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认识市场经济模式
社会主义与市场的关系问题的讨论，是一个常讲常新的话题。十八届三中全会后再来讨论它，主要关涉六个方面内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有何异同？中国正在走“市场社会主义”的道路吗？为什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比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模式更容易受到指责？社会主义的本质与市场的“决定性作用”相悖吗？社会主义社会应当加快哪些领域的市场化改革？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如何消除人的异化现象？上述问题的回答，离不开三个依据：一是经典作家的文本，二是社会主义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历史发展实践的图像，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理论与实践的创新。深度讨论此问题的焦点，应是新时代背景下如何正确评价市场经济模式问题。有三个观点需要阐释。
一
把社会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市场经济模式与计划经济模式这四个概念混杂在一起，既把它们视为同一辈分的概念群体，又把它们按照某种必然性原则加以分类：资本主义社会必然与市场经济模式相勾连，社会主义社会必然与计划经济模式相勾连。这是概念认识的模糊。
殊不知，社会主义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同属社会制度范畴，而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同属经济运行模式范畴。尽管马克思强调，社会制度通常指社会基本的经济制度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政治制度。但我们不可以把社会经济制度直接等同于具体的经济运行模式。经济运行模式主要关涉资源配置的路径与方式问题。无论在何种社会经济制度下，不同国家所推行的经济运行模式，都会存在着共同的基本特征，这些特征构成了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根本区别。作为一般的市场经济运行模式主要包括：独立的企业制度、完善的市场体系、开放的市场空间、健全的法制基础等要件。它与经济制度虽有相通之处，但经济制度本身有着一定的政治性内在规定，经济运行模式在没有与特定的社会经济制度相结合的情况下，它是无阶级属性的工具。市场经济运行的一般模式，一旦被资本主义制度所选择，就构成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运行模式的特有形态；一旦被社会主义制度所选择，就构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模式的特有形态。这两种特有形态，既有共同性（如市场的技术层面），又有不同的政治倾向。从学理上分析，社会制度范畴侧重于表达人类社会活动的规范体系。它是由一组相关的社会规范构成的，也是相对持久的社会关系的定型化。总体社会制度决定着该社会形态的性质，并具有行为导向功能、社会整合功能、传递与创造文化功能等。而经济运行模式范畴侧重于表达经济主体运行中带有总体性的本质性的特征及内涵，通常具有概括性：高度概括经济中的基本性质；具有整体性：描述对象是具有普遍性的整体，而非其局部；具有联系性：表示内容之间是有机联系的，而不是孤立的。可见，社会制度范畴与经济运行范畴尽管有垂直的互渗关系，但不归属同一序列的范畴体系。
值得强调的是，社会制度和经济运行模式虽然作为范畴不可等同，但两者在现实社会中关系甚密。在资本主义社会，它本质地反映在权力与资本的关系中。什么样的权力组建方式是合理合法的，社会主体应是谁？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决定了：资本是社会的轴心，资本的利益集团是社会的主体，多党派选举的背后是资本利益的角逐，因此，政治和经济的勾连是内在的、经常的、核心的。政治和经济的关系鲜明地表现为权力和资本的互动原理上：权力达不到的资本解决，资本达不到的权力解决。有时资本在特定条件下可直接转化为权力，反之亦然。
二
市场经济模式并不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专利。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同属于马克思所说的“人对物”的依赖阶段，两种社会制度对市场经济运行模式的选择具有必然性。
这个问题首先要搞清楚，否则人们都带着很僵化的脑袋，一想到市场就想到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要搞市场，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批评甚至否定，因为人们大脑已经定型在这个思维模式中。作为学术讨论，应该追求用最新的思想理论来解释中国当下最新的经济现象，运用最新的思想理论来解决中国当下最新的经济问题。
