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摇摆中前进的中国城镇化

改革开放以来的短短几十年，城市化的节奏主导着十几亿中国人的生活，城市已经成为我们熟悉又陌生的地方。这里有我们对家园的迷茫感，对归属的宿命感，对阶层流动的期待感，对精彩人生的满足感。在这里，我们的人生和命运随着一系列问题而摇摆。

（一）城市，家园还是旅馆？

城市到底是什么？在对城市的认知上，中西方有着截然不同的态度。较早进入城市化的国家已经把城市当成国民生存和发展的主要形态，城市研究成果相当丰富。对城市的评价大多是积极正面的。相比之下，中国人对城市一直抱有警惕，历史上中国城市的规模和功能与其他国家同期的城市相比毫不逊色，然而在历史的记载中，却很少能看到类似西方人那样对城市的赞美，归隐田园总是一种更美好的愿望。我们欠缺城市生活经验，我们甚至缺乏对城市的归宿感。

从城市诞生开始，安全与利益是城市形成和发展的两条根本主线。人们来到城市，或为了安全，或为了利益，直到再也离不开城市。“治水社会”所形成的城市源于人们对防范自然灾害的群体需求；由于宗教纽带而捆绑形成的城市，则满足了早期人们对于不确定的外界和未来的想象，以及为了寻求安全感而产生的心理需求；防卫更是体现了人们对保障定居点的舒适生活以及人身安全的基本需求。这三个需求无不与安全紧密相连，安全是城市出现必不可少的一大原因。

刺激城市出现和发展的另外一个必不可少的原因是利益。城市人口剧增的主要原因不是自然人口的增加，而是农村人口的大量涌入，城市中有更好的机会使他们的利益最大化；在剩余产品学说中，封建领主对城市的兴趣也多因经济动机而萌生；贸易论者则将长途贸易看作城市兴衰的外在刺激，而这种刺激的基本动力也是对利益的追逐。今天，人们来到城市，也是为了实现梦寐以求的财富与理想。

然而，我们的城市在带来物质利益的同时，却没有提供给大众应有的安定感。西方社会的“逆城市化”进程中，城市人口流向中小城镇是“主动选择”；而在中国，目前离开大城市的人中绝大多数都是“被迫离开”的异乡人，他们即使具备在城市生存和发展的能力，但是对应的权利和福利却无法同步流动，以户籍为壁垒的区域公共保障门槛难以跨越，在无奈中“逃离”大城市也就成了适应性的选择。

每到春节，北上广深如同空城般的景象总能提醒在大城市忙碌一年的我们，平时称之为家的地方，其实还不是家。深圳罗湖火车站变得冷冷清清，上海延安路高架桥在早高峰甚至看不到一辆车，更有网友调侃北京地铁车厢能跑110米栏了。每当这个时候，喧嚣的大城市变得空旷安静，也是在这个时候，我们才更深刻地体会到大城市似乎只是临时住所，不是真正的家园。

正因为如此，我们对城市的感情很功利。来到大城市被称为一种无奈又必需的选择，而真正发自内心的热爱却不多。逃离大城市，不但是难以在这里找到安身立命之处的年轻人的退路，也是在这里功成名就的精英们的奢侈愿望，如同古时候文人才子归隐山水田园的情愫，我们在大城市生活，却不热爱它。我们喜欢责难城市病，却不愿意为此做一些退让和改变。人人都抱怨堵车，但希望别人多坐公交，自己享受畅行无阻的交通。

不妨想想我们住酒店时的心态，不再随手关灯、不再节约用水、不再心疼卫生，似乎只有尽可能地耗费酒店物资才对得起房费。这种过客心态表现在城市生活中，我们认为城市只是临时住所。对城市缺乏家园感，也许正是我们对城市复杂情感中隐秘得难以言说的情愫。

