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晚餐

1790年6月的一天，刚刚上任三个月的国务卿杰斐逊在华盛顿的总统府门前“偶遇”财政部长汉密尔顿。杰斐逊觉得汉密尔顿看上去有点不对劲儿。平日里趾高气扬的财政部长今天却阴沉、郁闷、垂头丧气的，就连穿着也不像平时那么光鲜和时髦，显得随意甚至邋遢。杰斐逊看他好可怜，就问：这是咋啦？汉密尔顿就像找到知心人似的开始吐苦水：我的财政计划在国会触礁了。麦迪逊领着一帮南方议员把最关键那一条锁住了，以至于整个计划无法实施。如果我的主张不能实现，要我这个财政部长有何用？我马上辞职不干了。如果我不干，总统独木难支，咱这个政府肯定垮台。什么“共和国”，什么“美国实验”，见鬼去吧！

虽然杰斐逊心里想的是：哼，危言耸听。没有你，地球照样转。你那个“坑爹”的计划不要也罢。但他嘴里说的是：老弟，别灰心嘛！总统需要你，我们大家都需要你！什么事不能好好商量啊？现在，最重要的是，你得先和麦迪逊先生沟通一下。这么着吧，过两天我请你和他到我家来吃饭，你们好好聊聊！呵呵。

于是，6月20日傍晚，汉密尔顿和麦迪逊来到杰斐逊家。这就是传说中的美国历史上“最值”的一顿晚餐，有些人说它的“学名”应该是“1790年妥协案”，因为它足以与1820年“密苏里妥协案”和“1850年妥协案”相媲美。那么，他们仨到底谈了些什么？他们是怎样坐到一起的？他们达成的妥协对年轻的美国为何如此重要？这就要从汉密尔顿的财务报告说起了。

1790年1月14日，汉密尔顿向国会提交了《关于公共信用的报告》。从历史的角度看，这份51页纸的报告标志着美国金融制度的诞生，或者说，是美国金融制度的第一块基石，因为他随后还要用第二份报告来完成整个体系。在此后的二百年里，这个制度的效率和威力已经被一再证明。这份报告应该听上去很伟大吧？其实，在当时人看来，它不但不“伟大”，而且简直就是“唯恐天下不乱”的节奏。别忘了，1790年的美国是典型的农业国，90%的GDP来自农业，95%的人口住在农村。财政部长不好好琢磨琢磨怎样扶持农业、怎样“重农抑商”，整那些“公共信用”的幺蛾子干啥？事实上，国会因害怕行政权对立法权的影响，不允许财政部长亲自到国会宣讲他的报告，这份报告是由国会的秘书念给议员们听的。等秘书把51页纸念完，台下鸦雀无声，那些不说话就会死的议员似乎突然无话可说。有的是因为听呆了，有的是因为听晕了，有的是因为听睡着了，大部分是因为没听懂。

其实，对于每天都被“科普”着金融知识的现代人来说，汉密尔顿的计划一点也不出奇，因为他阐述的那些经济规律都变成了今天的“游戏规则”。在报告的开头，汉密尔顿说，政府现在的债务是“自由的代价”。当初，北美为反抗英国的税收而闹起了革命。在资助革命的时候，各州并没有增加人民的纳税负担。那么，打仗需要的钱从哪里来呢？只有一个办法：借债。“债”和“税”毕竟不同。“税”是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债”总是要还的。所以，政府在战争中债台高筑无可厚非，在和平时期负债也很正常。

“债”又分“内债”和“外债”。内债是政府向自己的人民借的钱，包括那些以“打白条”的方式发的工资和征用的私有财产。外债是从外国银行或政府借的钱。美国的债务总和大约7900万美元，其中5400万属于联邦政府（大部分是外债），2500万属于各州政府（大部分是内债）。