海尔布罗纳和米尔博格在《经济社会的起源》一书中指出，市场的起源十分古老，它可以追溯到冰川时代后期，但由于古代市场并不是那些社会解决基本经济问题的手段，社会既没有完全融入重要的生产和分配过程，更没有将经济机制由社会的表层扎根到社会内部，因此，它们与真正的现代市场经济相差甚远。“从中世纪社会转型到市场社会，需要三个深远变化：对孜孜赚钱的新的态度（作为一种合法行为），必须取代中世纪对逐利行为的怀疑态度。货币化网络必须扩张，超出其狭隘的范围——即买卖活动必须控制所有产品的产出，以及几乎所有工作的绩效。必须容许‘需求’和‘供给’的变化取代领主的指令和习俗，由前者而不是后者来指挥经济活动。”
显然，随着货币化网络的形成，一种以交换价值为轴心的新型市场社会开始发育，它具备了如此条件：社会加速由神性向俗性的转变、传统货币向现代资本的转变、自然法观念向理性观念的转变、血亲关系的人群共同体向以地域关系为纽带的以个人为基本单位的社会存在形式的转变。其积极意义在于：它客观上带来了“包含着一切狭隘的生产前提的解体，而且它还创造和建立无条件的生产前提，从而为个人生产力的全面的、普遍的发展创造和建立充分的物质条件。”这种以货币化网络为特征的市场社会的建立，本质上就是一场具有社会进化意义的深刻革命。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同属于马克思所说的“人对物”的依赖阶段，商品经济、市场规律、货币化生存世界的属性不可回避。两种社会制度对市场经济运行模式的选择具有必然性。古代社会，是“人对人的依赖关系”的社会，人们不关心社会制度与经济运行模式的关系，少数人的权力意志直接配置了整个社会资源，权力是这种社会之神。随着近代历史帷幕的拉开，西方社会早期资产者掀起的“圈地运动”和机器大工业生产的出现，尤其是国与国之间外贸的联动，国家职能被放大了，现代意义的市场经济运行模式开始有了诉求，其逻辑预设有了显现：一是由少数人的权利配置社会资源变成由货币来配置社会资源。二是货币功能的放大，从传统的集体无意识的货币交换形式变成具有高度自觉意识的现代货币交换形式（最重要的是货币功能向资本功能的转换）。三是一种商业精神和精算意识的开启。四是由交换原则产生异质化社会。交换最有价值的就是个性存在论的充盈。个性的确立和发展，已成为不可替代、不可复制的历史进化的主题。社会要包容不同的人的文化和信仰，交换异质性也就是交换个性化的社会关系。随着历史变革实践的深入，市场经济运行模式的特征及教条也逐渐被框定：资源配置方式、经济竞争、价格机制、经济利益最大化原则、法治体系以及政府职能的定位，等等。这种模式的逐步推进实际上形成了市场有机体的骨骼。马克思所说的“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社会形态，意指社会各个层面都锁定在市场经济的网络之中，都渗透着买卖双方的商品交换属性，追逐货币报酬充斥其间。既然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都同属于这种“人对物的依赖”的社会形态阶段，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运行模式的勾连不可避免，市场经济运行模式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专利也是不成立的。
我们今天要认真反思一下，究竟是资本主义制度在先，呼唤着设计一个自由发展的市场经济运行模式还是资本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运行模式两者都是自然的历史演化结果？这个问题要搞清楚。我以为市场经济运行模式，应该归属到人类制度文明的价值判断上，而不可简单地还原到资本主义制度的“理性狡计”上。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的主体，人民群众的实践是推动市场经济运行模式形成、发展的动力。从历史的发展过程来看，该模式是劳动人民实践创造的结果，反映了人类智慧的结晶。统治阶级对这种模式虽然有着某些定义、修正、补充乃至积极的推进作用，但这不可替代劳动人民实践创造的地位和作用。我觉得市场经济运行模式的理论构建，充满着诸多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规律的运用，其中不乏公理性、客观性、科学性的渗入。它与一批知识分子的劳作分不开，最早是马基雅维里，他从政治哲学上提出了“欲望动力论”，接着亚当·斯密抛出了市场宏大叙事的总体构想，随后一代一代的经济学家、哲学家、政治学家、社会学家等都对市场经济运行模式的思考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马克思的“社会三形态理论”是非常深刻的，这是我们今天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的一个最重要的理论根据，从这里理解，资本主义也好，社会主义也好，都回避不了人对物的依赖属性。该属性决定了在现实的历史实践活动中，国家对市场经济运行模式的一种选择、一种发展、一种创新。所以，我们不可把市场经济运行模式简单地表述为“它是资本主义的专利”。人类历史发展一旦进入“第二大形态”，就会出现如此变化趋势：把虚幻的信仰，把那个传统社会、前现代社会的习俗，改换为以欲望为驱动的货币化生存世界。这既是人性的解放——形成普遍的人的社会交往、社会物质交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又是对人性的约束——作为“生产者的人类”，终究在任何局面下都忠实地服从于“物的要求”进行思考并行动。笔者觉得从这个角度来理解，我们似乎在心理上比较坦然了一点，所以笔者感觉到要重新认识市场经济模式，既不能“极左”看，又不能“极右”看，而应当辩证地看。
