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明宝钞到亚投行_权力之巅：国际货币体系的政治起源-QQ阅读男生科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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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明宝钞到亚投行

2014年10月24日这一天注定将被载入货币史。这一天，在中国的倡议下，包括中国在内的21个首批意向创始成员国的财政部长和授权代表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签约，决定共同发起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sia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以下简称“亚投行”）。对于此事，美国前财长萨默斯不无失落地写道，亚投行的建立标志着美国已经失去了全球经济体系担保人的角色。他甚至认为，对美国而言，1971年终结了美元兑换黄金的“尼克松冲击”都不能与亚投行的影响相提并论。其中，中国对改革国际货币体系付诸的行动，以及美国未能说服包括英国在内的传统盟友不加入其中是问题的关键参见〔美〕劳伦斯·萨默斯《亚投行见证美国丧失全球经济霸主地位》，《金融时报》2015年4月7日，载观察者网站，http://m.guancha.cn/LaoLunSi-SaMoSi/2015_04_07_314961.shtml，最后一次登录时间为2016年11月7日。。的确，这可能成为国际货币体系的又一个转折点。毫无悬念的是，在未来的国际货币体系中中国的色彩将更加浓重，中国将成为改革的中坚力量，而未来的国际货币体系将向中国所主张的多元化方向进行演变。

当世界舆论的焦点汇聚在亚投行，并惊呼中国正在改变国际货币体系的格局时，他们忽略了几个世纪前的中国就曾经站在国际货币制度最前沿的事实。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信用货币的国家，早在宋代（960～1279）民间已有“交子”流通。到明朝，政府遵循宋、元以来的传统，发行纸币作为法币流通，并发展出一套相应的系统和惩罚伪钞的制度使大明宝钞成为单一法币参见赵善轩、李新华《重评“大明宝钞”》，载《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8卷第1期，2005年1月，第65～66页。。曾经，以政府信用为基础的大明宝钞是世界最先进的货币制度，而这一时期的欧洲还停留在金属货币制度阶段。为了弥补结构性贸易赤字，欧洲长期向亚洲地区大量输出白银，货币的净出口导致了15世纪欧洲的“银荒” 参见〔美〕查尔斯·金德尔伯格《西欧金融史》，徐子健等译，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10，第26～29页。。此后，大明宝钞由于滥发导致了恶性通货膨胀，加上宝钞设计制度上存在的先天性缺陷，信用体系在明朝中期彻底崩溃，白银逐渐从民间开始自下而上地发展成为中国的主导货币。隆庆初年（1567年），明朝以法权的形式确立了白银的主币地位参见赵善轩、李新华《重评“大明宝钞”》，载《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8卷第1期，2005年1月，第65～66页。参见万明《明代白银货币化：中国与世界连接的新视角》，载《河北学刊》第24卷第3期，2004年5月，第145、148页。。明朝的中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在自1500年开始形成的全球贸易和分工体系中也是绝对的领导者。当世界形成了以中国为轴心的白银贸易圈时，白银也自然成为了当时的国际通用结算货币。加州学派代表人物贡德·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曾指出，15世纪末的“哥伦布大交流”和美洲金银的发现使欧洲终于进入了当时以亚洲为中心的全球市场，“欧洲没有能力出口金银以外的商品”，只能通过向亚洲输出白银参与国际贸易参见〔德〕贡德·弗兰克著《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刘北成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第54页。。根据梁方仲和吴承明的估算，自万历元年（1573年）至崇祯十七年（1644年）的72年间，中国通过海外贸易获得的银元在7200万两至1亿两之间。而根据明亡时户部司务蒋臣的估计，全国的白银存量约为2.5亿两，其中除了极少量的国内产银之外，其余全部源自海外贸易参见梁方仲《梁方仲经济史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9，第178～179页；吴承明：《市场·近代化·经济史论》，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6，第268、273页；吴承明：《中国的现代化》，北京：三联书店，2001，第33～34页；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第663、736页。。仅70多年，海外贸易就使中国的货币存量增加了至少一倍。根据张宇燕等的进一步估算，从1493年到1800年，世界白银产量的43%至57%可能都留在了中国。参见张宇燕、高程《海外白银、初始制度条件与东方世界的停滞——关于晚明中国何以“错过”经济起飞历史机遇的猜想》，载《经济学》（季刊）第四卷第2期，2005年1月，第496页。

