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构建中国与周边关系的新模式

总体而言，未来十年中国将明确成为强势中国，强势中国时代所面临的环境与弱势中国有很大不同。其中最突出的是所谓“实力悖论”现象：第一，中国自身的迅速发展推高了中国人对周边环境的预期，如何平衡中国实力增长和环境预期提升是一个难点；第二，中国在逐步缩小与美国的实力差距时，又在拉大与周边国家的实力差距，这种双向的实力差距是中国特有的；第三，中国军力增长将迅速改变海上力量的对比，海上安全问题将日渐凸显。

首先，长期以来，一个弱势中国主要担忧的是强大的外部环境对中国自身的冲击，较少考虑到一个发展起来的中国本身对外部局势的影响。十年后中国可能是全球第一大经济体，这是自中国进入近代社会以来前所未有的地位。以往基于近代历史总结出来的经验教训，未必适用于一个强势中国。在一个强势中国时代，普通中国人希望出现一个更加强硬的对外姿态，尤其是在面对那些在近代对我们造成过重大伤害的国家时。普通大众希望中国更有能力掌控周边局势，希望周边环境朝着中国人希望的那样发展，而在局势处于焦灼不定时，强势中国的舆论倾向于中央政府对外采取严厉手段。而国际社会的期望与此相反，长期受到西方社会影响的周边国家，倾向于认为一个强势中国担负更多的国际责任，在发生摩擦时更多考虑他国的利益。这种因实力增长引发的舆论差异是未来十年中国要处理好的问题之一。

其次，中国在缩小与美国实力差距时也与周边扩大了实力差距。这一点与美国不同，在周边邻国的数量和复杂性上，全球大体只有俄罗斯、印度与中国类似，美国只有全球环境而没有像中国这样突出的周边环境。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问题，是在全球层面上处理崛起国与霸权国的关系，然而对强势中国而言，我们还要应对一个实力差距与我们拉大的周边。以美国中央情报局（CIA）提供的估计数据为例，2012年中国的GDP相当于美国的52.7%，而周边其他四大经济体日本、俄罗斯、印度和韩国的GDP分别相当于中国的72.5%、23.7%、23.6%和14%。显然，实力逻辑将产生一个明显的悖论，即中国将中美实力差距缩小看作是周边环境改善的主要原因，而周边国家承此逻辑则将各国与中国实力差距的拉大看作威胁！从这个意义上说，过去20多年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储备是不够的，外交能力的准备也是不充分的。

第三，中国未来将显著增强海洋经济的比重，而如何掌控海洋安全则日渐重要。国务院在2003年出台了《全国海洋经济发展纲要》，在“十二五”规划中更是明确提出要在2015年将海洋经济占GDP的比重提升到10%以上，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建设“海洋强国”。2012年6月蛟龙号突破7000米级深潜，标志着中国已经具备在全球99.8%以上海域开展深海资源研究和勘查的能力。在“十三五”规划纲要中，明确了“壮大海洋经济”和“维护海洋权益”的战略部署，“积极参与国际和地区海洋秩序的建立和维护，完善与周边国家涉海对话合作机制，推进海上务实合作”。最近几年，中国周边的海洋领土、领海争端日渐增多，中国被美国等传统海上霸主国认为有挑战既定秩序的潜力和意愿，中国人对发展海上力量的期盼也逐渐增强。但显然，中国依然面临着陆海的双重地缘压力，既没有美国超强的海外投送能力，也无类似美国在北美大陆行动自由的便利环境。因此，中国不可能发展出美国式海权。中国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平衡传统的陆上大国和新兴的海洋势力，使得海上力量的发展更多朝着有利于扩展商业利益和外交利益的方向发展。