负债不可怕，可怕的是疏于管理。政府管理债务最有效的办法是设立专项资金，把固定份额的税收拨进这个账户，用这些钱按时还本付息。只有这样才能建立起良好的公共信用。有了信用，别人就愿借钱给你，借贷的成本也将大大降低。不仅如此，当人们愿意把钱借给政府时，说明他们对政府有了信心，会自然而然地关心政治、支持政府，国家也就有了凝聚力。政府债券在金融市场上的流通为所有的人提供了投资的机会，也为市场注入了极大的流动性，它将最终转化为财富和资本。所以，公共信用不只是经济问题，它也是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如果处理得好，“公共债务就是公共福祉”。

债务合同是双方在自愿和诚信的基础上签订的契约，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一个成熟的政府绝不能赖账。过去，由于邦联没有征税权，它无力偿还外债，很多州也无力偿还内债。美国政府毫无信用，“美债”当然是“垃圾债”。怎样扭转这个局面呢？两个办法：第一，联邦政府将以海关税收为抵押，承诺偿付所有现存公债的本金和利息。如有必要，联邦将征收“酿酒税”（“威士忌税”）。第二，联邦政府将把各州还没有还清的债务“接收”过来，统一管理，统一偿还。各州将“无债一身轻”，开始新生活。

以上就是报告的主要内容，是不是听上去合情合理？你可能会说，就这点事能填满51页纸？部长先生也太小题大做了。如此平淡无奇的文章怎么会引起轩然大波呢？真正触动人们神经的不是报告的主题，而是其中的两个具体操作，也就是上面说的那两个改善信用的办法。做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怎么做。还是那句话，不要用现代人的眼光看二百年前的故事。

2月8日，终于回过味儿来的众议院就此议题开始辩论。2月11日，麦迪逊发言，反对汉密尔顿的第一条措施，也就是偿付债务的方法。首先，他说，汉密尔顿关于政府偿还内债的办法“背叛了美国革命”。帽子扣得够大的，但麦迪逊有充足的理由。汉密尔顿的计划看上去很简单也很直接：联邦政府将向债券现在的持有人支付100%的面额本金和所有的利息。比如，你有一张国债，面值100美元，利息5%，一年到期。在到期日，政府付给你100美元外加5美元的利息。至于你这张债券是买来的、偷来的、抢来的还是骗来的，不关政府的事，它只管付钱。麦迪逊说，这样不公平！

各州的债务都是很多年前发行的，债券最原始的持有者都是普通公民，特别是那些大陆军退伍老兵。当时，各州没钱给战士们发工资，只能用债券代替现金，承诺若干年后兑现。可是，战后的经济一团糟，很多退伍老兵的生活难以为继，州政府的信用又大打折扣，大家根本不知道它到底有没有能力还债，债券的价值暴跌。在这种情况下，很多老兵和其他持有人不得不以远远低于面额的价钱将债券出手，换取现金维持生活。所以，现在的债券持有人大多是那些以低价从老兵手中收购债券的专业投机者和银行家，他们赌的是政府最后能还债。自从联邦政府成立以后，这种投机活动变得特别猖獗，因为大家都认定财政部长将有大举动。那些消息灵通的人跑到偏远的农村，连蒙带骗地以低价把债券从老兵手中套出来，转手就能获暴利。汉密尔顿的政策恰恰满足了这些黑心肠的“钱商”。你对得起为革命流血牺牲的战士吗？你对得起可怜的退伍老兵吗？1776年的革命精神何在？正义何在？

在理解麦迪逊的话时，你千万不要停留在字面上，那不是麦迪逊的风格。“革命性”和“正义感”确实是他想表达的思想，但不是最重要的。他真正的心思是：第一，投机猖獗会使大量财富集中到少数人手中，不利于社会公平。第二，汉密尔顿的政策显然有利于商业和银行业，对农业不利。农业才是根本，我们辛辛苦苦地种地，生产了实实在在的价值。银行家在干什么？他们转转账就能赚钱。他们对社会有什么实际贡献？第三，那些投机者和银行家在哪？北方。那些弱势的农民在哪？南方。财政部长的计划明摆着就是北方欺压南方的计划。长此以往，南方还有立足之地吗？第四，麦迪逊对“革命精神”的坚持和对退伍老兵的维护获得了道义上的支持和情感上的共鸣，跟他比起来，汉密尔顿就是“现行反革命”。谁的政治前途更光明还用说吗？麦迪逊图的不是钞票是选票。南方和北方的对峙从这时起就开始明朗化了，对新生的共和国来说可不是福音。

