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新疆屯垦的主要特征

新疆屯垦设置较早，自西汉时便已设立，它与其他地方有相同之处，但更多的是不同点。

一 中原力量与游牧势力对抗的主要手段

在中国历史上，北方游牧势力始终是中原王朝的主要威胁，它们一般是从三个方向进入中原腹地：西北的河西走廊、正北面的河套地区以及东北方向的幽燕地区。由于汉朝到唐朝首都及中心地区都在长安到洛阳一线，西北和正北方向的威胁就尤其突出。实际上，我们不难发现，西域纳入中国版图就是从抗击北方游牧势力开始的。

西汉初期，经济凋敝，国力衰弱，北方成为匈奴掠夺的对象。汉武帝即位不久就提出不击匈奴，“天下不安”。汉朝派张骞通西域，以断匈奴右臂，并采取和亲政策，“汉元封中，遣江都王建女细君为公主”, “又以公主妻乌孙王，以分匈奴西方之援国。又北益广田至胘雷为塞”，由此拉开中原王朝在西域的屯垦经营历史。公元前127年到前119年，汉武帝发动的对匈奴的三次战争暂时解除了北方的威胁，但匈奴控制着西域，始终存在卷土重来的可能性。西域又距离中原王朝过远，长途征战面临粮草问题。西域地区国小民微，不可能供应和满足战争后勤所需，而且，若向当地诸城邦征发粮草，造成的额外负担也同样不利于从根本上击退匈奴势力。汉武帝征和四年诏中一段话再好不过地说明了西域屯田的必要性：“前开陵侯击车师时，危须、尉犁、楼兰六国子弟在京师者皆先归，发畜食迎汉军，又自发兵，凡数万人，王各自将，共围车师，降其王。诸国兵便罢，力不能复至道上食汉军。汉军破城，食至多，然士自载不足以竟师，强者尽食畜产，羸者道死数千人。朕发酒泉驴驼负食，出玉门迎军。吏卒起张掖，不甚远，然尚厮留甚众。”汉武帝于前101年，在西域设立使者校尉，在轮台、渠犁一带屯田。元封三年（前78），汉昭帝“以杅弥太子赖丹为校尉，将军田轮台，轮台与渠犁地皆相连也”，地节二年（前68），汉宣帝“遣侍郎郑吉、校尉司马熹将免刑罪人田渠犁、积谷，欲以攻车师”。这样，经过几十年经营，公元前36年，西域副校尉陈汤追击北匈奴郅支单于到康国，仅调用了车师戊己校尉屯田的粮草和将士以及各城郭军士，“从南道愈葱岭径大宛……从北道入赤谷，过乌孙，涉康居界，至阗池西”，一举攻克郅支城，消灭北匈奴郅支单于。屯垦的巨大作用至此表现出来。

东汉时期，匈奴继续构成威胁。永平十五年（73），汉明帝以窦固为奉车都尉，出屯凉州。次年，分五路出击匈奴，窦固、耿忠率骑兵万余人出酒泉抵天山东部，大败北匈奴呼衍王，追至今新疆巴里坤湖，“取伊吾庐地，置宜禾都尉以屯田”, “西域自绝六十五载，乃复通焉”。东汉在西域屯田三绝三通，但北匈奴的威胁使得东汉政权还是坚持经营西域。实际上正是屯田使得东汉在西域保持了威慑力量，保证西域诸国对东汉的向心力，有效遏止了匈奴的进犯。

唐朝前期，突厥构成严重威胁，为此，唐太宗决定在西域屯田，“开军府以捍要冲，因隙地置营田……以善农者为屯官、屯副”，终于，“贞观、开元后，边土西举高昌、龟兹、焉耆、小勃律，北抵薛延陀故地，缘边数十州戍重兵”。为了防范突厥的威胁，唐朝必须安定西域，而为了安定西域，从唐太宗到唐玄宗时期，西域平时驻军达4万多人，战时更超过10万人，加上军马所需粮草，仅军粮所需即在16.7万石以上。显然，如此大量的军需在那个时代的运输条件下通过内地转运，其耗费不知要多大，更何况战争的战机瞬息万变。