（二）小城镇，还是大城市？

中国城市化进程与西方渐进式的城市化不同，是一个在曲折中反复、反复中前进的艰辛历程。

1949年：“强调生产性城市的建设”；

1955年：“没有特殊原因，不建设大城市”；

1960年：“三年不搞城市规划”；

1966~1976年：“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市里吃闲饭”；

1980年：“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

1990年：“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和小城市”；

1998年：“促进小城镇健康发展”；

2005年：“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

2007年：“以增强综合承载能力为重点，以特大城市为依托，形成辐射作用大的城市群，培育新的经济增长极”；

2013年：“深入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提高城镇化发展质量”；

2016年：时隔37年再次召开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将尊重城市发展规律摆在首位。

……

追溯我国有关城镇化的政策，我们不断在农村还是城市，小城镇还是大城市的方向上摇摆。1980年全国城市规划工作会议把“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作为国家城市发展总方针，之后在1983年费孝通先生《小城镇，大问题》一文发表后，更是将“控制大城市规模，多搞小城镇”推向高潮，并直接体现在198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第一章第四条“国家实行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和小城市的方针，促进生产力和人口的合理布局”。自1980年《全国城市规划工作会议纪要》公布以来，整个80年代和90年代中国城市化发展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就主要围绕着“以城市规模大小为取向”的城市化道路选择在辩论，而大部分意见都是赞同和论证限制大城市规模和大力发展小城镇的声音。

然而，实践证明小城镇化并不利于最大限度地激发并利用资源要素，发展大城市和城市群才是中国的不二选择。2008年1月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中已不再有“控制大城市规模”的字眼。党的十七大也明确提出“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按照统筹城乡、布局合理、节约土地、功能完善、以大带小的原则，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之后，一系列区域发展规划、城市群发展规划的陆续出台也反映了政府决策的悄然变化。

中国的基本国情是将近15亿的总人口、可利用的有限土地、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发展目标。脱离这个起点，中国的城市化问题便无法解决。人口和资源是被动性约束，发展是主动性约束。形象地说，人口和资源逼迫人口向城市高度聚集，而发展则要求聚集得舒适且富足。可以这样来理解，“左倾”城市化是忽视资源而片面追求人的满足，“右倾”城市化是忽视人的感受而片面追求资源集约。由于我们同时受到这两方面的制约，所以必须以人口和资源为左右边界，寻求城市化的合理道路。这就是中国城市化最基本的国情，是认知中国城市化道路的出发点。

当前，特色小镇建设正在政策风口上，但这并不意味着要重回小城镇主导的发展路径。与之前不发展大城市，将小城镇作为主流路径的思路不同，特色小镇是以国家大力发展城市群的战略背景来推动的。这意味着特色小镇并不是孤立的，而是要在以大城市为主导的城市群系统中找到自己的“生态位”，这样才有可能成为真正有活力的城镇，接受城市群的资源辐射，同时也成为大城市有机疏散的重要网络节点。

如果把小城镇和大城市看作中国城市化道路天平的两端，那么中国现在的选择无疑正在逐渐走向平衡，这种变化是值得欣慰的。当然，近30年对“小城镇”的固执和坚持显然不能在朝夕之间便完全改变，而我们应对发展大城市道路的能力也还需要不断加强。

（三）一群城市，还是城市群？

在小城镇与大城市间，我国国情使我们必须选择以大城市为主导的城市群发展，城市群发展滞后不但不利于缓解“大城市病”问题，也无助于增加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发展活力，反而会造成更加难以应对的“小城镇病”和广大农村地区的凋敝。

城市群（Urban Agglomeration）聚合发展能使城市容纳巨量人口，并以较高的资源利用效率实现较高的发展目标，必然成为中国城镇化的主导路径和重要空间组织形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加快19个城市群的建设发展，然而，从城市群发展的实践来看，我国许多名义上的城市群还停留在“一群城市”的发展水平上，京津冀城市群在发展中存在的种种不协调就是一个突出的例证。