那么，怎样回击财政部长关于偿付内债的办法呢？麦迪逊提出了自己的“区分法”。如果你熟悉“金发姑娘和三只熊的故事”，你就会知道麦迪逊的方法是运用了现代人在决策中常用的“金发姑娘原则”，也就是平衡、兼顾、不走极端。他说，投机者可以得到在汉密尔顿政策出台前债券升值的利润，但仅此而已。政策出台后的所有利润归原始持有者。比如，一张100美元面额的债券跌到50美元时，原始持有者把它卖给了投机者。随着经济渐渐恢复，债券涨到60美元。这时，汉密尔顿的计划通过了，这张纸一夜之间变成100美元，因为政府要付100%面额。在这100块钱中，60块付给现在的持有者（投机者），因为他们拥有“合同的权利”；40块付给原始持有者（退伍老兵），因为他们拥有“正义的权利”。汉密尔顿的计划是把100块都付给投机者，看出谁更公平了吧？

麦迪逊的立场让汉密尔顿很吃惊也很受伤，他以为，就算全世界都反对他，麦迪逊也会跟他站在一起。他们俩的交情可不是一天两天了。从安纳波利斯会议到制宪会议，从《联邦党人文集》到各州批准宪法的过程，他们心灵相通，合作得天衣无缝。没有他们共同的努力，联邦政府不可能诞生。他们在制造美国的同时也营造了彼此间深厚的友情。就在不久前，有人还看见他们在街上一起散步，连说带笑还做游戏，像亲哥俩。当初，很多人劝华盛顿不要让汉密尔顿当财政部长，麦迪逊对总统说，汉密尔顿是最合适的人选。此次汉密尔顿开始起草这份报告时专门征求过麦迪逊的意见，麦迪逊只是说，他不同意政府长期负债，如此而已。汉密尔顿认为，他的政策符合他们对新宪法的理解。但是，他错了。麦迪逊已不再是两年前那个《联邦党人文集》的作者了。他是众议院领袖，他的身后是南方，是种植园主、奴隶主、农民，是弗吉尼亚的利益。当汉密尔顿向国会提交他的报告时，他根本没意识到，他与麦迪逊的友谊走到尽头了。

既然麦迪逊披挂上阵了，汉密尔顿也不能闲着。他说，好吧，你不是满嘴都是大道理吗？咱就掰扯掰扯。你少跟我扯退伍老兵的事。我当年在战场上拼刺刀的时候你在干什么？你一天军装都没穿过，一枪都没放过，你倒成了退伍老兵的好朋友了？我就是退伍老兵，还不如你关心他们吗？撇开道德因素，老兵们把债券廉价出售时即使没得到应得的利益，但解了燃眉之急。没有投机者，他们连那点现金也得不到，这是双方自愿的买卖。投机者在买这些债券的时候不知道政府会做什么，他们冒着血本无归的风险。风险越大，收益就可能越大，这是投资的基本概念，你懂不懂？这种纯粹的经济行为，你为什么要上纲上线地跟政治挂上钩？古往今来的市场原则就是：证券的购买者拥有获得未来一切收益的权利。现在，你非让政府横插一杠子，破坏买卖双方已达成的协议，这是对自由权和财产权的侵犯。且不说你的“区分法”有多荒唐，就算我想“区分”，我分得开吗？大多数买卖是私下进行，而且很多债券转了无数次手。一没电脑二没互联网，怎么查出它转了几次手、转了谁的手、转让的价钱是多少？你找得到原始持有人吗？就算找到，你算得清该给他们多少钱吗？你知道要费多大的人力、物力、财力才能摆平那些根本摆不平的东西吗？唉，内行对外行，真是鸡同鸭讲！

