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为什么说商品经济是社会主义实践中引入的

从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算起，社会主义实践已有70多年的历史。其间商品经济的发展虽然一波三折，但毕竟被逐渐移入社会主义经济模式之中。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商品经济的蓬勃发展，带来了社会主义事业的兴旺。面对这些事实，理论界有人认为，商品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内在产物，商品经济根植于社会主义经济的机制之中。

从商品经济的生生息息与社会主义实践过程看，现实中社会主义的发展确实需要商品经济，但这并不意味着商品经济的根源可以在社会主义经济机制之中寻找。冷静地分析和思考，使笔者更倾向于以下判断，即商品经济并非社会主义与生俱来的产物，它不过是社会主义在实践过程中逐渐引入的，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改革，正是为了使外移的商品经济，变为内在的具有自发发展的能力的公有制基础的商品经济。支撑笔者作出这一判断的有以下几点。

首先，社会主义实践进程的证明。最初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是以列宁为首的苏联党领导并组织建立的，即“战时共产主义”模式。对该模式特征的理论概括，已由波兰经济学家弗拉基米尔·布鲁斯教授作出。匈牙利经济学家格·萨穆利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最初模式》一书中，对“战时共产主义模式”从理论和实践上做了更详尽的分析。他们共同的结论是，排斥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是“战时共产主义”模式的特征之一。理论界有人认为，“战时共产主义”的实践是一种迫不得已的临时措施，它甚至不能算作一种经济模式。在这里，论题不允许我们对这一观点作详细的分析，我们只是指出，“战时共产主义”确有临时的一面，但作为一种模式确无可非议。第一，“战时共产主义”模式的主要原则可以在斯大林模式中找到。第二，中国50年代末期的“大跃进”，其理论基础，也可以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的理论中找到。我们肯定“战时共产主义”是最初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其目的是为了证明，商品经济最初是被拒于社会主义大门之外的。把商品经济引入社会主义实践，最初始于“新经济政策”时期，这一时期引入商品经济，至少有两个特点：第一，一开始并不是自觉利用商品货币关系，而是被迫利用商品货币关系；第二，以典型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方式组织的经济活动，主要发生在不同的所有制之间，而不是在国有制内部。当历史发展到20世纪30年代以后，斯大林模式逐步形成，并程式化为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在这一模式中，价值规律只影响社会主义生产而没有调节意义。换句话说，在传统模式中，商品经济的某些范畴虽然被利用，但它不是也不可能是社会主义经济机体内部的必然产物。

较早较彻底地把商品经济引入社会主义制度之中，是由南斯拉夫共产党50年代领导并逐步付诸实践的。在这里，我们没有必要考察南斯拉夫引入商品经济的具体步骤，只需特别指出对我们的论题有意义的几点。第一，商品经济在南斯拉夫被引入，与其说是理论的需要，不如说是实践的需要。第二，与传统体制中引入商品货币不同，南斯拉夫试图把引入的商品经济转化为具有内在自我发育能力和成长机制的经济因素。第三，为了达到以上目的，南斯拉夫改造和突破了传统的所有制理论，改革了传统的经营管理体制。

我国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进行了以促进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经济体制改革。商品经济正在加入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机体之中，并且发挥着巨大的历史作用。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以社会主义的计划和市场相结合为取向，充分表明我国将更多地把商品经济引入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观点。

纵观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改革，我们可以看出，尽管各国改革的方式不一样，时间不同步，理论依据和目标模式也不尽相同，但都属于社会主义制度范围内的改革，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利用和引入市场机制，培植商品经济滋生的土壤。因此，我们可以强调指出，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商品经济和市场机制被引入的过程。

其次，从横断面看，现实中经济矛盾的交错，也反映了商品经济是引入的这一特征。在社会主义制度范围内的经济体制改革，都有一个计划与市场如何结合的问题，迄今为止，这个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其实，计划与市场调节相结合，是有条件的，是建立在一定的基础之上的。其条件其基础最基本的方面就是是否存在着商品经济，更深的层次是，是否存在着商品经济所需求的社会经济条件。计划与市场调节在现实中的矛盾，不过是商品经济发育状态的反映之一。此外，如果按照流行的观点，商品经济存在的原因早就存在于社会主义机体之中，那么，我们可以说，一旦人们认识到这点，社会主义国家就可以按其经济规律恢复商品经济。但实践反复证明，搞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我们还刚刚破题。塑造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主体，过去是现在依然是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实践中最难的课题。这也从一个方面证明，大凡是从外部引入的东西，要变成内在的因素，其任务是艰巨的、长期的，其道路是曲折的、崎岖不平的。社会经济方面的东西尤其如此。