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使用、人际交往与阶层意识

——以上海为例的实证研究

周葆华

摘要：阶层意识是指社会成员对社会阶层分化及其自身所处位置的主观意识和感受，本文将之分为阶层分化感知、自我阶层认同以及阶层报道评价三个维度，并阐释和探索其与媒体使用和人际交往的关系。通过对上海城市居民问卷调查数据（n＝1421）的分析，研究发现：传统媒体新闻的使用和新媒介技术的采纳，均在一定程度上影响阶层意识；异质化的人际交往对阶层意识有显著影响；而在控制上述变量的前提下，阶层意识的三个维度之间的相互影响依旧显著。这些发现表明：媒体和交往不仅受制于社会结构，而且可以重塑阶级或阶层。

关键词：媒体使用 人际交往 阶层意识 阶层分化感知 自我阶层认同 阶层报道评价

当代中国社会作为一个分层社会已经得到诸多社会学家（如陆学艺，2002；李强，2002；孙立平，2004；李春玲，2005a）的强调，传播学者亦开始关注传媒与社会分层之间的互动关联。例如，关注社会分层与分化背景之下传媒使用的“碎片化”特征（黄升民、杨雪睿，2007），从“创新扩散”（Diffusion of Innovation）和“数码沟”（Digital Divide）等理论出发实证检验新媒体资源分布的不平等（如Zhu & He,2002; Giese,2003；王锡苓等，2006; Zhao, et al.,2006），从社会分层机制解释媒体分层的动因（孙玮，2002），以及探讨社会分层与媒体分层背景下普通公众和弱势社群的权利保障问题（段京肃，2004）等。

但上述研究并没有涉及媒体与阶层分化的另一个重要的问题：媒体使用以及构成社会个体信息环境的人际交往与公众主观的阶层意识之间有何关联？传媒和交往是否以及如何影响着普通公众对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化的感知、对自身社会位置的感知以及对媒体阶层报道的评价？只有从理论和经验层面回应这一问题，才能丰富和完善我们对于媒体、交往和阶层分化之整体图景的认识，也才能更好地理解：当代中国媒体生态的变化，包括新媒体的变化，如何影响和重构着普通民众的微观认知和信仰系统（Belief Systems）？如何重塑阶级或阶层？

另外，目前社会学家对于阶层意识的研究（如李培林、张翼、赵延东、梁栋，2005；刘欣，2001, 2002）均没有包含媒体和交往因素，因此忽略了媒体对阶层和阶级的呈现以及人们在这样的象征环境中想象其社会阶层认同这个媒体与社会分层的重要相面。本文试图聚焦这个相面，在中国阶层结构变动和新媒体技术迅速发展的背景下，在以往分析（周葆华，2010）的基础上，更系统地探讨媒体使用、人际交往对城市公众主观阶层意识的影响。这样的研究不仅有助于传播研究，而且也有助于从传播这一独特的相面丰富对有关阶层意识及其生产机制的总体理解。

一 文献综述与研究思路

（一）阶层意识的重要性及其三个维度

阶层意识（Strata Consciousness）是指社会成员对社会阶层分化及其自身在社会结构中所处位置的主观意识和感受（Jackman & Jackman, 1973；刘欣，2001）。也就是说，它着重考察的不是社会成员客观所拥有的社会资源及其阶层地位，而是考察个体自身是如何看待社会分化，并想象其社会位置的。阶层意识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其具有独立的影响社会行动的能力。虽然“阶层意识”的概念与马克思（1965/1847: 196）所强调的阶级之间的利益冲突、形成阶级集体行动的“阶级意识”这个概念不同，但马克思的思想启迪了社会学家对阶层意识的思考，尤其是启迪他们认识到，阶层意识可能是影响阶层行动的重要来源。事实上，李培林等人（2005）的实证研究已经证实：公众的主观阶层认同（如自我评价为下层）在解释社会冲突意识和行动意向（如集体上访）时，相对于客观阶层归属（如实际贫困程度）更具解释力。因此，阶层意识作为公众的一种主观认知和对社会转型的想象，极富研究意义。