城市群是在一定空间范围内既有的若干城市的基础上，通过有机互动涌现的更高层次的城市形态，城市群是一个统一而协调的完整形态，与空间接近但互相独立的一群城市有着根本的区别。在中国城市群发展中，“一群城市”的问题非常突出。一是城市基础设施重复建设。城市群中各个城市政府都各自为政，只从利己的角度来规划建设基础设施，缺乏成本分担与利益分配相协调的共建共享机制。二是城市间产业同质化竞争严重。每一个城市都只想当主角，对于热点产业一哄而上，同质化竞争严重，城市群的产业无法在区域内得到较好的配套，无法实现产业链联动，从而使整个城市群的产业效益低下。三是要素流动的交易成本偏高。城市间以邻为壑，人为抬高要素流动的成本。四是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与需求失衡。各城市政府都不愿意为来自其他城市的流动人口提供与本地居民同等的公共服务，于是以户籍为借口设置各种壁垒，导致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数量和质量难以满足城市群中频繁流动的居民的需求。五是资源和环境底线受到挑战。各个城市都只想多占用资源，而不愿意为城市群整体资源环境保护付出，结果就像囚徒困境一样，在快速发展的同时成为资源环境问题高度集中的地区，并可能在短期内集中爆发，造成城市群的环境灾难。最为典型的就是目前困扰中国大多数城市群的雾霾现象，这已经严重威胁到城市群甚至国家的生态安全。六是城市群结合部出现洼地效应。各城市的建设水平都是从中心向边缘递减，在行政边界进行投资开发的意愿不高，认为在边界地带投资“费力不讨好”，从而导致城市交界地带容易出现“两不管”现象。

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城市化具有独特的复杂性，中国欠缺大城市的经营管理经验，在此过程中又结合了政治体制改革、工业化和信息化进程等，其复杂程度和困难程度是其他国家难以比拟的。以大城市为主导的城市群是人类迄今为止建设的最复杂的城市形态，中国复杂的社会、历史和文化环境会使得这一系统的复杂性非线性增加，对政府决策能力和实施引导能力提出了巨大挑战，亟须新的理念、新的方法和新的工具。

（四）精英主义，还是群体智慧？

中国城市发展长期存在着一种自上而下的精英主义，而城市规划被视为一种特权技术工具，直到最近几年，才有更多业内人士提出城市规划要回归公共政策的属性，要关注普通市民所关注，要倾听普通市民的意见。我国用极短的时间走过了西方上百年时间才完成的城市化进程，学习西方规划理念一直被认为是一条捷径，然而我们经常坚持了西方落伍的经验，脱离了反思的浪潮。当西方国家经历了从物质空间主导向社会功能主导，从精英主义的空间蓝图向公众参与的利益折中转变时，我们仍然停留在前者。而由于巨量的人口、空前的速度，再加之新技术带来的时空变化，中国城镇化的实践将问题暴露得更为明显和剧烈。

城市是如此复杂，无论是谁都很难单独掌握有关城市的所有细节。正如詹姆斯·C．斯科特（James C. Scott）在《国家的视角——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中写道：“被设计或规划出来的社会秩序一定是简单的图解，他们经常会忽略真实的和活生生的社会秩序的基本特征。严格服从规则工作（Work-to-Rule）的失败表明，任何生产过程都依赖于许多非正式的和随机的活动，而这些活动没有被正式设计在规划中……往往不承认，甚至压抑非正式过程，这不仅损坏了目标人群的利益，也最终导致设计者的失败。”这是对自上而下精英主义计划的一种严厉批判。

系统论将研究对象作为一个整体，认为组成整体的部分之和由于相互适应和相互影响的存在并不等于整体，必须重视自下而上的“涌现”机制。基于这样的认识，波图戈里（Portugali）在2000年出版的《自组织与城市》一书中指出城市是一个自组织系统，规划师面临的两难困境正在变得日益明确——城市似乎是不可规划的（Unplannable）。随后，国外一批学者基于自组织城市的理论研究成果提出了自组织规划的全新思想，旨在调和“规划”和“不可规划”的理论纷争和现实矛盾。对于城市发展而言，自组织规划是一种革命性的思想。它真正认识到城市本身是有学习功能的系统，具有自适应性和自组织性，城市规划和发展不是少数精英能够掌控和决定的，尊重群体智慧和非正式知识成为一种必需。

