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增长的长周期和短周期

生产率不等于一切，但长期看，它几乎意味着一切。

——保罗·克鲁格曼（1990年）

 

生产效率作为供给面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决定经济增长的长期根本力量，对此观点应该没有多少人持异议，本章引用保罗·克鲁格曼的话是因为这位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是当今凯恩斯学派的代表性人物。克鲁格曼在全球金融危机后极力主张政府采取扩张性财政和货币政策刺激总需求，认为短期总需求关系到长期总供给，高失业率如果持续下去，将降低总劳动人口的平均技能，影响长期的经济增长潜力。现实中的经济没有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学派那么对立，供给和需求、长期和短期的问题可能相互交织。

我国经济增速从2010年的10.4%快速下滑到2012年的7.8%，这是短周期的下行还是长期的趋势性放缓？对这个问题的解读关系到我们如何判断中长期经济前景，对考虑当前的政策应对也有意义。应对总需求增长放缓需要财政和货币政策的逆周期操作，而解决供给面的“瓶颈”则需要结构性的改革。有一种观点认为供给面的基本因素变化，比如人口结构是“慢变量”，过去三年增长的显著下滑主要反映需求的波动，由此宏观政策逆周期操作将促进增长的强劲反弹。然而，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反驳这种观点，因为2010年经济过热，通胀压力大，10.4%的增长高于当时的潜在增长率，不能作为可持续增长率的参照指标。因此，要准确地判断形势，还是需要分解导致增长放缓的不同因素及其规律。

本章遵循“长期看供给、短期看需求”的二元分析框架，先从劳动力、资本存量以及全要素生产率的供给面因素讨论经济长周期的趋势性变化；再从投资、消费、出口等需求面的因素讨论在长周期趋势背景下的短期波动；最后探讨供给和需求之间可能的相互影响。

我们的基本结论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过去三十年，驱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根本因素是制度变革和人口结构变化带来的红利；我们已经进入长周期放缓的阶段，原因包括加入WTO的制度红利已经释放，人口结构朝着不利于经济增长的方向变化，房地产泡沫挤压实体经济；未来经济增长的关键在于用改革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从短周期的波动来看，在需求的“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和出口）中，消费相对稳定，投资和出口是驱动GDP增长在长期中枢值上下波动的主要力量；而短期内出口是“外生变量”，投资是我国宏观政策逆周期调控的着力点。我们判断，受政策放松的支持，2012年是短周期的底部，但2013年的反弹幅度受到长周期下行趋势的制约。

我们可能处在一个中国版的“大缓和”时期，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由“短缺型”经济转变为“过剩型”，增强了政府通过总需求管理来降低经济波动的能力，但就像发达国家的经验显示的那样，过度稳定的短期增长可能积累长期的结构性风险。我们尤其需要关注经济变量存在的“两面性”：既影响经济的长期供给能力也影响短期需求水平，这种影响有些是同向的，比如出口的扩张提升需求，也通过全球竞争促进效率的提高；有些则是反向的，比如房地产价格上升拉动投资需求，但高房价/地价挤压了其他部门的发展空间。因此，政策需要在短期稳增长和长期调结构之间有所取舍和平衡。

一 过去三十年的三次增长上升期

理解历史是推断未来的必经之路——对于中国经济未来的展望，必须始自对过去经济快速增长的剖析。是什么因素驱动了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经济成长？这些因素的交织变化，使得我国经济现在处于怎样的长周期节点上？

全要素生产率对增长贡献大

从经济供给面的角度，我们可以根据增长会计法（Growth Accounting），把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解构为三个基本部分：劳动力、资本存量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其中劳动力与资本是有形的要素投入，全要素生产率则是一个残差项，囊括一切不能以有形要素投入来解释的产出增长部分——例如技术进步、资源配置效率、规模经济和组织管理等方面。全要素生产率这个看似模糊而抽象的概念，往往是理解一国经济增长的关键——因为长期来看，劳动力增加和资本积累的边际回报是逐渐减少的，要想在有限的资源制约下突破前面的产出极限就必须改善生产条件，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在亚洲开发银行的一篇研究报告的基础上，我们分解并横向比较了一些发达和新兴市场国家从1992年到2007年的经济增长结构。图3-1显示，全要素生产率对中国GDP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一半左右，劳动力贡献了6%，资本贡献了43%，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显著超过同时期其他国家。“亚洲四小龙”在同期全要素生产率只贡献了其增长的三分之一，其他7个亚洲发展中国家分别只贡献了约五分之一。总体来讲，全要素生产率和资本积累是经济增长的两大来源，和其他大部分国家相比，生产效率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最大。

为什么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同期的其他大部分国家？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市场经济体系在1990年代全面确立，市场配置资源的比重大幅增加，提高了效率，而其他国家早已是市场经济，没有改革带来的红利。二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到城镇，提高了平均劳动生产率，而这也是其他大部分国家没有的现象。