刘欣（2001）在借鉴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曾提出阶层意识的三个维度。第一，人们是否有阶层认知，也就是是否意识到自己所处的社会存在不平等结构。第二，如果有阶层认知的话，那么人们观念中划分阶层地位高低的主要依据是什么。第三，人们是否把自己归属于不同的社会阶层。他分析1996年在武汉市进行的一项抽样调查数据发现：当时的武汉市民已经有超过3/4的人感知到自己身处一个不平等的社会，认为决定社会分层的主要因素是收入、财富和教育，在自身阶层认同上则发现了经济和权力地位认同的普遍“向下”偏移倾向和声望地位认同的“向上攀附”现象。李培林带领的中国社科院“当代中国人民内部矛盾研究”课题组（李培林等，2005）则将阶层意识聚焦在两个维度——主观阶层认同和社会冲突意识上，并通过2002年在全国进行的随机抽样调查发现：在阶层认同上，中国公众自认为处于社会“中层”的比例（46.9%），相比其他国家明显偏低，而自认为处于“下层”的比例（14.6%），则明显高于其他国家，即存在明显的向下“偏移”特点；同时，社会冲突感日趋显化——95.3%的人认为各个阶层之间不同程度地存在冲突，其中认为冲突较为严重的比例已经高达32.5%。

因此，我们认为对社会阶层分化状况的感知和对自身所处阶层地位的认同是阶层意识中两个核心的维度。但以往的研究都忽视了阶层意识中包含的媒体与传播因素——作为有关社会阶层结构想象的一部分，媒体如何呈现阶层结构，尤其媒体是否如实反映和代表社会各阶层的声音与利益，在“媒介化社会”（Mediated Society）中理应成为公众阶层意识的一部分。因此，本文提出一个三维的“阶层意识”框架，如图1所示。

这三个维度是相互勾连的。首先，阶层分化感知是阶层意识的基础，也是形成自我阶层认同和阶层报道评价的前提。如果公众不认为社会存在着不平等，那么也就不存在自身处于哪一层的问题，也不可能对媒体如何报道阶层进行评价。其次，根据刘欣（2001）和李培林等（2005）的研究，基于“相对剥夺地位”机制（下文将再做阐述），当人们越感知到社会存在严重的不平等，就越倾向于认为自己处于较低的社会地位。最后，当人们越认为社会的阶层分化程度严重，而媒体报道的资源有限，因此有理由推测他们越容易对媒体的阶层报道给予较低的评价。不过，自我阶层认同与阶层报道评价之间是何关系，可能存在两种路径：其一，由于自我阶层认同较高的人通常头脑更为复杂、批判能力更强，因此可能对媒体的阶层报道给予负面评价；其二，那些自我阶层认同偏低的人，由于感觉自身没有得到媒体重视，从而对媒体的阶层报道评价趋低。

如上所述，目前社会学界同仁对阶层意识进行的有代表性的实证调查完成于2002年，因此在市场经济进一步发展和新媒体技术突飞猛进的时代背景下，我们有必要首先描述上海居民阶层意识的基本状况。

研究问题1：目前上海居民的阶层意识（包括阶层分化感知、自我阶层认同、阶层报道评价）呈现什么样的分布形态？

同时，根据上述讨论，我们就阶层意识三维度之间的关系提出如下假设与问题。

研究假设1：阶层分化感知与自我阶层认同以及阶层报道评价之间均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即公众越是感觉社会的分化，就越会认为自己处于社会较低的位置，同时也越倾向于对媒体的阶层报道给予负面评价；反之亦然。

研究问题2：自我阶层认同与阶层报道评价之间是何关系？

（二）阶层意识与媒体使用、人际交往的关系

阶层意识从何而来？目前对阶层意识形成机制的解释大体可分为两种取向——结构主义和建构主义，并且前者占主流。结构主义取向又可分为静态模型与动态模型。所谓“静态”模型强调阶层意识由客观经济地位决定并受其制约，比如职业、教育、收入等变量对阶层认同和冲突意识具有显著影响（Jackman & Jackman,1973；李培林等，2005）。而“动态”模型则从社会流动和生活机遇相对变化的角度解释阶层意识的形成，并认为这可在相当程度上弥补“静态”模型所发现的客观阶层与主观认同之间的不一致现象。刘欣（2002）提出的“阶层认知的相对剥夺”命题就属此类。他通过实证研究证实：当人们与社会环境中的其他成员相比正在沦为“相对剥夺地位”（Relatively Deprived Situation）（即所占有的经济、权力、文化等资源相对少）时，他们将倾向于做出社会不平等的判断，从而更可能认为社会是一个分层社会。李培林等（2005）进一步提出并证实处于相对剥夺地位者倾向于认为自己处于较低的社会地位。