财政部长不是好惹的，他在国会里有自己的朋友，在国会外有强大的“游说团”。特别是现在，报告一出台，他立刻成为商人、银行家和北方各州的“大救星”。不用他亲自出马，游说者塞满了国会大厅外的走廊，天天揪着议员们的耳朵念叨。2月20日，众议院投票表决麦迪逊的“区分”议案。这一天好像显得特别重要，可能是联邦政府成立以来第一次对存在重大分歧的议案进行表决，旁听席都坐满了，连副总统夫人阿比盖尔·亚当斯也早早地梳妆整齐，来到众议院旁听。她说：“今天是我第一次来众议院……我不能错过他们对那个问题的表决。”结果，众议院以36:13否决了麦迪逊的提议，汉密尔顿在第一个回合大获全胜。但是，有一个坏消息。在那13张反对票中，9张来自“超级大州”弗吉尼亚。从后面的故事中你会看到，弗吉尼亚对抗的，不只是财政部长，还有他身后的总统。华盛顿将感受到汉密尔顿感受不到的痛苦。农业与工商业、南方与北方、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裂痕一天天加深。

自“制宪”以来，麦迪逊一路凯歌，很久没尝过失败的滋味，但这并不意味着他输不起。愿赌服输是政治家的胸襟。在这个议题上他虽然败了一阵，但下个议题就不一定了。2月24日，麦迪逊开始了他对汉密尔顿计划的第二轮攻击：反对联邦政府“接管”各州还没有付清的公共债务。如果说，在上一个回合，麦迪逊输在“不切实际”，这一回合，他可真是接上地气了。什么“道德”“革命”咱都不谈了，就说说这“钱”的事。

各州的债务基本上都是战争时期积下的。战后，每个州的情况不一样。有的“负责任大州”，比如弗吉尼亚，休养生息，开源节流，很快就付清了大部分债务。除了南卡罗来纳，南方各州基本上都是这个情况。它们的农产品一出口，钱马上就回来了。北方那些“熊孩子”可没这么乖，不好好种地，生意也不是说恢复就恢复的。北方各州还都欠着一屁股债，举步维艰。汉密尔顿现在提议把各州未付清的债务全都转给联邦政府，谁是最大的赢家？据麦迪逊的初步计算，弗吉尼亚要转给联邦政府的债务大约是300万美元，而联邦政府为还债增加的税收摊到弗吉尼亚头上大约500万美元，弗吉尼亚这一下子就损失200万美元。凭什么？弗吉尼亚和其他南方各州为什么要为北方各州买单？

如前面所说，听麦迪逊说话要听他的话外音。他不是账房先生，那几个钱他不在乎。他想说的是：这不是“钱”的问题，这是“权”的问题。联邦政府在“接管”各州债务的同时，也“收缴”了各州的权力，建立起高于各州的权威。原因很简单，对每个人来说，谁把手伸进你的钱包，谁就是你最在乎的人。以前，州政府欠你的钱，你眼里除了州政府没别人；现在，联邦政府欠你的钱，你是不是会天天烧高香祈求联邦健康长寿？谁要是跳出来拆联邦的台，你第一个就不答应。过去，人民不直接跟联邦政府打交道，不向联邦政府交税。现在，联邦政府替各州政府还债，它直接向各州人民征税还不是理所当然的？这样一来，人民对联邦政府的关注是不是会超过州政府？当人民与联邦政府的关系更加密切，州政府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它的权力也就被大大削弱。所以，这个看似简单的“接管债务”实际上是中央与地方争夺对国家的控制、抢占人民的信任、削弱各州独立的战争。所以，为了维护各州的利益，绝不能让这一条通过。他说：“公共债务就是公共诅咒。”