吐蕃政权直接威胁唐朝的河西和陇右地区，因此唐朝面临来自突厥和吐蕃两个游牧政权的威胁。唐朝的首要任务就是防止这两个游牧政权结为同盟，为此，河西走廊的位置变得非常重要。但是，河西走廊易攻难守，唯有西域在唐朝治下，河西走廊的安全才能得到保障，这样，西域的屯田就变得更加重要。垂拱二年（686），武则天放弃了设在西域的安西四镇，吐蕃军队立即占领整个西域，崔融指出：“吐蕃果骄，大入西域，焉耆以西所在城堡无不降下，遂长驱东向，逾高昌壁，历车师庭，侵常乐县界，断莫贺延碛，以临我敦煌……西域既动，自然威临南羌；南羌乐祸，必以封豕助虐。蛇豕交连则河西危，河西危则不得救。”武则天终于在689年、692年先后两次出兵，恢复四镇，并派遣3万汉兵戍守，从此，唐朝对西域的统治才比较稳定。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大批驻守西域的唐军调回内地，吐蕃乘机进攻河西，763年，吐蕃军队尽陷兰、廓、河、鄯、秦、成、渭等州，占领河西、陇右大部分地区，西域守军与内地联系断绝，但仍然坚守西域，甚至还可以派兵帮助河西地区。765年，河西唐军不敌吐蕃军队，遣使前往安西四镇“索救援河西兵马一万人”。768年，西域守军终于与朝廷取得联系。西域的屯田不仅对唐朝边境的安定，甚至对唐朝内乱的平息都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元朝为了巩固对西域的统治，在西域也施行了屯田。元世祖至元十九年（1282）, “赐（李进）虎符，复进怀远大将军，命屯田西域别石八里”，至元二十三年（1286）, “遣侍卫新附兵千人屯田别石八里，置元帅府，即其地以总之”。

清初西部边境面临准噶尔部的威胁。康熙皇帝三次亲征准噶尔，代价巨大，在昭莫多会战中，清中、西路“兵士各赉八十日粮，给四马乘骑裹带。中路运输，先备车四千辆，后以车负过重，又增制一千五百辆车分载……络绎前进，长约百余里……马既疲惫，粮多遗弃，兵士道中偃仆相继”。康熙通过对历史和现实的经验总结，决定在西域屯田，康熙五十四年（1715），他下令：“今岁停止进兵，俟种地及一应事务预备完毕……再行定夺……若种地得收，则诸事甚易。”乾隆皇帝在平定准部后，决定变间接统辖为直接统辖，对新疆实行军府制，“无分进剿，屯田兵丁，随到即令开垦田亩，以省兵粮运费”。

道光年间，西域形势渐趋险恶。屯田在保证西域大部仍为中国版图一部分中起到了巨大作用。嘉庆二十五年（1820）到道光八年（1828），在平定张格尔之乱中，清政府调集内地3万多士兵，军粮全部由乌鲁木齐所积屯粮和在伊犁所购之粮供应。在此后浩罕军事头目阿古柏入侵新疆的动乱中，哈密、巴里坤和塔尔巴哈台的清军与民团一道，生产自给，坚持抗战达十年之久。1867年，哈密办事大臣文麟“招哈密团首孔才至，以其练勇二百，编入伍籍，遣往古城（奇台）兴屯修堡，后收徐学功散勇二千余，任耕战，于是古田、吉木萨尔屯政大举”。塔城屯兵更是在与内地信息隔绝、粮饷断绝的情况下，孤守边城，与沙俄侵略者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1876年，当左宗棠率领西征大军开始收复新疆时，奇台屯田收粮除可供本地军民自用外，尚有余粮年5000多石，玛纳斯、昌吉的振武中营1875年“所屯水田，产稻四五十万斤”，这些粮食全部作为西征湘军的军粮，为收复新疆立下了汗马功劳。哈密等处没有沦陷也为西征迅速取得胜利打下了基础，而哈密办事大臣在向朝廷报告这些地方之所以能够守住时称“全赖屯田”。左宗棠在西征中，也认为“屯垦诚第一要务”, “自古边塞战争，屯田最要”。

清朝后期，随着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原本由内地协饷的新疆基本上断绝了内地的薪饷来源，在这种情况下，若没有屯田，左宗棠收复新疆是令人难以想象的。对比一下清朝西域疆土的废存，屯田的国防作用就显得更加突出。