建构主义取向则强调阶层认同的形成受到知识分子定义和媒体建构的影响（刘欣，2002）。虽然社会学家总体上对此采取了忽视（根本没有包括媒体使用相关变量）或轻视（如刘欣在2002年的研究以教育变量代表“媒体接触”）态度，但也有少量研究从侧面涉及媒体建构的可能影响。例如，李培林等（2005）的研究引入基于“相对剥夺地位”上的两个“相对剥夺感”变量（“近年来生活变化情况”和“对社会公平程度的判断”），发现它们均对阶层认同具有显著影响。他们在解释西部地区民众更容易产生较低的阶层认同时指出，随着信息新技术的迅猛发展，人们在选择“参照群体”（Reference Group，即借以评价和确定自身社会位置的真实或想象的社会群体，参见Merton,1957）时，不再像传统社会那样以身边人为主，而会根据他们通过媒体了解到的理想社会群体及其生活方式来评价自己的社会地位。李春玲（2005a: 526）也认为，阶层意识的形成除取决于实际的社会经济差异外，也可能受自意识形态因素影响，特别是强化群体之间社会经济差异或者利益冲突的政治与文化思潮，以及引导阶层意识的运动。

因此，在目前缺乏对媒体使用、人际交往与阶层意识关系的系统理论阐释与经验研究的情况下，我们基于上述结构主义与建构主义取向加以探索。

首先，从阶层意识的建构主义解释取向出发，我们可以将媒体使用和人际交往理解为获取社会分化和阶层结构这一外部社会现实的认知来源。在传播研究中，从Lippmann（1922）在《公众舆论》中所提出的“虚拟现实”和“两个环境”概念到20世纪60年代Berger＆Luckmann（1966）所提出的“现实的社会建构论”，从议程设置（McCombs & Reynold, 2002）到电视使用的“涵化效果”（Shrum,2002），都揭示和证实了媒体，特别是新闻在建构社会成员有关外部世界想象方面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因此，媒体如何建构社会阶层分化的图景，对阶层结构给予怎样的描绘，应当可以影响社会成员的阶层意识。不过，由于目前缺乏对于媒体阶层报道的系统内容分析，其影响路径可能比较复杂。一方面，由于政治控制的存在，中国内地的主流新闻媒体对阶层分化议题可能采取压抑策略，趋向于淡化或掩盖群体之间的社会经济差异（李春玲，2005a: 526），避免过度呈现和渲染中上阶层生活，相反却较多报道弱势群体的生活，并表现党和政府对他们的关心，倡导阶层和谐。如果这一框架属实，那么受众就可能受此影响，对阶层分化给予不那么严重的判断，同时会更容易以中下阶层为“参照群体”，从而感知自己处于更高的阶层，并对阶层报道给予较高的评价。但另一方面，受市场经济和媒体商业化的影响，新闻报道和影视剧中也可能充斥越来越多有关高阶层生活、消费的内容，深度报道中国社会的阶层分化，从而使受众产生较强的阶层分化观念和自我阶层认同的向下偏移，并认为媒体没有代表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因此对传统媒体与阶层意识之间的关系，我们只能提出如下研究问题。

研究问题3：传统媒体使用（包括报纸、广播和电视新闻以及电视剧）与阶层意识之间是何关系？特别地，两个竞争性的假设——媒体使用导致更低（高）的阶层分化感知、更高（低）的自我阶层认同以及更高（低）的阶层报道评价，哪一个更得到经验数据的支持？

