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下的反叛

印度北部与希腊世界还有其他的相似之处。定居此地的雅利安人部落逐渐形成了诸国林立的局面。有的国王是家族世袭，有的国王是选举产生。其他部落则发展出今人所谓的“部落合议制度”。简而言之，这是一种共和制。在定期召开的大会上，大多数男子都拥有发言权。“王公”一词的含义近似于“具有选举权的公民”和“统治者”。大约在古典希腊诞生的时代，印度北部的政治版图色彩斑斓，制度各异的国家林立并存，与希腊世界没有什么区别。希腊也有所谓的“合议制度”，各国民众与僭主制度斗争不休。

截至公元前600年，在印度北部——从西部的印度河流域到恒河及其支流地区——有“十六王国”，其中包括摩揭陀、离车、拘萨罗、拘楼和般遮罗等。这些国家与欧洲东南部的雅典、斯巴达、科林斯和忒拜有异曲同工之妙。君主制国家与共和国相互竞争。何谓最良善的统治？何谓最美好的生活？这些问题对印度人和雅典人同样重要。印度诸国也有联合与结盟，也有战争与冲突；人们对完美的均势和公民责任等议题抱有极大的兴趣。当然，这里也有野蛮的斗争。其中，强大的摩揭陀国的频婆娑罗王与离车国的共和派“骑士们”的战争尤为持久。离车国的都城毗舍离有一位名叫阿姆拉巴莉的妓女。在频婆娑罗王的引诱下，她生下一个孩子。整场战争由此而起，人们可以把阿姆拉巴莉视为“恒河的海伦”。直到今天，印度人仍在讲述这样的古老故事。她后来还成为一位历史名人的追随者，这位名人不仅仅是个传说人物。

在佛陀乔达摩·悉达多涅槃大约600年后，人们才开始撰写有关他的传记。传记作家们记录了地名、时日和貌似可信的生平事迹。不过，由于间隔时间太久，相关史实已经晦暗不清。因此，在帝国时代的主要伦理革命家中，佛陀是其中最不起眼的历史人物。孔子也是如此，大约400年后中国的历史学家司马迁才为他作传。但是，在孔子死后百年左右，孟子对孔子的追述及孔门弟子对先师谈话的整理填补了历史空白。与佛陀和孔子相比，耶稣的历史面貌要清晰得多。据推测，在公元70年，也就是耶路撒冷陷落之际，圣马可就记下了耶稣的言行，当时距其离世仅仅40年。人们有理由相信，圣马可记载的许多故事直接源于圣彼得，后者曾陪伴在耶稣身旁。而且，非基督教的历史文献也佐证了耶稣的事迹。例如，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斯和许多罗马的主流作家都记载，在离世后不到百年时间，“基里斯督”（“基督”一词的拉丁文拼写）就拥有了大量追随者。

不过，考古学和古代文献确实对佛陀的教义和社会背景进行了许多阐释。在那个时代，尊奉祭司等级制和祭祀活动的婆罗门教已经在印度扎根，但仍不时受到许多秉持异端学说的云游教师和教派的挑战。这可能反映了当时印度北方的混乱局面。人口迅速增长，民众的生活发生剧变。村庄和地方市场不断膨胀，大的城镇、甚至是人口达到3.5万的城市不断涌现。货币文化、商铺、车道、护城河和防御墙也随之出现。

与利用石头营造房屋的希腊人或波斯人不同，古代印度人的建筑材料主要是夯土、泥砖和木头。因此，他们的建筑遗存实在难得一见。但是，古代经卷和诗歌保留了大量古代印度人的言辞，甚至使荷马史诗也相形见绌。与建筑、陶器或铁器相比，这些言辞似乎更经得住时间的淘洗。婆罗门的权威在所谓的共和国（gana-sanghas）受到的质疑比在王国要大得多。乔达摩·悉达多就来自共和制的部落小国释伽国。这个国家位于今天的尼泊尔境内，其领袖是由选举产生的。学术界对悉达多的出生年月尚存争论，最新的研究成果将其出生日期顺延了80年，从大约公元前566年顺延至公元前5世纪中叶。不过，人们常常引述一种说法，认为悉达多是个王子，曾过着奢华的生活。但是，这一说法与已知的有关释迦部落的情况不符，其中可能含有虚构的情节。更加可信的推测是，佛陀是一位生活优渥的王族成员。

悉达多和表妹结婚，生下一个儿子，家庭幸福美满。但在29岁的时候，他告别家人，义无反顾地外出寻求精神的解脱。某些传统的说法认为，悉达多是在拒绝卷入另一场血腥的部落战争之后才离家出走的。在佛陀生活的时代，男人外出寻求精神的解脱并非异常之举。根据当时的传统，男人们会离开村庄和家庭，到森林中寻求精神真理，或者沿街乞讨。衣衫褴褛、剃光头发的“探寻者”广受尊敬，即使他们的观点与众人格格不入。我们可以用跋涉在旷野中的以色列先知来比拟这一传统，或者把他们想象成后世走遍乡村的基督教圣徒和托钵僧。