清朝统一新疆以后，西北疆域界限是在巴尔喀什湖地区。在天山北路，凡驻军之处皆辟为屯田，供养驻军，但在伊犁、塔城以西，清廷仅是设置卡伦，定期巡边。嘉庆以后，随着清朝国力的衰退，边防逐渐松弛，俄军乘机越过边界在伊犁、塔城以西地区筑城种地，并向这一地区移民。因此，咸丰十年（1860），英法联军侵入北京时，沙俄乘机迫使清政府签订《中俄北京条约》，轻而易举地割去了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4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而在伊犁、塔城及其以东地区，尽管沙俄始终想将之占为己有，但由于清朝通过屯垦实现了经济、军事建设，没有能够得逞。虽然伊犁曾被沙俄占领，但最终不得不退给中国，用当时在圣彼得堡的英国驻俄国大使的话来说：“中国迫使俄国做了她以前从未做过的事情——吐出了她已经吞下去的领土。”屯田的功效由此可见一斑。

光绪十年（1884），新疆建省，刘锦棠任巡抚，他在《统筹新疆全局折》中即提出四条策略，其中一项就是屯田。

二 主要经营于中原比较兴盛的朝代

历史上在西域屯垦较有成效的是两汉、唐、清等国力较为强大的朝代。

西汉自公元前105年开始在西域屯田，直到王莽建立新朝，屯田还持续了几年。东汉的屯田始于公元73年，一直持续到东汉灭亡。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中原政权在西域的势力仅限制在高昌、鄯善一带，屯田规模不大。隋炀帝开始全面经营西域的活动，于大业五年（609）击败吐谷浑，设置鄯善、且末郡；大业六年，设伊吾郡，并留下甲卒千余人戍守。从曹魏到隋朝的历史看，割据政权没有力量在西域经营，因此也就难以实行屯田，而大一统王朝也必须经过一段时间休养生息才有可能经营西域，而这个经营又是不得不进行的——不经营西域就不能摆脱北方游牧政权的骚扰。隋朝由于存在时间不够长，没有来得及在西域展开经营，也不可能进行大规模屯田。

北、南宋长期受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压制，明朝则是一个退缩保守的王朝，从宋、明始终不安定的边境可以看出，蒙、新、藏作为中国的边缘区域，丧失了这三个地区或其中一个，内地就可能直接受到外来威胁。这种情况绝非虚谈，例如，青藏高原、四川盆地成为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的大后方。由此可以想见，这三个区域对于中国内地具有生死攸关的意义。

蒙、新、藏三个区域恰如一道自然的防线牢牢护卫着中国内地，而新疆更处于这个防线的中间地段。从清朝灭亡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时段，中国大部分地区都陷入战乱，作为中国最主要边疆的蒙、新、藏，乌里雅苏台从中国分离，西藏在1951年才实现和平解放。但是，距离最远、人文自然环境最复杂的新疆却保持了一段相对平静的局面，安稳地渡过了这个生死存亡之秋，不能不说是个奇迹。造就这个奇迹的一个主要因素就是清政府在新疆的大规模屯田。

三 均经历反复

历史上新疆屯垦历经反复，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有：农耕社会固有的非侵略性，在守卫边境的思想策略上防御重于进攻；屯垦在初期较大的耗费；屯垦的效益往往需要经过较长一段时间才能显现，特别是在边疆稳定时期屯垦似乎不能发挥作用；游牧政权对屯田造成的压力太大；等等。