列宁在晚期作品里大量涉及重新认识社会主义问题。笔者以为，他是想把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里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论预设，做一个新的实践方面的修正，为什么要修正？列宁经历了实体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实践，感到马克思恩格斯逻辑推理的观点在苏联的实践中有些地方对不上号，尤其是社会主义政权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关系，实际上，就是社会主义社会与市场经济的关系。列宁觉得，社会主义必须要重视商品问题、货币问题、金融问题、市场问题。列宁后来讲共产党人要学会做红色金融家，不能让老百姓只觉得你是帮助他们翻身做主的“大救星”，而如何帮助他们脱贫致富却无能为力。列宁晚期关于市场经济方面的重要观点，正是构成我们今天反思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关系的重要经典依据。
社会主义社会之所以要重视市场经济运行模式的作用，关键是要解决社会主义经济效率如何提高的问题。早在1902年，卡尔·皮尔逊在其题为《社会主义的价值问题》的论稿中就认为，社会主义取消价值现象无法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国际贸易的中心问题。如果贸易双方供需价格不以货币结算，而以各种产品的劳动量为结算尺度，就会把高效率的劳动与低效率的劳动混为一谈。二是在国内对净收入的分配，如果按照劳动时间为尺度的价值评估，就会把一切劳动等同起来，导致高效率的劳动无权得到高收入。皮尔逊的分析是深刻的。传统的计划经济实存着三个方面的效率问题。第一，单靠劳动时间作为收入分配的依据，这样的分配肯定是上下一般粗，人人一个样，普遍的平均主义，既调动不了积极性，又缺乏发展的活力。第二，单靠指令性计划，不能把上亿人的不同需求、几十个不同省份发展的需要、几十万家企业生产的目标统统协调起来。第三，经济发展缺乏竞争机制，整个社会效益无从谈起，个体的效益也是乌有。不可否认，20世纪60年代“市场社会主义”在南斯拉夫、匈牙利实行以后，有些问题得到了解决，但是更多的问题又出来了。市场社会主义也称自由的社会主义，是一种使社会主义的计划与自由的企业相协调的经济制度，企业属于公有，但生产和消费不受政府计划的控制，而是受市场力量的支配。最终证明，两个国家的这种探索仍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或许有人会问：为什么当年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提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运行模式的关系？当时马克思的主要精力是，从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解剖上升到对整个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批判。当时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都处在现代性发育和发展的环境里，西方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带来的后果都与现代性自身发展的内在矛盾有密切的关系，所以马克思推论出未来的社会主义更注重“计划”的功能。实际上，19世纪是西方整个自由发展的市场经济和整个社会的运转二律背反凸显的时候。两大阶级劳资关系的对立也在此时，所以笔者感觉到，马克思设计未来理想的社会，为什么不放在市场概念思考，而放在计划概念，就在于其出发点认为，这个现代性货币化、资本化的社会有严重的问题。他依托现代性概念要扬弃现代性，就必然在未来社会设计上，没有考虑到市场的问题，这一点我们应当理解。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不同点在哪？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特征为：自由放任的市场制度、政府在市场中扮演“守夜人”的角色、法制推行“试错法”。在这些方面，西方社会是否定主义的美学，中国是绝对主义美学；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轴心是资本，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轴心是“人民性”。对于国家来说，一切财富都要转化为人民性的财富。这是最大的不同。