你也许觉得麦迪逊想得太多了，哪有那么复杂？联邦政府帮你还债还不高兴？其实，他还真不是成心“搅局”，也不是挟私报复，况且他跟汉密尔顿没私仇。他一点也没冤枉汉密尔顿，他说的就是汉密尔顿的心思，一丝都不差，因为这是他们在制宪会议期间就有的共识。如果汉密尔顿关于公共信用的报告只是份单纯的经济报告，它的历史地位不会这么高。就是因为他想通过设计金融体系来定义联邦政府，他的经济政策才有了非凡的意义。“联邦接管各州债务”这一条实际上是整个计划的核心，如果这一条被卡掉，他的计划就丢了半条命。他的名言是：“政府的债务越多，它的权力就越大。”他认为联邦政府就应该长期负债，管理国债是政府干预经济的重要手段，也是国家权力的重要体现。看看今天的美国，看看今天的美联储，看看所谓的“货币战争”，你不觉得汉密尔顿太超前了吗？当经济衰退，美联储干吗？印钞票。印了钞票怎么投放市场？购买国债，货币贬值，增加出口，刺激消费，提高就业。当经济复苏，美联储停止或减少购买国债，马上就能减少货币量，提高利率，吸引投资。今天的“美债”是如何呼风唤雨的，每个人都有体会，它产生的“权力”早已跨出国门。当然，前提是“管理得当”，也就是“度”要把握好，像希腊那样，债务就真的成了“诅咒”了。而且，干预经济的手段很多，国债只是其中之一，不是全部。

麦迪逊在“接管债务”的问题上反戈一击，让汉密尔顿彻底伤了心，他再也不幻想与麦迪逊重温友情，他们都无法后退了。南方各州，特别是弗吉尼亚，放出话来：如果国会通过汉密尔顿的计划，我们就脱离联邦！别以为它们说着玩。当时的联邦就像初夏的小黄瓜，脆得一掰就断，又没有反分裂法，各州想走就走，谁也拦不住它们。你会发现，在建国之初的八十多年里，各州最喜欢说的话就是：你要是不依着我，我就脱离联邦！这句话将不停地出现，直到它变成现实。

4月12日，众议院以31:29的微弱多数否决了汉密尔顿的“接管”计划。两个星期之后，众议院决定停止对这个议题的讨论。如果参议院再否决这个议题，汉密尔顿就死定了。第二个回合，麦迪逊胜。也就是在此后不久，杰斐逊遇到了本篇开头时那个沮丧的财政部长。

汉密尔顿现在只有一个选择：妥协。幸运的是，他手里有妥协的筹码，尽管他还没完全意识到这个筹码的威力。就在国会辩论汉密尔顿经济政策的同时，另一个议题也在进行着，就是给新国家选首都。宪法规定，国会应该为联邦政府选择一个永久“居所”。为这事儿，各州都打破头了。纽约说，选什么选，在俺这儿住得不是挺好吗？费城说，俺位置适中，以前大陆会议和邦联议会都住俺家，现在联邦政府当然应该到这儿来。其他州不干了，凭什么便宜都让你们占？我们这儿有的是风水宝地，诚挚邀请亲爱的联邦政府来安家落户，你要啥咱给啥，保证让你住得舒舒服服的。大家都看中了联邦政府将要带来的巨大的经济利益，拼了老命也要把“首都”抢到手。候选城市多达16个，最有竞争力的是纽约、费城、安纳波利斯、巴尔的摩、特伦顿、日耳曼城等。费城是呼声最高的。

弗吉尼亚和南方其他各州都希望把首都建在流经马里兰和弗吉尼亚的波多马克河畔，除了离家近，还可以远离北方的“铜臭味”。你看那些整天就知道数钱的北方佬，他们非把联邦政府给污染了不可。咱一定要让总统把家搬回乡下来，看着咱踏踏实实地种地，别跟那些北方佬混。汉密尔顿的报告让他们更加坚信，首都的地理位置是真正要命的选择。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北方城市只会养些“吸血鬼”来吸咱农民的血。可是，很不幸，在这个问题上，汉密尔顿有绝对的影响力，麦迪逊算是撞到他的枪口上了。北方8州，南方5州，北方本来就有优势。汉密尔顿的经济计划有效地让北方各州团结在他的周围，他有足够的“选票”让北方协调行动。到了6月初，“波多马克方案”已经被挤到名单的最下面，麦迪逊都绝望了。