在周边环境上，尽管中国在五大力量态势上都有进一步深化的可能性，但未来因“实力悖论”产生的重大挑战，要求我们进一步让国际社会明白、理解中国周边行为的合理性，减少周边国家对中国崛起的错误认知。中国有必要发展出一种逻辑严密、阐述时代精神的新地缘政治学说，使中国和平发展为什么会对周边产生有益的影响，以及中国为什么需要一个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这样一种双重、共赢的发展战略让国际学术界接受，这也是未来十年中国营造更加有利的周边环境的重要任务之一。一些美国学者已经开始反思国际关系中“国强必霸”、“崛起必然冲突”的学说。比如，阿隆·弗雷德伯格（Aaron L. Friedberg）认为中国实行的实质上是一种“中国特色的霸权”。弗雷德伯格把药方开在中国的民主化上，认为一个民主的中国可以和美国友好相处。而在民主化到来之前，中美在亚洲的竞争会日趋激烈。值得肯定的是，弗雷德伯格毕竟重视中国自己可以改变历史上大国崛起的悲剧。不过，将希望放在中国身上是不够的，毕竟民主本身是具有多样性的，一个民主的美国也带来很多冲突。以民主为药方解决新型大国秩序转换的可行性问题不会足够有效。罗伯特·阿特（Robert J. Art）对英德争霸、英美霸权转移历史案例的深入研究表明，经济相互依赖、意识形态竞争以及安全认知三者决定是否发生战争，而且后者影响力更大一些。美国主流学者开始强调，中美并不必然冲突，特别是美国在亚洲的利益与中国有很大的重合之处。詹姆斯·库茨（James Kurth）认为，未来的中国更像是传统中国，即西方入侵中国以前的中华帝国，拥有独特的中国式世界秩序、军事战略优势和对外经济关系。随着中国日益融入全球经济，现代中国还将有两个西方的特点，即不仅是一个陆权国家也是海权国家，不仅是一个贸易国也会是一个金融强国。作为一个海权和金融强国，中国对美国构成根本性挑战，不仅是从安全意义上对西太平洋，也是从长远意义上对“华盛顿共识”关于全球经济秩序的构想。笔者认为，所谓霸权转移只是部分转移、继承性转移，而不是完全的替代。中国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之一，而当前全球秩序是以美国为首、一大批国家共同组成的，中国已经继承了当前秩序的很多内容，未来中国需要的是创造出比美国更多的有益于全球发展的内容。

从中国与周边的关系来看，中国历史上存在着三种模式。第一种，中国与接受儒家文化影响的国家的关系，比如中国与朝鲜、越南、日本之间的关系，西方学者的研究表明可以总结为“儒家和平论”；第二种，中国与北方游牧民族的关系，大部分时期经历着冲突；第三种，与上述两者以外的国家，比如与印度的长期关系，是一种稳定、平等，但互动较少的关系。中国作为一个特殊的地缘中央国家，存在着一种被已故美国著名亚洲学者斯卡拉皮诺称为“中央王国复杂性”（the Central Kingdom Complex）的特性。而在一些学者看来，历史上当中国强大时，以中国为核心的等级秩序是一个稳定的、和平的格局，也可以称之为“儒家和平论”。

因此，随着强势中国时代的来临，中国完全可以从理论上系统地说明中国崛起对周边是有益的。例如，中国与西方强权的一个重要区别是，在经济总量达到世界第二的时候其人均GDP排名基本在全球100位左右。西方具有将更多人口纳入其文明、文化圈的动力。但是，中国非常不同。历史上缺乏系统连贯的证据说明中国以人口为动力进行对外扩张，这可能缘于中国的人口一直占据着全球人口的1/5比例。也就是说，长期激励西方进行扩张的人口因素，无论是殖民地也好，还是市场经济也好，在中国这种动力是不足的。作为一个崛起的大国，无论是在国家身份属性、国家长远抱负以及与邻国关系上，中国都有其内在的特殊性。在农业主导的社会中，中国历史异常强大，曾经依靠等级特色明显的朝贡秩序维持了与周边国家的总体和平。那么在工业化乃至后工业社会中，面对各种不同的地区秩序主张，中国必须要对已有的地区秩序进行创造性的转化，一方面适应中国力量的回归，另一方面也让周边国家对中国合理地使用力量保持信任。

中国已经确立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五位一体的新发展框架。从对外关系角度看，中国最近30多年来的大战略是在创造一种发展型安全，这种战略文化的主要内容是突出发展的重要性，突出本国经济发展与外部环境的紧密关系。中国并不认为最大的挑战来自于外部，以发展界定安全得到中国的推崇，这种观念也逐步扩散到一大批发展中国家。塑造新的周边环境，继续朝着有利于推进中国力量发展的方向前进，仍然是中国不变的目标，但需要注意的是这种力量的调整将面临更加不确定、更大范围的外部环境，甚至其他大国的国内环境。在这样一种复杂的系统中，仅仅关注单一因素是不行的，仅仅分析美国一个国家也是不够的。中国的政策取向需要更为平衡，既考虑到外部环境的影响，也深入分析中国自身变革给外部世界的重大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