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职后依然不开心

有七年的时间，我每天都要步行经过哈佛大桥。早晨经过时，太阳在我左肩的位置；傍晚时，能看到夕阳映红整片天空。

我太喜欢这座桥了，喜欢它向前延伸的样子，它是查尔斯河上跨度最长的一座桥。

1958年，麻省理工学院一个兄弟会的准会员奥利弗·斯穆特测量了这座桥。他是男生里身材最矮小的，其他会员们让他翻着跟头滚过整座大桥，用他头顶到脚尖的距离丈量了大桥的长度，结果是364.4“斯穆特”，即659.82米。之后，每隔一年兄弟会的会员们就会重新粉刷一遍人行道上的标记，每10“斯穆特”一个标记。20世纪80年代，这座桥进行了翻修，人行道的石板沿用了“斯穆特”这一长度单位。离开兄弟会后，奥利弗·斯穆特继续为测量事业做着贡献。为了纪念斯穆特作为计量单位诞生50周年，桥下竖了一块牌匾，上面注明：奥利弗此后执掌了美国国家标准协会和国际标准化组织。

从我在剑桥的公寓到波士顿的报社办公室总共3英里，这座桥是必经之路。在天气和时令合适的时候，尤其是交完稿的日子，在回家的路上能看到粉色的晚霞，一条一条铺满天空，其他那些城市里冷清昏暗的时间，灯光就变得尤其重要，街灯、车前灯、琥珀一样的车尾灯，闪闪烁烁，照亮前方的路。河水波光粼粼，流经上游的剑桥，在波士顿这座城市下流淌。有时能看到月亮。有时有几颗星星。桥上的风吹得更为猛烈。游客会递给我相机，让我帮他们以河水和天际线为背景拍照。我要躲避人行道上慢跑的人和自行车道上骑行的人。

过桥的时候我基本都是只身一人，有时候是醉了，有几次还哭着，有一次被一个不怎么喜欢的人亲了一下。过桥的这段路是大脑用来摆渡的时刻——早晨通往办公桌、噪音和钥匙碰撞的哗哗声，通往点击、采访、故事思路的忙碌，晚上则是远离办公桌，通往家和宁静，通往小酒吧，通往不必交谈、不必思考、不必精明、不必点击鼠标的休闲。

我踱过大桥，冬日里的寒风吹红我的脸颊，夏日里，汗水浸湿我的衣背。我走到报社的办公桌前，这里是我从大学毕业后就开始工作的地方。一开始我负责做目录，就是把全城每一场音乐会、行列舞、艺术展览、喜剧表演、诗歌朗诵比赛、电影放映的时间都录入庞大的数据库当中，每周如此。我报道过廉价的萨尔瓦多餐厅，采访过大卫·科波菲尔，为艺术色情集体写过侧写，为纪录片电影写过影评，报道过关于贞操的会议，也写过有关波士顿的书籍、作者和文学场景的文章。最后我终于升了职，成为网站的总编辑，也就是说，我的工作就是保证每个故事都在正确的时间出现在正确的位置。这意味着很多次的点击。

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中，我都十分热爱这份工作。我喜欢它的节奏、它的忙碌和间歇，喜欢办公室的大部分人，喜欢大家在截稿日之前所有疯狂的码字、所有的观点和扯淡。听着有故事的作者打来的电话，我们收集稿件、交付印刷、出版发行——新闻编辑部是让人充满快感的地方。我很骄傲自己是其中的一分子，这是何其幸运的事情啊。每天都能在这样的地方工作，聪明的疯子围着你讲故事，所有人都创造着一种有历史的东西，都致力于大篇幅、探究性、有针对性的新闻，他们是波士顿最有能量的一群艺术评论家。

和我坐在一起的是一群怪人，他们中有的机智犀利，一根接一根地抽着烟，从不把衬衣塞到裤子里；有的宛如流浪汉，在成为记者之前居无定所；也有的在做那些“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曝光不公平现象的新闻；他们就坐在办公桌前，像着了魔一样又专注、又暴躁地工作，直到被你拖进酒吧里，才会和你聊起他们是怎么追“感恩而死”这个乐队的。

执行编辑是一个脾气暴躁却慷慨善良的愤青，他帮助创立了这份报纸，坚定地相信着报纸的力量和必要性。

美术编辑的记性好得像百科全书，他会咒骂着挥舞着拳头，在工位隔间的地板上摔着书，他的标准总是高得别人难以企及。

专栏作家来自遭受过沉重打击的布洛克顿镇，她每周都在专栏里写一写这个城市最奇怪的人，我觉得这可能是全世界最酷的工作了。在我印象中她要比我高出一头，但是不久前见她的时候，我觉得我俩几乎差不多高了。我着实吃了一惊，有一瞬间甚至怀疑她是不是得了某种缩骨病。

这些人大概就是这么个样子。

我一直不能相信自己曾经是多么幸运。每次被问到“你是做什么的”的时候，我都会很骄傲地回答。这正是我想要的东西，直到有一天事情发生了改变。

和读者交流变成了和网站用户在线对话，只是噼里啪啦地打字，网站运营的责任就是在运营中注入“年轻”和“相关性”，抓住广告商的钱袋子，维持报纸的发行。

所有形式的工作都有无聊之处，就像斯塔德·特科尔在《工作》中所写，工作就是“一种暴力——无论对灵魂还是对身体”，即便是我们热爱、为之感到骄傲的工作。重复性的任务、毫无意义的时间堆叠累积侵蚀了你的灵魂，爬进你大脑的缝隙之中。

很多年来，我大部分清醒的时刻都是在电脑屏幕前点击着按钮度过的。如今我意识到自己已经变成了一个坐在椅子上的笨蛋，我存在的唯一物理事实就是我的肉体坐在办公桌前，而我的灵魂就像威化饼干一样在腐烂。情况在一天天变糟，好像曾经舒适的一件衬衣，穿起来既好看又熟悉，但它开始变紧了，扼住颈部，裹在肩膀上。

我脑袋里的沟槽好像变得平滑了，慢慢变得毫无生趣，逐渐变得懒散不堪。在努力的氛围里，越来越难以发现乐趣。我最喜欢的同事们开始去别的地方做其他的工作。

屏幕有一种压迫人的力量，而我和其他人一样，被文章和图片还有互联网的新闻和噪音吸引着。比起通过电话交谈，我更愿意发电子邮件。我有一些只在网上认识的朋友，除了互联网，我想不到还有什么别的地方可以让人们消耗如此之多，但吸收如此之少。

我的脑袋变得不好使了。每周的五个工作日里，有三天我都被宿醉困扰。我无力、潮湿的手中握着鼠标，我的脑袋刺痛着，损耗着。我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考虑：我要离开这里。但是我无法放下这套熟悉的例行公事，还有我的健康保险。除了这些，我对这家报社有一种忠诚感。所以，我留了下来，继续滚动页面，继续点击鼠标。

再说了，辞职之后我要做什么呢？我能够做什么呢？惰性、恐惧和懒散让我无法逃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