西汉于公元前101年在西域设立使者校尉，在轮台、渠犁一带屯田，但屯田规模较小，只有几百人。公元前89年，桑弘羊提出在这一地区屯田5000顷的计划，汉武帝由于受李广利与匈奴作战失败的影响，没有同意。汉昭帝于元凤三年（前78）令赖丹在此屯田，但旋遭杀害，西汉于西域屯田就此暂停。但是，西汉与匈奴之间的战争始终没有停止，因此，地节二年（前68），汉宣帝恢复渠犁屯田，并将规模扩大至1500人。郑吉以此为基地，在充足的粮草供应下，攻下车师，并发300士兵在车师屯田，由此引起匈奴的恐惧：“单于大臣皆曰：车师地肥美，近匈奴，使汉得之，多田积谷，必害人国，不可不争也。”郑吉上书朝廷要求增加车师屯田力量，但朝议结果，公卿们认为道远烦费，没有同意，结果，元康二年（前64），车师屯兵不敌匈奴大规模骑兵，不得不退回渠犁，车师屯田告停。直到汉宣帝神爵二年（前60），匈奴内乱，郑吉率领屯田士兵参与，匈奴不得不退出西域，朝廷任命郑吉为西域都护，于前48年在车师设置专门管理屯田的戊己校尉，车师屯田得以大规模进行，由此，自张骞出西域，切断匈奴右臂，统一西域的任务终于完成，“汉之号令班西域矣，始自张骞而成于郑吉”。西汉在西域屯田至此才稳定地发展下去。

东汉屯田西域经历了“三绝三通”。公元73年，汉明帝重新统治西域，派出戊己校尉在楼兰等处进行屯田，公元75年，匈奴乘汉兵立足未稳之机发兵攻击，戊己校尉耿恭率400人固守三个月，与援军会合时仅剩26人，退回玉门关时剩13人，这就是“一绝”。次年，西域都护陈睦等战死，汉章帝于是不再派遣都护，罢屯田，这是“二绝”。公元88年到91年，东汉与匈奴进行了几次战争，终于再次统一西域，恢复屯田。107年，戊己校尉任尚由于行事峻刻，引起西域诸国不满，汉安帝再罢西域屯田，是为“三绝”。由此引发了一场关于西域屯田存废的争论。敦煌太守张铛上书言“失西域则河西不能自存”，尚书陈忠认为，“议者但念西域绝远，恤之烦费，不见先世苦心勤劳之意”，力荐班超之子班勇出征西域。123年，朝廷任命班勇为西域长史，经营西域，127年，西域重获统一，从而“立屯田于膏腴之野，列邮置于要害之地，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商胡客贩，日款于塞下”，西域呈现相对稳定的局面。

唐朝在西域的屯垦也历经反复。贞观十一年（647），唐太宗设安西四镇，驻兵屯垦，唐高宗永徽二年（651），阿史那贺鲁反叛，唐朝军队被迫撤回西州。658年，唐朝经过三次用兵，生擒阿史那贺鲁，在塔里木盆地和葱岭（今帕米尔高原）以西地区设立羁縻府州，派兵屯垦。咸亨元年（670），在吐蕃的进攻下唐朝军队再次放弃四镇，679年恢复四镇。但到了垂拱二年（686），武则天又放弃四镇。但是，四镇弃置后，吐蕃军队立即抵达敦煌，威胁河西走廊，于是，武则天终下决心收复四镇，于692年收复，并派3万兵士屯垦戍守，此后西域的经营进入相对稳定时期。

清朝在西域的屯田也非一帆风顺。为消除准噶尔的威胁，康熙晚年在新疆巴里坤和吐鲁番屯田，但当策妄阿拉布坦求和时，清军即于雍正四年（1726）回师，撤销屯田。1727年，噶尔丹策零继位，与清朝发生纠纷，清朝再次派军驻屯巴里坤，1732年，基于准噶尔不断骚扰，雍正将吐鲁番的维吾尔族人内迁至瓜州。但准噶尔部叛乱无常，乾隆皇帝终于在1755年到1757年两次用兵，平定准噶尔，开始在新疆大规模屯垦。

实际上，关于是否在西域屯田，汉、唐、清时均有不同意见。东汉光武帝时，西域诸国遣子入侍，请求光武帝重置都护，但光武帝以“天下初定，未遑外事，竟不许之”。武则天时期，狄仁杰主张放弃安西四镇，利用西突厥降服的酋领阿史那氏治理西域，认为阿史那氏“阴山贵种，代雄沙漠，若委之四镇，使统诸蕃，封为可汗，遣御寇患，则国家有继绝之美，荒外无转输之役”。李鸿章也建议放弃新疆，认为乾隆皇帝统一新疆是“徒收千里之旷地，而增千百年之漏卮，已为不值。且其北邻俄罗斯，西界土耳其，南近英属之印度，即图恢复，将来断不能久守”。这些观点的存在，也是历史上新疆屯垦不断反复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