在媒介建构“拟态环境”的同时，人际交往也在建构着“亲身环境”，它与媒体一起构成社会成员感知阶层分化、判断阶层位置以及评判阶层报道的来源。刘精明、李路路的一项研究（2005）发现，在中国的城镇社会，社会交往的阶层化已成为主要趋势，但他们的研究并没有回答交往形态如何影响阶层意识的问题。本文认为，与阶层意识关系最为密切的交往形态因素是交往的异质程度——朋友圈子在多大程度上包含了来自不同阶层和群体的成员。如果一个人的朋友圈子异质程度较高，意味着他可以接触到处在社会结构不同位置上的“三教九流”，那么有理由推断他会更容易感知到社会阶层的分化。不过，我们却不能由此推断他会因此对自己的阶层位置给予怎样的估计——既可能因与高阶层朋友的互动产生“相对剥夺感”，也可能因与低阶层朋友的交流产生“相对优越感”。同样地，人际交往的异质性对阶层报道评价将产生怎样的影响，也有待经验的考察。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与问题。

研究假设2：人际交往的异质程度对阶层分化感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研究问题4：人际交往的异质程度分别对自我阶层认同、阶层报道评价影响如何？

其次，从结构主义的视角来看，新媒体可以被视为社会成员所拥有的文化与符号资源，从而影响和强化其阶层意识。一方面，作为媒体使用的物质基础，媒体资源（包括设备和连接）的拥有与否代表了社会成员在经济上的客观能力（经济资本）大小，相对于较为普及和廉价的大众媒体（如报纸、广播、电视等），新媒体产品（如电脑和手机）及其使用，在总体普及率尚处于较低水平的当代中国社会仍然具有象征经济地位和文化品位的区隔能力，正如罗杰斯（Rogers,1995）在讨论创新扩散时所指出的：高阶层的社会成员会将新媒体采纳作为身份地位的象征。新媒体的采纳与更高的创新精神和更为时尚的生活方式（Lifestyle）具有显著关系，已经得到以互联网和手机为分析对象的若干实证研究的证实（如金兼斌，2002; Wei, 2006）。如果借用布尔迪厄的资本概念（Bourdieu, 1977;1984;1986;1989）新媒体的采纳不仅反映着经济资本，而且也体现为一种与消费、时尚和品味相连的文化资本和符号资本（周葆华，2010）。因此，互联网与手机的使用有可能导致更高的自我阶层认同。

研究假设3：新媒体（互联网和手机）的使用对自我阶层认同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但另一方面，由于新媒体（包括互联网和手机）空间中可能包含比传统媒体更丰富、更具体、更真实的阶层报道，因此其可能使得用户对社会阶层分化产生更强烈的感知。与此同时，新媒体对阶层分化的现实相对更完整地呈现，也可能导致人们对传统媒体阶层报道有较低评价。但由于缺少经验研究的基础，本文在此提出如下研究问题。

研究问题5：新媒体（互联网和手机）的使用分别对自我阶层认同、阶层报道评价影响如何？

最后，本文在上述理论探讨中已经指出：构成阶层意识的三个维度是一个相互关联的有机整体，那么，在引入媒体使用和人际交往的情况下，阶层意识的不同维度之间是否仍然具有独立的相互影响能力呢？这成为本研究试图回答的最后一个研究问题。

研究问题6：研究假设1和研究问题1所发现的阶层意识三维度之间的相互关系，在引入媒体使用和人际交往的情况下是否仍然成立？

二 数据与测量

（一）数据、抽样与执行

本文的数据来自《上海城市居民与媒体使用调查》（2009）项目。调查的对象群体是在上海市除崇明县外的18个行政区（项目执行开始后正遇浦东与南汇两区合并，现为17个行政区）常住的成年人（根据《2009年上海统计年鉴》，这些行政区的常住人口总和为1814万，其中18周岁或以上的户籍人口总数为1181万）。我们采取了多级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第一步，在所涵盖的行政区的5044个居委会（根据上海市民政局2008年的资料）当中，利用各居委会人口数在18个行政区的人口总数中所占的比例，对每个居委会被抽中的概率加权，然后随机抽取了200个居委会；第二步，在每个被抽中的居委会中，抽样员以居委会的住户登记名录作为抽样框（在没有可用的住户登记名录的居委会，将抽样员绘制的各住户的地理分布平面图作为抽样框），用等距抽样的操作方法，随机抽取了18个住户；第三步，在每一个被抽中的住户当中，访员从其家庭常住（定义为在该住址居住了三个月或以上的人）成年人口当中，运用Kish随机数码表，抽选一位被访者。

