩大，把“学习”功能融入城市管理过程之中。而优秀的政策制定者应该具备这样的系统思维：识别这些问题产生的系统结构，准确地定义当前的问题，并找到系统的“杠杆点”，即在系统中的某处施加一个小的变化，便能够引导整体系统行为发生显著的转变，使我们能够更好地运用城市系统本身的智慧，更好地与城市复杂性共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