在社会变革和内战不断的时代，人们渴求新的思想。1949年，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斯将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这段时期称为“轴心时代”。因为在这段时间里，人类的思想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这种变革如此剧烈，以至于后来的人类历史都在围绕其转动。随着城市文明日益兴起，人类有了更多闲暇和财富，但国家之间的混战也给社会带来困扰。考虑到这些情况，“轴心时代”的产生似乎是必然的。作为一个学术概念，“轴心时代”已然过时。但是，从希腊到中国，人们一直在重新思考传统观念。在佛陀生活的时代，印度诸小国之间的冲突就是绝佳的例证。

我们了解到，悉达多曾尝试许多“探寻者”们使用过的方法——从离家苦修到沿街乞讨。后来，他放弃了这些做法，开始云游四方，追随隐修的高僧冥思苦想。悉达多反对极端的苦修，因为禁食的修行方法会使人瘦到皮包骨。他提倡一条介于苦修和放纵之间的修行之路（有趣的是，米饭似乎帮了大忙）。在印度北部的一座小村庄，悉达多坐在一株神圣的无花果树（或菩提树）下冥思苦想了49个昼夜。在35岁时，他获得顿悟，理解了人类痛苦的根源。他的结论是什么？生、老、病、死之苦产生的原因是人类感官上的欢愉和生命的更新。在运用精神和道德的意志力克服这些根源之前，人类的痛苦将在生死循环中不断重复。此时此刻，这位探寻者打破了这个不幸的循环。他超越了物质世界，达至纯净、平和的状态，也就是“涅槃”。

现在，人们将悉达多称为佛陀或“觉者”。他广招门徒，出家修行。佛陀和门徒们一起在恒河平原上云游，向愿意倾听的人们宣讲自己的思想。上文提到的那位挑起战争的妓女阿姆拉巴莉成为佛陀的忠实信徒，她的儿子也选择出家修行。佛陀建立了很多寺庙，其中包括一些专门给比丘尼居住的庵堂。他反对动物献祭和种姓制度，躲过了多次由婆罗门教支持者策划的暗杀活动，活到了80岁高龄。我们是如何得知这些信息的？

人们通过有条理的吟唱来传播佛陀的生平故事和言行，而不是在传统的学校中死记硬背。因此，佛陀的故事得以代代传承。尽管会出现讹误，但误差已降至最低。许多早期历史都是口头传承的历史，但通常会被意外的考古发现证实。因此，我们不能对口头历史一概抹杀。

佛陀的故事与耶稣和穆罕默德的故事有很多相似之处：抛弃平凡的生活，在僻静处寻求精神解脱（在树下、在山洞中或是在旷野里）；然后，聚集信众；以故事的形式向众人（不仅仅是精英）宣讲道理；最终，抛弃传统的信仰体系。与一神教的创立者不同，佛陀从未宣称自己是圣人，或是由自己创立了信仰。许多人认为，严格来讲，佛教不是一种宗教，而是一套自我克制的方法。信徒们可以借此摆脱日常生活的局限和痛苦。

佛教包含了一种和平主义和宽容的态度，这使它成为一种公共信仰，而不仅仅是私人的认信行为。佛教向每一个人开放，无论他们过去的信仰、社会地位或种族是什么。在佛陀涅槃后的数百年时间里，佛教徒挖掘了印度已经存在的思想资源，如弃绝财富和权力的思想、素食主义思想及和平主义思想，将这些思想发展为“施惠于人”的信念。与之相比，基督教与晚期罗马帝国的尘世权力常常纠缠不清，而伊斯兰教更是政教合一。

佛教的确与众不同。从本质上看，佛教抵制一切构成我们所谓历史的东西，如世俗的帝国、不断发展的技艺及持续变革的政治制度和政治观念等。佛陀教诲信众：“抛开一切，反躬自省吧。”因此，毫不奇怪，佛教并没有基于历史的信仰体系。但有一个例外，我们稍后会讲到。不过，佛教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传播到东南亚国家后，信仰佛教的国王修建了宏伟的寺院；佛教僧侣和佛教艺术在中国的影响也很大，并由此传入朝鲜半岛和日本。这两个国家的早期艺术品几乎完全是反映佛教故事的。在上述大部分地区，佛教徒都曾遭受过迫害。总体而言，佛教并未形成相应的政治制度或帝国体系。倘若如此的话，佛教定会更加惊世骇俗。

后来，佛教在印度本土几乎完全消失，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近代。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属印度，人们才承认佛陀是真实存在过的历史人物。佛教是一种重要的信仰体系。那位形容枯槁的贵族曾在菩提伽耶的无花果树下思考顿悟的途径。如今，那里已成为世界最具吸引力的宗教圣地之一。来自泰国、缅甸和斯里兰卡的男女僧众都在古刹的绿荫下吟唱佛经。在藏红花和梅花丛中，他们表情恬淡，面露微笑。菩提伽耶空气清新，使人心旷神怡。与罗马、耶路撒冷或麦加的信徒相比，这些衣着朴素的佛教信众要更瘦弱，更谦卑，也更温和。

在同一时期，印度的东方出现了一个更伟大的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