明代是中国历史上货币发展最复杂、变动最大的时期，在世界历史上也是一个具有转折意义的里程碑。以白银为纽带，一方面这一时期是中国古代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的开端，另一方面也是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开端。15世纪末哥伦布和达·伽马的航海活动开启了全球贸易的新纪元，现代世界经济体系也自这一时期开始形成。由于明代中国在国际贸易体系中的主导和支配地位，其法币——白银也成为当时的世界货币，中国在不自觉中带领世界进入银本位时代。然而由于缺乏制度性安排，当时的银本位还不能被称作“国际货币体系”，它只是国际货币体系的雏形，而当时的中国也并没有真正“塑造”世界秩序并主导国际货币体系。纵观世界史，这可能也是独一无二的奇观：在全球经济治理最为重要的两个层面——国际贸易体系与国际货币体系中，一个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却对后者没有主导权。中国曾经距离国际货币体系舞台的中心那么近，但却遗憾地与之擦肩而过。

16世纪末至17世纪中叶是人类历史的分水岭，也是现代经济增长的起跑线，国际竞争环境也在这一时期形成。在残酷而激烈的国家间竞争中，中国没有利用其在世界经济和货币格局中的先发优势建立起有效的屏障来抵御外部风险，最终停滞在现代经济增长的起跑线上，并在国际竞争中逐渐被边缘化，甚至一度沦为世界上最贫困的国家之一中国社会经济的各项基本指标（如人口增长率、人均GDP等）直到16、17世纪，甚至18世纪都绝不逊色于西欧，在一些重要领域甚至比西欧表现得更为出色。但在技术等各方面一度领先，直到前工业革命时期仍与西欧国家站在同一起跑线上的中国为何没能发展起来，并在之后的国际竞争中逐渐被边缘化呢？这个问题被称为“李约瑟之谜”，是历史学家李约瑟在20世纪中期提出的。参见张宇燕、高程：《海外白银、初始制度条件与东方世界的停滞——关于晚明中国何以“错过”经济起飞历史机遇的猜想》，载《经济学》（季刊）第四卷第2期，2005年1月，第492页。。而西欧却利用掠夺的美洲金银打开了制度创新的大门，并最终实现了经济的起飞。弗兰克对此的描述是：“美洲的金银首先使欧洲能够在亚洲经济列车上购买一张三等舱的车票，然后又能够包下一节车厢，最后才是取代亚洲成为经济列车的火车头。” 参见〔德〕贡德·弗兰克著《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刘北成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第54页。随着西欧经济的起飞，世界的权力中心也从东方转移到西方。在西欧崛起并逐步主导世界的过程中，黄金取代白银成为了新的世界货币，国际货币体系发展的路径依赖也从此发生了转变：代表先进生产力的英国率先使用黄金作为其信用货币创造制度的基础，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了世界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际货币体系——传统金本位制（Classical Gold Standard）。世界权力的交接决定了国际货币体系向传统金本位制演进的方向。此后，英国凭借其在国际货币体系和国际贸易体系的绝对领导权支撑着自己世界霸主的地位，直至20世纪与美国进行霸权交替，国际货币体系发展的路径依赖再一次发生变迁。

在21世纪的今天，相同的历史机遇又出现在中国领导人面前。经过几个世纪的沉浮，中国再次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依靠世界第二的经济规模，中国又站在了国际货币体系博弈的舞台上，成为改革的中坚力量。在全球经济治理结构正在发生变革的新时期，世界将按照谁制定的规则来运行？在这个背景下回溯国际货币体系变迁的每一个历史转折点，并从中汲取有益的经验，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张宇燕曾写道，“纵观历史，真正的革命常常爆发于平静之中，以至于当事人或同代人根本没有意识到他们正在创造历史”。张宇燕：《再全球化：中国的机遇与挑战》，《东方早报》2013年1月8日，载东方早报网站，http://www.dfdaily.com/html/51/2013/1/8/924173.shtml，最后一次登录时间为2014年3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