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流动人口相关文献综述

流动人口是伴随工业化、城市化等发展过程而产生并增长的人口群体，在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及美国、欧洲等发达国家或地区均如此。

一 流动人口概念界定

根据全球最大的中文搜索引擎“百度”采用的定义，“流动人口”是指离开了户籍所在地到其他地方居住的人口，但目前尚无准确和统一的定义。对流动人口展开分析之前需要首先明确其在本研究中的概念范畴。

经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自2009年10月1日起施行的《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条例》（国令第555号），对流动人口概念范围做出了明确限定：“是指离开户籍所在地的县、市或者市辖区，以工作、生活为目的异地居住的成年育龄人员。”这里的“成年”“育龄”等定语体现的是该条例规范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的目的性，而从更一般的意义上，我国流动人口就是因工作、生活等原因自愿或随迁离开户籍所在地，异地居住的人员。

自1999年1月1日起施行的《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管理办法》中关于“流动人口”的表述则较上一条例更为具体一些，是指“现居住地不是户籍所在地，异地从事务工、经商等活动或者以生育为目的异地居住”的人员。

但是上述两种定义都没有对人员异地居住时间做出说明。国家统计局关于“流动人口”指标的解释是，人户分离人口中不包括市辖区内人户分离的人口。也就是，除市辖区内区与区之间流动的情况外，离开户口登记地6个月以上的人口。相对地，常住人口指全年经常在家或在家居住6个月以上，而且经济和生活与本户连成一体的人口。

而本书所用国家卫计委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对流动人口的定义不同于国家统计局的规定，是指在本地居住1个月及以上，非本区（县、市）户口的男性和女性流动人口（接受调查时年龄为15～59周岁）。这就将调查对象的时间范围放宽了，但是年龄范围限定在劳动年龄人口范畴内。本书在实证分析或描述分析时虽然主要运用的是国家卫计委的数据，符合本条定义，但也有少数部分涉及国家统计局或其他单位的数据，口径不尽一致，后文将专门标注、予以说明。

国际上没有常住人口与流动人口的划分，也没有户籍的限制。与“流动人口”定义相近的是“国内移民”（internal migrants）的概念，区别于“国际移民”（international migrants）。

二 人口流动相关理论及实证综述

人口的流动往往伴随着地区经济增长的变化及产业结构的调整。其中劳动年龄流动人口迁移与就业决策影响作用更显著，且是双向的，对于流入地和流出地、流入部门和流出部门影响往往不同、甚至相反。国内外学者对于劳动力流动及其经济影响已有比较深入的研究。

（一）国外学者相关理论研究

关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问题，早在19世纪，古典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就指出，农业部门存在剩余劳动力，并且存在剩余劳动力向工业部门转移的趋势。其后的经济学家，特别是发展经济学家对此问题进行了更加深入的探讨。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刘易斯（William Arthur Lewis）于1954年创立了二元经济模型，使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理论得到了透彻的阐述。他所著的《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Unlimited Supplies of Labour）一文是国内外关于劳动力转移较知名的论述。该理论的三个假设如下。①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是由工业部门与农业部门组成的二元经济。现代部门以现代化工业为主体，资本集中度和劳动生产率较高；传统部门以自给自足型农业为主体，边际收益递减，存在隐蔽失业和大量剩余劳动力。②农业部门中“零值劳动”（边际生产率为零的农业劳动力，即剩余劳动力）的存在使发展中国家在发展初级阶段、“零值劳动”全部转移出去之前，工业部门无须提高工资就能获得无限的劳动力供给。工业部门吸纳农业部门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的同时，既不会减少农业产出，也不会提高农业工资。③农业工资由生存工资或制度工资决定，工业工资则由边际生产力原理决定，工业部门平均工资高于农业部门30%～50%。“刘易斯拐点”到来前，农业剩余劳动力将持续向工业部门转移。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比较接近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为我国流动人口转移就业问题的解决提供了理论参考。

美国经济学家拉尼斯和费景汉基于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构建了更加严密完整的拉尼斯-费景汉模型（Ranis and Fei, 1961）。该理论将劳动力转移过程分为两转折、三阶段。第一阶段，农村劳动力边际生产率为零，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不影响农业产出和农业工资。此后经过刘易斯拐点进入第二阶段，农村劳动力边际生产率小于农业部门平均工资，大于零，剩余劳动力继续转移，农业产出下降但速度慢于农业工资下降速度。当隐蔽失业劳动力转移完毕，经过农业产业化点（第二个转折点）到达第三阶段，农村劳动力边际生产率大于等于农业部门平均工资，两部门工资水平都由边际生产率决定。他们认为，保证剩余劳动力持续流动的关键是增加对农业部门的投入，改进生产技术和组织方式，提高农业部门生产率，保持农业部门和工业部门平衡发展。同时，该理论对于工业部门技术进步类型对劳动就业的影响也做了阐述：当技术进步具有节约资本或多用劳动倾向时，劳动对产出的贡献相对于资本增加，劳动投入不变条件下边际生产率增加，新的劳动需求曲线和供给曲线相交决定的就业量扩大。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相对充裕，资本相对稀缺，所以应鼓励节约资本或多用劳动的技术进步，以扩大就业。这为后文第五章的相关分析提供了有益借鉴。该理论还确立了“临界最小努力”准则，辨析了发展中国家总人口增长率对劳动力转移进程的影响作用。这也是后文分析相关问题的重要参照。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托达罗与哈里斯合作创立了乡-城劳动力迁移模型（Harris and Todaro, 1970）用于解释存在城市失业人口前提下，农村剩余劳动力仍不断转移的机理。该理论提出发展中国家城市内部也存在二元结构——城市正规部门和非正规部门。城市正规部门是指那些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组建、规模比较大的现代工业企业；城市中无组织、未合法注册的小规模工商业主体构成非正规部门。非正规部门一般为劳动密集型，工资很低，但容易进入，为城市失业者和刚刚进入城市的农村移民提供了就业机会。T-H模型与刘易斯模型和R-F模型有较大差异：①成本-收益经济分析与相关心理因素是促使人口流动的主要动力；②预期（而非实际）城乡工资和就业差距影响流动人口决策；③农业流动人口在城市顺利就业的概率，与城市失业率成反比，并且流动人口比率超过城市工作机会增长率是合理的。T-H模型解释了发展中国家城市高失业的根源，为防止失业在城乡间转移，应当避免体制向城市工业过度倾斜从而引起城乡就业机会不平衡；减少对正规部门的补贴，取消各种扭曲生产要素价格的政策。

