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本书的主要思路和结构安排

本书的主要思路见图1－1。一个国家与企业家活动密切相关的制度环境和制度安排（如产权保护、法治水平、政府规制、税收制度等）决定了该国企业家或潜在企业家从事寻利活动和寻租活动的相对报酬结构（又称激励结构或“游戏规则”），一个国家的“游戏规则”进而决定了企业家才能在生产性活动和非生产性活动中的配置，不同国家间“游戏规则”的差异导致企业家才能、精力或努力配置方向的差异，进而导致了不同的经济绩效。

图1－1 本书结构

本书的主要内容共分为七章。

第一章是问题的引出。从中国企业家“边生产边寻租”现象入手，引出企业家既有生产和创造财富的一面，也有寻租和分配财富的一面，即企业家具有两面性。然而，跨国间的比较分析发现，各国企业家从事寻利和寻租活动的规模和程度存在很大差别。针对“为什么各国企业家精力和时间在这两方面投入的比例会有很大差别”这一问题，笔者对研究的主要观点、研究思路以及理论框架等给出了说明。

第二章分两大类综述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在综述制度和企业家才能配置的相关文献时，笔者首先评述了鲍莫尔（Baumol，William J., 1990）开创性的理论贡献，然后分别从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两个方面对鲍莫尔以后的文献进行了梳理，发现鲍莫尔之后的理论研究大致沿着三个方向展开：一是阐述某一或某些具体的正式制度安排（如产权制度、法律体系）对企业家才能配置的影响，主要强调物质激励对企业家才能配置的作用；二是论述社会信任和社会价值规范等非正式制度对企业家才能配置的影响，主要强调精神激励对企业家才能配置的作用；三是建立微观模型，从报酬结构方面来解释制度对企业家才能配置的影响，这些模型经历了报酬结构从外生到内生这一发展过程。

在综述企业家才能配置与经济绩效的相关文献时，笔者介绍了国内外的代表性文献尤其详细介绍了为数不多的实证研究，发现共同的结论是：企业家才能配置到生产性活动对经济增长有利，而配置到非生产性活动对经济增长不利。

第三章是制度质量的界定。该部分首先讨论了制度质量的概念、衡量标准和衡量维度，在此基础上分析了量化制度质量研究的复杂性和可行性；其次，总结了国内外学术界认可度高、使用广泛的衡量制度质量的代理指标，并根据这些代理指标列出了中国各方面制度质量的现状和世界排名；最后介绍了本研究使用的制度指标体系。

第四章是制度质量、企业家才能配置和经济绩效的相互关系研究。在界定企业家才能、生产性活动、非生产性活动和经济绩效等概念的基础上，结合新制度经济学代表人物诺斯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一文中的观点和人类历史的史实，笔者指出了制度质量影响企业家才能配置进而最终影响经济绩效的逻辑：制度质量决定了一个社会激励机制的好坏，好的激励机制鼓励企业家才能配置到生产和创新等生产性活动，进而增进一个国家的经济绩效；坏的激励机制鼓励企业家才能配置到掠夺、破坏、寻租等非生产性活动，进而不利于经济绩效的提高。同时指出，制度和企业家活动之间存在双边因果关系。

第五章是制度质量与企业家才能配置的实证研究。本章的核心观点是：一个国家与企业家活动密切相关的制度环境好坏决定企业家才能在生产性活动和非生产性活动中的配置状况。笔者为阐明这一观点，首先，从理论上说明法治水平、产权保护水平、政府规制程度、金融体制质量和税收政策等均会影响一个国家的创业活动（生产性活动的一种）的数量。在此基础上，笔者提出了一个企业家寻利还是寻租的微观分析模型，该模型得出的主要结论是：增加寻利（减少寻租）活动的最有效办法就是改善与企业家活动密切相关的制度环境。接下来，笔者选择制度质量、企业家才能生产性配置（生产性活动）、企业家才能非生产性配置（非生产性活动）的代理指标，通过跨国的数据对制度质量和企业家才能配置的关系进行经验检验，回归结果显示，控制人口变量后好的制度促进企业研发行为，坏的制度鼓励企业寻租行为，实证结果支持了本章的核心观点。最后，本文分析了中国企业家“寻租”、“投机”、“投资移民”、“涉黑”和“企业家圈子”现象，认为中国企业家看似“不务正业”的行为，实则是在中国当前制度环境下的一种无奈和理性的选择；企业家圈子的实质是一种政治、资本和关系的结盟，圈子内的企业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共享圈子成员的信息、人脉和资源，是中国转型期融资体制不健全、法治水平不高和产权保护体系不完善情况下的一种替代和补充机制，可以降低企业的交易成本和经营风险，推动企业发展。

第六章是企业家才能配置与经济绩效的实证研究。首先，本章以中国各省份数据检验了企业家才能配置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回归结果表明，企业家才能的生产性配置和非生产性配置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分别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和负向影响。这一估计结果在控制可能影响经济增长的其他经济变量和人口变量后依然是稳健的。平均而言，个体单位就业比例每增长1个百分点，将使该地区当年的人均GDP增长1.511%；国有单位就业比例每增长1个百分点，将使该地区当年的人均GDP降低0.418%。这就从经验上进一步验证了本章的关键结论：具有相同企业家才能的人才的不同配置对经济增长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

接下来，本章在一个微观分析框架下分析了企业家移民对发展中国家经济绩效的影响，发现就企业家移民这一行为而言，在不同的制度环境下对经济绩效有不同的影响。发展中国家明智的最优选择应该是致力于改善本国的制度质量，如加强产权保护力度、提高法治水平、严厉打击腐败等；否则，移民可能恶化本国的经济绩效。

最后，本章从企业家才能配置影响经济绩效的角度再次回答了“李约瑟之谜”，并分析了中国“公务员热”和“经管法热”现象，这些回答和分析是对本章关键结论的一种延伸。

第七章是结论和政策建议。一个国家能够长期繁荣的关键在于建立起有利于生产性活动的制度体系。本文研究的目的是探寻从制度上、产权上及法规上减少企业家资源向寻租等非生产性领域配置的途径，因此笔者从改变“游戏规则”角度提出改进我国企业家资源和人才配置以及加强法治建设的政策建议。这需要：第一，改善正式制度，将创办和扩展新企业的制约条件或管制性要求降到最低程度，激励生产性的企业家活动，制止非生产性的企业家活动；争取得到最大的生产性企业家活动产出，而不是增加一个国家总的企业家数量；逐渐引导和改变非正式制度，在社会上倡导企业家精神文化，提高生产性企业家活动的精神报酬。第二，规范和调整不同行业收入，改变激励结构向非生产性行业倾斜的趋势；改变官本位意识，鼓励优秀人才进入生产领域；切实提高理工科人才的收入待遇，培养社会急需的专业人才；出台优惠政策，吸引国内外一流科学技术人才为我国所用。第三，依法治国为经济转型提供制度保障，制约政治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