就在汉密尔顿和麦迪逊打得两败俱伤、奄奄一息的时候，上任不久的国务卿杰斐逊登场了。他3月份才来纽约，他到的时候那俩已经掐得差不多了。杰斐逊和麦迪逊的关系我们在前面的故事中已经讲过了，用第六位总统约翰·昆西·亚当斯的话说就是：“他们对彼此的吸引力就像自然界中的磁铁之间那种无形又神秘的互动。”可见他俩有多贴心。而杰斐逊跟汉密尔顿完全是陌生人，从没见过面，在内阁会议上才由华盛顿介绍认识。杰斐逊跟华盛顿在弗吉尼亚议会共事的时候，汉密尔顿还在西印度群岛上穿着开裆裤，他们的生命本不应有交集。可是，阴差阳错，他们就遇上了。

在麦迪逊和汉密尔顿之间，杰斐逊跟谁近乎跟谁远不是悬念。他百分之百地赞同麦迪逊的观点，但是，对汉密尔顿计划中“偿还外债”的部分，他也赞同。当了这几年驻外使节，杰斐逊对外债的认识比任何人都深刻。他说：“在美国没有严肃地对待外债之前，欧洲是不会把它当回事的。”“美债”在国际市场上的“垃圾”地位让杰斐逊自惭形秽。虽然他不懂经济，但他真切地体会到了“国家信用”的重要性。麦迪逊缺的就是这个国际视角。而且，刚刚回国的杰斐逊还没有卷入任何党派之争。他说：“我不是联邦党，也不是反联邦党。如果非要加入党派才能上天堂，我宁可不上天堂。”正是这种相对超然的态度让他把两只“乌眼鸡”拉到一起。

6月20日，杰斐逊、麦迪逊、汉密尔顿共进晚餐。在杰斐逊的撮合下，麦迪逊同意不再像前一阵子那样拼命阻挠“接管”计划。他说，汉密尔顿可以让参议院把报告略加修改然后转回众议院，重新启动讨论。麦迪逊本人还是会投反对票，但“不反对”别人投赞成票。南方吞下这个苦果，但你要是不想让南方各州造反，就得给它们好处。汉密尔顿同意劝说纽约和宾夕法尼亚的朋友放弃对永久首都的诉求。联邦政府可以在费城住十年，十年后迁都波多马克河畔。对汉密尔顿来说，他的经济政策比首都的位置重要得多，他愿意为此牺牲地方利益。对麦迪逊来说，首都在哪里，权力就在哪里，他要让弗吉尼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7月10日，众议院以32:29通过《居住法案》，以费城为临时首都，为期十年。同时，在波多马克河畔营建新都。7月26日，众议院以32:28的微弱多数通过了汉密尔顿的“接管”议案。麦迪逊果然投了反对票，但他“安排”四位弗吉尼亚议员改变立场，投赞成票。从这两次近乎相同的投票结果上就可看出“人工雕琢”的痕迹。就像当时一份报纸所说：“纽约和宾夕法尼亚的利益被2500万美元买走了。”

看上去皆大欢喜，但政党之争已拉开序幕。以杰斐逊、麦迪逊为首的代表南方种植园主和农民利益的“民主共和党”与以汉密尔顿为首的代表北方工商业、银行业利益的联邦党都开始形成，美国政治从此永无宁日。

汉密尔顿计划的通过使美国一跃而成世界上信用最好的国家，“美债”立刻翻着跟头往上涨，直到今天，它仍然是“无风险投资”，因为美国政府从来不赖账。这也是汉密尔顿为后来的历届联邦政府立的规矩。二百年前的那顿晚餐也成了人们津津乐道的典故。实际上，这一切并不一定是那一顿饭决定的，而是很多秘密交易的结果。但这顿晚餐的三位主角都应该为自己感到骄傲。那晚，他们不是打着小算盘的政客，而是胸怀全局的政治家。他们的表现非常专业，非常优雅，也非常真诚。尽管他们的分歧没有消失，但他们尽其所能，让年轻的国家免于分裂，也让脆弱的联邦政府免于夭折。可惜，这是他们最后一次这样坐在一起了。此后，他们再也没能像那天一样坦诚相对。

《居住法案》虽然通过了，但对首都的争夺并没有结束。围绕“首都”的斗争和妥协是怎样进行的？弗吉尼亚怎样才能确保联邦政府按时迁入新都？费城将怎样担当临时首都的角色？请看下一个故事：《首善之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