访员在各户当中间隔使用A、B两个不同版本的问卷完成入户访问。到调查结束时，有2910份经审核、复查确认合格的问卷，其中包括A卷1478份（占50.8%）, B卷1432份（占49.2%）。以3600为基数，成功率为80.86%。总的来说，与上海市居民的整体人口比较，访问成功的总样本中女性所占比例偏高，年龄偏大，非户籍常住人口偏低。为此，根据《2009年上海统计年鉴》，我们计算了18岁或以上常住成年人口的构成，运用年龄、性别、户籍、所在行政区这四个变量，计算了样本的加权系数，并将该系数常态化为均值等于1，使得加权后的样本总量不变。加权后的样本中采用A卷的被访者有1488人，采用B卷的被访者有1421人。加权后的样本平均年龄为47.78岁，其中有1460位女性，占50.2%，无户籍被访者有755人，占25.3%。

由于本研究的主要因变量——阶层意识的测量主要包含在B卷中，因此本文的分析包含了B卷所有被访者（n＝1421）。

（二）测量

1．阶层意识

针对阶层分化状况，问卷中请被访者回答有关中国社会三个方面问题的严重程度（1＝基本没有，10＝非常严重）——贫富差距、阶层分化以及阶层之间的利益冲突。我们将三个题项以取均值的方式合并为“阶层分化感知”（信度系数Cronbach's alpha＝0.86）。

自我阶层认同由有关阶层认同九个方面的问题组成，包括经济收入、权力地位、工作职业、社会声望、交往圈子、文化程度、消费水平、文化品位和生活格调，每个条目均采用从1到7的量表测量（1＝最底层，7＝最高层）（信度系数Cronbach's alpha＝0.92）。

阶层报道评价由两个采用5点量表测量（1＝非常不同意，5＝非常同意）的题项组成——“媒体的报道全面反映了社会各阶层的声音”和“媒体的报道如实反映了社会各个阶层的利益”（信度系数Cronbach's alpha＝0.74）。

2．传统媒体使用

针对电视、报纸和广播，被访者分别回答了收看/阅读/收听国际、国内和上海本地新闻的频率（1＝极少，5＝经常）。在每一媒体内，我们将三个新闻接触的题项以取均值的方式合并为电视新闻、报纸新闻和广播新闻接触的频率（信度系数Cronbach's alpha分别为0.74,0.71和0.81）。电视剧使用采用单一题项直接测量（1＝极少，5＝经常）。

3．新媒体使用

本研究将互联网的采纳根据对“每周上网天数”的回答来区分，我们将“从不上网”的人编码为“非网民”，每周上网至少一天的为“网民”，加权后的样本中有46.4%的网民。手机的采纳则采取直接询问的方式（“您本人是否拥有手机”），加权后的样本中有78.7%的手机用户。

4．人际交往的异质程度

人际交往的异质程度，由三个题项组成——“我的朋友圈子里面有来自各个社会阶层的人”、“我的朋友圈子里有从事各种不同职业的人”以及“我结交的朋友们和我在业余生活方面的喜好有很大差异”（1＝非常不符合，5＝非常符合；信度系数Cronbach's alpha＝0.56）。

5．人口和社会结构地位变量

根据社会学研究中影响阶层意识的研究，本文运用的人口学变量包括年龄、性别、婚姻状况（编码为是否单身、是否在婚两个二分变量）、教育程度（综合了正式在校年数和最高学历两个测量，并转换为在校年数的量表）、当前是否有工作、职业声望的社会经济指标（SEI，参考李春玲，2005a编制）、个人月收入、全家月收入（均经过以10为基数的对数转换）、是否为党员、是否干部、是否拥有本市户口、家庭住房面积等。