三次增长加速期

纵向来看，过去30多年我国经济增长有三次明显的加速期：第一次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第二次是在90年代初；第三次是在21世纪初的几年。这三次的加速期间，劳动年龄人口与资本的增速都是相对稳定的，全要素生产率是增长上升的主要驱动力（见图3-2）。

从技术上讲，这样估算的全要素生产率是个残差，是GDP增长中劳动力和资本存量变化不能解释的部分。由于实际经济增长受需求和供给的一些短期因素的影响，这个残差反映的不完全是生产效率的变化。为了消除短期波动的影响，我们对劳动力、资本存量、残差进行滤波处理，过滤掉短期的波动，把平滑的部分加总得到增长趋势的估算值，也就是所谓的潜在增长率。潜在增长率衡量一个经济体的增长潜力和趋势，通俗地说，它是一个经济体“可持续的”、与其资源禀赋（包括劳动力、资本存量以及代表两者结合效率的全要素生产率）相匹配的增长率（见图3-3）。

改革红利是基本驱动力量

图3-3显示，过去30年的三次经济增长加速时期和三次大的体制改革联系在一起，反映了改革带来的经济体制和组织形式的变化，以及对外开放带来的竞争环境的变化。而随着改革红利的释放，三个快速上升期后，都伴随着潜在增长率的下降。

第一个上升期是20世纪80年代初，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的农村改革开始推行，大幅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改革开放的一个响亮口号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及其他农村改革，解放了原来僵化的农业生产组织形式，激励机制的建立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被调动起来，生产资料的配置得到优化，促进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第二次是90年代初，邓小平南方讲话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确立，改革开放的力度加大。吴敬琏（2010）描述了90年代初中国政府在财税、金融、外汇管理、企业制度、社会保障等方面采取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在现代宏观经济体系的建立和所有制改革方面取得重大进展。这些改革提高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促进了生产效率的提高。

第三次是21世纪初，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大幅提高了对外开放的水平，从两个方面提升了全要素生产率。第一，随着进出口规模的扩大，外商投资的增加，中国企业全面参与全球竞争，从技术、管理等方面提高了生产效率。第二，出口的扩大为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创造了有利条件。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劳动年龄人口开始超过非劳动年龄人口，加上农村的大量富余劳动力，经济面临着内部需求相对潜在生产能力严重不足、大量人口失业的挑战，加入世贸组织就是在这个关键的时期为中国经济供给潜能的释放提供了机遇。

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限制劳动力转移的政策演变是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一个因素。过去三十年的劳动力转移大致有两个政策偏紧期和两个宽松期：第一个偏紧期是1978～1981年，改革开放最初期，那时农村改革刚刚起步，农村户籍管制还很严；第一个政策宽松期是1982～1993年，随着乡镇企业发展，政策放宽城乡移居，劳动力在部门间与城乡间的转移显著增加；第二个政策偏紧期是1994～1998年，期间诸多省份对农民工进城新设限制；第二个政策宽松期是1999～2005年，地方政府限制农村人口进城的措施取消，劳动力加速从农业和农村转移出来。根据我们的估算，这两个政策宽松期的全要素生产率平均增速为3.9%，比两个政策偏紧期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大约高出0.6个百分点。

人口结构是另一基本因素

图3-2表明，从中国过去的增长来源来看，资本存量和全要素生产率起了主要的作用，而劳动力的贡献逐年下降，在20世纪90年代后已经作用甚微。那是不是说人口因素不再重要呢？其实推动资本累积和全要素增长率的背后都有人口结构变化的影响，人是关键因素。

前一章阐述了中国人口结构变迁的两大趋势：一是“人口红利”——生产者或储蓄者的人数在1995～2000年超过消费者，两者的比例在过去十年快速上升至目前的128%左右的水平；二是“城乡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镇大量转移，从非充分就业转变为充分就业。这两个趋势在两个方面促进了经济供给的增长。

第一是对资本累积的影响，主要是通过提高储蓄率来实现的。资本累积的过程就是投资，对于单个企业来说，投资资金来自内部的留存利润或者外部融资；对整个经济而言，投资的资金则来自国内储蓄或对外负债。我国总体储蓄对GDP的比率在90年代中期以后大幅提高，10年间由初始的30%上升到50%左右的水平，支持了投资的快速增长（见图3-4）。影响储蓄的有多种因素，包括制度、政策的变化（下一章将详细分析），但一个根本因素是人口结构的变化。一方面，生产者超过消费者的人数越来越多，经济的供给能力相对当期的消费需求增加，储蓄率上升。另一方面，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互相竞争，抑制了工资的上升，收入分配朝企业倾斜，企业部门的储蓄增加。

第二是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主要在于劳动力城乡转移过程中，劳动生产率获得提高。改革开放初期，农业劳动者占总劳动者的比重达到70%，农业部门人均劳动生产率低，有大量富余劳动力（他们对农业边际产量的提高几乎没有贡献）。当这些劳动力转移到城镇从事二、三产业后，从过去的非充分就业变为充分就业，同时人均资本增加，城市的聚集效应提高劳动力技能，促进了劳动生产率。当然，劳动力从农村向城镇转移本身也反映了体制改革和政策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