（五）技术与城市，科幻与现实？

城市发展经历了漫长的幼稚期。在此期间，农村地区更像是广阔的海洋，而城市则是在这海洋中零星分布的孤岛，由于交通运输能力低下等，彼此往来困难、信息沟通困难，更遑论服务和管理的共享了。19世纪末，铁路、电车等近代交通工具的出现大大提高了交通效率，为城市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可能性。发展城市交通会带来更多的商品流通，从而有利于城市经济的发展。之后，城市进入汽车时代，城市内部出现了“时空转换”，将较远的“空间距离”转化为较短的“时间间隔”。

到20世纪末期，信息技术的发展使信息传递加速，城市人群的沟通效率大大提升，城市间的联系变得更加紧密，城市的无形密度增加，城市竞争也从区域层面上升到全球层面。自1994年中国实现与国际互联网的全功能连接以来，已经过去20多年。从科研机构的实验室，到散落大街小巷的网吧，再到现在智能手机的普遍无线接入，互联网已成为当前中国影响最广泛的技术创新之一，它的触角遍布“城市”这个人类创造的最复杂的事物。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互联网+”所带来的不再是简单的物理连接，而是带来了关于未来世界的“化学反应”。互联网的发展改变了人、货物和信息流动的组织方式，带来空间上的重构，其本质是对人类活动与时空关系的巨大改变。

中国工程院院士邬贺铨在2013年指出，从联系平台到浏览平台，到交互平台，再到工作平台，互联网始终在不断发展中前行，如今已进入大数据时代。大数据时代的来临，将使我们的工作、生活和思维方式等都发生巨大的改变，甚至彻底改变我们的世界。随着感知技术和计算环境的成熟应用，如何有效利用现有的主动或被动式城市感应资源（如手机、车辆、传感器和人等）感知、提取和分析城市以及城市群的各种时空特征，成为把握城市发展规律、优化城市管理和解决城市问题的创新手段。美国硅谷的未来研究院也曾发布一份题为《市民实验室的星球：城市的未来、信息和包容》的报告，该报告关注城市化与数字化之间的交融和物联网技术驱动的大数据，认为由城市居民激发出来的各种创新将满足地方多样化的需求，将使得每个城市都转化为独特的市民实验室。

可以说，大数据时代极大地拓展了城市研究和规划领域的数据获取渠道和内容。将业务运营数据、普查数据、监控数据、社会网络数据、终端感知数据和GIS遥感数据等与空间相结合，已经广泛应用于规划实践。然而大数据的最大潜力在于隐藏其中的各类知识，基于这些知识的交互作用会形成专业认识的新涌现，将城市的规划水平上升到一个新高度。正如阿莱克斯·彭特兰（Alex Pentland）在其畅销全球的著作《智慧社会：大数据与社会物理学》中谈及，社会网络中的想法流经由彼此的参与和体验，基于大数据的挖掘和传播在其内部产生了一种行为转变与创新的推动力，这不仅重新塑造了个体和组织智慧，也将帮助我们理解和改善社会。如果再从更高层面基于人性洞察施以数据新政的话，一个具有更好的想法、更智慧同时也更人性化的社会空间自然便可期待。

大数据似乎呈现着一切，既可以帮我们解读头脑无法理解的复杂情况，也可以校正我们对直觉的过分自信。在虚拟现实（Virtual Reality, VR）和增强现实（Augmented Reality, AR）技术的帮助下我们可展现与现实空间几乎一样的数字映像，这已经不是科幻，城市让生活更美好正在变得更加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