（三）统计分析

下文首先报告上海市民阶层意识的基本状况，然后采取OLS回归分析方法检验和回答媒体使用、人际交往对阶层意识三个维度的影响，以及阶层意识维度之间的相互影响。

三 研究发现

（一）上海市民阶层意识的基本状况及其相互关系

表1呈现了上海市民阶层意识各维度的基本状况。结果显示：第一，目前上海市民普遍认为我国社会阶层分化的问题比较严重（M＝7.86, SD＝2.03），单样本t检验显示该均值显著高于10点量表的中值5.5（p＜.001）；第二，上海市民对自身在社会上所处地位的总体评价呈现明显的向下偏移倾向（李培林等，2005），单样本t检验显示主观阶层认同的均值（M＝2.93, SD＝1.02）远低于7点量表的中值4（p＜.001）；第三，市民认为当前媒体对社会阶层声音和利益的报道总体处于一般水平，均值（3.51）虽显著高于5点量表的中值3（p＜.001），但远低于象征较理想评价水平的4（p＜.001）。

在控制了12项人口变量后，结果显示：阶层意识三个维度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如图2所示：阶层分化感知与自我阶层认同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净相关系数r＝-.150, p＜.001），同时与阶层报道评价之间亦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r＝-.190, p＜.001）。这说明，公众越是觉得社会分化严重，就越会觉得自己处在较低的社会位置上，也越是对媒体的阶层报道给予负面评价，假设1完全得到证明。而自我阶层认同与阶层报道评价同样表现为显著的负相关关系（r＝-.060, p＜.05），即自我阶层地位评价越高的人，其对媒体阶层报道的评价越低。阶层意识三维度之间的相互勾连非常明显。

（二）媒体使用、人际交往对阶层意识的影响

接下来，我们分析媒体使用和人际交往对阶层意识的影响，以检验媒体使用和人际交往对阶层意识是否具有独立效应。在此之前，我们简单看一下人口学变量（客观阶层地位）对阶层意识的影响，结果显示：性别对阶层意识的三维度均具有显著影响（男性比女性阶层具备更强的分化感知、更低的阶层认同以及更低的媒体评价）；年龄、教育、职业SEI、、个人月收入、全家月收入、单身、有工作、干部身份等对主观阶层认同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教育程度越高、收入越低以及非党员的市民，越倾向于认为阶层分化程度严重；有户口的市民比没有户口的市民对媒体阶层报道的评价更高，似乎预示着城市新移民（“新上海人”）认为媒体未能全面真实地反映各阶层的声音与利益。

对媒体使用、人际交往对阶层意识各维度的影响，我们均采用了包含阶层意识相关变量之前和之后的两个模型。结果发现：在控制人口变量后，但在未引入阶层意识其他维度之前，报纸新闻和广播新闻的使用对阶层分化的感知产生了显著的负向影响（报纸β＝-.086, p＜.01；广播β＝-.067, p＜.05）；而在引入阶层意识变量后，广播新闻的影响不再显著，但报纸新闻仍然具有独立的负向影响（β＝-.073, p＜.05），传统媒体使用将对阶层分化感知的解释力提高了1.3个百分点，说明媒体的确在建构阶层图像方面产生了独立的效果。不过，除广播新闻具有轻微的影响力外，传统媒体变量对自我阶层认同没有显著的影响。而报纸新闻和电视新闻的使用与更高的阶层报道评价相连，即便在引入阶层意识变量后，电视新闻使用对阶层报道评价仍然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力（β＝.069, p＜.05）。总体上，我们对研究问题3可以给出初步的回答：在两个竞争性的假设——媒体使用导致更低（高）的阶层分化感知、更高（低）的自我阶层认同以及更高（低）的阶层报道评价中，前一个更得到经验数据的支持。也就是说，目前的数据分析似乎较倾向于支持主流媒体新闻“趋向于淡化或掩盖阶层差异”假说，越接触报纸和电视新闻的人，对阶层分化的感知越不严重，对阶层报道的评价则越高。不过，它们基本没有影响自我阶层认同，或者正如我们在前面的理论探讨部分所谈到的，其影响路径甚为复杂，有待深入探究。

在新媒体方面，研究发现：手机的采纳与使用对阶层分化感知和自我阶层认同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在控制人口学变量和其他变量后，互联网的采纳与使用对自我阶层认同无显著影响，因此研究假设3部分得到证明。这一结果可能与新媒体使用的不同测量方式有关——由于手机采用“是否拥有”的测量，更具象征财产和文化资本的意义；而互联网则采用“是否上网”测量，与资本拥有之间的连接性减弱，这一发现提醒将来的研究要对新媒体财产和使用本身做进一步区分。尽管网络未能影响阶层分化感知和自我阶层认同，它却在未引入阶层意识变量的情况下对阶层报道评价产生了显著的负向影响，说明了其“挑战”传统媒体阶层报道的一定能力。