城市经济学方面的研究学者对劳动力流动迁移问题的关注度也很高。Rosen和Roback构建的Rosen-Roback模型（1979, 1982）在假设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前提下，分析得出工资的地理差异反映出劳动力供求地域差异的重要结论。某地的劳动力需求反映当地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包括基础设施、产业融合、集聚经济、人力资本外溢、不可贸易要素投入和创业精神），同时某地的劳动力供给反映出当地的居住舒适度和住房供应量。模型具体形式如下：

生产函数为

其中Ai表示全要素生产率，Li为就业量，Ki代表资本。流动劳动力的间接效用为：

其中Wi为名义工资，Zi为居住适宜度，Pi是该城市的房价，β是花费于住房上的支出份额。，这里γi是一个与劳动力数量相关的住房供给弹性的控制变量。该研究表明，劳动力就业旺盛的地区，其全要素生产率高、房价低、居住适宜度高。

对人口流动原因解释较为全面的著名理论是“推拉理论”，由博格（D. J. Bogue）在1959年率先提出。模型顾名思义从推力和拉力两方面筛选影响流动人口迁移决策的因素：流出地的“推力”把人口或劳动力推出原籍，这样的因素包括收入较低、农业生产成本增加、农村劳动力过剩、自然资源枯竭等。同时流入地也因为经济发达、社会进步、生活水平较高等“拉力”因素吸引着人口流入。实证中，推力与拉力因素是相对的，依赖于流入地与流出地的具体情况。但是推拉模型强调的是区域特征与市场因素，而比较忽视个体能力差异的存在。因此，本书在研究分析过程中，就特别关注到流动人口个体的异质性，尤其是根据单个样本的数据来构建指标和指标体系。博格之后，许多著名经济学者对人口迁移流动的研究都得益于推拉模型的研究范式和思路。例如，新经济地理学派保罗·克鲁格曼的“中心-外围模型”中的离心力和向心力及下辖市场接近效应、生活成本效应和拥挤效应。

（二）国内学者相关实证研究

国内对于“劳动力流动”比较权威和翔实的研究来自挪威外交部和中国科技促进发展研究中心共同资助项目“中国城市劳动力流动”的研究报告《中国劳动力市场建设与劳动力流动》（2002）。课题组将劳动力流动划分为3种类型：工作变动，即个人在不同类型的工作组织（单位）之间以及不同的职业和行业之间的流动；农村流动人口及城市间的移民，即个人在不同地域之间的流动；就业、下岗或失业以及再就业等，个人在不同在业状态之间的流动。本书所采用的定义类似于上述第二种情况，关注劳动年龄人口及其家庭成员在空间维度上的流动，既包括城乡间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动，也包括城城劳动力半径较大的流动。

蔡昉主要根据1990年人口普查数据，对我国人口迁移和流动的成因、趋势与政策进行了分析，认为人口流动最根本的结构原因是农村劳动力大量剩余，且根据倒U形假说判断我国劳动力区际迁移动力巨大，未来流动规模仍将不断扩大。他还曾利用贫困农村的调查数据，检验了斯塔克等人的相对贫困假说和托达罗的绝对收入差距假说分别对人口迁移的解释力，发现二者都是农村劳动力迁移的动因。

熊彩云构建了D（r）＝P｛maxR＞r｝概率函数，假定当流动的预期收益大于实际就业收益时农民工才做出迁移决策，并基于对武汉市农民工实地调查采集的数据，分析了影响样本迁移和定居的推拉因素，证明了影响其职业转换的决定因素是“农村推力”，一般经济因素推拉作用促进了农民工转移就业；决定是否定居的则是“城市拉力”，户籍制度安排会阻碍农民工定居决定。

肖周燕创造性提出人口迁移势能转化假说，参考美国心理学家勒温的行为函数，对推拉理论做出了重新解读，补充了个人禀赋和中间实现途径对人口迁移决策的决定作用，是对推拉理论仅讨论外部环境的丰富，并且弥补了推拉力定义不明、区分不开的缺陷。利用一些前人所做的调查数据验证了新假说的合理性和说服力。

本书也借鉴发展经济学、新经济地理学中劳动力转移就业的相关理论，主要从流入地角度分析我国近年来流动人口转移就业的情况和问题。尤其是对于超大城市，兼顾城市产业调整、规模调控与流动人口发展需求满足、城市包容度提升，提出了新的思路和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