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引言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意义

本章从研究背景与意义、内容与方法及创新点与不足三方面阐述研究我国城市包容度、流动人口与城市发展问题的来龙去脉。

一 研究背景

首先，本书对城市包容度与城市发展的研究都是围绕我国流动人口主体展开的。研究我国流动人口相关问题，则需要在深入分析我国经济社会实际背景环境的前提下进行。

中央文件对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工作要点的要求，从大局引领和方向把控上为本书的研究提供了明确的政策依据。2014年3月5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正式提出：要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坚持走“以人为本、四化同步、优化布局、生态文明、传承文化”的新型城镇化道路，遵循发展规律，积极稳妥推进，着力提升质量。今后一个时期，着重解决好现有“三个1亿人”问题：即促进约1亿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改造约1亿人居住的城镇棚户区和城中村，引导约1亿人在中西部地区就近城镇化。“三个1亿人”勾画出新型城镇化的“三维坐标”，是加快改革户籍制度政策、全面提升城市功能、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的总领性体现。

201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相继出台三大文件，均与规范流动人口服务和管理密切相关，为解决流动人口问题、促进流动人口融合、推动城镇化提质增速提供了强有力的政策保障。三大文件为《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国发〔2014〕25号）及《关于进一步做好为农民工服务工作的意见》（国发〔2014〕40号）。李克强总理继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今后一个时期着重解决好“三个1亿人”问题以来，2015年再次强调新型城镇化建设的着力点是解决“三个1亿人”问题。2016年初始，中共中央、国务院又连发《关于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若干意见》（国发〔2016〕8号）、 《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两文，为户籍制度改革、流动人口落户安居、城乡一体化发展提供了新的政策参考。

其次，本书所研究的流动人口相关问题，在学术研究领域的讨论由来已久。因此作为“站在巨人肩膀上”的借鉴，我们需要放眼更宽广、更扎实的理论背景。分国内外两条线来看：国外学者对于本国移民问题的探讨，以艺术工作群体、同性恋群体等为研究对象设计指标体系，对移民与企业创新、经济贡献、城市规模等相关关系进行数理推导与实证检验，基于丰富数据做出了较充分的诠释，形成了较成熟的理论体系；而我国学者由于数据资料的有限性，长期以来对本国流动人口的探讨多根据流动人口的性别、户籍、人力资本水平、就业领域等区分个体异质性，定量分析多围绕收入、消费、环境保护等方面，而社会融入感、城市包容性、移民幸福感等的研究多是主观定性调查研究，缺乏统一的指标体系和理论框架。实际上，近年来国际学界对于中国这一“庞大”经济体中“庞大”的流动人口群体也十分关注。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于21世纪初曾断言中国城镇化是“影响21世纪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两件大事”之一。因而研究城镇化的核心主体——“流动人口”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二 问题提出

在了解了上述实际与理论背景下，笔者发现流动人口的相关问题范围广、涉及面宽、关系复杂，那么身处我国新型城镇化洪流中的流动人口，其个体发展以至所处城市发展比较关键的问题是什么呢？笔者认为，处理好流动人口与当地社会融合的问题，保证其福利、权利、机会的平等性，是未来城镇化相关政策和体制更应该关注和满足的方面。只有“以人为核心”，在生存基础上以人的发展为目标，建立起完善的制度体系、市场环境和社会保障体系，从根本上解决基本公共服务供求失衡矛盾，才能推动城镇化协调包容可持续发展，实现城市良性发展，构建合理的城市体系与和谐的城乡关系。

当前，我国流动人口的流量、流向、结构，尤其是群体利益诉求都在发生深刻变化，社会融合问题日益凸显。新生代流动人口比例增高，流动人口稳定性增强，融入需求日益增加。流动人口“同工不同酬”、“流而不迁”、住房问题等都是妨碍社会和谐稳定发展的重大隐患。促进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由城市化向市民化转变，是实现人口合理布局及社会发展方式转变的必然选择。

社会融合问题从城市主体角度来讲，就是城市的包容度问题。城市包容性越高，外来流动人口融入越容易。同时流动人口市民化主要包括“推进农民工融入企业、子女融入学校、家庭融入社区、群体融入社会”等内容，目标是建设包容性城市。这是我国城镇化发展进程中的新诉求，只有满足了这一深层次需求，才能真正实现转移人口的权利与机会平等，兼顾人口自由流动与城市包容性增长。

综上，本书将研究主题确定为“中国城市包容度、流动人口与城市发展问题”，具体内容与研究思路将在后文详述。

三 研究意义

本研究的重大意义在前文研究背景中其实已经略有提及，国内外经济学家对于中国城镇化问题的高度重视和长期关注，使得对流动人口的研究具有了极高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本研究旨在通过对流动人口社会融合问题的定量分析，试图结合产业政策调整城市规模、引导人口流动和就业，克服超大和特大城市迅速膨胀带来的社会歧视和经济低效等问题，为我国城市良性可持续发展献计献策，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国内构建“城市包容度综合指数”指标体系并进行多视角实证建模的空白。

（一）理论意义

本研究的理论意义主要集中于对城市包容度及其体系内部结构与外在影响的理论创新。由于以往对城市包容度指标构成的研究多基于国外人口结构和数据特性，这些研究比较适合发达国家，也更符合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的分析范式。笔者对我国城市包容度指标体系的研究更多遵从了发展经济学的理论沿革，但不失制度经济学经典理论的逻辑启发，更有选择性地借鉴适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形势的理论，并进行了有针对性的变革。在国内外已有指数体系与研究方法的基础上，改进并创造性地建立了我国城市包容度的理论框架和研究范式。

在完成城市包容度综合指标体系构建的基础上，本书还关注该指标体系的应用。借鉴经典城市经济学理论和新经济地理学理论的部分研究成果，本书设计了运用综合指数进行回归分析、投入产出分析、数据包络分析的研究方法，探究城市包容度与更多变量间的联系，丰富城市包容度研究理论体系的内容。过往研究多关注城市包容度与科技、创业、创新、住房和城市经济绩效的相关关系。本书的研究将城市包容度理论扩展至更加宏观的城市产业发展和城市规模发展层面，是一项有价值的理论贡献。

综上，本书可以为后续学术研究提供理论参考，在一定程度上填补我国城市包容度定量研究部分领域的空白，为城市包容度理论体系的完善添砖加瓦。

（二）现实意义

城市包容度的研究，首先使得社会各界对于中国城镇化的发展增加了新的关注点，其次将城市内部流动人口与常住人口的关系推进大家的视野——如何保证流动人口的生存状况（包括生活环境、工作条件、社会地位与子女教育等）？如何在不增加城市失业的情况下推进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劳动力）转移就业？如何通过影响城市包容度行为规划我国城市产业、城市体系的未来发展战略？本研究将为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决策提供了有力参考。

同时，国务院多次发文对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做出相应指导，并对流动人口社会融合问题体现了持续的关注。《国务院办公厅关于积极稳妥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通知》中就曾明确提出，对暂不具备落户条件的农民工，要“下大力气解决他们当前在劳动报酬、子女上学、技能培训、公共卫生、住房租购、社会保障、职业安全卫生等方面的突出问题”。本书对城市包容度外延的划定与中央对流动人口问题主要关注的方面相一致，将这一问题研究透彻，实质上是对中央精神的贯彻落实，也是从学术研究方面对文件号召做出积极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