三
市场经济运行模式与社会主义关联更能够发挥市场优势。
社会主义社会最初与计划经济运行模式相关联，它有着特定的优点和缺点。优点是：①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②国家资源的静态保护；③社会尚未出现两极分化。缺点是：①计划最大的问题就是商品拿什么定价，是中央规定的还是按市场供求关系来确定，计划经济的产品定价具有一定的强制性和命令式，它不是通过市场货币关系、竞争关系来确定。②过分强调集中，客观上压抑了个性，尤其把多样性、异质化的人的需求变成大一统的刚性计划。这必然带来对人性的约束和压抑，哈耶克专门从个人主义因素批判了计划经济，认为人民公社、生产大队，实际是低层次的劳动状态，市场的本质是产权的让渡，产权让渡背后是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交换，深处是个人自由度的交换，为了拥有个人解放的活力，市场总是迫使人们不断创造带有创新性的产品。③全国计划的生产配置很少做到根本意义上的创新，计划经济配置下，为什么很少创新？因为缺乏竞争力，微观系统里缺乏竞争的机制。黑格尔说过，矛盾是推动世界的动力，是世界存在的本质。微观领域没有矛盾竞争的氛围。整体经济极易出现“腐臭”现象。如古希腊哲人所言，战争的作用可以把“腐臭的水变成活水”。④计划经济最容易养成形式主义，计划经济与形式主义有内在联系，计划的显现要有标志性的存在。形式主义是极大的资源配置的浪费。社会主义社会对计划经济运行模式的选择，有些学者认为这是“不得已而为之”。兰格曾经把苏联的计划经济制度比作战时经济特殊形式，严格的中央控制，实现资源分配的计划性，必然产生与苏联式计划经济相同的官僚机构，但是，这些被人们视为在那种情况下为赢得战争不得不付出的代价。
中国在20世纪80～90年代，彻底告别了计划经济运行模式，最初对它的选择既来自书本，更来自于社会主义国家阵营的集体理论与实践。后来的告别，既来自于世界历史发展的进程所迫，又来自于执政党对新形势下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认知，更来自于亿万人民群众对改革开放的诉求。35年改革开放的历史，证明了走向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必须由经济大国变成经济强国。为此，充分利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模式，乃是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的关键所在。在今天的新形势下，社会主义社会能够更好地发挥市场优势，一方面靠制度优势，另一方面靠阳光下资本的最大化运行效益。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意义很多，但最特殊的意义是资本的解放问题，而十一届三中全会最特殊的意义是思想解放问题。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强调，我国的基本国情、现阶段社会主要矛盾、我国属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这三个没有变，重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社会主义绝不是一个空壳的政治实体，作为现代社会发展的重要市场工具——资本，必须给予高度重视。资本对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其积极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中国当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现代资本有着客观的内生关系。中国市场经济的构建，不是传统的习俗经济的预设，而是具有现代性的市场经济制度创新，因此它必须要由传统的计划配置资源转向充分发挥资本要素对市场资源的配置作用。二是资本是现代经济体的血液，经济发展的量度从某种意义上就意味着资本积聚多寡的量度，经济发展的速度从某种意义上意味着资本流动的速度，乃是一个大国必须摆放在经济生命线上的重要视域。资本的强大意味着一个国家在世界拥有话语权的底气，占有世界市场份额的能力，控制全球经济财富积累和发展命脉。从这一点上说，共产党人在与资本主义的相处中，如果不持有资本最大化的资本实力，社会主义的一切政治都将变为空谈，社会主义的政权存在都会出现危机。这是数百年世界历史发展给我们最深刻的启示。共产党并不惧怕资本的最大化，关键是要有一个合理的市场运行机制，合理的法制环境，合理的分配制度，让资本在阳光下最大化运行。这就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最具有特殊意义的思想深度。
（作者系全国经济哲学研究会会长、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经济哲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