研究发现：人际交往的异质性确实对阶层分化感知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β＝.116, p＜.001）。这意味着研究假设2得到证实。同时，异质化的人际交往似乎更容易产生“相对优越感”而非“相对剥夺感”（“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其对自我阶层认同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β＝.127, p＜.001）。不仅如此，它与阶层报道评价之间亦呈现显著的正向关系（β＝.212, p＜.001）。总体上，作为构建阶层想象的重要来源，人际交往对阶层意识具有显著的影响力。

最后，在控制人口变量和引入媒体使用与人际交往变量的情况下，阶层意识的三个维度之间仍然具有显著的独立影响能力。越是觉得社会不平等，就越是觉得自己处在较低的社会位置；越是觉得媒体没有尽职反映各阶层利益，又越会觉得社会不平等；而那些觉得自己阶层位置相对较高的人们，更容易对媒体的阶层报道给予负面评价。

四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在国内首次利用大规模随机抽样调查数据，探索媒体使用、人际交往与主观阶层意识之间的关联。研究发现：即使在控制了人口学变量后，媒体使用和人际交往仍然可以对阶层意识产生独立的贡献。具体来说，报纸新闻的接触对阶层分化感知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电视新闻接触对阶层报道评价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作为新媒体资源，手机的采纳与使用可以正向影响阶层分化感知与自我阶层认同；而人际交往的异质化程度则对阶层分化感知、自我阶层认同以及阶层报道评价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不仅如此，研究还表明：对阶层意识各维度影响最强的还是阶层意识的其他相关维度——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它们相互之间的影响力均达到显著程度。

这一发现提醒我们重视阶层意识的系统性问题，阶层意识作为社会成员有关社会结构和不平等状况的整体想象，具有高度关联的一致性。社会个体想象自己的社会位置与其对社会整体不平等状况的想象有关，而有关社会不平等的想象又与媒体密不可分——本研究最富价值的发现也许不仅在于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具有的对阶层意识的独立影响能力，而且在于媒体如何报道阶层、是否全面如实地反映各个阶层的利益、为不同群体的百姓代言，这样的媒体形象感知与社会不平等的整体图景紧密相连，并相互嵌入。可以说，媒体如何报道阶层，不仅影响着社会不平等的感知，而且已经成为这幅不平等图景本身的一部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特别需要强调当代中国社会的阶层分化已经在相当程度上成了社会各阶层人群的共识（均值高达7.86, 1＝不严重，10＝非常严重），因此媒体如何呈现这幅图景，是否能够超越政治与经济的控制，实现对阶层客观、公正、公平、负责任的报道，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社会公众对社会公平的判断与否与信心大小。由于阶层分化的感知不仅影响着个体自我的阶层认知，而且影响着社会冲突意识与行动意向（李培林等，2005），因此媒体对阶层议题的报道与建构，将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中国社会的未来走向。

本研究的一些发现也开启了未来深入研究的方向：第一，我们的经验数据似乎支持了传统媒体“趋向于淡化或掩盖阶层差异”假说，那么这就需要通过对媒体内容的系统分析，以及引入对媒体类型（如党报与市场化报纸）的区分加以进一步的考察；第二，对新媒体如何影响阶层意识的机制，需要进一步考察新媒体使用的具体模式、内容与认知；第三，作为共同构建阶层认知图景的两个维度——媒体使用与人际交往，在影响阶层意识过程中是否存在交互效应，有待进一步分析；第四，阶层意识的形成与强化，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因此在量化研究之外，也需要进行更深入的质化考察，从而丰富与完善我们对于媒体使用、人际交往与阶层意识之间互动关系的整体理解。

参考文献

［1］段京肃：《社会的阶层分化与媒介的控制权和使用权》，《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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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金兼斌：《我国城市家庭的上网意向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02。

［4］李春玲：《断裂与碎片——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化趋势的实证分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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